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國強法書：芷蘭齋
前幾日收到北京匡時拍賣公司劉鵬先生髮來圖片，乃是該司董事長董國強先生所書拙齋堂號，見此大感意外，而劉鵬說，他們正在外地出差，等返京後再寄給我。
雖然久聞董國強先生大名，我卻無緣識荊，但也與匡時拍賣公司卻有著各種形式的聯繫，該公司雖然並沒有舉辦常年的古籍拍賣專場，然而他們所搞的幾次相關專場卻在業界引起過較大的轟動。我印象中匡時第一次搞古籍拍賣，乃是接手過雲樓的那批書。大概在這場拍賣前不到十年，中國嘉德公司首拍過雲樓專場，這批書被某位大力者整批拿下，當時的成交價大約兩千萬元人民幣，沉澱幾年後，該批書原封不動又出現在匡時拍場中，經過匡時公司深入研討與宣傳，最終被江蘇鳳凰集團以十倍的價格拿下。這之間的轉換我看得滿眼，雖然我也陸續得到了幾十種過雲樓舊藏，但“烏雞變成了綵鳳凰”，還是令我耿耿於懷。然而人總是能找到阿Q式的安慰，畢竟我之所得其價格與該批成交價比起來相距甚遠。
與匡時公司的另一場交集，則是我曾經在南昌市見到了一部宋刻本的《禮部韻略》。因為那次前去看此書的任務是搞鑑定，而相關領導已囑咐我，既然去鑑定，則只可看書，不可拿下。我尊領導之命，只看不買。而當時某公館準備以500萬元人民幣買下此書，後因故未果。不久之後，這部書就出現在匡時的拍場中。匡時公司對此書的宣傳可謂做足了功課，僅為一部書辦一個專場，以前既未聽聞，更未目睹，最終以2990萬元成交。這個價格成交於2013年，為當時單部書最高成交價，這部書的成交使得中國古籍單部書的成交價向前邁出了堅實的一步。而大傢俬下都在議論，創造這些神奇成交價者，跟匡時董事長的運作能力有著很大的關係。
我與匡時公司的另一場交集則是上海劉益謙在龍美術館舉辦的一場展覽。該場展覽的主題是清初康雍乾三朝相關展品。經朋友介紹，我結識了該展策展人謝曉東先生，而後我拿出一些相關藏品參展，而前來取展品者乃是匡時的劉鵬先生。我印象中正是這件事，與劉鵬兄漸漸熟識了起來，雖然匡時至今未辦常年的古籍專場，然劉鵬卻對歷史典籍有著頗深的研究，經其之介，得到董總的法書，這令我頗為感念其美意。
王學雷法書：揀茶為款三益友，築室因藏善本書
蒙王學雷先生之邀，我在其供職的蘇州大學實驗學校舉辦了一場講座。雖然與學雷兄相識有年，來高校後方知他是此校的圖書館館長，他帶我參觀了圖書館，我瀏覽架上之書，感覺專業度頗高，完全不像一所綜合學校的圖書配置。他還帶我到其辦公室聊天，我注意到他辦公室門口還掛著書法研究室的招牌，工作室內堆著整摞的書法練習作品，其如此勤奮有加，令我感佩。而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他自小練習書法，如今已經各體皆工，於是我在他辦公室聊天的話題轉為向他求教，如何能速見成效的練出具有個性的書體，雖然我知道這樣急功近利式的求教不會得到什麼真諦，否則的話他也用不著幾十年如一日的進行苦練。
我不清楚他堆在桌旁的這些習字紙是隨手寫之，還是有人索求墨寶，但我還是忍不住提出了索字的要求，王兄欣然答應，而後從中挑出這副對聯，對我說，對聯的內容與我喜好藏書頗為相符，故題上上款，以此相贈。
這副對聯的詩句我頗為熟悉，印象中這是張廷濟所書，因為喜愛，所以曾經請天津著名篆刻家趙光先生治成一方閒章，只是印章上的字句與此略有差異：“揀茶為款同心友，築室因藏善本書”，學雷兄的“三益友”想來是孔子所說的“益者三友，捐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經其一改，境界陡增三度。而我們在聊天時，他還談到了許多書法界的故事，而在以往我僅知學雷兄是藏書大家王佩諍先生之後，與他所聊話題均是有關書書書，而今從他那裡學到的知識雖然還是書，卻多了一個“法”字，這正應了“友多聞”一語。
許進法書：揀茶為款同心友，築樓因藏善本書
2019年5月，我在安徽蕪湖進行了一天半的尋訪，此次主要是打擾萬卷書屋的汪華先生，而汪先生為了讓我能夠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以及看到更多的歷史遺蹟，特意請來了兩位重要朋友帶我一同尋訪，其中之一就是許進先生。有意思的是，在我認識的朋友中，還有一位也叫許進，乃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的資深編輯許進女史。蕪湖的許先生卻是一位恂恂長者，也許是先入為主的原因，這兩天的尋訪中，每當其他的書友提到許進，我都會下意識想到南京的那位美女。
蕪湖許進乃是資深愛書人，聊到近些年書圈裡的事，他消息之靈通遠超我的所知，更為神奇的是，他原來也有藏煙標之好。第二天一早，許先生拿來兩本煙標集，裡面均是蕪湖早期煙標，其中只有很少的幾枚是我曾經見過者，更為驚奇的是，他所藏煙標品相極佳，幾乎件件堪稱絕品，以我的經驗，能夠藏到這樣品相的煙標，很有可能是來自菸廠資料室內的樣標，然而許老先生卻正正的告訴我，他的所藏絕非是樣標，同時又報料說，他在菸廠工作幾十年，有一個時段，菸廠領導讓他負責處理各地藏標愛好者的來信，為此他結識了一些重要的藏標大家。
隨後他講到了煙標界的“四大天王”，然而他說出的名字中竟然沒有鄙人，這讓我立即失去了紳士氣，於是向他講述幾十年前我跟煙標結緣的往事，而那些帶有傳奇味道的故事，也是許老先生未曾聽聞者。但即便如此，他所藏煙標質量之佳，依然令我歎羨。回來後不久，我就收到了他所贈對聯，對聯的內容竟然與王學雷先生基本相同，只是許進先生將“室”字升格為“樓”，以此祝我日進百書，其美意我當然要做如是解。在蕪湖時，他並未提起自己還有這方面的擅長，看來做人還需要夾著尾巴，因為對方沒有說出來的本領可能還多的是呢。
倪建明藏書票
此次蕪湖之行的另一大收穫，是瞭解到了倪建明先生未曾道及的歷史。倪先生現在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任教授，主要是教學生們在木刻版方面的實踐操作，因為這個緣故，近兩年與倪先生有著較多的交往，而在此前，我僅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版畫家，更為重要者，則是他製作了一系列的藏書票，為此而被藏書界所關注。大約兩年前，我為復旦古籍保護研究院捐贈了一批線裝書，在捐贈儀式上，主持人突然宣佈增加一個環節，乃是由研究院教授倪建明先生特意為我製作了一枚捐贈儀式藏書票，然後倪先生走上臺，慎重的將藏書票遞在我手中。近些年來，因為倪先生在版畫創作方面業務繁忙，書友們已很難得到他所刻制的藏書票，而我有此意外之得，當然要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彼此的忙亂，使得我們只能在微信中瞭解對方的情況，而我這次到達蕪湖後，經過汪華先生的安排，我得以前往蕪湖市人文書店小坐，在那裡見到了該書店老闆汪菁女史，而在門口看店收銀的則是她的先生，眾位書友紛紛稱汪菁的先生乃是該店的“老闆娘”。在當晚聚會時，汪菁贈給我這枚原版藏書票，此票的製作者倪建明先生恰好就坐在我的身邊，他看到自己八年前的作品時，也同樣有著今夕何夕之感。
藏書票的圖案乃是兩位古人在那裡悠閒的翻閱線裝書，如此的生活方式，看來只能到桃花源去尋找了，而書票上還以套紅的形式印著“蕪湖人文書店”的字樣，可見這是倪先生當年特意為人文書店所製作者。
《離騷圖》，蕭雲從繪
在蕪湖尋訪期間，汪華先生告訴我，倪建明先生聽說我在蕪湖，準備趕來相見，因為倪先生現正在安徽涇縣進行業務考察。當天下午，我們在飯店見到了倪先生，我感念他的美意，而倪先生卻說，他也算蕪湖人，既然我來到此地，他總要盡地主之誼。我近幾年與之的交往都是在上海，並不知道他跟蕪湖有著這樣的關係。倪先生向我講述了他與此地的關聯，原來，直到今天他在蕪湖畫院還有工作室，同時我也瞭解到，倪先生正是從蕪湖走出，前往法國，一待就是七年，而他在那裡搞了一系列與中國版畫有關的創作，如今雖然定居上海，但還是時常回到蕪湖。
倪先生了解到我前些年曾到蕪湖來探看阿英捐贈書的藏書樓，因故未能入內參觀，於是他特意在蕪湖留一晚，第二天一早由汪華開車，許進先生陪同，大家一起來到了鏡湖邊。倪先生先帶我等登上鏡湖中的一個小島，在那裡看到了宋代蕪湖狀元張孝祥的雕像，而後帶著我們又來到了阿英藏書樓，這裡至今未對外開放，倪先生給蕪湖的某位領導撥通了電話，而後讓阻擋我們的工作人員接聽，終於使我踏入了該座書樓中。
參觀完書樓後，倪先生又帶我等前往蕪湖畫院，進入此院後，我恍惚對此頗為熟悉，因為在院落的一角一眼看到了蕭雲從的塑像，而前些年我也曾來此院尋訪過蕭雲從遺蹟，卻未想到倪建明先生的工作室就在此院中，這真可謂人生何處不相逢。當然，我這句感慨之言，是對著蕭雲從說的。
在蕪湖畫院，我們受到了管理者的接待，在接待室內，我跟倪建明聊到了曾來此院探訪蕭雲從的經歷，他聞聽此言，立即請這裡的管理者拿來這部一函三冊的《離騷圖》送給我，因為該書內的插圖正是出自蕭雲從之手。
《蕪湖舊影，甲子流光》，李豔天主編
此次的蕪湖之行，經汪華先生介紹，得以結識《蕪湖日報》記者郭青先生，郭先生年紀不大，卻對蕪湖歷史極為熟悉，他帶我尋訪的過程中，一路向我介紹著當地的風土人情，而蕪湖文廟已經封閉多年，經他找關係，我們才得以入內拍照，老城區內唯一留下來的藏書樓雅積樓也正是在郭青先生的聯繫下，才得以讓我們進入工地。這天的蕪湖焦陽似火，因為工地內有多個塔吊在作業，故帶我們進入施工區域內的工作人員要求我們必須戴上安全帽。在陽光的照射下，每一頂鮮紅的安全帽有如一個個移動的紅點，更讓人燥熱異常，而這樣的待遇也是我多年尋訪過程中未曾“享受”過的。雖然這片區域大多已進行了拆遷，而雅積樓卻仍然屹立在廢墟之上。對於此樓的變遷歷史，郭青先生如數家珍般的向我一一道來，能找到這樣的朋友，使得我的尋訪得以順利完成，真是幸事。
在尋訪的車上，郭青先生送我幾本書，分別是《蕪湖古城》《洪鎔與蕪湖》和《蕪湖舊影，甲子流光》。關於其中的《蕪湖舊影》，郭先生說，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昨天他剛拿到該書的兩本樣書，我就恰好來蕪湖訪古，他告訴我說，此書內有很多老照片，他感覺也許我能夠用得著，所以特地拿來一冊相贈。一同尋訪的許進先生也對此書十分關注，郭先生只能遺憾地說，只能今後再想辦法尋得一本。
回來後翻閱此書，果真看到了許多我欲得之的老照片。本次的蕪湖之行，其中一個尋訪點就是蕪湖老海關，我到那裡是為了探訪潘玉良的遺蹟，而帶我前來看老海關者，也是郭青先生。他向我講述著該海關的變遷歷史，當年的老海關面積較如今所見要大許多，留存至今者，僅是當年海關的一棟建築，好在其他的建築在這本圖冊中有多張老照片。
翻閱這本圖冊，能夠了解到還有更多的遺蹟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盛書剛為本書撰寫的序言中，有如下一段描繪：
“荊山寒壁”是蕪湖古代八景之一，由荊山、荊山寺、歐陽湖、寒壁佛刻等部分組成。露天摩崖石刻佛像群始刻於明代中葉，以後歷代增刻，共有佛像200多尊，造型生動，雕刻精美，氣象恢宏，為蕪湖一絕。20世紀50年代，“荊山寒壁”被列為省重點文物單位。1967年，當地採石場炸燬了石刻佛像群，留下永久的遺憾。
這段故事由郭青向我講述得更為詳細，這樣的遺憾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本書中還收錄了許多古人的名刺，我在其中不僅見到了袁昶、李經方、周馥等歷史名人，還看到了端方等藏書家的名刺，為什麼這本圖冊中會收錄此類之物呢，從該頁的說明中得知，原來當年的蕪湖醫院很有名，這些人都是先遞上名片，而後再來就診，這讓我想到了今天醫院的網上掛號。為什麼這家醫院能夠吸引如此眾多的達官貴人呢，蕪湖市文物局為本書所寫的後記中介紹說：
2012年5月，經蕪湖市委宣傳部嶽徽同志和《中國日報》記者王楷皓先生介紹，編者幸會了曾在皖南醫學院擔任外教的斯丹利·克雷福德先生。他的祖輩中，曾有3代9人在中國工作和生活了72年。其中，他的高祖父赫斐秋是“蕪湖醫院”（皖南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弋磯山醫院前身）的創始人，曾祖父赫懷仁擔任“蕪湖醫院”院長8年且以身殉職於該院，曾祖母卡洛琳在“蕪湖醫院”從事護理工作8年並享譽“中國現代醫學護理先驅”稱號。這個家族在蕪湖醫療發展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決不能被遺忘。斯丹利先生將他祖輩留下的全部老照片及相關資料慷慨地贈送給我們，體現了整個家族對蕪湖的深情厚誼。
原來，這本圖冊中有很多照片都是斯丹利先生贈送的，而斯丹利的先人正是蕪湖醫院的創始人。
《最後的蕪湖古城》，石瓊編著
此書也是郭青先生轉贈者，書內有作者石瓊的題款。從本書封面的勒口上，我瞭解到石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記者，而他對蕪湖古城有著特別的情感，為此撰寫了這本書。該書內談到了古城的方方面面，這給我的尋訪增添了許多詳實的史料，而我在書內也看到了雅積樓的介紹。在尋訪此樓時，郭青先生就向我講述了此樓與湯顯祖創作《牡丹亭》有一定的關聯，雖然這種關聯還找不到太多的歷史依據，然當地一直有著這樣的傳說。石瓊先生在本書中摘引了《蕪湖縣誌》上的所言：“世傳湯臨川過蕪，寓斯樓，撰《還魂記》，其中，因名曰‘雅集’，蓋訛‘積’為‘集’，而不知本李氏之舊名也。”
看來這樣的說法也並非空穴來風，而石瓊在本書中也講到了這個傳說：
湯顯祖是在被貶到廣東徐聞縣途經南雄，與任南雄府通判李原道之子李承寵認識。李承寵任期已滿回到蕪湖，湯顯祖當時已經窮困潦倒，來蕪湖投奔李承寵，住進雅積樓。李承寵資助他在蕪湖潛心創作，有史書稱湯顯祖在蕪湖創作《牡丹亭》，但眾多史書則分析認為，湯顯祖應當在此醞釀和構思《牡丹亭》，直接出書是在蘇州。
到如今，各地都在爭名人，蕪湖能有這樣的歷史傳說故事，當然也是文人們引以為傲之事，而石瓊能夠將這些歷史史料蒐集在一起，並且實地探訪許多歷史遺蹟，這種作法足以令我感佩。
《完庵集》，（明）劉珏撰
此書為蘇州市相城區作協主席蘇眉女史所贈，她謙虛的跟我說，相城區的歷史名人也就劉珏名氣較大，所以她們籌集資金，從上海圖書館取得底本，而後以線裝書的形式印製了一批該書。此書由中華書局在2019年4月初版初印。
我與蘇眉女史的相識乃是始於三年前在蘇州的一場活動，那時我在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覓理記》，蒙蘇州古籍書店卜若愚先生厚愛，在其店舉辦首發式，同時在那裡辦了一場講座。到達蘇州後，卜先生請了一幫朋友見面，其中就有蘇眉女史，當時只記得她少言寡語，保持著淑女形象。大約一年後，我在諸暨的民間讀書年會上再次見到她，而她正與吳眉眉共同申報下一屆讀書年會的承辦權，兩位美女連袂申報讀書年會，令在坐的一幫老男人們頗為興奮，但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下一屆讀書年會的承辦權卻花落鄭州。然而蘇眉在申報環節的口才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大約一年前，中華書局安排我在蘇州圖書館與王稼句先生舉辦一場對談，主題乃是有關我的新作《書店三部曲》，吳眉聽聞我前往蘇州，故請我到相城區也舉辦一場講座，而其講座地點在一古鎮內。我記得一幫朋友前來捧場，這場講座在晚上舉行，也許是古鎮有意的設計，從停車場走到講座的書店，要摸黑走一段長長的路，並且還要跨過一座高高的虹橋，眾人用手機照亮，摸索前行，倒別有一番趣味在。而講座的場所又裝飾得頗為專業，蘇眉介紹說，這是他們作協下屬的一個活動場所，經常會請一些人來此講座。但摸黑到古鎮內搞講座，這也是我第一次體驗，過程之刺激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9年5月16日，蒙王學雷先生之邀，我在蘇州大學實驗學校舉辦了一場講座，蘇眉女史特意前來捧場，講座之餘，她贈送給我這部書。對於本書作者劉珏，我以往僅知道他是一位小有名氣的畫家，從該書的出版說明中，瞭解到了更多的細節。
劉珏（1410－1472），字廷美，號完庵，明代蘇州長洲（今江蘇蘇州相城渭塘）人。少時，郡守況鍾聞其才，擇為吏，不就。正統三年，中舉。景泰三年，領鄉薦，除刑部主事。天順初，遷山西按察司僉事。為官多善政，然薄於仕宦，居三年，致仕歸吳中。因“無冠裳之累”（明吳寬語），遂於自家屋圃引水為池，疊石為山，花木玲瓏，號“小洞庭”。悠遊林下，詩酒唱和，往來多沈絸庵、韓雍、徐有貞、夏昶、沈周、杜東原等吳中能詩、善畫、工書名士，風雅興盛一時。
從底本的刊刻情況來看，本書乃是明代版本中的下駟，與通常所見的正德本刊刻面貌相去甚遠，然該書僅止此本傳世，就文獻價值而言，可謂難得，而這也正是相城區影印該書的原因所在吧。我將這本詩集翻閱一過，未能找到與藏書有關的詩句，然與繪畫有關者卻有多首，故今後若訪得劉珏遺蹟時，將其寫入相關的尋訪記，這部書倒是難得的史料，更何況本書前有書畫大家吳寬所寫序言，卷未又有大學士王鏊所書跋語，從出版說明看，該書乃是劉珏曾孫劉布所刻，劉布能夠找到蘇州兩位大名家來寫序跋，想來也是交遊甚廣之人。
《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張冠生記錄整理
此為張冠生先生所贈。我與張先生相識，乃是源於俞曉群先生所介，那時俞先生任海豚出版社社長，在其主政期間，該社出版了一系列有社會影響的人文出版物，我也附驥在該社出版了幾本拙作。俞社長頗能跟作者打成一片，這正是他與其他社的社長不同之處。某次聚會中，我得以結識張冠生先生，此前我已讀過他的幾本隨筆集，知道他既愛書，又對一些問題有著獨特見解，而俞社長介紹說，張先生原本是費孝通先生的助手，由此我也就不奇怪他眼界之開闊。
本書前印有費孝通先生晚年在不同場景的留影，他曾在全國各地進行調查，在此過程中，張冠生跟隨在費先生身邊，隨時記下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該書是以對話形式記錄下費先生的一些重要觀點，目錄編纂則是以年代排序，年代之下，都是以文中的一句話作為小題，目錄之後摘引了費孝通的三句話，以此作為書眼：
我的東西通過記錄之後，將來還可以影響別人。
文化要靠傳的。
希望有人把我的東西弄出來，傳下去。
翻閱這部近800頁的大書，可見費先生常年奔波於祖國大地，對很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觀察，而張冠生跟隨在費先生身邊，當然也學到了很多老先生的東西。比如1997年4月3日，他們在湖州搞調查，在當地的安排下，他們參觀了著名的飛英塔。因費先生年高體胖，不便登塔，於是他站在一處牌樓前，跟他人合影，張冠生則繼續登塔，而後他寫道：
留存塔內，登至二層，俯瞰先生與眾人拍照場面。見牌樓左右兩邊石柱上有楹聯――“自覺覺他覺性圓滿即是佛，宏觀觀物觀行結合成上人”。讀之，心中一動，覺得這幅楹聯與先生此生經歷及晚年思考有相合處。自覺與覺他，正是先生近年所提“文化自覺”命題的內涵、主旨，宏觀觀物及觀行結合正是先生思考問題特點及研究方法一大特徵。
一句佛語竟然能讓張冠生有了這樣的聯想，於是他快步下樓，跑到牌樓前，將其心得告訴了張祕書，張祕書將楹聯的內容轉述給費老，費先生看後，指著楹聯說：“哎，對啦！‘自覺’就是我的‘文化自覺’，‘觀物’就是我的田野調查嘛！我要在這裡拍張照片。”
書中也談到了參觀寧波天一閣，參觀完的轉天費老還惦記著天一閣藏書避蠹所用的香草是不是廣西所產，他命張冠生了解此事，而張先生首先查了《寧波市志》中的所載：“書夾芸草以除蠹魚，櫥安英石以避潮溼。”此兩物我在天一閣內均有得見，但天一閣善本處主任饒國慶先生告訴我說，其實英石對吸溼完全沒效果，他帶我到天一閣內特地看了此石。而芸香草直到今天，天一閣仍在使用，其善本書庫內放著大量的芸香草布包，此物是否能起到防蟲的作用，亦有不同說法，但到達善本書庫時，一開門，撲面而來者就是強烈的芸香草味道。以我對古書的偏愛，使得我對這種味道頗為熟悉，我覺得芸香草所營造出的香氛，已然是藏書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張冠生查得的結果卻讓我有些意外：
查《辭海》上冊第1270頁，“芸香草”詞條：別稱有“臭草”“牛不吃”和“香茅筋骨草”。禾本科，多年生直立草木，從上，高可達1米以上。葉片狹線形，長可達25釐米以上，寬1－6毫米，具白粉，有特異香氣，嚼之味辛辣，並有涼麻感。
如此好聞的芸香草，竟然別稱叫臭草，我真懷疑為《辭海》寫此條目的人是否搞錯了。轉念思之，如果芸香草味道可人，豈不讓蠹魚也為之歡欣？如此推論起來，將此稱為“臭草”，似乎也講得通。但我又猛然想到，說不定《辭海》上所記的此字，應讀古音“xiu”，因為古代“臭”通“嗅”，只是說這種草味道強烈而已。不知道我的這個小發現能否解釋得通，但是這種解釋卻混淆了香與臭。不過，天下之事原本就沒那麼絕對，對於錯要看站在哪個立場來說，但是踏踏實實的搞社會調查，方能得出更接近客觀的結論，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
《止庵詩存》，周學熙原著，宋文彬整理
此為王振良先生所贈。該書乃他主編的《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第十一種。從宋文彬所寫《前言》中瞭解到，對於此書的整理，出主意的人仍然是王振良先生。止庵乃周學熙先生之號，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實業家，在北洋政府期間曾兩任財政總長，而在實業界，他跟南通張騫齊名，並稱為“南張北周”。對於周學熙在藏書、刻書及著述方面的業績，宋文彬在前言中簡述道：
一九二五年，周學熙退居林下，建師古堂藏書樓，從事寫作、史料整理工作。一九三零年，周氏在北平寓所附設師古堂刻書局，刊行大型叢書《周氏師古堂所編書》，收書五十餘種，計數百卷，周學熙親自編著的便有二十種。周氏晚年著有《止庵詩存》及《止庵詩外集》（師古堂課作）。
本書前有張元濟先生所撰《止庵詩存序》，此序首先稱，今人言詩者有新舊之別，接下來解釋了新詩與舊詩的含義：
何謂舊？恪守前人法度，選詞貴雅，運事必審聲調氣韻，或崇魏晉，或摹唐宋，隱然各有其疆域，非習之數十年不能達其堂室者，是為舊詩。何謂新？出口成文，純任自然，句之短長，殊無定式，多不用韻，等於常談，其體仿自西洋，是為新詩。
對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張序稱：“二者之間，嚴守軫域，互為詆斥，幾有不能並立之勢。”而張元濟對於這種狀的態度是“餘竊非之。”為什麼會以之為非呢？張認為：
夫以詩言志，言志者，所以抒寫其性情，而非用以彰文字之美，若必逞妍鬥巧，則是桎梏其心思，而何有於言志？然必如新詩之盡廢格律，毫無可以吟詠之趣，則竟寫散文可已，而又何有於詩？
張元濟自稱他不會作詩，但是喜愛白居易的《長慶集》，認為白詩乃是詩人之詩，而今他讀到止庵先生的詩，就讓他感覺彷彿是在讀《長慶集》。而後他以一個較長的段落來講述止庵的政績，在本序的最後，張的結論是：“是則止庵之詩，其必可於新舊二者間各據一席，且可為之溝通也乎。”
張序之後乃是止庵先生的自序，起首即稱“餘本不能詩”，這當然是謙虛之語，止庵在為實業奔忙之時，仍不廢吟哦，因為他覺得：
竊維詩以言志，折楊黃華，皆足寄興，不必計其詞之工拙，且觀古人有積數十年心力，而不得一紙之流傳者，又或本非詩人，而其單詞只句反膾炙人口者，此殆有幸有不幸歟？然則詩之工者未必傳，傳者未必工。當其時，不過如歐陽公所謂“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何所容心哉？吾詩雖拙，亦可見吾之所志，故姑存之，聊示雪泥鴻爪云爾，不足供大雅一粲也。
翻閱這本厚厚的詩集，我首先是從中去尋找與藏書有關的詩句，果真在捲上找到了《藏書嘆二首》：
勳業文章志已虛，形骸土木臥蝸廬。
籤題萬軸塵封盡，悔不終身作蠹魚。
結繩時代樂於於，文字繁興性始渝。
門內若能徽五典，一身自是一唐虞。
止庵還作過一首《負暄》的詩，該詩也與藏書有些關聯：
淳風誰及結繩前，憂患原從識字先。
讀破縹緗千萬卷，何如曝揹負茅簷。
以此可見止庵先生有著怎樣的藏書之愛，他感慨說自己為實業奔忙，無暇整天與藏書為伴。他還作過一首《有感題著書圖》：
萬方多難一身勞，弱弩寧能息怒濤。
垓下幾人憐覆轍，隆中何日識英豪。
飄搖風雨鴞音苦，寥落河山馬骨高。
千載興亡天有眼，好將詩禮付兒曹。
由此詩可知，有人給止庵繪過《著書圖》，而有趣的是，藏書家大多喜歡請名家繪製的是《藏書圖》。翻閱本詩集，未曾找到詠歎《藏書圖》之詩，不過在翻閱的過程中，我讀到了止庵詩作中有關世事之嘆，比如他在《七十初度述懷四首》中有這樣的詩句：“世上何人不白頭，忍看滄海溢橫流”，在《生日述懷二首》中又寫道：“光陰難系花間露，世事如飛草上煙。”
止庵能從任何小事中來感悟大的道理，又比如他寫的《拔齒感言二首》，前一首為：
變減浮雲本自閒，身非我有更誰關。
百年骸骨終塵土，何必嗟嗟一齒間。
這是何等達觀的人生態度，而他在此詩的小注中寫道：“前四齒生膿已二年，百藥無效，決然拔去。”而他在拔牙之後，有了更多的感悟，他在本組詩的第二首中寫道：
從來柔弱勝剛堅，臲卼包含已有年。
自此世無切齒事，只留脣舌與周旋。
這樣的詩句看似寫得直白，卻包含著人生哲理，難怪張元濟在序中會有如此之嘆。
《中國書院史》，鄧洪波著
有些事情確實難以解釋其中的機緣巧合，我的尋訪計劃中專有書院一類，這緣於古代書院的起源原本就是以藏書為專一目的，後來才漸漸增加了講學與祭祀，形成人們所說的三大功能。而與書沾邊的事情，都令我會像蛇吞象般的列入尋訪計劃之中，足吾所好，忘吾力窮。這些年來，我多少也訪得了一些古代的書院，前一度將訪得的部分寫文結集，交給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雖然訪得者僅是留存至今古代書樓的一部分，但於我而言也算是“階段性成果”
對於古代書院的遺蹟尋訪，我當然是著眼於書院的原始功能，而尋訪書院需要查證一些原始史料，我所買得的工具書中，以鄧洪波先生的大著最多，並且瞭解到鄧先生乃是國內最具名氣的書院史研究專家。大概三年前，我在長沙尋訪時，偶然與湖南省圖書館的朋友聊到鄧洪波先生，他們竟然是熟人，於是我有了前往拜訪的念頭，可惜在長沙期間工作安排得太滿，使我未能前往一見。
而我所說的機緣巧合，則是源於《書院尋蹤》結集交稿後，還未見到鄧先生，我們卻在公微號上相遇了，這頗令我後悔與之結識太晚，否則拙作請到鄧先生來一篇序言，那會將使這本小書光彩大增。然拙著已經付印，樣書還未見到，故只好呈上幾本其他拙作為贄，而鄧先生也回贈我幾部大作，此為其一。
其實這部《中國書院史》，我在此前早已購得，只是所買為平裝本，而鄧先生所贈為精裝本，而今再翻閱此書，仍然能夠感受到他的謹嚴和活潑。其實搞任何事情都有著本能的追根溯源，鄧先生當然也會關注到書院的起源，他首先稱“書院出現於唐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後引用了袁枚《隨園隨筆》中那段與書院有關的著名之語。袁枚認為，書院之名起源於唐代的麗正書院和集賢書院，但從我的尋訪看，早在此之前，民間即有書院存在，而鄧先生當然也持此論，他首先舉出了湖南攸縣的光石山書院。
鄧先生在專著中講述了光石山書院的故事，該書院原本跟南齊永泰四年齊明帝撒手西天后，東昏侯蕭寶卷登基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位蕭寶卷將天下搞得天怒人怨，這使得老臣張岊大感失望，於是退隱山林，尋找避難之所，而後他來到了攸縣的麒麟山，在這裡靜心讀書。某天來了一位自稱葛洪的仙人，“授以金液之訣，俾成火鼎之功”，使得張岊練就了點瓦為金之術，於是他“密濟貧病”，同時繼續修練，終於在梁武帝天監二年八月十五日全家踏上一片從天而降的紫雲，“全家八十餘口，白日沖天”。顯然這是漢代劉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故事的翻版，而按照歷史記載，張岊的兩位弟子章、馬二先生後來在陳文帝天嘉四年二月十四日也“跨鶴執簡登仙”。
這個故事似乎離書院有些遠，但張岊昇仙後約二百年，經司空山老道士鍾仙芝講述、潭州刺史蘇師道記錄了下來，而蘇師道寫的《司空山記》中有一句“宅左有光石山書院，故基尚存”。看來蘇師道在張岊故居的左側找到了光石山書院遺址，既然稱為“故基”，就說明早已有之，而蘇師道是在唐代天寶年間擔任潭州刺史，如此說來，光石山書院在此之前就已經存在，只是其屬性乃是民間行為，而非朝廷所辦。這種情況並非孤證，故鄧洪波在此專著中寫道：“從現在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攸縣光石山書院和陝西藍田的瀛洲書院、山東臨朐的李公書院、河北滿城張說書院，要算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書院了。”遺憾的是這幾個書院我均未曾踏訪，而今翻閱這部《中國書院史》，讓我又有了鼓起餘勇再踏征途的衝動。
《中國書院》，朱漢民、鄧洪波、陳和主編
此書亦為鄧洪波先生所贈，乃是一冊留存至今古代書院的圖片集。這些年來我也拍攝了大量的古代書院照片，然我的攝影水準之差，業界早有公認，如今翻閱這本圖集，更讓我感嘆專業的事就應當讓專業的人來做。此圖集中的書院有一半以上是我曾訪得者，但看到書中的照片，卻產生了既陌生又熟識的雜糅之感。
本書前有李學勤先生在2002年所寫序言，該序首先稱：“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久已成為研究中國書院的中心，論作甚豐，1997年在朱漢民教授主持下，出版了叢刊《中國書院》，近期，又受國家委託，籌建唯一的書院博物館。”鄧先生此書乃是寄自嶽麓書院，想來他也供職於此。在書院博物館內工作，並且專研書院，工作與愛好合二為一，這令我何等的心羨。
該書分多個章節講述了一些著名書院的歷史，附錄中則列出本書所收書院的名錄，該名錄點明瞭每座書院的具體地址，這給我下一步的尋訪提供了詳實而具體的目標。
《莆田市文史資料》第三十五輯，莆田市政協委員會編
此書為當地文史專家吳國柱先生所贈。今年四月我在福建境內進行了五天的尋訪，得到了林怡教授的大力協助，她通過朋友聯繫上了莆田市多位文史愛好者，而吳國柱先生為其中的重要人物。在莆田的兩天尋訪過程中，吳先生雖然言語不多，但談到歷史遺蹟時，均能講出相關的背景，而我們在吃飯時，他有此書之贈。
該書內收有吳國柱所撰《郭籛齡與名家沈樹鏞、何紹基、魏錫曾交誼》一文，此文恰是我所感興起的話題，因為這幾位名家均為晚清金石大家。而吳國柱在文中寫道，他於2018年8月初在莆田圖書館內見到了一冊郭籛齡的《吉雨山房遺集》，從此書中讀到了郭與另三位金石大家交往的細節，由此而成文。
在此前，我並未留意郭籛齡之父乃是郭尚先，而郭尚先舊藏的碑帖寒齋卻有幾本。吳國柱在文中寫道，同治十一年，郭籛齡攜帶其父郭尚先珍藏的《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初拓本從莆田前往蘇州，到達蘇州後，轉天他就拜訪了沈樹鏞，並將此拓片贈送給沈。郭籛齡為此寫了一首詩，其中詩內有“我持太守裴岑碣，小松細跋尤甚摩”，說明了此故事之不虛，同時點明該拓本上有金石大家黃易的長跋。
關於小松所書跋語，吳國柱在本文的小注中節錄如下：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銘刻於東漢順帝永和二年（137），前人著錄所未見。雍正七年（1729），大將軍嶽公（嶽鍾琪）得於西塞巴爾庫城西石人子，移置將軍府。十三年（1735），徹（撤）師又移置關帝廟。苦寒之地摹搨殊艱，土人遂有模刻者，此乃真搨本，不易得也。……
關於《裴岑紀功碑》，其實在市面上並不稀見，然由於該碑處在邊陲，前往椎拓十分艱困，這正如小松所言，敦煌當地土人又仿刻了一塊，故市面流傳的該碑大多為翻刻本，且翻刻本的正中上側鈐有當地官府印。
十餘年前，我在上海某拍賣會上偶然見到原始拓本，此拓本之神采與翻刻本絕不相類，於是決定力舉得之，然該場拍賣會宣傳力度不足，故爭者寥寥，讓我以廉值得之，而此本上有沈樹鏞藏印，此亦我與該拓本之一段小因緣。今日讀到吳國柱此文，使我對該碑的歷史又明白了更多的細節。
《澄渚人文》，陳一舟主編
在莆田的尋訪得到了當地朋友的幫助，林怡老師告訴我，她與這些朋友並不相識，她是通過陳一舟先生與這些朋友取得的聯繫。林怡說，原本陳先生打算陪我在莆田尋訪，沒想到趕上他得了重感冒，他擔心傳染給朋友，故未能前來。我回來後不久，收到林怡老師寄來的一些書，其中兩部乃是陳一舟先生所贈，此為其一。
慚愧的是，我在讀此書前並不瞭解澄渚為何意，拜讀該書方得知，澄渚原來是一個小村莊，位於莆田市荔城區西天尾鎮的東部，而將一個村莊的人文歷史編為一本書，這種作法是何等之精專。對於該村的情況，陳一舟先生在概況中講得頗為詳細，原來早在唐代即有此村名，概況中有一段話令我頗感興趣：“元代邑人雕版家俞良甫東渡扶桑，把先進雕版技術帶到日本，大力傳播中華文化，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貢獻。”
原來該村還跟刻書史有著重要的關聯，這讓我想到了日本著名的五山版，看來當時前往日本的刻工竟然有一位來自於澄渚村，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史料，對此該書中又有如下詳述：
至元代，里人俞尚寬又重修梯雲齋。但在異族統治下，澄渚士子大多無心仕進，而以家庭為單位的手工雕版印刷業頗為興盛。澄渚雕版名家俞良甫為避戰亂，於元至正廿七年（1367），率三十多位刻工東渡扶桑，寓居日本，從事雕版印刷業，以高超的技術飲譽日本。他不但積極向日本人民介紹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而且將雕版技藝傳給當地人民，推動了日本五山文化的發展，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年來，我僅在拍賣會上見到過一部五山版，結果被熟識的朋友拍得，寒齋至今未能庋藏該版，不知這個遺憾何時能得以彌補。而陳一舟在文中還談到，當地的“九牧林”是最大旺族，而九牧後裔中有敕封天后媽祖。媽祖竟然跟澄渚這個小村有著如此密切的關聯，難怪陳一舟能夠蒐集這麼多史料匯為一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