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國以來，在國民黨內身居要職，在書法藝術上同時也有極高造詣之人有不少，其中尤以譚延闓(楷書行書)、胡漢民(隸書)、吳稚暉(篆書)、于右任(行書草書)最為突出，此四人的書法成就足以與當時最優秀的書法家相媲美，並稱為民國四大書法家。
一、擅長楷書的譚延闓
譚延闓享有民國四大書法家之首的美譽。他的字亦如其人，有種大權在握的氣象，結體寬博，顧盼自雄。譚延闓可以說一生基本都在專攻顏書，顏體楷書名滿天下。“國民政府”、“行政院”等政府匾額都出自譚延闓之筆。譚延闓亦善詩聯，擘窠榜書、蠅頭小楷均極精妙。
譚延闓有副對聯可見其胸襟:“不好名馬非英雄，要與秋蟲斗方略。”上聯自述喜好寶馬名駒，善騎射，下聯是向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政要表明，我的才智都在鬥蛐蛐上，不與你們鉤心鬥角，你們也不要拿我當政敵。
世人對他褒貶不一，有人稱他為“民國完一人”，說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稱他為“黨國柱石”、“藥中甘草”，也有人說他是八面玲瓏“水晶球”、“美食家”。
二、擅長隸書的胡漢民
胡漢民好隸書，亦擅行書。《民國書畫家匯傳》稱其:“工書、能詩、善文詞。書精《曹全碑》，所作雋逸渾厚，人多重之……”《曹全碑》是漢碑代表作品之一，其結體飄逸，勻整秀麗，人們譽它像“風流自賞的三河少年，文雅可愛的蘭閨玉女”，是漢隸中用圓筆的典型作品。胡漢民深得《曹全碑》跌宕秀美、飄逸飛動之韻。落筆藏鋒逆入，行筆豎鋒入紙，筆勢勻稱，筆筆到位。其能掌握住純用圓筆，故筆畫凝重圓潤，筆長而勢足。鄭逸梅《藝林散葉薈編》有載:“胡被禁釋放，新聞記者紛紛訪問，漢民以所作楹聯遍贈之。”又云:“胡展堂(胡漢民)擅寫《曹全碑》，實則其行書殊佳勝。”
胡漢民工於隸書，在書法上獲得了相當高的成就。有論者贊他:“胡漢民，工書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為一體。晚工曹全碑，極神似，集字為詩如己出。”其傳世作品有臨摹《曹全碑》八條屏等，南京中山陵大廳正面壁上是陰刻的《總理遺囑》巨幅匾額，亦為胡漢民手書。
三、擅長草書的于右任
于右任1932在上海創辦標準草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整理、研究與推廣中國漢字的草體書法，整理成系統的草書代表符號，集字編成《標準草書千字文》。著名將領張靈甫就是于右任的弟子，得到其真傳。於的楷書也十分俊朗，但缺乏遒勁粗獷的陽剛之氣勢。于右任在書法和詩詞方面都有相當高的造詣，其詩不事雕琢亦別有情趣。
有人說，于右任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後的一位書家，我看不然。客觀來講，民國的書法只是一種文化人的手跡，談不上史詩高度。于右任在書法的形式上是程式的，他的用筆、以及他的章法都是千篇一律的，在書法理論上缺乏神采、意韻欠佳。嚴格的說，中國的書法史應該結局於趙之謙。他後來所有的過程只是一種在翻版中創造的工藝手段。宏觀上，可以將康有為、以及的民國的一些書法家納入書法史。從清末到民國的書法都是一種粗糙的形式藝術，書法在理論上走向愚昧，在風格上走向粗糙。粗糙的根本來自於過分的崇尚金石，禍源於趙之謙和吳昌碩。看于右任的作品，第一幅作品極為新鮮，再看第二幅、第三幅、或者更多就感覺低級趣味了。用筆上的程式、筆墨上的老套、章法上的死板（條幅對聯居多、落款簡單、印章總是白底紅字）。其實，都是一種缺乏文化的症狀。我們不妨可以看看歷史上的書法大家，晉唐諸家、宋四家、趙孟頫、鮮于樞、以及元代的祝枝山、文徵明、董其昌、王鐸等人，他們的書法不同時期的風格明顯，精神和麵貌都不大一直。這即證明了他們書法進步的過程，也證明了他們的書法是一部書法史的演繹過程，文化歷史底蘊深厚，說服力強。所以，清末以來的書法家，不光是于右任再這方面存在嚴重的不足，這是整個時期的筆端。
四、擅長篆書的吳稚暉
吳稚暉，又名敬恆，參加過康有為、梁啟超的《公車上書》活動，主張維新，推行新政。曾東渡日本，西至英法，後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也支持過蔣介石的內外政策，他比孫中山大1歲，長於蔣介石22歲，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最年長者之一。
吳稚暉自幼學習大篆，是當代無敵的篆體家，他青年時期字就已經寫得很好了。吳稚暉的石鼓文寫得線條靜穆，結體安然，好像沒有那種跳躍性的躁動感，而且其落筆清新干淨，線條在平直中又略帶一點彎曲，使得字又生動靈活起來，通篇觀之，則別有天趣。清末時，有一次江蘇學政坐著大轎經過孔廟，在下馬碑前沒有下轎，恰好被吳稚暉看見，他氣憤地拾起磚石向轎中亂擲，弄得學政十分狼狽。差役將吳稚暉捉住，轉送南菁書院。當時山長(院長)是著名經學家黃玄同，這位老夫子對吳稚暉的尊孔精神頗為欣賞，從輕發落，只給予羈押三天、遊街示眾的處罰。學政也怕事情鬧開有“非聖蔑賢”的壞名聲，只好說了幾句嚴加管教之類的話，便不再深究了。不過此事之後，無錫人背地裡稱他“吳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