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鐵凝
技術的戰車把新媒介——數碼技術送進人間，使昔日“紙面”凝聚的諸多藝術的神性不斷被“界面”的感覺顛覆和碾軋。眼睛在網上快速、便捷地“暴走”替代著以往細嚼慢嚥似的傳統閱讀，這應該說是閱讀的革命之一種。
不過我今天要談的閱讀，僅限定在紙面書籍的閱讀。因為，雖然網絡閱讀的分量在今日人們的生活中已不可小視，私下裡卻總覺得“符碼”代替了“物質”的閱讀，損失的是時間的縱深和歷史的厚重。
人在獲得大面積爆炸性信息的同時，也會有某種難言的失重感。在我純屬個人的體驗中，閱讀其實是一種有重量的精神運動。不同的年代，閱讀在人的生活中也表現出不同的重量。
七十年代閱讀帶給我的重量級衝動
二十一世紀初，有媒體讓我舉出青少年時期對自己影響最深的兩本書，只舉兩本，一本中國的，一本外國的。
這提問有點苛刻，尤其對於寫作的人。這是一個誰都怕說自己不深刻的時代，如果我講實話，很可能不夠深刻；如果我講假話，列舉兩本深奧的書，可那些深奧的書在當時並沒有影響我——或者說沒有機會影響我。最後我還是決定說實話。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時代，正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限制閱讀的文化貧瘠的時代。我自幼喜歡寫日記，在那個年代也還堅持寫，只是那時的日記都是“懺悔體”了。我每天都在日記裡檢討自己所犯的錯誤，期盼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純粹的人”。實在沒有錯誤，甚至會編造一點寫下來。
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裡，我偷偷讀到一本書，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記得扉頁的題記上是這樣兩句話：“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動，一時間我覺得這麼偉大的作家都說連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況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呢。
更重要的是，還有後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這兩句話震撼了我，讓我很想肯定自己，讓我生出一種從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揚的豪情，一種衝動，想要去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所以我說，《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學史上或許不是一流的經典，但在那個特殊年代，她對我的精神產生了重要影響，我初次領略到閱讀的重量，這重量擊碎了我精神上的某個死結，同時給了我身心的沉穩和力氣。
另一本中國的書，我選了《聊齋志異》。在那個沉默、呆板和壓抑的時代讀《聊齋》，覺得書中的那些狐狸，她們那麼活潑、聰慧、率真，勇敢而又嬌憨，那麼反常規，作者蒲松齡有那麼神異、飛揚的想象力，為我當時有限的灰色生活開啟了一個祕密的有趣味的空間。
我的一位親人，在同樣的時代背景下，在從城市到鄉村接受再教育的歲月裡，勞動之餘，倚靠著田野上的草垛通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全集》，那些大書陪伴他度過了沉悶的青春期。問他當時為什麼讀它們，他只說是因為喜歡。
今天想來，類似上述的閱讀實在是一種無功利心的自發性之舉，因其自發性，所以也沒有預設的閱讀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閱讀收穫便格外寶貴和難忘。難忘的還有一種沉入心底的重量，這重量打擊你，既甜蜜又酣暢。
群體性的閱讀興奮在八十年代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中國曾經呈現過一種集體性的閱讀大潮。文學首當其衝，率先為壓抑太久的國人搭建了一條宣洩情感、寄託熱望的通道。
曾經出現過千百萬人奔走相告，爭讀一篇小說的時光；也曾經有人在圖書館把喜愛的又十分搶手的一部幾萬字的小說手抄下來，為的是可以反覆閱讀。那時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隊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華書店。用如飢似渴來形容當時中國人對閱讀的熱望實在是不過分的。
我認識的一位記者當年是煤礦工人，他就是在挖煤的間隙，在陰潮、黑暗的坑道里，藉著安全帽上的礦燈，苦讀了上百本中外名著。也還有不計其數的大學生，因為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環境，夜夜超負荷閱讀，造成終生眼疾。
我不曾對那時的新華書店做過銷售調查，但我相信那時積壓在貨架上賣不動的書一定和今天不成比例。我常常懷念八十年代，並非因為那特殊的歷史背景給了中國作家一種空前的卻並不牢靠的特殊地位，我懷念的是整個社會對待閱讀的那份誠懇和鄭重，以及帶有幾分純真的激情。
有學者曾經這樣說：一個民族對文學的親近程度，決定著這個民族整體素質的高低。這裡我想說，一個民族對閱讀的親近程度，決定著這個民族整體素質的高低。
新世紀的今天
如前所說，閱讀是有重量的，這重量讓我們對閱讀的重要毫不懷疑。但當我們凝神於閱讀那“重”的一面時，其實也不該忽略閱讀的“輕”。
一位領導人看望季老，問起他正在研究什麼，他說研究東方文學。這位領導人問：您這樣大年紀，研究東方文學有什麼用呢？季老回答說，世上有很多的學問，不一定是立刻有用的。但是對有些人來說，知道也很重要。有些學問是你應該知道的。我以為季羨林先生的話其實是很深奧的，由此想到閱讀重量裡那“輕”的成分。
我所說的“輕”包含了閱讀那“無用”的一面，也許是真正意義上的閱讀心境的解放。
薩達姆在他最後的時刻，在他那個兩平方米的小牢房裡，他的枕邊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我想一個人在那樣的時刻，當他想到自己靈魂的時候，恐怕不會放一個錢包在枕邊，對著一個錢包來解決靈魂的問題。雖然閱讀《罪與罰》也無助於對他生命的挽救。
也還聽說過這樣的事：西班牙首相前不久發佈了一道命令，政府免費贈送西班牙公民每人一本《堂吉訶德》。祕魯有一個小城市，那裡的警察性情特別暴烈，市民很有意見。市長沒有給那些警察任何處罰，他用了一個軟弱而無用的辦法：給他們放了三天假，同時贈給每人三部文學作品，希望他們在假期裡讀完。警察們讀了這些書以後，性情竟有了改變，對市民的粗暴態度亦有所緩解。
我並不知道他們讀的是什麼作品，也許在不經意的閱讀中他們想到了他人的存在，還看到了生活的美好、溫暖以及自身的價值……
這便是閱讀的無用之用吧，它內在的文化含量並沒有因表面的“無用”而打折扣。這裡的“無用”本身便是作用了。
閱讀的重量有時在於它的“重”，有時卻在於它的“輕”。這“輕”不是輕浮，這“輕”的滋味如同徐志摩詩中的幾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然而一切都有痕跡，我們沉重的肉身會因某些時刻“無用”的閱讀而獲得心靈的輕盈和潔淨。
這樣的閱讀不是生存甚至生計的必需，但它何嘗不是一種更高的境界呢？這種自然存在的閱讀狀態，可能比故意的強迫閱讀或者故意的淡漠閱讀都更能體現人生的精神價值吧。
-摘自《以蓄滿淚水的雙眼為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