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不斷思考、積累經驗，大膽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
陳志文
文革時，您已經開始教書了，您對當時教育的認知是怎樣的？這段時期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文革時，強調工程教育，忽略了物理、化學等學科。從一個角度上來講，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工程基礎太弱，要加強工程相關學科的建設。但是把問題想簡單了，處理的比較粗糙，把真正的學科體系打亂了。從大方向上來講，文革期間在教育上做的事情是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後，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並且幫助後面的人順利接手。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陳志文
您對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您在處理事情時界線就會很清晰。您不在乎頭銜，有一個原因就是您骨子裡的一種自信。
唐盛昌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陳志文
其實是通過真誠建立了信任，而且一定也有共同認可的某種價值觀，才會留下來。
唐盛昌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志文
之後，就到了改革開放。您對改革開放這40年有些怎樣的感觸？
唐盛昌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裡，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後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後，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後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後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一數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陳志文
調到上海中學時，您多大年齡？您覺得當時上海中學主要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唐盛昌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後，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後的發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座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節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節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
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紮紮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展趨勢相匹配。
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展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不斷思考、積累經驗，大膽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
陳志文
文革時，您已經開始教書了，您對當時教育的認知是怎樣的？這段時期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文革時，強調工程教育，忽略了物理、化學等學科。從一個角度上來講，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工程基礎太弱，要加強工程相關學科的建設。但是把問題想簡單了，處理的比較粗糙，把真正的學科體系打亂了。從大方向上來講，文革期間在教育上做的事情是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後，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並且幫助後面的人順利接手。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陳志文
您對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您在處理事情時界線就會很清晰。您不在乎頭銜，有一個原因就是您骨子裡的一種自信。
唐盛昌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陳志文
其實是通過真誠建立了信任，而且一定也有共同認可的某種價值觀，才會留下來。
唐盛昌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志文
之後，就到了改革開放。您對改革開放這40年有些怎樣的感觸？
唐盛昌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裡，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後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後，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後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後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一數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陳志文
調到上海中學時，您多大年齡？您覺得當時上海中學主要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唐盛昌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後，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後的發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座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節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節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
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紮紮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展趨勢相匹配。
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展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圖源：網絡
慎重選擇國際課程體系，上海中學國際部達成兩大目標
陳志文
您在上海中學國際部為什麼選擇首先引進IB課程？
唐盛昌
當時我參加了一次IB課程主辦方（國際文憑組織IBO）在中國召開的會議，提出了幾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會後來找我聊，很驚訝我能用英語交流。接下來，他們邀請我到IBO總部訪問，一是希望我能從一名中學校長的角度做一場關於中國教育發展的報告，二是想讓我看看IB課程是怎樣的。
總體來講，我覺得IB課程的整體情況比較好，而且靈活性也比較大，所以就考慮引進IB課程體系了。
陳志文
在目前較為流行的幾個國際課程體系中，IB課程對舉辦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A-Level本身就是考試，且與英聯邦標準化的課程體系相關聯，有標準教材和標準教綱，便於進行質量控制，對於學校來說比較好操作，而IB課程則給了學校很大的再創造空間。
唐盛昌
是的。我覺得，IB課程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將英美中小學課程理論化、體系化了，形成了完整的學科教學體系，且不同於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體系，達到了其他課程體系沒有達到的高度。第二個特點是IB設立的三大核心課程——認識論（TOK）、拓展論文（EE）、行動與服務（CAS），從科學哲學的角度提升了中學課程架構，這也是其他課程體系沒有做過的。
但IB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作為一個私營組織，它要考慮經營問題。IB擁有三個項目，分別為PYP，MYP，IBDP。其中，他們在IBDP項目上的投入是最大的，成本非常高，做得也比較好，是IB真正有價值、含金量最高的項目；而PYP和MYP項目是IB的主要盈利項目，大幅度放寬了要求。
陳志文
後來，您也引進了AP課程，為什麼？
唐盛昌
引進IB課程幾年後，上海中學國際部也引進了AP課程。AP課程不是完整的課程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後來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我們採用的也是AP課程，主要考慮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海中學國際部可以採用IB課程，因為只招收外籍學生。但如果是面向中國學生，我個人認為採用IB課程不那麼妥當。IB課程的意識形態完全以西方為主，中國的國家課程體系整合不進去，對於高中教育來說，政治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AP其實是考試，並不限定學校使用多少考試科目，這樣就有了整合的可能性。我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首先提出來，思想品德、中文、歷史、地理這四門中國的核心課程是必讀的，在此基礎上再融合AP課程。以我的課程為主，把你的好東西拿進來，我覺得這是合適的。這樣，辦學的大方向就不會有問題。
總體來說，學校在選擇國際課程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問題有很多，不只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方向的問題。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不斷思考、積累經驗，大膽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
陳志文
文革時，您已經開始教書了，您對當時教育的認知是怎樣的？這段時期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文革時，強調工程教育，忽略了物理、化學等學科。從一個角度上來講，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工程基礎太弱，要加強工程相關學科的建設。但是把問題想簡單了，處理的比較粗糙，把真正的學科體系打亂了。從大方向上來講，文革期間在教育上做的事情是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後，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並且幫助後面的人順利接手。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陳志文
您對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您在處理事情時界線就會很清晰。您不在乎頭銜，有一個原因就是您骨子裡的一種自信。
唐盛昌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陳志文
其實是通過真誠建立了信任，而且一定也有共同認可的某種價值觀，才會留下來。
唐盛昌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志文
之後，就到了改革開放。您對改革開放這40年有些怎樣的感觸？
唐盛昌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裡，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後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後，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後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後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一數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陳志文
調到上海中學時，您多大年齡？您覺得當時上海中學主要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唐盛昌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後，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後的發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座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節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節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
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紮紮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展趨勢相匹配。
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展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圖源：網絡
慎重選擇國際課程體系，上海中學國際部達成兩大目標
陳志文
您在上海中學國際部為什麼選擇首先引進IB課程？
唐盛昌
當時我參加了一次IB課程主辦方（國際文憑組織IBO）在中國召開的會議，提出了幾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會後來找我聊，很驚訝我能用英語交流。接下來，他們邀請我到IBO總部訪問，一是希望我能從一名中學校長的角度做一場關於中國教育發展的報告，二是想讓我看看IB課程是怎樣的。
總體來講，我覺得IB課程的整體情況比較好，而且靈活性也比較大，所以就考慮引進IB課程體系了。
陳志文
在目前較為流行的幾個國際課程體系中，IB課程對舉辦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A-Level本身就是考試，且與英聯邦標準化的課程體系相關聯，有標準教材和標準教綱，便於進行質量控制，對於學校來說比較好操作，而IB課程則給了學校很大的再創造空間。
唐盛昌
是的。我覺得，IB課程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將英美中小學課程理論化、體系化了，形成了完整的學科教學體系，且不同於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體系，達到了其他課程體系沒有達到的高度。第二個特點是IB設立的三大核心課程——認識論（TOK）、拓展論文（EE）、行動與服務（CAS），從科學哲學的角度提升了中學課程架構，這也是其他課程體系沒有做過的。
但IB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作為一個私營組織，它要考慮經營問題。IB擁有三個項目，分別為PYP，MYP，IBDP。其中，他們在IBDP項目上的投入是最大的，成本非常高，做得也比較好，是IB真正有價值、含金量最高的項目；而PYP和MYP項目是IB的主要盈利項目，大幅度放寬了要求。
陳志文
後來，您也引進了AP課程，為什麼？
唐盛昌
引進IB課程幾年後，上海中學國際部也引進了AP課程。AP課程不是完整的課程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後來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我們採用的也是AP課程，主要考慮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海中學國際部可以採用IB課程，因為只招收外籍學生。但如果是面向中國學生，我個人認為採用IB課程不那麼妥當。IB課程的意識形態完全以西方為主，中國的國家課程體系整合不進去，對於高中教育來說，政治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AP其實是考試，並不限定學校使用多少考試科目，這樣就有了整合的可能性。我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首先提出來，思想品德、中文、歷史、地理這四門中國的核心課程是必讀的，在此基礎上再融合AP課程。以我的課程為主，把你的好東西拿進來，我覺得這是合適的。這樣，辦學的大方向就不會有問題。
總體來說，學校在選擇國際課程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問題有很多，不只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方向的問題。
圖源：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官網
陳志文
在中國辦學，就必須注意這個問題，不能在這件事上較勁。
唐盛昌
沒錯。這是符合我們現在發展大形勢的。
陳志文
我們回到上海中學國際部，您覺得，上中國際部的舉辦是否達成了您的目標？
唐盛昌
通過舉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我覺得完成了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瞭解了國際上各類教育的最高水平，以及其邏輯和發展趨勢，包括有大幅度改變的地方。我作為一名校長，開始考慮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
第二個目標是使上海的整體教育環境得到了改善，提高了軟實力。以前，外國人一直抱怨在中國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唸書，上中國際部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得到了認可。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其實不大好辦，關鍵在於校長是否能掌控住學校，最重要的一條是要能管得住外教。在中國，很多學校是管不住外教的，中國校長對外教基本沒有影響力。我的經驗是，校長在與外教溝通的時候，一是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習慣，二是要讓他們贊同你講的道理。這樣他們就會接受你的理念，學校的發展方向也就會比較準確。
十多年前，我們請六七位外國人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擬定英語教學大綱，分為母語和非母語兩個部分。我看了以後覺得，母語部分可以，非母語部分不行，需要推倒重來。我需要說服外教重新擬定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要告訴他們錯在哪裡，為什麼錯了。
我提出，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不應該只是在母語部分的基礎上增增減減，這個思路是不對的。母語是思想的語言，母語與非母語英語教學的本質區別在於語言背後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等。制定非母語英語教學大綱的思路應該是研究第二語言的英語教學該怎麼做。
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堅持中國的根
陳志文
您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中國際部，並且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做了很多的融入、融合。在這期間，您有些怎樣的思考？
唐盛昌
IB確實讓我意識到有很多問題可以進行思考，比如學科群的思想。學科群思想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了，並且有了一些變化，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今高考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科群的基礎沒有做好。
在IB體系中，物理、化學、生物都屬於實驗科學，在學科體系中是平等的，也就意味著在教學中的課時數、內容容量等基本要素也是一樣的。
IB課程中每門課在教學中的總課時為240，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80課時的核心課程，第二部分為150課時的基本課程，第三部分為10課時的拓展課程。
同樣，今天我們絕大多數地區的高考中，這幾門課的地位也是相同的，這就要求每一門課的權重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目前是不太一樣的，物理的難度比生物、化學不知道大多少。因此，選物理的學生人數在下降。
陳志文
您分析的很對。這一次的高考改革出現的物理選考人數下降問題，一是我們默認孩子們會理智選擇，但顯然是功利選擇；二是忽略了學科的難易程度的問題，把較難的學科和較容易的學科放在一起比了。
唐盛昌
是的。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學科教學架構，學科架構和學科教學架構是兩碼事。學科架構是客觀的，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比如數學學科的基本內容在美國、英國、中國都是一樣的。但學科教學架構不一樣，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包含著對學科的認識。由於價值判斷不同，在教學中選擇內容的標準就會不一樣。
在每個國家的課程體系下，學科教學架構都有所不同。AP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的教學內容相比，只有大約20-30%的內容是一樣的，兩者的學科教學架構是完全不同的。
隨著對學科認識的改變，每個時代的學科教學架構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化學，在中國目前的化學教學中，元素週期表的影子還沒有全部去掉，但國外已經去掉了，因為現在的化學學科更多地是從分子運動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陳志文
這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難易問題了。
唐盛昌
這是一種選擇，選擇什麼樣的教學架構，就意味著用什麼觀點來看待這個學科，並在此指導下判斷哪些內容是重要的，哪些內容可以不學。
我講的這些不是空話，是有數據支撐的。我在《中美中學理科教材比較研究》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高中課程與AP等國際課程不一樣的地方。我通過辦國際部，真正瞭解了國際上的中學教育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而且不是空泛的瞭解，是很具體的瞭解。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不斷思考、積累經驗，大膽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
陳志文
文革時，您已經開始教書了，您對當時教育的認知是怎樣的？這段時期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文革時，強調工程教育，忽略了物理、化學等學科。從一個角度上來講，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工程基礎太弱，要加強工程相關學科的建設。但是把問題想簡單了，處理的比較粗糙，把真正的學科體系打亂了。從大方向上來講，文革期間在教育上做的事情是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後，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並且幫助後面的人順利接手。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陳志文
您對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您在處理事情時界線就會很清晰。您不在乎頭銜，有一個原因就是您骨子裡的一種自信。
唐盛昌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陳志文
其實是通過真誠建立了信任，而且一定也有共同認可的某種價值觀，才會留下來。
唐盛昌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志文
之後，就到了改革開放。您對改革開放這40年有些怎樣的感觸？
唐盛昌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裡，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後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後，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後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後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一數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陳志文
調到上海中學時，您多大年齡？您覺得當時上海中學主要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唐盛昌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後，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後的發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座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節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節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
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紮紮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展趨勢相匹配。
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展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圖源：網絡
慎重選擇國際課程體系，上海中學國際部達成兩大目標
陳志文
您在上海中學國際部為什麼選擇首先引進IB課程？
唐盛昌
當時我參加了一次IB課程主辦方（國際文憑組織IBO）在中國召開的會議，提出了幾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會後來找我聊，很驚訝我能用英語交流。接下來，他們邀請我到IBO總部訪問，一是希望我能從一名中學校長的角度做一場關於中國教育發展的報告，二是想讓我看看IB課程是怎樣的。
總體來講，我覺得IB課程的整體情況比較好，而且靈活性也比較大，所以就考慮引進IB課程體系了。
陳志文
在目前較為流行的幾個國際課程體系中，IB課程對舉辦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A-Level本身就是考試，且與英聯邦標準化的課程體系相關聯，有標準教材和標準教綱，便於進行質量控制，對於學校來說比較好操作，而IB課程則給了學校很大的再創造空間。
唐盛昌
是的。我覺得，IB課程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將英美中小學課程理論化、體系化了，形成了完整的學科教學體系，且不同於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體系，達到了其他課程體系沒有達到的高度。第二個特點是IB設立的三大核心課程——認識論（TOK）、拓展論文（EE）、行動與服務（CAS），從科學哲學的角度提升了中學課程架構，這也是其他課程體系沒有做過的。
但IB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作為一個私營組織，它要考慮經營問題。IB擁有三個項目，分別為PYP，MYP，IBDP。其中，他們在IBDP項目上的投入是最大的，成本非常高，做得也比較好，是IB真正有價值、含金量最高的項目；而PYP和MYP項目是IB的主要盈利項目，大幅度放寬了要求。
陳志文
後來，您也引進了AP課程，為什麼？
唐盛昌
引進IB課程幾年後，上海中學國際部也引進了AP課程。AP課程不是完整的課程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後來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我們採用的也是AP課程，主要考慮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海中學國際部可以採用IB課程，因為只招收外籍學生。但如果是面向中國學生，我個人認為採用IB課程不那麼妥當。IB課程的意識形態完全以西方為主，中國的國家課程體系整合不進去，對於高中教育來說，政治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AP其實是考試，並不限定學校使用多少考試科目，這樣就有了整合的可能性。我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首先提出來，思想品德、中文、歷史、地理這四門中國的核心課程是必讀的，在此基礎上再融合AP課程。以我的課程為主，把你的好東西拿進來，我覺得這是合適的。這樣，辦學的大方向就不會有問題。
總體來說，學校在選擇國際課程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問題有很多，不只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方向的問題。
圖源：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官網
陳志文
在中國辦學，就必須注意這個問題，不能在這件事上較勁。
唐盛昌
沒錯。這是符合我們現在發展大形勢的。
陳志文
我們回到上海中學國際部，您覺得，上中國際部的舉辦是否達成了您的目標？
唐盛昌
通過舉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我覺得完成了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瞭解了國際上各類教育的最高水平，以及其邏輯和發展趨勢，包括有大幅度改變的地方。我作為一名校長，開始考慮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
第二個目標是使上海的整體教育環境得到了改善，提高了軟實力。以前，外國人一直抱怨在中國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唸書，上中國際部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得到了認可。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其實不大好辦，關鍵在於校長是否能掌控住學校，最重要的一條是要能管得住外教。在中國，很多學校是管不住外教的，中國校長對外教基本沒有影響力。我的經驗是，校長在與外教溝通的時候，一是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習慣，二是要讓他們贊同你講的道理。這樣他們就會接受你的理念，學校的發展方向也就會比較準確。
十多年前，我們請六七位外國人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擬定英語教學大綱，分為母語和非母語兩個部分。我看了以後覺得，母語部分可以，非母語部分不行，需要推倒重來。我需要說服外教重新擬定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要告訴他們錯在哪裡，為什麼錯了。
我提出，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不應該只是在母語部分的基礎上增增減減，這個思路是不對的。母語是思想的語言，母語與非母語英語教學的本質區別在於語言背後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等。制定非母語英語教學大綱的思路應該是研究第二語言的英語教學該怎麼做。
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堅持中國的根
陳志文
您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中國際部，並且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做了很多的融入、融合。在這期間，您有些怎樣的思考？
唐盛昌
IB確實讓我意識到有很多問題可以進行思考，比如學科群的思想。學科群思想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了，並且有了一些變化，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今高考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科群的基礎沒有做好。
在IB體系中，物理、化學、生物都屬於實驗科學，在學科體系中是平等的，也就意味著在教學中的課時數、內容容量等基本要素也是一樣的。
IB課程中每門課在教學中的總課時為240，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80課時的核心課程，第二部分為150課時的基本課程，第三部分為10課時的拓展課程。
同樣，今天我們絕大多數地區的高考中，這幾門課的地位也是相同的，這就要求每一門課的權重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目前是不太一樣的，物理的難度比生物、化學不知道大多少。因此，選物理的學生人數在下降。
陳志文
您分析的很對。這一次的高考改革出現的物理選考人數下降問題，一是我們默認孩子們會理智選擇，但顯然是功利選擇；二是忽略了學科的難易程度的問題，把較難的學科和較容易的學科放在一起比了。
唐盛昌
是的。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學科教學架構，學科架構和學科教學架構是兩碼事。學科架構是客觀的，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比如數學學科的基本內容在美國、英國、中國都是一樣的。但學科教學架構不一樣，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包含著對學科的認識。由於價值判斷不同，在教學中選擇內容的標準就會不一樣。
在每個國家的課程體系下，學科教學架構都有所不同。AP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的教學內容相比，只有大約20-30%的內容是一樣的，兩者的學科教學架構是完全不同的。
隨著對學科認識的改變，每個時代的學科教學架構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化學，在中國目前的化學教學中，元素週期表的影子還沒有全部去掉，但國外已經去掉了，因為現在的化學學科更多地是從分子運動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陳志文
這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難易問題了。
唐盛昌
這是一種選擇，選擇什麼樣的教學架構，就意味著用什麼觀點來看待這個學科，並在此指導下判斷哪些內容是重要的，哪些內容可以不學。
我講的這些不是空話，是有數據支撐的。我在《中美中學理科教材比較研究》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高中課程與AP等國際課程不一樣的地方。我通過辦國際部，真正瞭解了國際上的中學教育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而且不是空泛的瞭解，是很具體的瞭解。
圖源：網絡
陳志文
您剛才的分析才是問題的根，您是真正在做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課程。對星河灣雙語學校，您的期待是什麼？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特色是什麼？
唐盛昌
我現在希望能針對中國學生做出一套教育方案，既能比較好地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又能堅持中國的根，讓學生們在國外學習後也能回得來。星河灣雙語學校有一個提法就是，出得去，回得來。
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第一個特色是課程整合。所有的初中畢業生都要參加上海市組織的學業水平考試，完成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的基本要求，所有的高中畢業生也都要參加上海市教委規定的四門學科的學業水平考試，通過率均達100%。第二個特色是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和選擇。
陳志文
您認為，國際課程的引進對國內的中學教育有什麼影響？
唐盛昌
以上海中學為例，國際部的很多因素也融入到了上海中學本部的發展中。當然，像學科群這樣牽扯到課程體系的思想很難遷移過去，但有一些是可以的，比如探究式學習。
探究式學習在國外教育中很受重視，我覺得思路非常好。上海中學的探究式學習在兩方面做的非常好：一是硬件設施，建立了很多數字實驗室，沒有平臺和設備是很難進行探究式學習的；二是對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比如建立課程圖譜以培養學生的選擇性思維。所謂課程圖譜就是根據每一學科的教學架構，將所有課程進行分類設計，形成一個可供學生進行選擇的體系。
陳志文
那麼，您覺得國際課程中，有哪些是我們不能進行遷移的？
唐盛昌
不能遷移的太多了。從哲學層面講，現在國外比較流行的是主觀唯心主義，與我們的唯物主義有很大不同。當今社會，有很多東西原本是不存在的，都是人類思維達到一定高度後，根據基本原理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比如計算機。所以，先有客觀現實，還是先有思想，這是不一樣的。從哲學的角度來講，西方有一些觀念我們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必須要採取比較慎重的方案來處理。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講，也涉及到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前面提到的學科中的很多觀念。
各類國際中學課程體系中有很多東西是融不進來的，只能整合。我們要做的是，以中國的課程體系為基礎，整合國際課程體系中有價值的東西，而不能把兩者簡單地合併在一起。
釐清中國學生評價體系問題，標準化指標是基本門檻
陳志文
您認為，目前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怎樣的？您怎麼看中國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否可以借鑑國際上的一些做法？
唐盛昌
現在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多元化的，對於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而中國目前採取的是相對單一的評價體系，比如說高考。當然，這也是由中國社會當前整體的發展狀況決定的。但高考發展到現在，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計入總分的科目越來越多。
陳志文
要把學生變成十項全能選手。
唐盛昌
是的，在這一思路下，學生的學習就變成了補短，哪一科不行就補哪一科。
陳志文
但人生是揚長的。
唐盛昌
對，我們需要的人才是揚長的，而不是補短的。所以，高考的這一思路可能需要調整，要儘可能的與人才的培養方向保持一致。
我在這裡簡單的介紹一下美國的評價體系。首先，標準化指標的考察內容相對清晰。比如，SAT只考數學和閱讀寫作兩個最基本的部分，這也是美國高校在選拔人才時最基本的門檻，學校越好，標準化指標的門檻越高。
其次，注重多元化評價，突出對學生個性發展的引導。比如，高校選拔人才時，在達到基本門檻的基礎上，要參考一些個性化的內容；再比如，IB課程體系中，學生未來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在評價中就會提高相應方向的要求。
陳志文
中國高校現在也在探索綜合評價招生的模式。但我認為，中國高校在綜合評價招生推廣的問題上要謹慎。並非是說這一理念或方式是錯誤的，只是目前不適合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推廣。
唐盛昌
您的考慮不無道理。我對美國大學錄取情況比較熟悉。其實，美國高校錄取首先要看的也還是標準化成績。美國第一流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一般在90分（按百分制測算）以上，個別大學要求95分左右，並且有約5門AP成績且基本都要求是最高分，在此基礎上再有非常明顯的個性特長。
排名前30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可以稍微低一點兒，並基本都要求有3門AP課成績，在此基礎上再有相對還可以的個性特長。排名前50的學校，要求學生的標準化成績還不錯，並有一兩門AP成績。排名在50-100名左右的學校，只要學生標準化成績好，基本上都可以錄取。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不斷思考、積累經驗，大膽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
陳志文
文革時，您已經開始教書了，您對當時教育的認知是怎樣的？這段時期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文革時，強調工程教育，忽略了物理、化學等學科。從一個角度上來講，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工程基礎太弱，要加強工程相關學科的建設。但是把問題想簡單了，處理的比較粗糙，把真正的學科體系打亂了。從大方向上來講，文革期間在教育上做的事情是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後，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並且幫助後面的人順利接手。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陳志文
您對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您在處理事情時界線就會很清晰。您不在乎頭銜，有一個原因就是您骨子裡的一種自信。
唐盛昌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陳志文
其實是通過真誠建立了信任，而且一定也有共同認可的某種價值觀，才會留下來。
唐盛昌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志文
之後，就到了改革開放。您對改革開放這40年有些怎樣的感觸？
唐盛昌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裡，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後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後，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後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後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一數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陳志文
調到上海中學時，您多大年齡？您覺得當時上海中學主要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唐盛昌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後，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後的發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座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節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節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
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紮紮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展趨勢相匹配。
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展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圖源：網絡
慎重選擇國際課程體系，上海中學國際部達成兩大目標
陳志文
您在上海中學國際部為什麼選擇首先引進IB課程？
唐盛昌
當時我參加了一次IB課程主辦方（國際文憑組織IBO）在中國召開的會議，提出了幾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會後來找我聊，很驚訝我能用英語交流。接下來，他們邀請我到IBO總部訪問，一是希望我能從一名中學校長的角度做一場關於中國教育發展的報告，二是想讓我看看IB課程是怎樣的。
總體來講，我覺得IB課程的整體情況比較好，而且靈活性也比較大，所以就考慮引進IB課程體系了。
陳志文
在目前較為流行的幾個國際課程體系中，IB課程對舉辦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A-Level本身就是考試，且與英聯邦標準化的課程體系相關聯，有標準教材和標準教綱，便於進行質量控制，對於學校來說比較好操作，而IB課程則給了學校很大的再創造空間。
唐盛昌
是的。我覺得，IB課程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將英美中小學課程理論化、體系化了，形成了完整的學科教學體系，且不同於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體系，達到了其他課程體系沒有達到的高度。第二個特點是IB設立的三大核心課程——認識論（TOK）、拓展論文（EE）、行動與服務（CAS），從科學哲學的角度提升了中學課程架構，這也是其他課程體系沒有做過的。
但IB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作為一個私營組織，它要考慮經營問題。IB擁有三個項目，分別為PYP，MYP，IBDP。其中，他們在IBDP項目上的投入是最大的，成本非常高，做得也比較好，是IB真正有價值、含金量最高的項目；而PYP和MYP項目是IB的主要盈利項目，大幅度放寬了要求。
陳志文
後來，您也引進了AP課程，為什麼？
唐盛昌
引進IB課程幾年後，上海中學國際部也引進了AP課程。AP課程不是完整的課程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後來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我們採用的也是AP課程，主要考慮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海中學國際部可以採用IB課程，因為只招收外籍學生。但如果是面向中國學生，我個人認為採用IB課程不那麼妥當。IB課程的意識形態完全以西方為主，中國的國家課程體系整合不進去，對於高中教育來說，政治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AP其實是考試，並不限定學校使用多少考試科目，這樣就有了整合的可能性。我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首先提出來，思想品德、中文、歷史、地理這四門中國的核心課程是必讀的，在此基礎上再融合AP課程。以我的課程為主，把你的好東西拿進來，我覺得這是合適的。這樣，辦學的大方向就不會有問題。
總體來說，學校在選擇國際課程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問題有很多，不只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方向的問題。
圖源：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官網
陳志文
在中國辦學，就必須注意這個問題，不能在這件事上較勁。
唐盛昌
沒錯。這是符合我們現在發展大形勢的。
陳志文
我們回到上海中學國際部，您覺得，上中國際部的舉辦是否達成了您的目標？
唐盛昌
通過舉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我覺得完成了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瞭解了國際上各類教育的最高水平，以及其邏輯和發展趨勢，包括有大幅度改變的地方。我作為一名校長，開始考慮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
第二個目標是使上海的整體教育環境得到了改善，提高了軟實力。以前，外國人一直抱怨在中國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唸書，上中國際部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得到了認可。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其實不大好辦，關鍵在於校長是否能掌控住學校，最重要的一條是要能管得住外教。在中國，很多學校是管不住外教的，中國校長對外教基本沒有影響力。我的經驗是，校長在與外教溝通的時候，一是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習慣，二是要讓他們贊同你講的道理。這樣他們就會接受你的理念，學校的發展方向也就會比較準確。
十多年前，我們請六七位外國人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擬定英語教學大綱，分為母語和非母語兩個部分。我看了以後覺得，母語部分可以，非母語部分不行，需要推倒重來。我需要說服外教重新擬定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要告訴他們錯在哪裡，為什麼錯了。
我提出，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不應該只是在母語部分的基礎上增增減減，這個思路是不對的。母語是思想的語言，母語與非母語英語教學的本質區別在於語言背後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等。制定非母語英語教學大綱的思路應該是研究第二語言的英語教學該怎麼做。
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堅持中國的根
陳志文
您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中國際部，並且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做了很多的融入、融合。在這期間，您有些怎樣的思考？
唐盛昌
IB確實讓我意識到有很多問題可以進行思考，比如學科群的思想。學科群思想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了，並且有了一些變化，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今高考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科群的基礎沒有做好。
在IB體系中，物理、化學、生物都屬於實驗科學，在學科體系中是平等的，也就意味著在教學中的課時數、內容容量等基本要素也是一樣的。
IB課程中每門課在教學中的總課時為240，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80課時的核心課程，第二部分為150課時的基本課程，第三部分為10課時的拓展課程。
同樣，今天我們絕大多數地區的高考中，這幾門課的地位也是相同的，這就要求每一門課的權重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目前是不太一樣的，物理的難度比生物、化學不知道大多少。因此，選物理的學生人數在下降。
陳志文
您分析的很對。這一次的高考改革出現的物理選考人數下降問題，一是我們默認孩子們會理智選擇，但顯然是功利選擇；二是忽略了學科的難易程度的問題，把較難的學科和較容易的學科放在一起比了。
唐盛昌
是的。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學科教學架構，學科架構和學科教學架構是兩碼事。學科架構是客觀的，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比如數學學科的基本內容在美國、英國、中國都是一樣的。但學科教學架構不一樣，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包含著對學科的認識。由於價值判斷不同，在教學中選擇內容的標準就會不一樣。
在每個國家的課程體系下，學科教學架構都有所不同。AP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的教學內容相比，只有大約20-30%的內容是一樣的，兩者的學科教學架構是完全不同的。
隨著對學科認識的改變，每個時代的學科教學架構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化學，在中國目前的化學教學中，元素週期表的影子還沒有全部去掉，但國外已經去掉了，因為現在的化學學科更多地是從分子運動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陳志文
這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難易問題了。
唐盛昌
這是一種選擇，選擇什麼樣的教學架構，就意味著用什麼觀點來看待這個學科，並在此指導下判斷哪些內容是重要的，哪些內容可以不學。
我講的這些不是空話，是有數據支撐的。我在《中美中學理科教材比較研究》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高中課程與AP等國際課程不一樣的地方。我通過辦國際部，真正瞭解了國際上的中學教育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而且不是空泛的瞭解，是很具體的瞭解。
圖源：網絡
陳志文
您剛才的分析才是問題的根，您是真正在做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課程。對星河灣雙語學校，您的期待是什麼？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特色是什麼？
唐盛昌
我現在希望能針對中國學生做出一套教育方案，既能比較好地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又能堅持中國的根，讓學生們在國外學習後也能回得來。星河灣雙語學校有一個提法就是，出得去，回得來。
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第一個特色是課程整合。所有的初中畢業生都要參加上海市組織的學業水平考試，完成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的基本要求，所有的高中畢業生也都要參加上海市教委規定的四門學科的學業水平考試，通過率均達100%。第二個特色是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和選擇。
陳志文
您認為，國際課程的引進對國內的中學教育有什麼影響？
唐盛昌
以上海中學為例，國際部的很多因素也融入到了上海中學本部的發展中。當然，像學科群這樣牽扯到課程體系的思想很難遷移過去，但有一些是可以的，比如探究式學習。
探究式學習在國外教育中很受重視，我覺得思路非常好。上海中學的探究式學習在兩方面做的非常好：一是硬件設施，建立了很多數字實驗室，沒有平臺和設備是很難進行探究式學習的；二是對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比如建立課程圖譜以培養學生的選擇性思維。所謂課程圖譜就是根據每一學科的教學架構，將所有課程進行分類設計，形成一個可供學生進行選擇的體系。
陳志文
那麼，您覺得國際課程中，有哪些是我們不能進行遷移的？
唐盛昌
不能遷移的太多了。從哲學層面講，現在國外比較流行的是主觀唯心主義，與我們的唯物主義有很大不同。當今社會，有很多東西原本是不存在的，都是人類思維達到一定高度後，根據基本原理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比如計算機。所以，先有客觀現實，還是先有思想，這是不一樣的。從哲學的角度來講，西方有一些觀念我們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必須要採取比較慎重的方案來處理。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講，也涉及到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前面提到的學科中的很多觀念。
各類國際中學課程體系中有很多東西是融不進來的，只能整合。我們要做的是，以中國的課程體系為基礎，整合國際課程體系中有價值的東西，而不能把兩者簡單地合併在一起。
釐清中國學生評價體系問題，標準化指標是基本門檻
陳志文
您認為，目前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怎樣的？您怎麼看中國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否可以借鑑國際上的一些做法？
唐盛昌
現在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多元化的，對於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而中國目前採取的是相對單一的評價體系，比如說高考。當然，這也是由中國社會當前整體的發展狀況決定的。但高考發展到現在，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計入總分的科目越來越多。
陳志文
要把學生變成十項全能選手。
唐盛昌
是的，在這一思路下，學生的學習就變成了補短，哪一科不行就補哪一科。
陳志文
但人生是揚長的。
唐盛昌
對，我們需要的人才是揚長的，而不是補短的。所以，高考的這一思路可能需要調整，要儘可能的與人才的培養方向保持一致。
我在這裡簡單的介紹一下美國的評價體系。首先，標準化指標的考察內容相對清晰。比如，SAT只考數學和閱讀寫作兩個最基本的部分，這也是美國高校在選拔人才時最基本的門檻，學校越好，標準化指標的門檻越高。
其次，注重多元化評價，突出對學生個性發展的引導。比如，高校選拔人才時，在達到基本門檻的基礎上，要參考一些個性化的內容；再比如，IB課程體系中，學生未來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在評價中就會提高相應方向的要求。
陳志文
中國高校現在也在探索綜合評價招生的模式。但我認為，中國高校在綜合評價招生推廣的問題上要謹慎。並非是說這一理念或方式是錯誤的，只是目前不適合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推廣。
唐盛昌
您的考慮不無道理。我對美國大學錄取情況比較熟悉。其實，美國高校錄取首先要看的也還是標準化成績。美國第一流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一般在90分（按百分制測算）以上，個別大學要求95分左右，並且有約5門AP成績且基本都要求是最高分，在此基礎上再有非常明顯的個性特長。
排名前30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可以稍微低一點兒，並基本都要求有3門AP課成績，在此基礎上再有相對還可以的個性特長。排名前50的學校，要求學生的標準化成績還不錯，並有一兩門AP成績。排名在50-100名左右的學校，只要學生標準化成績好，基本上都可以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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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文
是的，標準化成績是基本的門檻。第一流學校錄取要看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因為學生的標準化成績基本都是滿分，需要通過學生的個性特質來進行篩選。
唐盛昌
優秀的標準化成績是進入一流學校的資格，過了這個門檻才看綜合素質。
陳志文
而且，家庭背景優越的學生往往才可能表現出較高的綜合素質。在美國，常青藤大學有17%的新生來自家庭收入在全美前1%的家庭，只有14%的新生來自家庭收入在全美后40%的家庭。像哈佛大學這類的大學，他們選拔學生的目的是選擇未來更有出息的人，而不是最好的學生，這是兩個邏輯。
唐盛昌
是的。曾任耶魯大學校長 20 年之久的理查德·萊文講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耶魯大學校長講這句話是對的，因為耶魯大學要培養的是領導人，而不只是具體的操作人員。
陳志文
所以說，這樣的方式可能未必適合我們。
唐盛昌
對於國際上的一些評價方式，我們可以借鑑，但是也一定是建立在我們自己現實情況基礎上的。
中國教育70年的偉大成就，創造自己的教育體系
陳志文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您怎麼評價我國在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
唐盛昌
第一，中國構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基本教育體系。第二，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中國各級各類教育的提升速度和幅度舉世無雙。就以上這兩條來講，我們已經足夠偉大了。
中國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先從小處說起，首先是我們的數學教育，從思路到方法都非常好。其次，我們的教學思路在基本知識的掌握方面有獨到之處。第三，我國教育均衡的水平比較高。
國家教育一般分為三個層面：基本教育服務、優質教育服務和高端教育服務。我國的基本教育服務是世界上最好的，無論用什麼來評價，無論怎樣高的評價，都不為過。這是我們最驕傲的事情，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法跟我們比。
我曾經將中國教育與其他很多國家的教育進行過比較分析，得出過一些結論。比如，美國的精英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其基本教育服務不怎麼樣，美國中學的畢業率很低。再比如，芬蘭的基本教育服務是按照優質教育服務的標準來做的，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但非常有侷限性，只有少量國家可以做，大部分國家做不了，包括英美。
陳志文
在這一點上，我跟您的結論一模一樣。芬蘭的社會發展水平比較高，2016年芬蘭GDP總數排全世界第17位，而中國排名74；其社會保障制度也是世界一流的，甚至超越了英美，是其他國家很難支撐的。
唐盛昌
對於芬蘭來講，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也是難以支撐高福利的。
還有，以色列的精英教育是世界最好的，帶有強烈的軍隊色彩，但由於人口的大量擴張和外部環境，以色列的基本教育服務做得並不好。
但中國教育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說，中國的優質教育服務有些偏，與創新人才培養混在一起了，很多地方沒有弄清楚界限。再有，我們在創新人才早期培養上還比較欠缺，需要加以高度關注，因為這會影響到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陳志文
如果一定要找一箇中國教育能參考的樣本，您認為是哪個國家？
唐盛昌
中國的教育體系是很獨特的，在世界上並沒有真正可以完全參照的對象，我們也根本沒有必要找這樣一個樣本。這是由中國教育體系的幾個特性決定的：
一是意識形態，教育必然與意識形態相關聯，我們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體系是不一樣的；
二是人口基數，中國目前人口總量已達到13.9億，中國的教育體系要把所有老百姓都要考慮進去，這是英美等國沒法比的。因此，中國必然要創造我們自己的教育體系。
陳志文
您覺得中國教育體系接下來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調整和提高？
唐盛昌
我覺得，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考慮兩個大問題：一是高端教育服務怎麼做，二是該怎麼應對資本介入教育的問題。
當前最應該考慮的是高端教育服務，我們對高端教育體系的整體思考還較為缺乏。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體系，我認為首先必須分類，對於科技、政治、經濟等領域高端人才的培養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將美國的高端教育體系作為一個研究樣本。
另外，資本的進入改變了教育格局，這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加以重視，現在很多課外培訓機構的盈利比較高。
陳志文
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好未來集團在2013財年的培訓學生人次為82萬，2018財年增長到了744萬，2019財年前三個季度總人次已達到了951萬，增長的非常迅猛。減負可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唐盛昌
說明這是學生和家長的客觀需求，政府要想辦法應對這一問題。
陳志文
對於“減負”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唐盛昌
在中國，應該是超過80%的學生負擔過重，而不是整體負擔過重。在精英教育的模式下，學生負擔怎麼可能不重？我去其他國家的精英學校參觀時，學生們告訴我，基本沒有12點以前睡覺的。
陳志文
以舊金山著名中學惠特尼中學為例，一個高中女生的目標是“魔鬼數字4”，即睡4個小時、喝4杯咖啡、考4.0的成績，而且是天天如此。在美國，很多優秀的中學生下半夜睡覺是家常便飯，比國內要辛苦。
唐盛昌
一個國家有10%到15%的學生負擔重，這是正常現象，高端人才的培養確實比較辛苦，但這樣國家才有希望。
美國在這一方面的現狀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負擔不重，百分之二三十的學生負擔很重。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學生負擔都很輕。
陳志文
中國教育現在應該考慮的是怎麼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負擔減下來，而這背後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是我們國家對人才評價體系的問題。社會拿分數量人才，學生和家長當然會追求成績。另外，現在中高考題目難度越來越低，重複率越來越高，學生之間的差距縮小，區分度越來越低，但試題難度實際上跟學生負擔沒有關係。
要解決所謂的負擔過重，一方面要解決社會評價的問題，另一方面教育部門也要進一步優化技術因素。
唐盛昌
我贊成您的觀念。
著力進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增強中國整體競爭力
陳志文
您怎麼評價我國目前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您覺得有哪些問題？
唐盛昌
目前我們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完善的體系，進行深入的思考。
在今天的大背景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中國競爭力的保障。一個國家的發展，沒有頂尖人才是不行的。教育要保底，但不能封頂，我們不能把最優秀的人才都扼殺掉。
有一次教育部想了解對美國九年級以下數學教材的意見，我們就與美國的一大批專家進行了會談。會談中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們說，基於目前年輕人的天賦，對他們未來發展所能達到的水平，怎麼估計都不為過。就數學競賽來說，有很多初中畢業的孩子已經進入到國家隊了。
陳志文
能否給我們講一下您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方面是怎麼做的？有哪些經驗？
唐盛昌
在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們借鑑了國外的經驗並結合自己的情況，走出了一條我國創新人才早期培養的道路。對於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我有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拔尖創新人才是分領域的，不是所有的學生在所有方面都能夠成為拔尖創新人才。我們要把那些在某一領域真正有天賦、有潛力，能夠到達最高峰的孩子識別出來。理論上來說，這是可以通過一系列指標進行識別的，但目前這還是一個沒有完全突破的世界難題。
陳志文
您用了一個詞，是識別，不是選派。
唐盛昌
不是選派。看一個學生是不是真的有天賦，識別是第一個步。
第二，在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培養中，要注重思維方式和科學態度的培養，並且要結合學生的性格和思維品質特點。比如，對於在數學領域有天分的學生來說，思維的跳躍性和縝密性的完美結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素質，但這兩者又是相對的。數學比較厲害的人，思維跳躍性非常強，通俗地講就是反應非常快，但同時縝密性也非常好，也就說要跳的準確。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跳躍性的，然後回過頭來看看是否正確，否定掉不對的，並且馬上做出新的判斷，具備這樣素質的孩子就有點兒天才的味道。
第三，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要注意到今天我們對於教育的很多想法都有了顛覆性的變化。首先，教育架構原本是以學科為基礎的，現在出現了學科交叉融合的趨勢，但還沒有顛覆原本的架構，目前正處於一個轉折期。有些人提出以課題或者項目作為主線做教育架構，那麼問題來了，課題或者項目所需的各學科基礎知識如何覆蓋？在類似STEM的概念中，雖然已經有了跨學科的大思路，但是還沒有能夠實際落地的教育架構。
其次，人工智能的出現也引起了教育的變化。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是兩個方向，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對於事物的識別和判斷，人類智能是在數據量遠遠不足的情況下，基於小數據的識別和判斷。以人臉識別為例，人工智能是通過大數據的手段把人臉的每一個細節都記錄下來形成模型，在識別時與人臉進行數據對比從而確定身份，而人類智能則是在沒有經過數據測量的情況下，依靠感性認識很快在腦海中建立起模型，並做出識別和判斷。在未來的教育中，哪些孩子能將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哪些孩子就能成功。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不斷思考、積累經驗，大膽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
陳志文
文革時，您已經開始教書了，您對當時教育的認知是怎樣的？這段時期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文革時，強調工程教育，忽略了物理、化學等學科。從一個角度上來講，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工程基礎太弱，要加強工程相關學科的建設。但是把問題想簡單了，處理的比較粗糙，把真正的學科體系打亂了。從大方向上來講，文革期間在教育上做的事情是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後，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並且幫助後面的人順利接手。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陳志文
您對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您在處理事情時界線就會很清晰。您不在乎頭銜，有一個原因就是您骨子裡的一種自信。
唐盛昌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陳志文
其實是通過真誠建立了信任，而且一定也有共同認可的某種價值觀，才會留下來。
唐盛昌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志文
之後，就到了改革開放。您對改革開放這40年有些怎樣的感觸？
唐盛昌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裡，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後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後，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後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後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一數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陳志文
調到上海中學時，您多大年齡？您覺得當時上海中學主要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唐盛昌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後，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後的發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座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節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節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
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紮紮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展趨勢相匹配。
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展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圖源：網絡
慎重選擇國際課程體系，上海中學國際部達成兩大目標
陳志文
您在上海中學國際部為什麼選擇首先引進IB課程？
唐盛昌
當時我參加了一次IB課程主辦方（國際文憑組織IBO）在中國召開的會議，提出了幾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會後來找我聊，很驚訝我能用英語交流。接下來，他們邀請我到IBO總部訪問，一是希望我能從一名中學校長的角度做一場關於中國教育發展的報告，二是想讓我看看IB課程是怎樣的。
總體來講，我覺得IB課程的整體情況比較好，而且靈活性也比較大，所以就考慮引進IB課程體系了。
陳志文
在目前較為流行的幾個國際課程體系中，IB課程對舉辦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A-Level本身就是考試，且與英聯邦標準化的課程體系相關聯，有標準教材和標準教綱，便於進行質量控制，對於學校來說比較好操作，而IB課程則給了學校很大的再創造空間。
唐盛昌
是的。我覺得，IB課程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將英美中小學課程理論化、體系化了，形成了完整的學科教學體系，且不同於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體系，達到了其他課程體系沒有達到的高度。第二個特點是IB設立的三大核心課程——認識論（TOK）、拓展論文（EE）、行動與服務（CAS），從科學哲學的角度提升了中學課程架構，這也是其他課程體系沒有做過的。
但IB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作為一個私營組織，它要考慮經營問題。IB擁有三個項目，分別為PYP，MYP，IBDP。其中，他們在IBDP項目上的投入是最大的，成本非常高，做得也比較好，是IB真正有價值、含金量最高的項目；而PYP和MYP項目是IB的主要盈利項目，大幅度放寬了要求。
陳志文
後來，您也引進了AP課程，為什麼？
唐盛昌
引進IB課程幾年後，上海中學國際部也引進了AP課程。AP課程不是完整的課程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後來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我們採用的也是AP課程，主要考慮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海中學國際部可以採用IB課程，因為只招收外籍學生。但如果是面向中國學生，我個人認為採用IB課程不那麼妥當。IB課程的意識形態完全以西方為主，中國的國家課程體系整合不進去，對於高中教育來說，政治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AP其實是考試，並不限定學校使用多少考試科目，這樣就有了整合的可能性。我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首先提出來，思想品德、中文、歷史、地理這四門中國的核心課程是必讀的，在此基礎上再融合AP課程。以我的課程為主，把你的好東西拿進來，我覺得這是合適的。這樣，辦學的大方向就不會有問題。
總體來說，學校在選擇國際課程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問題有很多，不只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方向的問題。
圖源：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官網
陳志文
在中國辦學，就必須注意這個問題，不能在這件事上較勁。
唐盛昌
沒錯。這是符合我們現在發展大形勢的。
陳志文
我們回到上海中學國際部，您覺得，上中國際部的舉辦是否達成了您的目標？
唐盛昌
通過舉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我覺得完成了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瞭解了國際上各類教育的最高水平，以及其邏輯和發展趨勢，包括有大幅度改變的地方。我作為一名校長，開始考慮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
第二個目標是使上海的整體教育環境得到了改善，提高了軟實力。以前，外國人一直抱怨在中國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唸書，上中國際部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得到了認可。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其實不大好辦，關鍵在於校長是否能掌控住學校，最重要的一條是要能管得住外教。在中國，很多學校是管不住外教的，中國校長對外教基本沒有影響力。我的經驗是，校長在與外教溝通的時候，一是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習慣，二是要讓他們贊同你講的道理。這樣他們就會接受你的理念，學校的發展方向也就會比較準確。
十多年前，我們請六七位外國人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擬定英語教學大綱，分為母語和非母語兩個部分。我看了以後覺得，母語部分可以，非母語部分不行，需要推倒重來。我需要說服外教重新擬定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要告訴他們錯在哪裡，為什麼錯了。
我提出，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不應該只是在母語部分的基礎上增增減減，這個思路是不對的。母語是思想的語言，母語與非母語英語教學的本質區別在於語言背後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等。制定非母語英語教學大綱的思路應該是研究第二語言的英語教學該怎麼做。
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堅持中國的根
陳志文
您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中國際部，並且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做了很多的融入、融合。在這期間，您有些怎樣的思考？
唐盛昌
IB確實讓我意識到有很多問題可以進行思考，比如學科群的思想。學科群思想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了，並且有了一些變化，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今高考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科群的基礎沒有做好。
在IB體系中，物理、化學、生物都屬於實驗科學，在學科體系中是平等的，也就意味著在教學中的課時數、內容容量等基本要素也是一樣的。
IB課程中每門課在教學中的總課時為240，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80課時的核心課程，第二部分為150課時的基本課程，第三部分為10課時的拓展課程。
同樣，今天我們絕大多數地區的高考中，這幾門課的地位也是相同的，這就要求每一門課的權重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目前是不太一樣的，物理的難度比生物、化學不知道大多少。因此，選物理的學生人數在下降。
陳志文
您分析的很對。這一次的高考改革出現的物理選考人數下降問題，一是我們默認孩子們會理智選擇，但顯然是功利選擇；二是忽略了學科的難易程度的問題，把較難的學科和較容易的學科放在一起比了。
唐盛昌
是的。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學科教學架構，學科架構和學科教學架構是兩碼事。學科架構是客觀的，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比如數學學科的基本內容在美國、英國、中國都是一樣的。但學科教學架構不一樣，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包含著對學科的認識。由於價值判斷不同，在教學中選擇內容的標準就會不一樣。
在每個國家的課程體系下，學科教學架構都有所不同。AP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的教學內容相比，只有大約20-30%的內容是一樣的，兩者的學科教學架構是完全不同的。
隨著對學科認識的改變，每個時代的學科教學架構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化學，在中國目前的化學教學中，元素週期表的影子還沒有全部去掉，但國外已經去掉了，因為現在的化學學科更多地是從分子運動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陳志文
這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難易問題了。
唐盛昌
這是一種選擇，選擇什麼樣的教學架構，就意味著用什麼觀點來看待這個學科，並在此指導下判斷哪些內容是重要的，哪些內容可以不學。
我講的這些不是空話，是有數據支撐的。我在《中美中學理科教材比較研究》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高中課程與AP等國際課程不一樣的地方。我通過辦國際部，真正瞭解了國際上的中學教育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而且不是空泛的瞭解，是很具體的瞭解。
圖源：網絡
陳志文
您剛才的分析才是問題的根，您是真正在做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課程。對星河灣雙語學校，您的期待是什麼？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特色是什麼？
唐盛昌
我現在希望能針對中國學生做出一套教育方案，既能比較好地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又能堅持中國的根，讓學生們在國外學習後也能回得來。星河灣雙語學校有一個提法就是，出得去，回得來。
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第一個特色是課程整合。所有的初中畢業生都要參加上海市組織的學業水平考試，完成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的基本要求，所有的高中畢業生也都要參加上海市教委規定的四門學科的學業水平考試，通過率均達100%。第二個特色是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和選擇。
陳志文
您認為，國際課程的引進對國內的中學教育有什麼影響？
唐盛昌
以上海中學為例，國際部的很多因素也融入到了上海中學本部的發展中。當然，像學科群這樣牽扯到課程體系的思想很難遷移過去，但有一些是可以的，比如探究式學習。
探究式學習在國外教育中很受重視，我覺得思路非常好。上海中學的探究式學習在兩方面做的非常好：一是硬件設施，建立了很多數字實驗室，沒有平臺和設備是很難進行探究式學習的；二是對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比如建立課程圖譜以培養學生的選擇性思維。所謂課程圖譜就是根據每一學科的教學架構，將所有課程進行分類設計，形成一個可供學生進行選擇的體系。
陳志文
那麼，您覺得國際課程中，有哪些是我們不能進行遷移的？
唐盛昌
不能遷移的太多了。從哲學層面講，現在國外比較流行的是主觀唯心主義，與我們的唯物主義有很大不同。當今社會，有很多東西原本是不存在的，都是人類思維達到一定高度後，根據基本原理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比如計算機。所以，先有客觀現實，還是先有思想，這是不一樣的。從哲學的角度來講，西方有一些觀念我們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必須要採取比較慎重的方案來處理。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講，也涉及到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前面提到的學科中的很多觀念。
各類國際中學課程體系中有很多東西是融不進來的，只能整合。我們要做的是，以中國的課程體系為基礎，整合國際課程體系中有價值的東西，而不能把兩者簡單地合併在一起。
釐清中國學生評價體系問題，標準化指標是基本門檻
陳志文
您認為，目前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怎樣的？您怎麼看中國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否可以借鑑國際上的一些做法？
唐盛昌
現在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多元化的，對於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而中國目前採取的是相對單一的評價體系，比如說高考。當然，這也是由中國社會當前整體的發展狀況決定的。但高考發展到現在，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計入總分的科目越來越多。
陳志文
要把學生變成十項全能選手。
唐盛昌
是的，在這一思路下，學生的學習就變成了補短，哪一科不行就補哪一科。
陳志文
但人生是揚長的。
唐盛昌
對，我們需要的人才是揚長的，而不是補短的。所以，高考的這一思路可能需要調整，要儘可能的與人才的培養方向保持一致。
我在這裡簡單的介紹一下美國的評價體系。首先，標準化指標的考察內容相對清晰。比如，SAT只考數學和閱讀寫作兩個最基本的部分，這也是美國高校在選拔人才時最基本的門檻，學校越好，標準化指標的門檻越高。
其次，注重多元化評價，突出對學生個性發展的引導。比如，高校選拔人才時，在達到基本門檻的基礎上，要參考一些個性化的內容；再比如，IB課程體系中，學生未來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在評價中就會提高相應方向的要求。
陳志文
中國高校現在也在探索綜合評價招生的模式。但我認為，中國高校在綜合評價招生推廣的問題上要謹慎。並非是說這一理念或方式是錯誤的，只是目前不適合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推廣。
唐盛昌
您的考慮不無道理。我對美國大學錄取情況比較熟悉。其實，美國高校錄取首先要看的也還是標準化成績。美國第一流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一般在90分（按百分制測算）以上，個別大學要求95分左右，並且有約5門AP成績且基本都要求是最高分，在此基礎上再有非常明顯的個性特長。
排名前30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可以稍微低一點兒，並基本都要求有3門AP課成績，在此基礎上再有相對還可以的個性特長。排名前50的學校，要求學生的標準化成績還不錯，並有一兩門AP成績。排名在50-100名左右的學校，只要學生標準化成績好，基本上都可以錄取。
圖源：網絡
陳志文
是的，標準化成績是基本的門檻。第一流學校錄取要看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因為學生的標準化成績基本都是滿分，需要通過學生的個性特質來進行篩選。
唐盛昌
優秀的標準化成績是進入一流學校的資格，過了這個門檻才看綜合素質。
陳志文
而且，家庭背景優越的學生往往才可能表現出較高的綜合素質。在美國，常青藤大學有17%的新生來自家庭收入在全美前1%的家庭，只有14%的新生來自家庭收入在全美后40%的家庭。像哈佛大學這類的大學，他們選拔學生的目的是選擇未來更有出息的人，而不是最好的學生，這是兩個邏輯。
唐盛昌
是的。曾任耶魯大學校長 20 年之久的理查德·萊文講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耶魯大學校長講這句話是對的，因為耶魯大學要培養的是領導人，而不只是具體的操作人員。
陳志文
所以說，這樣的方式可能未必適合我們。
唐盛昌
對於國際上的一些評價方式，我們可以借鑑，但是也一定是建立在我們自己現實情況基礎上的。
中國教育70年的偉大成就，創造自己的教育體系
陳志文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您怎麼評價我國在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
唐盛昌
第一，中國構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基本教育體系。第二，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中國各級各類教育的提升速度和幅度舉世無雙。就以上這兩條來講，我們已經足夠偉大了。
中國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先從小處說起，首先是我們的數學教育，從思路到方法都非常好。其次，我們的教學思路在基本知識的掌握方面有獨到之處。第三，我國教育均衡的水平比較高。
國家教育一般分為三個層面：基本教育服務、優質教育服務和高端教育服務。我國的基本教育服務是世界上最好的，無論用什麼來評價，無論怎樣高的評價，都不為過。這是我們最驕傲的事情，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法跟我們比。
我曾經將中國教育與其他很多國家的教育進行過比較分析，得出過一些結論。比如，美國的精英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其基本教育服務不怎麼樣，美國中學的畢業率很低。再比如，芬蘭的基本教育服務是按照優質教育服務的標準來做的，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但非常有侷限性，只有少量國家可以做，大部分國家做不了，包括英美。
陳志文
在這一點上，我跟您的結論一模一樣。芬蘭的社會發展水平比較高，2016年芬蘭GDP總數排全世界第17位，而中國排名74；其社會保障制度也是世界一流的，甚至超越了英美，是其他國家很難支撐的。
唐盛昌
對於芬蘭來講，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也是難以支撐高福利的。
還有，以色列的精英教育是世界最好的，帶有強烈的軍隊色彩，但由於人口的大量擴張和外部環境，以色列的基本教育服務做得並不好。
但中國教育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說，中國的優質教育服務有些偏，與創新人才培養混在一起了，很多地方沒有弄清楚界限。再有，我們在創新人才早期培養上還比較欠缺，需要加以高度關注，因為這會影響到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陳志文
如果一定要找一箇中國教育能參考的樣本，您認為是哪個國家？
唐盛昌
中國的教育體系是很獨特的，在世界上並沒有真正可以完全參照的對象，我們也根本沒有必要找這樣一個樣本。這是由中國教育體系的幾個特性決定的：
一是意識形態，教育必然與意識形態相關聯，我們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體系是不一樣的；
二是人口基數，中國目前人口總量已達到13.9億，中國的教育體系要把所有老百姓都要考慮進去，這是英美等國沒法比的。因此，中國必然要創造我們自己的教育體系。
陳志文
您覺得中國教育體系接下來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調整和提高？
唐盛昌
我覺得，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考慮兩個大問題：一是高端教育服務怎麼做，二是該怎麼應對資本介入教育的問題。
當前最應該考慮的是高端教育服務，我們對高端教育體系的整體思考還較為缺乏。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體系，我認為首先必須分類，對於科技、政治、經濟等領域高端人才的培養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將美國的高端教育體系作為一個研究樣本。
另外，資本的進入改變了教育格局，這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加以重視，現在很多課外培訓機構的盈利比較高。
陳志文
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好未來集團在2013財年的培訓學生人次為82萬，2018財年增長到了744萬，2019財年前三個季度總人次已達到了951萬，增長的非常迅猛。減負可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唐盛昌
說明這是學生和家長的客觀需求，政府要想辦法應對這一問題。
陳志文
對於“減負”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唐盛昌
在中國，應該是超過80%的學生負擔過重，而不是整體負擔過重。在精英教育的模式下，學生負擔怎麼可能不重？我去其他國家的精英學校參觀時，學生們告訴我，基本沒有12點以前睡覺的。
陳志文
以舊金山著名中學惠特尼中學為例，一個高中女生的目標是“魔鬼數字4”，即睡4個小時、喝4杯咖啡、考4.0的成績，而且是天天如此。在美國，很多優秀的中學生下半夜睡覺是家常便飯，比國內要辛苦。
唐盛昌
一個國家有10%到15%的學生負擔重，這是正常現象，高端人才的培養確實比較辛苦，但這樣國家才有希望。
美國在這一方面的現狀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負擔不重，百分之二三十的學生負擔很重。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學生負擔都很輕。
陳志文
中國教育現在應該考慮的是怎麼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負擔減下來，而這背後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是我們國家對人才評價體系的問題。社會拿分數量人才，學生和家長當然會追求成績。另外，現在中高考題目難度越來越低，重複率越來越高，學生之間的差距縮小，區分度越來越低，但試題難度實際上跟學生負擔沒有關係。
要解決所謂的負擔過重，一方面要解決社會評價的問題，另一方面教育部門也要進一步優化技術因素。
唐盛昌
我贊成您的觀念。
著力進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增強中國整體競爭力
陳志文
您怎麼評價我國目前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您覺得有哪些問題？
唐盛昌
目前我們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完善的體系，進行深入的思考。
在今天的大背景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中國競爭力的保障。一個國家的發展，沒有頂尖人才是不行的。教育要保底，但不能封頂，我們不能把最優秀的人才都扼殺掉。
有一次教育部想了解對美國九年級以下數學教材的意見，我們就與美國的一大批專家進行了會談。會談中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們說，基於目前年輕人的天賦，對他們未來發展所能達到的水平，怎麼估計都不為過。就數學競賽來說，有很多初中畢業的孩子已經進入到國家隊了。
陳志文
能否給我們講一下您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方面是怎麼做的？有哪些經驗？
唐盛昌
在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們借鑑了國外的經驗並結合自己的情況，走出了一條我國創新人才早期培養的道路。對於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我有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拔尖創新人才是分領域的，不是所有的學生在所有方面都能夠成為拔尖創新人才。我們要把那些在某一領域真正有天賦、有潛力，能夠到達最高峰的孩子識別出來。理論上來說，這是可以通過一系列指標進行識別的，但目前這還是一個沒有完全突破的世界難題。
陳志文
您用了一個詞，是識別，不是選派。
唐盛昌
不是選派。看一個學生是不是真的有天賦，識別是第一個步。
第二，在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培養中，要注重思維方式和科學態度的培養，並且要結合學生的性格和思維品質特點。比如，對於在數學領域有天分的學生來說，思維的跳躍性和縝密性的完美結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素質，但這兩者又是相對的。數學比較厲害的人，思維跳躍性非常強，通俗地講就是反應非常快，但同時縝密性也非常好，也就說要跳的準確。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跳躍性的，然後回過頭來看看是否正確，否定掉不對的，並且馬上做出新的判斷，具備這樣素質的孩子就有點兒天才的味道。
第三，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要注意到今天我們對於教育的很多想法都有了顛覆性的變化。首先，教育架構原本是以學科為基礎的，現在出現了學科交叉融合的趨勢，但還沒有顛覆原本的架構，目前正處於一個轉折期。有些人提出以課題或者項目作為主線做教育架構，那麼問題來了，課題或者項目所需的各學科基礎知識如何覆蓋？在類似STEM的概念中，雖然已經有了跨學科的大思路，但是還沒有能夠實際落地的教育架構。
其次，人工智能的出現也引起了教育的變化。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是兩個方向，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對於事物的識別和判斷，人類智能是在數據量遠遠不足的情況下，基於小數據的識別和判斷。以人臉識別為例，人工智能是通過大數據的手段把人臉的每一個細節都記錄下來形成模型，在識別時與人臉進行數據對比從而確定身份，而人類智能則是在沒有經過數據測量的情況下，依靠感性認識很快在腦海中建立起模型，並做出識別和判斷。在未來的教育中，哪些孩子能將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哪些孩子就能成功。
圖源：網絡
陳志文
很有可能，我們過去認為是重點的基本知識，未來就不是重點了。
唐盛昌
對。所以，我認為，這也使得現在的學習方法產生了巨大變化，比如我提出的黑箱學習方法。以前，我們在學習知識時必須循序漸進，一步步走，每一個環節都要搞懂，而現在，我們沒有必要每一個環節都搞懂，完全可以採用黑箱操作方式，跳過其中的幾個環節。
在黑箱運作的過程中，我們只需知道輸入什麼和輸出什麼就足夠了，如何操作的可以不知道，但不影響我的研究。
其實團隊合作就是這樣的，我把不懂的地方交給專家，告訴他們輸入的條件，由專家進行運作，然後告訴我結論，我再用這些結論繼續做下去。
今天，如果我們還要求每個人必須循序漸進的把全過程的每一個細節都搞懂，是行不通的。人工智能的出現，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原有的學習理論進行反思及創新。
陳志文
您對於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有怎樣的建議？
唐盛昌
人工智能的優勢在於基於大量數據的即時性選擇，如果用人工智能來強化以記憶為主的學習方法就誤入歧途了。比如，什麼是好駕駛員？原來好駕駛員只要駕駛技術好就行，車開得又快又穩就可以；而現在好駕駛員必須要進行路徑選擇，要馬上知道如何能最快到達某一目的地，就必須要藉助於人工智能APP工具。這就是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的結合，教育也應該往這個方向走。
專業能力、管理能力、社會能力，一名中學校長的素養
陳志文
您是學數學的，人大附中劉彭芝、深圳中學朱華偉也是學數學的，還有些中學校長是學物理的。對於中學校長來說，數學和物理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學科。您覺得學科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它的主要價值和作用是什麼？
唐盛昌
從某一個角度講，不同學科的風格是不一樣的。學數學的人大多邏輯思維比較清楚，思路比較清晰，其表現就是能辦成事情。從學校治理來講，中小學學校所涉及的面比較小，所以學習理工科的校長就比較有優勢，關鍵在於他能辦成事情。第一線的校長需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是學理工科的人有一個非常大的侷限性，形象思維往往不行，欠缺想象力，也就導致了視野受限、理論水平受限，這是需要突破的地方。
陳志文
我反倒覺得，理工科的學習其實是為人的發展打下了基礎，至於未來所能達到的高度還是在於多讀書，慢慢打開視野，比如您。
唐盛昌
我的數學比較好，所以我的邏輯思維能力還可以，條理比較清楚。另外，人文藝術類的書我看的也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打破了理科思維的侷限性。
陳志文
您是一位典型綜合發展的複合型人才。從您的角度來講，一位中學校長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養？
唐盛昌
我覺得可以分三個不同層面的學校來考慮。第一個層面是縣市級學校，校長具備在一兩個點上做出成績的能力就可以了；第二個層面是省市級學校，校長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能夠提煉出自己的理念；第三個層面是國家級學校，校長要有獨創性，要在某一個領域有獨到的優勢，包括個人魅力。
陳志文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可以把校長所需要具備的能力分為專業能力和非專業能力。對於校長來說，具備專業能力之外，經營管理能力、資源整合能力等非專業能力也很重要。
唐盛昌
是的，也可以總結為三種能力，一是專業能力，二是管理能力，三是社會能力。您提到的資源整合能力屬於社會能力，也就是處理各種各樣關係的能力。不同層次的學校在不同的階段，對於校長這三種能力所側重的比例要求是不一樣的。現在，校長的專業能力不見得是排第一位的，管理能力、社會能力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
對於我自己來講，我覺得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有幾件事情我是不做的。第一，其他學校的老師，我不挖，那是人家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第二，學生家長中有很多有名望的人，我從來不用這些關係。
前言
一所優秀的學校背後必有一個優秀的校長！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中國教育在線有幸邀請到一批優秀的中學校長對話，於宏觀處感受中國基礎教育70年來的偉大成就，於微觀處體味他們對教育的理解，對學校的治理經驗，以及他們的情懷。而這一切，對於我們所有關心教育的人都有莫大的啟發與借鑑！
本期嘉賓：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 唐盛昌
唐盛昌，浙江鎮海人，1942年1月5日出生，特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校監。196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曾任上海市曹楊二中副校長、校長，上海中學校長。1993年創辦了上海第一所教育教學由中國人自主管理的上海中學國際部。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兼任上海市教育學會副會長，IBO國際文憑組織校長委員會委員，NCCT認證委員會委員等職。曾獲蘇步青數學教育獎，獲全國勞動模範、上海市優秀校長等稱號。
一波三折的求學經歷，讀書給我的是一種宏觀思維
陳志文
剛解放的時候您應該年齡還很小，您還記得新中國成立時的一些場景嗎？
唐盛昌
怎麼會不記得。我是上海人，家在南京路，解放軍進城後組織了一場大遊行，我家那一段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剛剛五六歲，在我這個小孩子眼裡看到的是，解放軍來了，好威風、好神氣！
陳志文
那時候能讀書的人不多，您讀書的經歷是怎樣的，有哪些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唐盛昌
我小時候因為搬家換了兩次學校，也連著跳了兩級，13歲讀高中，16歲進大學，20歲就大學畢業了。因此，我念書的時候同班同學年齡都比我大，初中時甚至有同學比我大五六歲。
高中時，有次學校選拔學生參加上海市數學競賽，我抱著玩兒的心態報了名，全校選了6個人，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我年紀小，比較貪玩兒，不好好唸書，學習成績一直屬於中上等，並不拔尖，而且其餘5位同學都是經過相關培訓的，只有我沒有參加任何輔導。但我的競賽成績很好，好幾道其他人沒做出來的難題我做出來了，這是老師們沒想到的。
後來到了大學，我的專業是數學。說起來很有意思，爸爸想讓我讀建築設計，但我不併是很喜歡，我想讀中科大。在填高考志願的時候，我還是遵從了爸爸的意見，第一志願填了同濟大學建築系，保底志願填了上師大數學系。現在說起來可能是歷史的誤會，在錄取時，我第一批就被上師大數學系錄取了。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深刻。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我作為小孩子的一些想法沒有得到家庭的認可。因此，我做老師、做校長後，是絕對遵從學生意願的。
陳志文
其實即便是錯了，學生之後會自己調整、換專業，這個過程也是學生成長的一部分。
唐盛昌
對。
陳志文
您是哪一年讀大學的？
唐盛昌
我是在1958到1962年期間讀的大學。我讀大學的前幾年經常搞運動，先是反右傾，後來是大躍進，一直到三年自然災害，學生們根本沒有時間唸書。到1960年，我讀大三的時候才開始稍微規範一些，能念些書。
我在大學時屬於比較另類的人。數學系不是我想念的，做老師也不是我的志願，我原本的願望是想搞科研、做科學家。再有，我覺得數學系的課程太容易了，不聽也無所謂。所以，我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自己喜歡的書。
我經常去圖書館借各種各樣的書，涉及哲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包括二十四史等。其中，在大一大二時讀的《資本論》讓我印象很深刻，這是一本特別值得讀的書，但很不容易讀。我讀了兩本，一本是原著譯作，另一本是日本學者寫的解讀和評析，後來我的政治經濟學成績一直非常好。《資本論》讓我意識到了當時很多高級知識分子自身的侷限性，他們更看重個人或者家庭的發展，對國家、社會的大發展趨勢反而關注的比較少。
從所有讀過的書中，我得到的並不是針對具體問題的應對方法，而是一種宏觀思維，讓我更多的認識到了民族、國家的復興，培養了我的家國情懷。
陳志文
我明白您的視野為什麼那麼開闊了。您不只是從一個點上看辦學、看數學教育，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看待這些事。而您所讀的書就是基礎。
唐盛昌
沒錯。大學階段的大量閱讀讓我認識到，對於青少年來說，眼界不能小，眼睛不能只看到鼻子底下的那一小塊。
我的大學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我當時學的是俄語而不是英語，而且俄語成績不錯，看了很多俄語書，也讓我開闊了視野。現在我的俄語還沒完全丟掉，之前到俄羅斯去，一般的對話我都能聽得懂，不過說的能力弱一些。
陳志文
大家一直都說您能講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您在大學裡學的是俄語，那英語是在哪兒學的呢？為什麼要學英語？
唐盛昌
大四的時候我選了一門英語選修課，學了國際音標，當時我是零基礎。1962年大學畢業後，我做了老師，工作上還比較遊刃有餘，業餘就一直堅持自學英語。
那時我意識到，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掌握不好語言是不行的，只掌握俄語是遠遠不夠的。我已經感覺到英語的重要性了，即便當時可能用不到，但我堅信以後英語會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必須把英語學好，這是我的信念。後來上海中學成立了國際部，跟國外的交往越來越多，我的英語也越來越派上了用場。
英語與俄語其實有很多相近之處，把俄語的語法搞清楚以後，學英語是比較容易的。我花了幾個暑假的時間，把高中所有的英語教科書全都念完了，基本上一兩個禮拜一本。
陳志文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這是沒那麼簡單的。您能講地道的美式英語，不僅僅是有優秀的閱讀能力，還有口語能力。
唐盛昌
學習口語是非常難的。那個時候沒有英語聽說資料，我就找了一張唱片，用留聲機反覆聽，不斷地矯正自己的發音和用詞，看了很多書。
陳志文
口語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很容易過去。
唐盛昌
是的。我的英語沒有老師教，都是自學的。很多單詞是我一個個從字典裡查出來的，好處就是能夠了解每一個單詞在前後文中的確切意義，其實我們現在很多英語單詞的解釋是有偏差的。
文革的那段時間，很多人大概都稀裡糊塗的就過去了，而我恰恰抓住了這一段時間自學。從大學畢業到文革結束，我學完了英語，還自學了師範以外綜合大學的一些數學課程。
陳志文
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有些孩子沉迷於遊戲，三天三夜不睡覺也不覺得累，但學十分鐘就覺得很累。但有些孩子學進去了，就會覺得很享受。
唐盛昌
學習也不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們對遊戲的問題有些誤解。為什麼小孩子會喜歡打遊戲，遊戲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實際上，遊戲是抓住了小孩子爭強好勝的天性。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往往是弱者，而在遊戲中，卻正因為他們年紀小、反應快，反而有可能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小孩子喜歡的遊戲都是能讓他不斷成功的遊戲，這實際是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人希望獲得成就感的內在需求。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失敗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但在遊戲中失敗了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成功了卻會受到獎勵。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不斷思考、積累經驗，大膽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
陳志文
文革時，您已經開始教書了，您對當時教育的認知是怎樣的？這段時期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文革時，我和我的家庭沒有受到嚴重的衝擊。那時候我是一名青年教師，是白專典型，業務非常好，對政治不夠關心。這期間，我學了很多東西，自己有了很大提升，對很多問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對教育也有了一些想法。
文革時，強調工程教育，忽略了物理、化學等學科。從一個角度上來講，這是因為考慮到我國工程基礎太弱，要加強工程相關學科的建設。但是把問題想簡單了，處理的比較粗糙，把真正的學科體系打亂了。從大方向上來講，文革期間在教育上做的事情是錯的，但也提出了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再有，我對文革期間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較反感。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們經歷了這些後，就會思考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比如，我在上海中學做了24年校長，校長的位置曾賦予了我責任和義務，但退休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年齡到了就應該退下來，並且幫助後面的人順利接手。我不在乎頭銜之類的東西，我認為，我應該為社會、為教育、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陳志文
您對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您在處理事情時界線就會很清晰。您不在乎頭銜，有一個原因就是您骨子裡的一種自信。
唐盛昌
我確實不需要這些。我更需要、更喜歡、更希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不管是對中國人還是對外國人。我們學校外教的流失率很低，不到7%。
陳志文
其實是通過真誠建立了信任，而且一定也有共同認可的某種價值觀，才會留下來。
唐盛昌
真誠和信任是建立良好社會的基礎。小到一個小單位，大到社會，如果沒有真誠和信任，是很難發展好的。我們一直在講真善美，但真正要做到不是那麼容易的。
陳志文
之後，就到了改革開放。您對改革開放這40年有些怎樣的感觸？
唐盛昌
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百廢待興，我在晉元中學做數學教師，幾位校長對我都很好，很關心。幾年時間裡，我就從普通教師成長為了教研組組長，後來又做了副校長、校長，這一段時間我個人的發展非常快。一方面，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文章，表達了很多看法，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崗位上，應該說我都做出了點成績。
我是從晉元中學教師崗位直接調到曹楊二中做主管教學的副校長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很大。曹楊二中的數學一直比較弱，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三四年後，我離開曹楊二中時，學校數學會考成績是全市第一。
後來我到上海中學就任時，正是學校的低谷。上中原來是一所比較好的高中，文革期間停辦了，1978年恢復辦學，請了原來的老校長回來，他為上中的發展做了非常大的貢獻。1984年，老校長因年齡原因退休了，其後接連換了三位校長。上中的發展遇到了一些問題，剛剛恢復高考時，上中是上海市數一數二的中學，我接手的時候掉到了20名左右。
陳志文
調到上海中學時，您多大年齡？您覺得當時上海中學主要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唐盛昌
我是1989年調到上海中學的，那年我47歲，年齡剛好。調入上海中學後，我主要面臨著兩個問題：
一是，上海中學是市級學校，也是傳統名校，需要用更寬闊的視野看待它今後的發展；二是，社會大背景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要打開國門，因而不能再用縱向座標來衡量中國教育，而是要從橫向上來分析，與世界進行對比。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的很多領域做了很多基本工作，大量引進國外品牌的流水線，以提升中國相應產業的水平。電視機、汽車，中國原本都不會做，但我們通過引進生產線，對每一個環節進行解剖，找到差距，再一個個補，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產業。1993年開始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就想，教育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上海中學國際部就是在做這件事情，將國際課程按照其標準原封不動地引入進來，把每一個環節拆開、搞透，判斷哪些有道理，哪些沒有道理，再進行重新建構。
第一步，我們引入了IB課程，紮紮實實地上，找我們的差距在哪兒。我那時很明顯的感覺到，我們教的物理化學太過古典。
當時辦國際部的難度很大，我們面臨著經濟問題，政治上也有些敏感，但我還是做了。因為我的感覺是，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要打開國門，必須要與國際上教育的整體發展趨勢相匹配。
另外，我也考慮了上海中學的未來發展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
圖源：網絡
慎重選擇國際課程體系，上海中學國際部達成兩大目標
陳志文
您在上海中學國際部為什麼選擇首先引進IB課程？
唐盛昌
當時我參加了一次IB課程主辦方（國際文憑組織IBO）在中國召開的會議，提出了幾個問題，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會後來找我聊，很驚訝我能用英語交流。接下來，他們邀請我到IBO總部訪問，一是希望我能從一名中學校長的角度做一場關於中國教育發展的報告，二是想讓我看看IB課程是怎樣的。
總體來講，我覺得IB課程的整體情況比較好，而且靈活性也比較大，所以就考慮引進IB課程體系了。
陳志文
在目前較為流行的幾個國際課程體系中，IB課程對舉辦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A-Level本身就是考試，且與英聯邦標準化的課程體系相關聯，有標準教材和標準教綱，便於進行質量控制，對於學校來說比較好操作，而IB課程則給了學校很大的再創造空間。
唐盛昌
是的。我覺得，IB課程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將英美中小學課程理論化、體系化了，形成了完整的學科教學體系，且不同於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體系，達到了其他課程體系沒有達到的高度。第二個特點是IB設立的三大核心課程——認識論（TOK）、拓展論文（EE）、行動與服務（CAS），從科學哲學的角度提升了中學課程架構，這也是其他課程體系沒有做過的。
但IB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作為一個私營組織，它要考慮經營問題。IB擁有三個項目，分別為PYP，MYP，IBDP。其中，他們在IBDP項目上的投入是最大的，成本非常高，做得也比較好，是IB真正有價值、含金量最高的項目；而PYP和MYP項目是IB的主要盈利項目，大幅度放寬了要求。
陳志文
後來，您也引進了AP課程，為什麼？
唐盛昌
引進IB課程幾年後，上海中學國際部也引進了AP課程。AP課程不是完整的課程體系，相對來說比較容易做。後來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我們採用的也是AP課程，主要考慮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問題。
上海中學國際部可以採用IB課程，因為只招收外籍學生。但如果是面向中國學生，我個人認為採用IB課程不那麼妥當。IB課程的意識形態完全以西方為主，中國的國家課程體系整合不進去，對於高中教育來說，政治上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AP其實是考試，並不限定學校使用多少考試科目，這樣就有了整合的可能性。我在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首先提出來，思想品德、中文、歷史、地理這四門中國的核心課程是必讀的，在此基礎上再融合AP課程。以我的課程為主，把你的好東西拿進來，我覺得這是合適的。這樣，辦學的大方向就不會有問題。
總體來說，學校在選擇國際課程的時候，需要考量的問題有很多，不只是學術問題，還有政治方向的問題。
圖源：上海星河灣雙語學校官網
陳志文
在中國辦學，就必須注意這個問題，不能在這件事上較勁。
唐盛昌
沒錯。這是符合我們現在發展大形勢的。
陳志文
我們回到上海中學國際部，您覺得，上中國際部的舉辦是否達成了您的目標？
唐盛昌
通過舉辦上海中學國際部，我覺得完成了兩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瞭解了國際上各類教育的最高水平，以及其邏輯和發展趨勢，包括有大幅度改變的地方。我作為一名校長，開始考慮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
第二個目標是使上海的整體教育環境得到了改善，提高了軟實力。以前，外國人一直抱怨在中國找不到合適的學校唸書，上中國際部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得到了認可。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其實不大好辦，關鍵在於校長是否能掌控住學校，最重要的一條是要能管得住外教。在中國，很多學校是管不住外教的，中國校長對外教基本沒有影響力。我的經驗是，校長在與外教溝通的時候，一是要了解他們的文化背景和習慣，二是要讓他們贊同你講的道理。這樣他們就會接受你的理念，學校的發展方向也就會比較準確。
十多年前，我們請六七位外國人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擬定英語教學大綱，分為母語和非母語兩個部分。我看了以後覺得，母語部分可以，非母語部分不行，需要推倒重來。我需要說服外教重新擬定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要告訴他們錯在哪裡，為什麼錯了。
我提出，非母語部分的英語教學大綱不應該只是在母語部分的基礎上增增減減，這個思路是不對的。母語是思想的語言，母語與非母語英語教學的本質區別在於語言背後不同的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等。制定非母語英語教學大綱的思路應該是研究第二語言的英語教學該怎麼做。
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堅持中國的根
陳志文
您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高中國際部，並且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做了很多的融入、融合。在這期間，您有些怎樣的思考？
唐盛昌
IB確實讓我意識到有很多問題可以進行思考，比如學科群的思想。學科群思想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了，並且有了一些變化，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今高考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學科群的基礎沒有做好。
在IB體系中，物理、化學、生物都屬於實驗科學，在學科體系中是平等的，也就意味著在教學中的課時數、內容容量等基本要素也是一樣的。
IB課程中每門課在教學中的總課時為240，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80課時的核心課程，第二部分為150課時的基本課程，第三部分為10課時的拓展課程。
同樣，今天我們絕大多數地區的高考中，這幾門課的地位也是相同的，這就要求每一門課的權重都是一樣的，但實際上目前是不太一樣的，物理的難度比生物、化學不知道大多少。因此，選物理的學生人數在下降。
陳志文
您分析的很對。這一次的高考改革出現的物理選考人數下降問題，一是我們默認孩子們會理智選擇，但顯然是功利選擇；二是忽略了學科的難易程度的問題，把較難的學科和較容易的學科放在一起比了。
唐盛昌
是的。我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學科教學架構，學科架構和學科教學架構是兩碼事。學科架構是客觀的，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比如數學學科的基本內容在美國、英國、中國都是一樣的。但學科教學架構不一樣，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包含著對學科的認識。由於價值判斷不同，在教學中選擇內容的標準就會不一樣。
在每個國家的課程體系下，學科教學架構都有所不同。AP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的教學內容相比，只有大約20-30%的內容是一樣的，兩者的學科教學架構是完全不同的。
隨著對學科認識的改變，每個時代的學科教學架構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化學，在中國目前的化學教學中，元素週期表的影子還沒有全部去掉，但國外已經去掉了，因為現在的化學學科更多地是從分子運動水平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
陳志文
這就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難易問題了。
唐盛昌
這是一種選擇，選擇什麼樣的教學架構，就意味著用什麼觀點來看待這個學科，並在此指導下判斷哪些內容是重要的，哪些內容可以不學。
我講的這些不是空話，是有數據支撐的。我在《中美中學理科教材比較研究》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中國高中課程與AP等國際課程不一樣的地方。我通過辦國際部，真正瞭解了國際上的中學教育達到了怎樣的水平，而且不是空泛的瞭解，是很具體的瞭解。
圖源：網絡
陳志文
您剛才的分析才是問題的根，您是真正在做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課程。對星河灣雙語學校，您的期待是什麼？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特色是什麼？
唐盛昌
我現在希望能針對中國學生做出一套教育方案，既能比較好地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教育元素，又能堅持中國的根，讓學生們在國外學習後也能回得來。星河灣雙語學校有一個提法就是，出得去，回得來。
星河灣雙語學校的第一個特色是課程整合。所有的初中畢業生都要參加上海市組織的學業水平考試，完成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的基本要求，所有的高中畢業生也都要參加上海市教委規定的四門學科的學業水平考試，通過率均達100%。第二個特色是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和選擇。
陳志文
您認為，國際課程的引進對國內的中學教育有什麼影響？
唐盛昌
以上海中學為例，國際部的很多因素也融入到了上海中學本部的發展中。當然，像學科群這樣牽扯到課程體系的思想很難遷移過去，但有一些是可以的，比如探究式學習。
探究式學習在國外教育中很受重視，我覺得思路非常好。上海中學的探究式學習在兩方面做的非常好：一是硬件設施，建立了很多數字實驗室，沒有平臺和設備是很難進行探究式學習的；二是對學生探究能力的培養，比如建立課程圖譜以培養學生的選擇性思維。所謂課程圖譜就是根據每一學科的教學架構，將所有課程進行分類設計，形成一個可供學生進行選擇的體系。
陳志文
那麼，您覺得國際課程中，有哪些是我們不能進行遷移的？
唐盛昌
不能遷移的太多了。從哲學層面講，現在國外比較流行的是主觀唯心主義，與我們的唯物主義有很大不同。當今社會，有很多東西原本是不存在的，都是人類思維達到一定高度後，根據基本原理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比如計算機。所以，先有客觀現實，還是先有思想，這是不一樣的。從哲學的角度來講，西方有一些觀念我們是不能完全接受的，必須要採取比較慎重的方案來處理。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講，也涉及到一連串的問題，包括前面提到的學科中的很多觀念。
各類國際中學課程體系中有很多東西是融不進來的，只能整合。我們要做的是，以中國的課程體系為基礎，整合國際課程體系中有價值的東西，而不能把兩者簡單地合併在一起。
釐清中國學生評價體系問題，標準化指標是基本門檻
陳志文
您認為，目前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怎樣的？您怎麼看中國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否可以借鑑國際上的一些做法？
唐盛昌
現在國際上主流的學生評價體系是多元化的，對於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而中國目前採取的是相對單一的評價體系，比如說高考。當然，這也是由中國社會當前整體的發展狀況決定的。但高考發展到現在，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計入總分的科目越來越多。
陳志文
要把學生變成十項全能選手。
唐盛昌
是的，在這一思路下，學生的學習就變成了補短，哪一科不行就補哪一科。
陳志文
但人生是揚長的。
唐盛昌
對，我們需要的人才是揚長的，而不是補短的。所以，高考的這一思路可能需要調整，要儘可能的與人才的培養方向保持一致。
我在這裡簡單的介紹一下美國的評價體系。首先，標準化指標的考察內容相對清晰。比如，SAT只考數學和閱讀寫作兩個最基本的部分，這也是美國高校在選拔人才時最基本的門檻，學校越好，標準化指標的門檻越高。
其次，注重多元化評價，突出對學生個性發展的引導。比如，高校選拔人才時，在達到基本門檻的基礎上，要參考一些個性化的內容；再比如，IB課程體系中，學生未來想要往哪個方向發展，在評價中就會提高相應方向的要求。
陳志文
中國高校現在也在探索綜合評價招生的模式。但我認為，中國高校在綜合評價招生推廣的問題上要謹慎。並非是說這一理念或方式是錯誤的，只是目前不適合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推廣。
唐盛昌
您的考慮不無道理。我對美國大學錄取情況比較熟悉。其實，美國高校錄取首先要看的也還是標準化成績。美國第一流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一般在90分（按百分制測算）以上，個別大學要求95分左右，並且有約5門AP成績且基本都要求是最高分，在此基礎上再有非常明顯的個性特長。
排名前30的大學，要求學生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可以稍微低一點兒，並基本都要求有3門AP課成績，在此基礎上再有相對還可以的個性特長。排名前50的學校，要求學生的標準化成績還不錯，並有一兩門AP成績。排名在50-100名左右的學校，只要學生標準化成績好，基本上都可以錄取。
圖源：網絡
陳志文
是的，標準化成績是基本的門檻。第一流學校錄取要看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因為學生的標準化成績基本都是滿分，需要通過學生的個性特質來進行篩選。
唐盛昌
優秀的標準化成績是進入一流學校的資格，過了這個門檻才看綜合素質。
陳志文
而且，家庭背景優越的學生往往才可能表現出較高的綜合素質。在美國，常青藤大學有17%的新生來自家庭收入在全美前1%的家庭，只有14%的新生來自家庭收入在全美后40%的家庭。像哈佛大學這類的大學，他們選拔學生的目的是選擇未來更有出息的人，而不是最好的學生，這是兩個邏輯。
唐盛昌
是的。曾任耶魯大學校長 20 年之久的理查德·萊文講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耶魯大學校長講這句話是對的，因為耶魯大學要培養的是領導人，而不只是具體的操作人員。
陳志文
所以說，這樣的方式可能未必適合我們。
唐盛昌
對於國際上的一些評價方式，我們可以借鑑，但是也一定是建立在我們自己現實情況基礎上的。
中國教育70年的偉大成就，創造自己的教育體系
陳志文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您怎麼評價我國在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
唐盛昌
第一，中國構建了世界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基本教育體系。第二，從小學、中學到大學，中國各級各類教育的提升速度和幅度舉世無雙。就以上這兩條來講，我們已經足夠偉大了。
中國教育有很多好的地方。先從小處說起，首先是我們的數學教育，從思路到方法都非常好。其次，我們的教學思路在基本知識的掌握方面有獨到之處。第三，我國教育均衡的水平比較高。
國家教育一般分為三個層面：基本教育服務、優質教育服務和高端教育服務。我國的基本教育服務是世界上最好的，無論用什麼來評價，無論怎樣高的評價，都不為過。這是我們最驕傲的事情，世界上其他國家沒法跟我們比。
我曾經將中國教育與其他很多國家的教育進行過比較分析，得出過一些結論。比如，美國的精英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其基本教育服務不怎麼樣，美國中學的畢業率很低。再比如，芬蘭的基本教育服務是按照優質教育服務的標準來做的，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但非常有侷限性，只有少量國家可以做，大部分國家做不了，包括英美。
陳志文
在這一點上，我跟您的結論一模一樣。芬蘭的社會發展水平比較高，2016年芬蘭GDP總數排全世界第17位，而中國排名74；其社會保障制度也是世界一流的，甚至超越了英美，是其他國家很難支撐的。
唐盛昌
對於芬蘭來講，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也是難以支撐高福利的。
還有，以色列的精英教育是世界最好的，帶有強烈的軍隊色彩，但由於人口的大量擴張和外部環境，以色列的基本教育服務做得並不好。
但中國教育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方說，中國的優質教育服務有些偏，與創新人才培養混在一起了，很多地方沒有弄清楚界限。再有，我們在創新人才早期培養上還比較欠缺，需要加以高度關注，因為這會影響到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陳志文
如果一定要找一箇中國教育能參考的樣本，您認為是哪個國家？
唐盛昌
中國的教育體系是很獨特的，在世界上並沒有真正可以完全參照的對象，我們也根本沒有必要找這樣一個樣本。這是由中國教育體系的幾個特性決定的：
一是意識形態，教育必然與意識形態相關聯，我們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體系是不一樣的；
二是人口基數，中國目前人口總量已達到13.9億，中國的教育體系要把所有老百姓都要考慮進去，這是英美等國沒法比的。因此，中國必然要創造我們自己的教育體系。
陳志文
您覺得中國教育體系接下來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調整和提高？
唐盛昌
我覺得，需要從頂層設計上考慮兩個大問題：一是高端教育服務怎麼做，二是該怎麼應對資本介入教育的問題。
當前最應該考慮的是高端教育服務，我們對高端教育體系的整體思考還較為缺乏。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體系，我認為首先必須分類，對於科技、政治、經濟等領域高端人才的培養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將美國的高端教育體系作為一個研究樣本。
另外，資本的進入改變了教育格局，這需要教育主管部門加以重視，現在很多課外培訓機構的盈利比較高。
陳志文
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好未來集團在2013財年的培訓學生人次為82萬，2018財年增長到了744萬，2019財年前三個季度總人次已達到了951萬，增長的非常迅猛。減負可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唐盛昌
說明這是學生和家長的客觀需求，政府要想辦法應對這一問題。
陳志文
對於“減負”問題，您是怎麼看的？
唐盛昌
在中國，應該是超過80%的學生負擔過重，而不是整體負擔過重。在精英教育的模式下，學生負擔怎麼可能不重？我去其他國家的精英學校參觀時，學生們告訴我，基本沒有12點以前睡覺的。
陳志文
以舊金山著名中學惠特尼中學為例，一個高中女生的目標是“魔鬼數字4”，即睡4個小時、喝4杯咖啡、考4.0的成績，而且是天天如此。在美國，很多優秀的中學生下半夜睡覺是家常便飯，比國內要辛苦。
唐盛昌
一個國家有10%到15%的學生負擔重，這是正常現象，高端人才的培養確實比較辛苦，但這樣國家才有希望。
美國在這一方面的現狀是，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負擔不重，百分之二三十的學生負擔很重。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學生負擔都很輕。
陳志文
中國教育現在應該考慮的是怎麼把百分之七八十的學生負擔減下來，而這背後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是我們國家對人才評價體系的問題。社會拿分數量人才，學生和家長當然會追求成績。另外，現在中高考題目難度越來越低，重複率越來越高，學生之間的差距縮小，區分度越來越低，但試題難度實際上跟學生負擔沒有關係。
要解決所謂的負擔過重，一方面要解決社會評價的問題，另一方面教育部門也要進一步優化技術因素。
唐盛昌
我贊成您的觀念。
著力進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增強中國整體競爭力
陳志文
您怎麼評價我國目前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您覺得有哪些問題？
唐盛昌
目前我們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還需要進一步建立完善的體系，進行深入的思考。
在今天的大背景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中國競爭力的保障。一個國家的發展，沒有頂尖人才是不行的。教育要保底，但不能封頂，我們不能把最優秀的人才都扼殺掉。
有一次教育部想了解對美國九年級以下數學教材的意見，我們就與美國的一大批專家進行了會談。會談中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們說，基於目前年輕人的天賦，對他們未來發展所能達到的水平，怎麼估計都不為過。就數學競賽來說，有很多初中畢業的孩子已經進入到國家隊了。
陳志文
能否給我們講一下您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方面是怎麼做的？有哪些經驗？
唐盛昌
在上海中學國際部時，我們借鑑了國外的經驗並結合自己的情況，走出了一條我國創新人才早期培養的道路。對於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我有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拔尖創新人才是分領域的，不是所有的學生在所有方面都能夠成為拔尖創新人才。我們要把那些在某一領域真正有天賦、有潛力，能夠到達最高峰的孩子識別出來。理論上來說，這是可以通過一系列指標進行識別的，但目前這還是一個沒有完全突破的世界難題。
陳志文
您用了一個詞，是識別，不是選派。
唐盛昌
不是選派。看一個學生是不是真的有天賦，識別是第一個步。
第二，在拔尖創新人才的早期培養中，要注重思維方式和科學態度的培養，並且要結合學生的性格和思維品質特點。比如，對於在數學領域有天分的學生來說，思維的跳躍性和縝密性的完美結合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素質，但這兩者又是相對的。數學比較厲害的人，思維跳躍性非常強，通俗地講就是反應非常快，但同時縝密性也非常好，也就說要跳的準確。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跳躍性的，然後回過頭來看看是否正確，否定掉不對的，並且馬上做出新的判斷，具備這樣素質的孩子就有點兒天才的味道。
第三，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要注意到今天我們對於教育的很多想法都有了顛覆性的變化。首先，教育架構原本是以學科為基礎的，現在出現了學科交叉融合的趨勢，但還沒有顛覆原本的架構，目前正處於一個轉折期。有些人提出以課題或者項目作為主線做教育架構，那麼問題來了，課題或者項目所需的各學科基礎知識如何覆蓋？在類似STEM的概念中，雖然已經有了跨學科的大思路，但是還沒有能夠實際落地的教育架構。
其次，人工智能的出現也引起了教育的變化。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是兩個方向，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對於事物的識別和判斷，人類智能是在數據量遠遠不足的情況下，基於小數據的識別和判斷。以人臉識別為例，人工智能是通過大數據的手段把人臉的每一個細節都記錄下來形成模型，在識別時與人臉進行數據對比從而確定身份，而人類智能則是在沒有經過數據測量的情況下，依靠感性認識很快在腦海中建立起模型，並做出識別和判斷。在未來的教育中，哪些孩子能將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更好地結合在一起，哪些孩子就能成功。
圖源：網絡
陳志文
很有可能，我們過去認為是重點的基本知識，未來就不是重點了。
唐盛昌
對。所以，我認為，這也使得現在的學習方法產生了巨大變化，比如我提出的黑箱學習方法。以前，我們在學習知識時必須循序漸進，一步步走，每一個環節都要搞懂，而現在，我們沒有必要每一個環節都搞懂，完全可以採用黑箱操作方式，跳過其中的幾個環節。
在黑箱運作的過程中，我們只需知道輸入什麼和輸出什麼就足夠了，如何操作的可以不知道，但不影響我的研究。
其實團隊合作就是這樣的，我把不懂的地方交給專家，告訴他們輸入的條件，由專家進行運作，然後告訴我結論，我再用這些結論繼續做下去。
今天，如果我們還要求每個人必須循序漸進的把全過程的每一個細節都搞懂，是行不通的。人工智能的出現，意味著我們需要對原有的學習理論進行反思及創新。
陳志文
您對於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應用有怎樣的建議？
唐盛昌
人工智能的優勢在於基於大量數據的即時性選擇，如果用人工智能來強化以記憶為主的學習方法就誤入歧途了。比如，什麼是好駕駛員？原來好駕駛員只要駕駛技術好就行，車開得又快又穩就可以；而現在好駕駛員必須要進行路徑選擇，要馬上知道如何能最快到達某一目的地，就必須要藉助於人工智能APP工具。這就是人工智能和人類智能的結合，教育也應該往這個方向走。
專業能力、管理能力、社會能力，一名中學校長的素養
陳志文
您是學數學的，人大附中劉彭芝、深圳中學朱華偉也是學數學的，還有些中學校長是學物理的。對於中學校長來說，數學和物理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學科。您覺得學科對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它的主要價值和作用是什麼？
唐盛昌
從某一個角度講，不同學科的風格是不一樣的。學數學的人大多邏輯思維比較清楚，思路比較清晰，其表現就是能辦成事情。從學校治理來講，中小學學校所涉及的面比較小，所以學習理工科的校長就比較有優勢，關鍵在於他能辦成事情。第一線的校長需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是學理工科的人有一個非常大的侷限性，形象思維往往不行，欠缺想象力，也就導致了視野受限、理論水平受限，這是需要突破的地方。
陳志文
我反倒覺得，理工科的學習其實是為人的發展打下了基礎，至於未來所能達到的高度還是在於多讀書，慢慢打開視野，比如您。
唐盛昌
我的數學比較好，所以我的邏輯思維能力還可以，條理比較清楚。另外，人文藝術類的書我看的也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打破了理科思維的侷限性。
陳志文
您是一位典型綜合發展的複合型人才。從您的角度來講，一位中學校長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養？
唐盛昌
我覺得可以分三個不同層面的學校來考慮。第一個層面是縣市級學校，校長具備在一兩個點上做出成績的能力就可以了；第二個層面是省市級學校，校長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能夠提煉出自己的理念；第三個層面是國家級學校，校長要有獨創性，要在某一個領域有獨到的優勢，包括個人魅力。
陳志文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可以把校長所需要具備的能力分為專業能力和非專業能力。對於校長來說，具備專業能力之外，經營管理能力、資源整合能力等非專業能力也很重要。
唐盛昌
是的，也可以總結為三種能力，一是專業能力，二是管理能力，三是社會能力。您提到的資源整合能力屬於社會能力，也就是處理各種各樣關係的能力。不同層次的學校在不同的階段，對於校長這三種能力所側重的比例要求是不一樣的。現在，校長的專業能力不見得是排第一位的，管理能力、社會能力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高。
對於我自己來講，我覺得學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有幾件事情我是不做的。第一，其他學校的老師，我不挖，那是人家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第二，學生家長中有很多有名望的人，我從來不用這些關係。
唐盛昌 中國教育在線/攝
陳志文
我們常說，一所名校的背後一定有一位名校長，而名校長的謝幕也意味著學校這一段發展的謝幕。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名校長的任期有多長非常重要。您對此怎麼看？
唐盛昌
在這一點上，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做校長就是階段性的。在你作為校長的這個階段，要盡最大努力把學校建設搞上去，為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年齡到了，退了就退了，下一階段的事就不要再去管了。
陳志文
如果請您對自己做個總結，您覺得自己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麼？
唐盛昌
不斷地學習和思考吧。
陳志文
您覺得獨立思考的能力是可以培養出來的嗎？
唐盛昌
我認為，學習與思考的能力是可以進行培養的，但如果堅持學習與思考並能夠達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就不只是培養的問題了，也不是天生的。這要求人要有不斷反思的能力，並且能以反思後的結論影響和指揮自己的行動。
陳志文
我們現在留學生出國遇到的問題多半不是英語問題，而是寫作問題，不會寫議論性文章，缺乏邏輯。而這種能力在國外則是從小就在訓練的，由此培養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唐盛昌
這是做學問的基本能力，真正做學問，真正研究透一點兒東西，是要很下功夫的，是很累很苦的。
陳志文
我覺得學問能做到什麼程度，一方面取決於基本的專業素養，包括紮實用心和基本的科研方法，另一方面還取決於天資。
唐盛昌
是的。
陳志文
父母和家庭環境對您的成長有怎樣的影響？
唐盛昌
家庭對人的影響因人而異。我的父親是建築工程師，做建築設計的，之前畢業於上海光華。
但對我來說，家庭對我的影響沒有社會對我的影響大。對於人的成長來說，父母和家庭給了一個初始的參照系，會影響一個人對文化、對傳統的理解以及對自己的定位和要求。但這只是初始參照系，並不是唯一或者說是最後的參照系。學校、同學、閱讀的書籍等等因素都會對一個人的成長產生影響，參照系會不自覺地變更。
陳志文
我是從遺傳的維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我們的教育在迴避遺傳這件事。遺傳有生理性遺傳和社會性遺傳之分。生理性遺傳基本都是正向的，一般來說，父母有什麼孩子就有什麼。社會性遺傳有一種是正向的，受父母耳濡目染的影響，還有一種是反向的，比如父母在某些地方吃過虧，在教育孩子時就會刻意向反方向引導。坦率地講，與同樣努力的人相比，很多人勤奮未必有結果。
唐盛昌
勤奮是可以培養的，但是堅持就不一定能培養得出來了，要達到一定高度也是培養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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