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與變法地小考

西安閻良區武屯鎮，古櫟陽

陝西鳳翔東湖，古雍城

商鞅被車裂於咸陽估計不會有啥好爭論的，但是對於商鞅之死，不少文學作品虛構的比較離譜，《羋月傳》就係虛構。但我感覺虛構用力過度的當屬《大秦帝國》，過度美化以至於看後感覺極為虛假。雖說能夠理解作者對商君的喜愛情感，但文學作品，虛構誇張過度，是否會引起讀者反感？不知道別人如何，我自己很難接受，以至於澆滅了我寫歷史小說的熱情。

商鞅並非一個完美的人，從《史記》看他貪戀官場的榮華富貴，為官時又過分剛硬，堅守法家的固執剛性，不知道圓滑存私心，並且也不聽人勸，對於趙良給他苦口婆心的忠告，要他放棄現有權勢，他卻置若罔聞，最終導致身死族滅。

同樣是權力如日中天的，秦昭王時的應候範睢，就聽取了蔡澤的規勸，辭去宰相位得以善終。

再看看歷代官場，多數也是如此。

但商鞅之死的主因還是因變法而起，傷及的各階層利益太多，特別是權貴階級，由“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可知；

再者，秦惠文王年輕繼位，若不順從宗室的要求，能否座穩國君位都是未知數。故，雖車裂商君屍體，但並未廢商君法。反而是秦惠文王穩住權力後，反殺了當年脅迫他車裂商君的那幫權貴集團。從秦惠文王開始，以後的秦公都改稱“王”，源自“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

儘管文學作品，可以通過虛構來塑造人物。但對歷史人物的虛構，主線必須忠實於歷史是首要條件。

1，商鞅死在哪裡？

《戰國策》中有“衛鞅亡魏入秦”一節，但很簡略，幾乎無多少可供參考的信息。加上該書前後各代參與撰寫的人過多，其可信度已經大打折扣。其中“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足見秦孝公對商君的信任。

相比《戰國策》，感覺還是《史記》詳細、可靠。

《史記》“商君列傳”中"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

就是說秦惠文王剛剛登基不到半年，立足未穩之時，以太子傅為首的反變法勢力，就開始反攻倒算。當然首先要除掉就是商君。商鞅在東躲西藏無處安身以後，就想攻取鄭國的澠池，給自己闖出個安身之地。

“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這段話用現代漢語說就是，商君只好重新回到秦國，跑到他的封地商邑，組織起他的邑兵向北去攻擊鄭國。秦國發兵攻打商君，把他殺死在鄭國的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屍體）示眾，並說“不能像商鞅一樣造反。”同時也滅殺了商君一族。由此可以看出，車裂的只是商君的屍體，而非影視劇中的是活人。

2.商鞅的變法地究竟在哪裡？

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也只能根據各種古代書籍來交錯證明，否則只能是等到以後的考古新發現來確定。但估計難度非常大，無法有直接的證據。

第一種說法是櫟陽，我有年在西安閻良區武屯鎮的公路邊上，看到過指向農田的指示牌上寫著“商鞅變法地”，不知道如此說的根據在哪裡？如果系根據“秦本紀”：“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來作為證據的話，明顯不足。櫟陽在當時，只是獻公為了奪回河西之地的邊陲軍鎮，具有陪都的性質。同時也是秦獻公為了逃避宗族勢力的控制。

關於秦都變遷，幾年下來，這9處地方基本都去看了看。如果嚴格依據邏輯定義，不能稱之為9都，說成是“秦人九遷”才合理。

1.秦邑（甘肅天水市清水縣秦亭一帶）

2.犬丘、西垂 （甘肅隴南市禮縣永興鄉）

3.汧邑（陝西隴縣東南鎮鄭家溝,邊家莊村）

4.汧、渭之會（陝西寶雞陳倉區賈村塬範圍）

5.平陽（陝西寶雞陳倉區太公廟村和西高泉村一帶）

6.雍城（陝西鳳翔縣縣城南）

7.涇陽（今陝西涇陽縣）

8.櫟陽（西安市閻良區武屯鎮關莊與御寶村之間）

9.咸陽（陝西咸陽市東15公里處渭北塬上一帶）

由於秦國曆史上就有過秦靈公為了逃避貴族勢力的掣肘“居涇陽”，也只是秦王到陝西涇陽縣居住，但時間很短，9年左右。

秦獻公由於從10歲為太子時起，就被廢質子於魏國長達29年。因此對雍城的王公勢力，也是採取逃避的方式。也就有了“二年，城櫟陽。”就是說重登國君位後的第二年，在櫟陽築城。還有”縣櫟陽“的記述，但沒有出現過”都“櫟陽。

我們再看看《漢書》“地理志”中的描述，櫟陽屬於“左馮翔”治下，小字解釋“秦獻公自雍徙。”

而“雍”屬於“右扶風”治下，小字解釋”秦惠公都之。有五畤，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橐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棫陽宮，昭王起。有鐵官。“由此可知，幾乎後來所有秦公，無論居何處，都會在雍立自己的宮殿。我想，歷史學界可能都明白，商鞅變法應該在何處吧？原本不該爭論。

根據“秦本紀”中的“12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就可以看出“城”和“都”還是有嚴格的區別。

現代史學界，多采用的商鞅變法地在雍城說。為了說明”都“的古文使用，我們再看看”商君列傳”中：“居三年，作為咸陽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就說明，櫟陽並非秦之國都，只是謀取河西之地軍事要塞，秦公行宮類的城市。

由於雍城在商鞅時，作為國都已近300多年，應該是秦國當時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發佈新法是當時一國的重大國事活動，只有在人口聚居區才能完成。從秦襄公開國到秦二世滅國，秦國存世610年。其中的近500年的歷史都是在雍城和咸陽二地發生。

所謂的9都從功能和文字記述上看，真正的國都可能只有犬丘、雍城和咸陽。就是到了秦始皇，秦始皇的成人禮依然是在雍城的薊年宮舉行，可見秦國的重大國事活動，還是在雍城。

我們再看看現代人說法：

西安市閻良區的宣傳機關認為商鞅變法地是本地的古櫟陽，《大秦帝國》的作者也認為是在櫟陽。這其中和現代旅遊有很大關係，估計也是為了發展本地旅遊業的一番好意。其實都是為了給自己地區尋找一張歷史的銘牌，但尊重歷史還應該要有的。

有年冬季的新聞因在櫟陽（今閻良區）考古，挖出了過去遺址，就在標題上想當然的，號稱商鞅變法地就在櫟陽，似乎有了證據，但實則啥也沒有，感覺此種說法不很嚴謹。

而且國內教科書的說法也多認為商君變法地應該是雍城。

1985年版，福建出版社出版，朱紹候主編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國古代史》上冊中：”國都雍（今陝西鳳翔縣南）的一些守舊分子攻擊新法....“。

辛怡華著《秦人崛起》中：”....而是命人在國都雍城市之南南門豎立一根三丈長的木頭....。“

當然這些說法畢竟只是一種說法，最終的確定，只能依靠考古新發現直接證據才能定位。但要想靠考古定位，不能說你挖出了城市遺址中的一段土牆，就說這裡是，這都是不科學和輕率的。

我感覺，若從歷史情境變遷、運用史料結合現代邏輯推理看，商鞅變法在雍城（今陝西鳳翔城南）可能更符合歷史真實？

當然不強求大家同意，只是一種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