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顛沛流離的人生際遇之千古散文名篇《天石硯銘並序》

《天石硯銘並序》

（蘇軾 公元1084年）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裡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戒，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脣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白話文：

蘇軾十二歲的時候，在所住的紗縠寓所空地上，和一群少年玩掘地的遊戲。得到一塊奇異的石頭，形狀像魚，外表色溫潤晶瑩，呈現淺綠色，裡外都點綴著細小的銀星，擊打它就發出鏗鏘的聲音。試著拿它當硯使，很容易發墨，只是沒有儲水的地方。先父說：“這是一方天硯啊！具有硯的品質，就是形狀不太完整罷了。”於是把它還給我，說：“這是你文章發達的祥瑞之兆。”

我十分珍愛地使用它，並在上面刻上銘文說：“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遠不再改變初衷。或以品德為高，或要保全形體。如果兩者都有，那我取法什麼？仰人鼻息跪人腳下嗎？這樣的人世間有很多。”

元豐二年秋七月，我獲罪入獄，全家人流離失所，書籍也丟失散亂。第二年來到黃州，尋找我那方硯臺，卻怎麼也找不到，我以為把它丟失了。元豐七年七月，乘船到到當塗，翻開書箱，忽然又看見了它，非常高興。於是把它交給兒子蘇迨和蘇過。裝硯的匣子雖然不十分精緻，卻是先父親手雕刻的啊，並命匠人按硯的形狀做的，不能更換。

《天石硯銘並序》 作者介紹

蘇軾，生於公元1037年（宋仁宗景祐三年）1月8日，一說公元1036年12月19日，卒於公元1101年（建中靖國元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傑出的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北宋中期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詞代表，並稱“蘇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善書，“宋四家”之一；擅長文人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蘇軾出生於眉州眉山， 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後。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裡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蘇洵因父喪居家，閉戶讀書，把自己以學識品行教授給蘇軾與幼子蘇轍。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於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進京應試。

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二人正銳意於詩文革新，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讚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後還朝，任判登聞鼓院。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後，蘇軾還朝。此時，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調為湖州知州。他在地方任職時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

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勸諫，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並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後，心情鬱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遊覽，寫下了《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以此來寄託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公務之餘，他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蘇軾在這時起的。

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於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後被批准。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飢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蘇軾於是選擇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後，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後，升中書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由於西湖長期沒有疏浚，淤塞過半，“崶臺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湖水逐漸乾涸，湖中長滿野草，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蘇軾來杭州的第二年率眾疏浚西湖，動用民工二十餘萬，開除葑田，恢復舊觀，並在湖水最深處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為標誌。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來，築成一條縱貫西湖的長堤，堤有六橋相接，以便行人，後人名之曰“蘇公堤”，簡稱“蘇堤”。

蘇軾一生築過三條長堤，被貶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對潁州西湖也進行了疏浚，並築堤。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蘇軾被貶為遠寧軍節度副使、惠州（今廣東惠陽）安置。年近六旬的蘇軾，日夜奔馳，千里迢迢赴貶所，受到了嶺南百姓熱情的歡迎。蘇軾把皇帝賞賜的黃金拿出來，捐助疏浚西湖，並修了一條長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但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調往潁州任知州、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別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陽）。

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州）。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他在這裡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宋徽宗即位後，蘇軾相繼被調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公元1100年），朝廷頒行大赦，蘇軾復任朝奉郎。

北歸途中，蘇軾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屬江蘇）逝世，享年六十五歲。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鈞臺鄉上瑞裡。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 宋高宗即位後，追贈蘇軾為太師，諡號“文忠”。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於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狹小的生活場景，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閒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侷限於新政，也未侷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蘇軾與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佈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湧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

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遊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

如《記承天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

《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後自成一家。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後“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蘇軾在文、詩、詞三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堪稱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蘇軾的創造性活動不侷限於文學，他在書法、繪畫等領域內的成就都很突出，對醫藥、烹飪、水利等技藝也有所貢獻。

從文學史的範圍來說，蘇軾的意義主要有兩點：首先，蘇軾的人生態度成為後代文人景仰的範式：進退自如，寵辱不驚。由於蘇軾把封建社會中士人的兩種處世態度用同一種價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處變不驚，無往而不可。其次，蘇軾的審美態度為後人提供了富有啟迪意義的審美範式，他以寬廣的審美眼光去擁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觀，到處都能發現美的的存在。這種範式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兩方面為後人開闢了新的世界。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眾星拱月似的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合稱“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和李廌，又合稱“蘇門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影響。由於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範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作上各具面目。黃庭堅、陳師道長於詩，秦觀長於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並擅。同時，他們的藝術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後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

蘇軾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在遼國、高麗等地都廣受歡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蘇軾作品的流傳，但是禁愈嚴而傳愈廣。到了南宋黨禁解弛，蘇軾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為流傳，以後歷代翻刻不絕。

在後代文人的心目中，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人們爭相從蘇軾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在金國和南宋對峙的時代，蘇軾在南北兩方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詩不但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而且對明代的公安派詩人和清初的宋詩派詩人有重要的啟迪。蘇軾的詞體解放精神直接為南宋辛派詞人所繼承，形成了與婉約詞平分秋色的豪放詞派，其影響一直波及清代陳維崧等人。蘇軾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標舉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散文的藝術淵源，直到清代袁枚、鄭燮的散文中仍可時見蘇文的影響。

蘇軾還以和藹可親、幽默機智的形象留存在後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遊蹤，他在生活中的各種發明都是後人喜愛的話題。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後人廣泛喜愛的程度而言，蘇軾是無與倫比的，東坡居士蘇軾是真正值得中華民族千秋萬世崇敬紀念與學習的一代大文豪，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都會從他身上汲取無窮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