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詩人西川參加北京詩會
著名評論家張清華曾評論西川是一位“令人生畏、難以把握的詩人”，對此，西川從寫作者的角度解釋說：“我有時候會覺得我自己是自己的陌生人。人通過寫作、文學、藝術創作，不斷探索，就會不斷呈現出一個新的自我，驚訝於自己的潛力和創造性。”
6月18日，西川出現在“中國詩歌網成立兩週年座談會暨國際詩酒文化大會北京詩會”上，瀘州老窖對本次活動予以大力支持。活動現場來了超過一百名詩人，他們中有像謝冕、鄭伯農這樣年逾八十的詩壇前輩，有吉狄馬加、王家新、歐陽江河這樣的當代詩人，還有幾十位年輕的詩壇“小字輩”。“如果大家都讀詩、寫詩，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只要我們動筆，我們就進入到這樣一個大家庭裡，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西川說。
古代的詩
自詩歌誕生之初 每位詩人都是抒情的主體
在北京詩會上，西川與葉延濱、歐陽江河、唐曉渡、西渡等詩人共同上臺，就“詩人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新媒體時代下的詩歌創作”、“現代新詩與舊體詩的雙向影響”等話題展開了對談。西川認為，中國古代文化在世界範圍內都是非常獨特的。中國學問、學術、思想的源頭，是從亂世中來的，它影響到我們怎麼看待世界、對這個世界。
在接受專訪時西川還透露，他對中國古典文化中的很多門類都很感興趣，不只是詩歌，還包括繪畫、哲學等，在他看來，所謂“古典”絕不僅僅是詩歌，它的範圍非常廣闊，涵蓋了古時人們生活的各個側面，也在深刻影響著現代人。比如，中國古典詩歌自誕生之初就帶有獨特的抒情特徵，從詩經到楚辭唐詩宋詞，幾乎全是抒情詩，每位詩人都是抒情的主體，用詩歌來表達自己，或者為一幫人代言。這一特性影響到現代人的文化審美和對古典詩歌的評判標準，但以詩歌為切口深入到古代人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去研究，又可能會有令人吃驚的發現。
“每個時代的詩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當代’，就像今天的詩人要處理我們的當代生活一樣，古代的詩人也要處理他們的當代生活，這裡面就有一個結構性的關注點：每個時代的詩人和各自的當代是什麼關係？”西川說，“當我們試圖解讀古代詩人的生活和他們寫作之間的關係時，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把詩歌整個打通。而這個角度是我們很少討論到的。”
直到今天，中國的現代文明早已與世界同步，但在外國人眼中，“中國文化”仍然是指中國古典文化，並且這種文化是非常令人欽佩的。在古代，每一位詩人走完自己的“當代”後留下來的作品，經過大浪淘沙，最終由精品彙集成了今天我們眼中的古典文化。同樣的，在當代中國，我們要使自己覺得自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絕不僅僅是身為中國人、能讀寫中文這麼簡單。“只有在瞭解了中國文化、同時也瞭解了世界文化之後，在這個前提下，你才能說你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西川說。
現代的詩
中國當代讀者與詩人 知識構成區別巨大
在中國文化數千年的進程中，詩歌精神一直閃耀光芒。從古體詩到新詩，文字的應用方式有了本質的區別，新詩固然從古體詩中繼承了很多東西，但二者使用的語言、審美方式、表達方式，都有非常深刻的不同。
作為古體詩的研讀者和新詩的寫作者，西川對於二者的關係有著自己的看法：“不同的語言就是不同的節奏，人用不同的節奏說話，就意味著他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世界。古代詩人用五言、七言或者四六駢文的節奏來理解世界，我們今天用白話、現代漢語，所以我們和古代詩人面對的並不完全是同一個世界。語言上的不同，會導致審美方式的不同、關注的問題也不同。”
其實，詩歌並不是從古體詩一下子就進入了當代詩歌的這種狀態，在過去一百年間，中國的讀者見識到了胡適、徐志摩那一代詩人的作品，比如“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比如“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到後來的大躍進時期或文革時期，很多民間詩歌作品流傳很廣，另外還有很多人對歐洲浪漫主義的代表詩人如雪萊、拜倫、普希金等略有了解，再加上古詩中比較淺顯的那部分，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等，這些就構成了中國很多讀者關於詩歌的知識構成。在西川看來，這種知識構成以及由此培養出來的審美情趣，造成了中國當代讀者與當代詩人之間的巨大差距。
“好的詩人，就是真正有創造力的詩人，能夠給語言、文化帶來新東西的人。優秀詩人的才華能讓人一眼就看出來，這樣的人也不可能滿足於五四運動中的浪漫主義變種、民間詩歌作品或歐洲的浪漫主義這種知識狀態。”西川說，“所以，為什麼有的詩人那麼受讀者歡迎，但是真正優秀的詩人卻會對他們不屑一顧？這就涉及到中國詩歌讀者與詩人在詩歌知識構成上的巨大區別。”
我的詩
所謂“第三代詩人” 是不講理的命名
在現在的文學類教科書中，西川被列入“第三代詩人”。西川表示，這一說法最早出現在上世紀80年代上半期，當時北島被算作第二代詩人，按年齡劃分，在他以前的都算第一代，而西川就算第三代了。“這是一個不講理的命名，但是很像詩人的命名，所以很有意思。”西川說，相較於同齡詩人追求的反文化、白描生活、反對崇高等作品風格，自己算不上“第三代”的主體。
“我自己的寫作抱負，不完全是‘第三代’的概念能夠概括的。我跟‘第三代’在寫作觀念上有很大的不同。”西川說，“當別人要反文化的時候，我可能要打開文化看看裡面是什麼，我要深入到裡面去；當別人要反語言的時候，我要繼續挖掘語言的可能性；最大的不同就是當人們想把詩歌和生活建立關係時，我覺得詩歌不僅僅要和當下的日常生活建立關係，也需要跟過去、未來建立關係。詩歌寫作，實際上跟整個文明都有關係。”
“詩人生在中國簡直太不幸了。”西川曾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但現在他表示要“修正一下”。“詩人在中國也有幸運的一面，我們面臨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時期，這個時代為詩人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和素材，因此一些外國的作家朋友們都很羨慕中國人。現在全世界信息共通，我只想做一個體面的中國人，有我獨立的精神領域，在世界詩人面前，不那麼丟人現眼。”西川說，“我有一本書的名字叫《大河拐大彎》，現在的時代正好就在經歷大河拐彎，一定會有很多問題，但都是這個大河拐大彎過程中的一步。”
通過詩歌創作 感受精神層面生長的樂趣
其實，到了西川創作的時代，已經有很多詩人專注於寫詩，但西川卻只讓自己做“50%的詩人”，除了寫詩外，他還做翻譯、理論研究，甚至繪畫。因為曾長期在中央美術學院教書，西川一直跟中國當代美術界、視覺藝術有著密切關係，這也是他區別於當代中國幾乎所有詩人的地方。
西川表示，當代藝術的實驗精神對他有特別的意義。“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藝術家類的詩人，雖然我一直都在學校工作，可是我對於非主流的、亞文化的，比如反叛精神、搖滾等等都有興趣。我自己是受到世界當代藝術的影響，當代藝術裡面很多試驗的觀念，比如視覺藝術領域裡的各種觀念、試驗，充滿了活力和探索精神。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呈現視覺藝術，比如大地藝術、方案藝術、表演藝術、行為藝術、聲音藝術……這些東西對我會形成刺激和影響，所以別人有的時候讀不懂我的東西，就會像張清華老師說的，我是一個難以把握、令人生畏的詩人”。西川說。
也許正是因為有詩歌以外的文化、藝術生活讓西川“分心”，並使他的眼界開闊，他才能始終保持對詩歌的敬畏和好奇，以及用詩歌探索世界的熱情，寫詩三四十年了，他不但不知疲倦，還仍然能夠找到詩歌創作的快樂。
“連李白那麼張揚的人，在年輕時也寫過：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不論我有多少成就，在我內心深處，總覺得有個未知的東西，無論我如何努力靠近它，他都還是會走遠，永遠和我保持一段距離，這使我充分地瞭解到，我是一個有限的人。”西川說，“我經常感覺到自己如在無人之境，因為我思考的很多問題別人不想，我正在走的路別人看不見，我不斷要面對新的問題，想克服它就只能繼續往前走，這就是詩歌給我帶來的快樂。雖然到了我這個年齡，身體已經不再生長了，但詩歌創作能讓我在精神層面感受到生長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