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莫言獲獎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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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通過莫言獲獎這一好事，總結提高以非強勢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獨特文化，面對強勢主流文化時的各種經歷與經驗教訓。我們應該逐步樹立不卑不亢,實事求是,明朗陽光,該推則推、該就則就的敢於正視、敢於交鋒、敢於合作、敢於共享的通情達理、尊嚴、自信、坦然的態度。
2012年，莫言獲得了內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然後出現了各種說法。現以此為典型案例，作分析如下：
第一，諾貝爾文學獎是當代影響最大的一個世界性的獎，它有相當長久的歷史，有北歐的大致上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當認真地從事著評獎事業的專家，有相當的公信力與權威性，同時也因其不足與缺陷而不斷受到質疑與批評指責。
第二，它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強勢文化的符號，從事這項評獎工作的個別專家，確實也有自我感覺良好的種種表現，對中國的文學常意在指點。中國的一些人士，則對之又愛又恨，又羨又疑，又想靠近又怕上當，既想沾光貼金擴大影響，又怕被吃掉被融化演變吃虧。有些寫作人，像小蜜蜂一樣地圍著被視為權威的評獎人士飛舞（語出香港作家黃維樑教授），希望通過此獎的認可來為自身加分求證添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正在迅速崛起和平崛起的我國，在文化上還缺少足夠的清醒的自覺與自信，對外部事務的知曉也還有待推進。有時候此獎獎給了我們不喜歡的人，主事者們大怒，乾脆將之否定。有時候則是可以接受的人選，皆大歡喜，說明我們其實喜歡此獎。我們可以通過莫言獲獎這一好事，總結提高以非強勢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獨特文化，面對強勢主流文化時的各種經歷與經驗教訓。我們應該逐步樹立不卑不亢，實事求是，明朗陽光，該推則推、該就則就的敢於正視、敢於交鋒、敢於合作、敢於共享的通情達理、尊嚴、自信、坦然的態度。
第三，我們現在很提倡中華文化的“走出去”，一出國門，就會碰到同樣一個非強勢非主流文化面對強勢與主流文化的問題，有時候你不想講意識形態，但西方意識形態的代理人們揪住你的意識形態不放。有時候對方認為他講的是並無意識形態色彩的普適價值或專業學術，但是引起你的意識形態的深恐上當的警覺，尷尬而且躑躅為難。這方面的自覺與自信，應該落實為從容不迫與實事求是，落實為眼界拓寬、心胸擴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不必花一大堆錢到處送票然後吹噓自己進了什麼歐美演出大廳；也不必一言不和便斷定對方亡我之心不死。簡單地說，我們要大大方方，徹底超越、摒棄、清除義和團對八國聯軍的心態與邏輯。當然，看到那些八國聯軍式的高高在上的對中國的指手劃腳，也令人覺得他們還迷迷糊糊地生活在近庚子年代。
第四，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十分個性化、風格化的創造，它的接受、欣賞、評析、傳播也是與受眾個人的個性與風格愛好分不開。詩仙詩聖，唐宋八大家，托爾斯泰與巴爾扎克，普希金與拜倫、雪萊，哪個第一，哪個次之，豈有公認定論？獎勵文學，排名次，是非常困難非常冒險的事情。但是在當今信息化、媒體化、市場化的時代，寂寞的文學與它的主體即作家們，他們中的多數人，其實相當願意得到社會的扶持乃至炒作。與此同時，一些掌握了相當的社會資源的人士，有志於通過評獎推動文學事業，發現尚未被認識的文學天才，向受眾推薦優秀的文學作品，直至從財務上支持作家並客觀上支持嚴肅的文學出版事業，這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歡迎與讚揚的義舉。
第五，文學獎搞得再好，它不是一個文藝學、語言藝術、美學、小說學或詩學的範疇，它主觀上是一種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動，最多是文化活動文化事業文化行為，不是文化創造更不是文學創造本身。客觀上它已經成為重要的傳播手段，是可能獲得巨大成功的品牌營銷，是文學的推手，當然也是已有成績的文學家的美夢，是名利雙收的大喜事，是為自己的作品與知名度進行促銷的天字第一號手段。
第六，生活中常常讓你覺得大獎比被獎的文學作品與作家更牛得多。一本好書出了，不過如此，大獎拿上了，響動甚巨。原因是大獎調動了社會資源，與國家、權力、財力結合在一起（如諾貝爾獎是由瑞典國王授予的，芥川龍之介獎是由日本天皇授予的。法國的龔古爾獎、美國的普利策獎，也都有很高的規格。同樣，龔獎也受到為出版商謀利的批評），堂堂皇皇地闖入文學的象牙之塔（如果當真有這樣的塔的話），以世俗之力去幹預有脫俗之心的語言藝術。這樣，各種獎被傳媒與大眾所十分關注。而單槍匹馬的作家，沒有這種實力。
第七，好的文學獎最感人的是它的伯樂作用。一個默默無聞的爬格子——敲鍵者，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正是大獎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處。但是大獎也可能掛一漏萬，也可能有遺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這也難免。前者我們可以舉出海明威與加西亞·馬爾克斯，後者我們可以舉出一大批舊俄作家。對此，我們可以客觀評價，既不必苛求苛責，也不必對某獎頂禮膜拜。我早就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模仿一個電視廣告詞，原詞是“新飛廣告做得好，不如新飛冰箱好”，我的話是“諾貝爾文學獎做得好，不如文學好”。
第八，文學追求脫俗，作家與做獎，不可能絕對免俗。寫作與做獎，都是肉體凡胎的人類乾的活。獲獎者不是神仙。獎不是天賜金鐘罩或飛天成仙靈藥。各種世俗生活中都有失誤或缺陷，作家與做獎中不例外，這不足為奇。我願意相信主辦此獎的專家的純潔心意，但世俗中的人的判斷受到世俗因素的影響，也屬正常，例如受到國際形勢、國家關係的影響，受到本身的價值取向的侷限，受到社會風氣時尚的影響（有時候刻意地去反時尚，也是受到時尚影響的表現），受到語種與翻譯的影響，受到影視戲劇視聽作品的咋咋乎乎的影響，乃至存在著某種公關活動的影響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時我們不能否認關鍵的關鍵仍然是作品。沒有好的作品能翻譯好？能搞出好的配方？能響出動靜或拉好關係？能碰上鈴蘭花（瑞典國花）運？離開了文學作品談某某獲獎，那都是庸人論文，是將文學獎與文學乾脆八卦化。
第九，諾貝爾文學獎與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過不少碰撞。蘇聯帕斯捷爾納克與索爾仁尼琴的獲獎，都得到了蘇聯當局的負面反應。但肖洛霍夫獲獎，則是皆大歡喜。中國一高一莫，也是一怒一喜。同時，我們不妨注意一下，諾獎頒發也曾與美國齟齬。在我國、包括對莫言影響甚大的諾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卡斯特羅的好友，他曾長期被美國政府禁止入境，並因此受到美國作家的強烈抗議。諾獎也獎過阿拉法特的友人，葡萄牙共產黨人作家薩拉瑪戈、意大利左翼劇作家迪里奧·福等。我們最好不要簡單地將此獎視為異己敵對勢力的表演，正如不能將瑞典學者視為中國文學的考官與裁判一樣。
第十，莫言獲獎當然不是偶然。他的細膩的藝術感覺，超勇的想像力，對於本土人民特別是農村生活的熟悉，他的沉重感、荒誕感、幽默感與同情心，他的犀利與審醜，他的井噴一般的創作激情與對於小說創作的堅守，都使他脫穎而出。早在11年前，日本諾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就在北京預見了莫言將獲此獎。
第十一，有人不喜歡莫言的作品，指出他寫作上的某些粗糙乃至粗野粗鄙。這裡有個性上的隔膜，也有言之有理的真知灼見。大獎並不能幫助作品的完善，這些評議是完全正常的，乃至是有益的。
第十二，說莫言的作品是皇帝的新衣，不如說許多龐然大物有皇帝新衣即破綻的一面。這獎那獎也未嘗沒有破綻，人類文明、民族傳統、普適價值，吹得上了天的令人目眩神迷的說法，都不是無懈可擊的。托爾斯泰大貶莎士比亞，陀斯妥耶夫斯基厭煩屠格涅夫與別林斯基，都有它的道理，也都不是結論定論。
第十三，文學的魅力之一是它的可解讀性，即它具有相對闊大的解讀空間與分析彈性。對於一部文學作品，完全可以你解讀你的，我解讀我的。不能因為別人的解讀不合我們的意就疑神疑鬼，也不必跟著北歐的風起舞，甚至於也用不著急於給莫言搞操行評語。至於將對莫言獲獎的討論變成對莫言的政治鑑定，責備莫言尚未做到又白又專、成為現行體制的敵手，那種立論，廉價、偏頗、淺俗、跡近瘋狂，可以與將文學人一律視作黑線的“文革”重組文藝隊伍論並列，堪稱難兄難弟。
第十四，莫言獲獎的最大積極意義在於，他使中國堂而皇之地走向了牛氣十足的“諾貝爾”，也使“諾貝爾”大大方方地走進了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所謂諾貝爾文學獎出現了真正的中國元素，也就是中國文學中出現了認真的諾貝爾元素。這與主觀動機與一廂情願的解讀無干，莫言獲獎意味著互相的承認。莫言在瑞典學院的講話《講故事的人》獲得了諾貝爾所在地的知識界的好評，也全文刊登在了《人民日報·海外版》上，這太好了。它有利於民族、本土、中國特色與西歐、北美、基督教文明即所謂普適或普世的交通直至對接，用文學的誇張來說，它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和諧世界、和諧社會的構建、文化的繁榮發展走出去與請進來。如果此後中國出現十個二十個更多的莫言與獲獎事態，中國將會有所不同，世界將會有所不同。它的意義要慢慢地看。一些持反面看法的鼓譟者，正是力圖用零和模式，用非此即彼的思路來簡化世界。
第十五，諾獎開始運作以來，已經頒獎給一百多位作家，真正對文學事業產生巨大影響的人物與作品，其實有限。有人視諾獎為神明，視本土作家為糞土，這是面對強勢文化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虛無主義表現，也是十足的愚蠢與幼稚無知。
第十六，國家不幸詩家幸，在一個社會土崩瓦解之時常常會有一批影響巨大的文學人物如魯迅出現，而另一種情況下，文學有某種邊緣化的趨勢。加上信息科學的迅猛發展，視聽、網絡的衝擊，傳統的嚴肅的文學寫作目前遠非一帆風順。這種情勢下的莫言獲獎，是大好事，瑞典科學院對於文學事業的堅守，也值得讚揚。順水推舟，借力打力，我們何不趁此機會多談談文學？
第十七，無疑，此獎是發給莫言個人的，但個人的寫作有自己的語境、同行、人文環境。在莫言獲獎的同時，我們想到畢飛宇、遲子建、賈平凹、韓少功、劉震雲、舒婷、鐵凝、王安憶、閻連科、餘華、張承志、張抗抗、張煒（以姓名漢語拼音首個字母為序）等優秀作家的勞績，我們不能不珍視，不自覺與自信於我們的當代文學創作。
第十八，一些國家自身的作家作品成就與影響一般，但他們獎項的轟轟烈烈，大大增加了他們的人文話語份額與人文氣勢。這對於我國熱心於走出去的同志應該有很大啟發。與其抱怨旁人，不如當仁不讓。我希望，首先，中國自己的文學獎，應該辦得更好更權威更有規格。獎金應大幅提高，發獎最好是國家領導人出面。其次，中國（包含委託港澳）應該舉辦世界性文學大獎，至少是華語文學大獎。
（王蒙：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文化部原部長）
注：授權發佈，轉載須統一註明來自長安街讀書會公眾平臺：changanjie-read。
本期責編：胡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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