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的地域性問題的提出

袁行霈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總緒論”在談到“中國文學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時，提到了“地域的不平衡這一現象。該書指出：“所謂地域的不平衡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學的發展有盛衰的變化，呈現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狀況。”“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體孕育生長，從而使一些文體帶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如此。”（注：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總緒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儘管該書對於這個問題的論述顯得非常簡略，但我還是為此感到高興。因為自從1905年劉師培先生髮表《南北學派不同論》（注：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國粹學報》1905年第3至第10期）、1906年王國維先生髮表《屈子文學之精神》之後（注：王國維：《屈於文學之精神》，《教育世界》總第140號），直到20世紀90年代，除了極少數專家（如金克木先生1986年發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外，八十多年間，似乎很少有人就文學的地域性問題做過專題研究。

八十多年的時間不能說短。為什麼沒有人來研究這個問題？我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這個問題確實很複雜，既費時，又費力；二是受不正常的學術空氣的影響。我們知道，建國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地域性、地理環境這一類的問題，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談地域性，談地理環境，便有“地理環境決定”之嫌；而“地理環境決定論”，被看作唯心主義的觀點。

只有在今天，在社會的學術文化空氣相對自由的時候，在學術研究開始走向理性和成熟、開始出現個性的時候，才會有人重提這個問題。這正是我在讀到袁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的上述內容時，為之高興的原因。

二、文學史的未解之謎

以往的中國文學研究，大多隻注重史的探索，而不注意其空間組合規律；只注重編年，而不注意系地；只注重時代性和民族性的闡述，而不注意地域性或地域風格的考察。因而這種研究，往往是一維的，單向的，缺乏立體感和豐富性。事實上，歷史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層開的。時間和空間，是事物的兩種最基本的運動形式。“地理是歷史的舞臺，歷史即地理之骨相。讀歷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許多精彩的真實的意義。”（注：王恢：《中國歷史地理·編著大意》，臺灣世界書局1975年版）文學研究如果只注重其時間關係（時代性），而忽略其空間關係（地域性），就很難解答文學史上的許多謎團。

司馬相如畫像

譬如：同是中國詩歌之源，為什麼《詩經》和《楚辭》的文化意蘊和審美形態判然有別？同是漢賦名家，為什麼司馬相如和揚雄的賦那樣恢宏和瑰麗，而班固和張衡的賦卻那樣質樸和典雅？同是唐詩巨擘，同樣漫遊大江南北，同樣經歷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鉅變，為什麼李白的詩歌是那樣的飄逸灑脫，而杜甫的詩歌則是那樣的沉鬱頓挫？為什麼在先秦、兩漢、三國、西晉和隋唐時期，中國的文學家總是北方多於南方，而在東晉、南北朝、宋、元、明、清時期，南方的文學家又大大地多於北方？為什麼在唐代還是默默無聞的江西文壇，在宋代卻是那樣的振聾發＠①，不僅文學家的數量增加了十多倍，而且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儼然執了兩宋文壇之牛耳？為什麼領一代之風騷的宋詞多情語、多豔語、多妮子態？為什麼在明代文壇的復古派與革新派這兩大陣營中，復古派的領袖多為北方人（如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謝榛、李攀龍），而革新派的領袖則多為南方人（如李贄、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鍾惺、譚元春）？類似這樣的一些問題，僅僅用歷史的方法是說不清楚的，必須同時採用地理的方法，因為這些問題都涉及到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和實踐，都涉及到文學的地域性問題。

三、中國曆代文學家的地理分佈格局

中國文學的地域性，是一個客觀事實，不是承認與不承認的問題，而是如何認識、如何解釋的問題。而要科學地認識和解釋中國文學的地域性，必須完成一個前提性的工作，這就是搞清楚中國文學家的地理分佈，一是分佈格局，二是分佈成因，三是分佈重心，四是分佈規律。

關於中國曆代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首先要確定什麼樣的人才是文學家。這裡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古代很少有專職的文學家，絕大部分有文學作品傳世的人，都是集文學家和官僚於一身；其二，文學家的身份，是由他所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來確定的，但是在漢魏以前，許多作品往往是文筆不分的。這樣的作品，說它是文學也可以，說它是歷史或哲學也未嘗不可以。那麼，什麼樣的人可以算作文學家？一個時代或一個地區究竟有多少文學家？往往人言言殊，缺乏一個統一的界定和標準。好在前輩學者和時賢們已經做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例如編撰了若干種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這就為我們省去了一些翻檢之勞。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 中華書局出版

但是甄別工作是不能省略的。我們考察文學家的地理分佈，目的在於考察一個地區的人文地理環境對文學家的生成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而歷代的史傳碑文（包括有關方誌和筆記）記載人物的籍貫，往往把傳主的出生地、祖籍和郡望混為一談，後人所編寫的多種文學史和文學家辭典，也都存在這個問題。即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為例，這一方面的問題就很多。僅僅是唐代詩人的籍貫問題，就錯了30多處（注：張國光；《文史哲學新探·唐代詩人佔籍辨證》，武漢出版社1992年版）。文學家的籍貫問題的確定，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我這裡所講的文學家的籍貫，是指其出生地。我的做法是，一方面以大家公認的編得比較好的譚正璧先生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為統計對象，一方面則儘量利用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材料來糾正其中的錯誤。

譚正璧先生所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上起李耳，以迄近代。凡姓名見於各家文學史及各史之《文苑傳》，或其文學著作為各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所收者，靡不收錄”（注：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例言》，上海書店1981年版），共得6800人。除去辛亥革命以後去世的40人，朝鮮、蒙古和越南籍的7人，籍裡不詳的467人，有籍貫可考者為6286人。茲將這6286人的地理分佈情況列表如下：

四、中國曆代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

由上表可知，周秦時期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山東、河南和湖北三省，也就是當時的魯、宋、衛、鄭、韓、楚等國；

兩漢時期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陝西、河南、河北、山東、江蘇和安徽諸省，也就是當時的京兆尹、右扶風、南陽、陳留、河南、汝南、潁川、安平、北海、齊郡、沛國和會稽等郡國；

三國西晉時期文學家的分佈重心在今天的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江蘇和安徽諸省，也就是當時的京兆尹、北地、潁川、樑國、陳留、汝南、河內、河東、太原、高平、琅邪、平原、廣陵、吳郡、會稽和譙郡等郡國；

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河南、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和湖北諸省，也就是當時的潁川、陳郡、平原、琅邪、南郡、會稽、吳郡、南蘭陵、晉陵、建康、南東海、南兗州和淮南諸郡國；

隋唐五代時期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陝西、河南、山西、甘肅、河北、江蘇、浙江、湖北、福建諸省，也就是當時的京兆、華州、河南、鄭州、太原、蒲州、絳州、秦州、深州、定州、貝州、趙州、幽州、揚州、徐州、常州、潤州、蘇州、睦州、杭州、越州、湖州、荊州、襄州、泉州等州府；

宋遼金時期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安徽、江蘇、江西、浙江、四川、福建、河南諸省，也就是當時的歙州、蘇州、常州、潤州、吉州、饒州、撫州、洪州、建昌、杭州、湖州、慶元、婺州、台州、溫州、眉州、福州、建州、開封、河南等州府；

元代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安徽、江西、江蘇、浙江、河北、北京、山東等省，也就是當時的徽州、吉安、饒州、撫州、平江、揚州、杭州、湖州、溫州、紹興、慶元、婺州、台州、福州、建寧、晉寧、真定、大都、東平等路府；

明代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江西、江蘇、上海、安徽、浙江、廣東、福建、山東等省，也就是當時的吉安、撫州、南昌、常州、揚州、應天、蘇州、松江、徽州、杭州、紹興、嘉興、湖州、寧波、金華，廣州、福州、興化、濟南等州府；

清代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在今天的江西、江蘇、上海、安徽、浙江、廣東、福建、山東等省，也就是當時的南昌、撫州、蘇州、常州、揚州、鎮江、江寧、太倉、松江、安慶、徽州、杭州、嘉興、紹興、湖州、長沙、廣州、福州、順天、濟南、青州等州府。

五、中國曆代文學家的分佈成因與分佈規律

總的來講，以地理學上的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周秦、兩漢、三國、西晉、隋唐時期，中國文學家的分佈重心多在北方，主要是黃河中下游流域；而東晉南北朝、宋遼金、元、明、清時期，中國文學家的分佈重心則多在南方，主要是長江中下游流域。

中國曆代文學家的分佈重心的形成，與以下環境有著絕大關係：

• 第一，京畿之地

凡享國在一百年以上的王朝，其京畿之地的文學家數目都很可觀。如西漢時的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東漢時的河南尹，東晉、南朝時的丹陽尹，唐代的京兆府，北宋的開封府，南宋的臨安府，元代的大都府、清代的順天府，都是如此。歷代的京畿地區，除西漢之外，都只是當時的一個二級行政單位，其版圖不及全國的百分之一，其所擁有的文學家則將近全國的十分之一。這個比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京畿地區既是全國的政治軍事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和人才中心。京畿地區文化和文學人才的興盛，主要是由政府的行政力量促成的。一是移民。移民當中的優秀人才往往多過當地土著。二是興辦學校。京畿地區的學校，大多具備當時最優越的教學條件和最優秀的教師，生源也比較廣泛。由京畿地區的學校輸送的封建官僚和各類文化人才，簡直不計其數。三是收藏圖書。無論哪一個朝代，都重視圖書的收藏工作，而京畿地區的圖書量，往往居全國之冠。這就為廣大文化人的讀書和寫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四是開科取士。科舉考試的最後一道程序是在京師完成的。成千上萬的讀書人在此獲得晉升的機會，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這一點，對京畿子弟無疑是一種最有效的激勵。另外，京畿子弟參加考試，同外地考生相比，還享有近水樓臺之便。

唐朝京城長安

就全國而言，文學家分佈較多的地方在京畿；就有關州、郡、府、路、省而言，文學家分佈較多的地方則在其治所。因為這些治所，也就是各有關州、郡、府、路、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其道理同京畿地區是一樣的。

• 第二，富庶之區

中唐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的黃河中下游流域，尤其是今陝西的西安一帶，山西的太原一帶，河南的洛陽一帶，山東的淄博一帶，堪稱富庶，因而這些地區的文學家也分佈最多。在南方，比較富裕的是今湖北的荊襄一帶，江蘇的南京、蘇州、揚州一帶，以及浙江的紹興一帶，因而這些地區的文學家分佈也較多。中唐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移至江南，尤以今四川的成都，江西的南昌、吉安、撫州，安徽的徽州（徽州本地不怎麼富，但徽商富甲天下）、安慶，湖南的長沙，江蘇的南京、蘇州、常州、揚州、鎮江，上海，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福建的福州、泉州、建寧，廣東的廣州，最為富庶，所以這些地區的文學家佔了全國的絕大多數。

經濟對文學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在富庶的經濟和繁榮的文學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中介，這便是教育。中國古代的教育分私學和官學兩種。官學到處都有，私學則以經濟發達地區為多。以兩漢時期為例。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在關中、中原和齊魯三地，而當時的私學教育，也以這三地最為興盛。自宋代開始，中國的私學教育發生重大變化，這就是書院教育的蓬勃興起。宋代及以後的元、明、清各代，中國的經濟重心穩定在南方，中國的書院也以南方為最多。一個地方的官私教育發達，與教育有密切關係的刻書、藏書事業也隨之發達，這一切，為文學人才的成長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北宋汴京

富庶之區不僅官私學校發達，圖書事業興旺，而且交通方便。這裡的文學人才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外，還有條件外出漫遊。這一點對文學家的成長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古代的文學家，真正意義上的窮人很少。這些人要麼是官僚，要麼是地主，要麼是商人，要麼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他們並不以文學為專業，做官才是本行。孟浩然、顧炎武以及後期的陶淵明不做官，但是他們都有田莊，都有可觀的經濟收入。所以所謂的“詩窮而後工”這個“窮”字，是窮通的窮，是指政治上的不得志，不顯達，不是指經濟上的貧寒。試想，沒有錢怎麼讀得起書，應得起考？怎麼“行萬里路”？人生的目的不外兩點：一是求生存，一是求發展。讀書、交遊、寫作，都是求發展的行為，只有生存問題解決了，才能談發展的事。真正的窮人連飯都吃不飽，還當什麼文學家？

• 第三，文明之邦

這是指那些文化傳統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的地區。文明之邦的形成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旦形成，就有相當的穩定性，不會因政治、經濟等外在條件的改變而立刻改變。文明之邦即便不是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重心之所在，只要不發生劇烈的社會動盪和經濟蕭條，仍然可以開放出燦爛的現實文明之花。文明之邦是文學家的一個淵藪。中國古代的文明之邦，在北方首推曲阜、臨淄、濟南及其附近地區，其次是太原、西安、北京、開封、洛陽等地；在南方首推蘇州、南京、揚州、杭州、紹興、福州，其次是常州、宣州、徽州、嘉興、湖州、泉州、荊州、南昌、吉安、成都、長沙、廣州等地。

文明之邦有這樣幾個優勢。一是文化傳統的悠久。上述文明之邦，少說也有上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一旦形成，便有一種堅韌的力量，具有一種歷久而彌新的品格。傳統和現實是一個動態的關係。傳統之所以成其為傳統，就在於它對現實發揮著作用；而現實，則是從自己的這一端來解釋、承續和利用著傳統。文化傳統是不易被瓦解、被割裂的。例如秦漢之際，齊魯地區的社會經濟遭受巨大的摧殘，然儒學傳統仍不絕如縷。秦朝剛剛滅亡，魯國便在楚漢紛爭之中興起禮樂。劉邦兵臨城下時，“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聲不絕”（注：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齊魯地區再次成為著名的文化發達區。

中國科舉博物館

可見文化傳統是一種精神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突破時間的限制而把歷史和現實銜接起來，把古人和今人聯繫起來。哪個地方的文化傳統得以形成，並且得到弘揚，那個地方的文化便能保持發達的狀態。二是文化積累的豐厚。文化傳統是一種觀念形態，文化積累則是種種物質載體，例如學校、圖書、碑刻、器具等等。前者是軟件，後者是硬件；前者可以承傳，後者更可以承傳。三是文化領袖的激勵。文明之邦的主體，是對本地區的人才或潛人才的思想與行為產生直接的激勵作用的文化領袖。文化領袖有本地人，也有在本地流寓、做官和講學的外地人；有古人，也有時賢。譬如漢時的蜀郡，在西漢前期，其文化仍比較落後。至“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這裡才出現了一些文化氣象。洎至“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這裡的讀書人受到很大的震動和激勵，於是“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司馬遷嘗雲：蜀地文化的發達，究其因，乃系“文翁倡其教，而相如為之師也”（注：班固：《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可見文化領袖的啟蒙和激勵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 第四，開放之域

開放在這裡有兩重意義，一是地理上的開放，一是文化上的開放。地理上的開放，說得具體一點，即指境內外交通的便利。我們上面所列舉的文化發達地區，就地理條件而言，無一不是交通發達的地區。交通發達的地區不一定全是文化發達的地區，但是文化發達的地區則一定是交通發達的地區。地理上的開放，是文化上的開放的前提。

交通的發達，為文化的交流和建設至少提供了兩大優勢。一是物質交流的優勢。物質屬於廣義的文化。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物質的生產和流通包含著人的價值觀念、審美風格和文化取向，物質交流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交流。尤其在文化傳媒比較單一的古代，物質的交流乃是整個文化交流的一種重要形式。大凡交通發達的地方，便是物質交流頻繁的地方；而物質交流頻繁的地方.也就是文化交流活躍的地方。漢唐時的長安、洛陽，兩宋時的汴梁、臨安，元時的大都，明清時的北京、廣州、泉州等等，莫不如此。二是人員往來的優勢。人，既是文化創造的主體，又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

人員交流的廣泛與頻繁，乃是一個地區的文化建設的一種重大的推動力。一個地區一旦成為交通發達之區，境內的官僚、武弁、士子、商人乃至僧道、醫卜、藝伎等等總是絡繹於途，境外的使臣、學者、商客、傳教士等等也是接踵而至。唐時的長安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需要說明的是，文化的開放並不限於像長安這樣的京畿之地。戰國時候的臨淄，新莽時候的會稽，東漢末年的荊州，唐代末年的成都，五代時候的福州等等，都是這樣。

綜上所述，京畿之地、富庶之區、文明之邦與開放之域，正是關係到文學家的地理分佈重心之形成的政治、經濟、文化（狹義的）和地理四大要素。在這四大要素當中，最直接與最穩定的要素便是文化。文化的重心在哪裡，文學家的分佈重心就在那裡。周秦、兩漢、三國西晉時期，中國的文化重心在黃河中下游流域，文學家的分佈重心也在黃河中下游流域；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文化重心轉移到長江中下游流域，文學家的分佈重心也轉移到長江中下游流域；隋唐五代時期，文化重心再次迴歸到黃河中下游流域，文學家的分佈重心也隨之北返；宋元明清時期，文化重心再次迴歸到長江流域，文學家的分佈重心又隨之南來。中國曆代文學家的地理分佈的基本規律就是這樣。

六、結語

通過文學家的地理分佈，可以考察文學家所接受的人文地理環境方面的影響；通過文學家所接受的人文地理環境方面的影響，可以考察文學作品所具有的地域性；通過文學作品的地域性，可以瞭解文學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可以解釋文學史上的許多未解之謎。

唐宋八大家

中國文學的地域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某種文體是從某個地區產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某個地區的特點。例如元雜劇，它的激昂、明快，聽起來“使人神氣鷹揚，毛髮灑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注：徐渭：《南詞敘錄》，《中國古典戲劇論著集成》第三冊，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與“婉轉、嫵媚為善”（注：王炎：《長短句序》，《雙溪類稿》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宋詞判然有別。因為元雜劇本是根植於以大都為中心的山西、河北、山東一帶的一種文體。它的作者以北方人居多。據王國維統計：“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書省所屬之地即今直隸、山東、山西產者，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產者十九人。”（注：王國維：《元劇之時地》，《宋元戲曲史》之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而宋詞則是具有濃郁的南方文化色彩的文體，它的作者，80%以上都是南方人（注：按：據《全宋詞》和《全宋詞補輯》兩書統計，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詞人為1493人，詞作共21055首，其中無名氏1569首。如果無名氏的作品不計，則1493人，人均作詞13首。以存詞13首以上（含13首）的詞人為統計對象，共得203人。這203人中，隸籍今浙江、江西、福建、江蘇、安徽、四川、湖北、廣東、重慶、湖南者168人，佔總數的82.8%，隸籍今山東、山西、陝西、北京者僅34人，佔總數的16.7%）。

文學的地域性的另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同一種文體在不同的地區具有不同的特點。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以唐宋古文為例，同為古文大家，韓愈的古文和歐陽修的古文就不一樣。“六一之文，與昌黎同出太史氏，而韓得其剛，故其文雄；歐得其柔，故其文逸。”（注：陳起昌：《唐宋八大家文章論序》，引自張仁福：《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剛一柔，一雄一逸，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原因何在？還是應該從作家的地理分佈上尋求答案。韓愈是河南孟縣人，歐陽修則是江西永豐人，他們所接受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從文學的層面來講，研究文學家的地理分佈，對於考察文學的地域性，進而考察文學的多樣性與豐富性，是有重要意義的。另外，從教育的層面來講，研究文學家的地理分佈，對於瞭解人才的生成環境和生成規律，也是有重要意義的。當然，無論從哪一個層面來講，上述研究都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