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手筆整理古籍文獻之千古散文名篇《戰國策目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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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公元1081年)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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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文:

劉向編定的《戰國策》一共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有十一篇缺失了。我走訪了士大夫家,才全部得到了這部書,並且修正了其中的錯誤,對不可考據的文章發起了疑問,這樣以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敘曰:劉向給此書作序,說周的祖先,明確了教化,修整了法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後來,謀劃欺詐的作用,仁義的道路阻塞了,所以出現了大亂,這個說法是很正確的。到後來說此書是由於戰國的謀士,審度當時的君王能辦到的,不得不這樣;就可以稱為被流俗所迷惑,而不執著自己的學說了。

孔孟所處的時代,離西周初年已經幾百年,文王武王用過的法令制度已經散失,原先傳承的風俗薪火已經熄滅很久了;這二人竟特別闡發先王的治國體系,告訴我們(仁義)是不可變更的,哪裡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後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過是要根據他們遇到的時代特點以及與以前不同的情形,來制定當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違背先王的旨意罷了。

二帝三王的統治,他們的變化固然很大,他們的方法自然不一樣,但是他們治理天下的願望,處理事務的主次、始終、先後關係的方法,不曾有什麼不同啊。孔孟的學術門徑就是這樣。法令是用來適應變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來建立國家的根本的,不能不保持一致,這是不可改變的真理。所以孔孟捍衛這個,那裡是喜歡發表不同的見解呢?只是不肯無原則的附和,取悅他人罷了。可以說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並且確信相信自己判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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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的遊說之士卻不這樣。不懂得王道可信,卻樂於說其易合。其用心措意苟且為權時之計,不作長久打算。因而討論欺詐的好處,而對弊端避諱不談;強調戰爭的好處而不談論其中的憂患。一個接一個得聽言行事者,並非沒有益處但比不上帶來的害處;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像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這樣的謀士,因此而喪生,而諸侯和秦國因為施行了他們的政策而遭遇滅國之災。多麼明顯,這是世界的一大禍害呀。但是俗世仍然沒有醒悟過來。只有遵循先王正確的法度,積極適應時代,做出改變,雖然法度不同,但是檢查不出瑕疵,實行起來也沒有弊端。所以古代的聖賢,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想法。

有人問:“戰國遊士之說會損害正道,應該棄絕,那麼這本書不銷燬,也是可以的嗎?”回答說:“德才兼備之人禁絕戰國遊士之說是通過向天下人解釋明白這些理論,使當代世人明白,那些說法是不可行的,然後就能禁絕邪說、達到思想劃一的目的了;使後世的人明白戰國遊士之說是行不通的,然後就能消戒邪說,達到明世的效果,哪裡需要把書籍毀滅呢?放出去但是使它難以實行,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所以孟子的書中,有講到神農的理論和墨子的理論,但都是批判的話語。就這本書而言,上承《春秋》,下達秦漢之間,二百四五十年之間的行事都記載在上面,萬萬不可以廢除。”

這本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八篇,現在還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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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目錄序》作者介紹

曾鞏,生於公元1019年9月30日,卒於公元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後居臨川,北宋傑出的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紘、曾協、曾敦並稱“南豐七曾”,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稱“南豐先生”。

曾鞏祖上世代為學者,祖父曾致堯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親曾易佔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十二歲時,曾嘗試寫作《六論》,提筆立成,文辭很有氣魄。

曾鞏之父曾易佔任泰州府如皋縣令,因如皋學風淳正,胡瑗、王惟熙、王觀、王覿、王俊乂等皆學有大成,故曾易佔將14歲的曾鞏帶來如皋,寄讀於中禪寺東廂房,曾鞏在如皋度過了兩個寒暑。到了二十歲,曾鞏名聲已傳播到四方。

曾鞏18歲時隨父赴京,以文相識王安石,結成摯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後,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並。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並獻《時務策》,此後,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結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經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為人處世的態度。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於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

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其父去世,曾鞏只好輟學回歸故里,侍奉繼母。

嘉祐二年(公元1058年),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曾鞏任太平州(今安徽當塗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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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曾鞏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並撰寫了大量序文。

北宋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曾鞏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這一年發生了饑荒,曾鞏就張貼告示曉諭所屬的各縣,勸說富人如實申報自己儲存的糧食,共有十五萬石,讓他們將這些糧食比照常平倉的價格稍稍提高一點後賣給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買到糧食,又不出家鄉,而且糧食有餘。曾鞏又讓官府借給農民種子,讓他們隨秋季的賦稅一起償還,使得農事沒有耽誤。

北宋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後,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浙江省寧波市)、亳州等知州。

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於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北宋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曾鞏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讚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

北宋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朝廷認為曾鞏的史學能比得上士大夫,適宜掌管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北宋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四月,曾鞏擢拜中書舍人,述說年歲已老,望另選賢能。同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北宋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四月,曾鞏卒於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後葬於南豐源頭崇覺寺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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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並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後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曾鞏積極參與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他散文內容廣泛,義理精深,節奏舒緩,感情醇厚,氣質內潛;主題明確,說理有條不紊;精於煉句,語言淨潔,尤善用排比句、對偶句。《宋史·曾鞏傳》稱他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又稱其文“紆除而不煩,簡奧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

曾鞏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後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

曾鞏文章首先是論事之文寫得紆餘委備,委婉曲折。其次雖質樸少文,然亦時有搖曳之姿,縱橫開合。贈序之文,尤有特點。再有善於記敘,其特點是條理分明,無不達之意。

還有長於記敘、不多寫景,例如《醒心亭記》、《遊山記》等。但也有極刻畫之工,如《道山亭記》。《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

曾鞏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

曾鞏的議論性散文特點是: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

《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

曾鞏的記敘性散文特點是: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

《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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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於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誌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有指導意義。

曾鞏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屬於記體散文,如《墨池記》、《學舍記》等。

曾鞏的人事雜記類所佔篇數最多,也最能表現出他記體散文內容的特點。在人事雜記類中,記事類作品相對要多一些,這些記事類作品大都有借記事發議論的特點,在內容上就表現為說理很多。

曾鞏39篇記體散文中,記敘城池的興廢和水利工程的營造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曾鞏強調經世致用的觀點,認為文章應該為現實服務,反映並解決現實的問題,這符合"文以載道"的觀點。

曾鞏歷來被稱為“醇儒”,他對儒道極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達復興儒道的思想。而恢復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願望與佛教興盛的現實情況相悖逆,所以曾鞏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評佛教,表達對佛教的不滿。曾鞏的記體散文與其儒家學者的思想緊密聯繫。曾鞏希望通過詳盡的說理達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過對道德高尚文人地讚頌讓世人明白道德修養的重要,希望詳實地記載工程營造以達到"文以載道"的作用,更希望通過反佛和興學實現他儒學復興的理想。

曾鞏為文非常注意構架,在這樣精心的營構下,曾鞏的記體散文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嚴謹有條理。

如其《越州趙公救災記》,這麼多紛繁複雜的內容,在曾鞏的筆下卻有條不紊,有頭有尾,足見曾鞏嚴謹條理的散文功力。

曾鞏記體散文結構上富有條理,論述嚴謹的特點。這樣的結構特點在曾鞏記體散文中還有很多體現。如《醒心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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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浮靡文風的西昆體和險怪艱浬的太學體都曾一度成為文人們爭相學習的對象,就連文壇領袖歐陽修也曾用力學習過駢文。但是隨著政治革新的需要,這種文風越來越無法承擔起社會變革的重任。宋仁宗嘉祐二年,歐陽修利用主貢的機會,大加痛斥太學體的士,身體力行的在創作中提倡簡約自然的文風,曾鞏作為師從於他的弟子必然會參與到這樣的創作中去。

曾鞏讚歎上古的經典不僅用簡單凝鍊的語言準確記錄事情的始末,並且這其中精微細緻的深意和細節也傳達的滴水不漏。他對這些精簡語言的推崇正體現出曾鞏對簡約文風的追求。曾鞏在自己的散文創作實踐中,簡約的文風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在語言色彩上,客觀樸實。在語言表達上,表現出多議論的特點,力求準確。

曾鞏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達,這一點自然與他語言上多議論的特點有關,但在字裡行間常讓人感到是曾鞏自己對情感的一種剋制。古文運動將載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達空間變得有限,加之曾鞏自身對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現出一種理性冷靜的特徵。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詩。存詩400餘首,其詩特點是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他不但善賦體,也有詩長於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於蘇洵、蘇轍。曾鞏詞僅存《賞南枝》一首。曾鞏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紀實詩繼承和發揚了唐代杜甫現實主義詩歌文學傳統,以反映社會現實、關注民間疾苦、揭弊政、評國事為主要內容,表現了他關注民生、濟世興邦的儒家思想。曾鞏的紀實詩除了對民生疾苦毫無遮掩地寫實之外,還對積貧積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獻策,有力地增強了文學在中國古代政治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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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詠史來借古諷今和抒發情懷。曾鞏的詩歌也經常以緬懷歷史人物、評價歷史事件來表情達意。曾鞏總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態與心態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與他理想抱負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從而緬懷先聖、寬慰自我、排解憂愁、堅定決心。曾鞏的詠史詩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託物喻人的文筆都源於現實又立意高遠,凸顯了他恩澤天下、救民濟世的儒家仁義思想。

離別愁緒是古代詩人借詩所抒之情當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情懷。在《曾鞏集》中有100餘首詩歌蘊含離別之情。離別詩也是曾鞏本人各個重要人生階段與思想狀態的真實記錄。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併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以“仁”為懷。

曾鞏在王安石變法期間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他師承司馬遷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強調只有加強道德修養,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

曾鞏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他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

曾鞏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並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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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工作中,曾鞏少於議論,多於實幹,說得少,做得多。他一生輾轉七八個州,在基層任職,及時處理了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為百姓做了實事、好事,是北宋一代少有的幹練之才。

曾鞏在京師任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編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列女傳》等古籍,並撰寫了大量序文。

曾鞏一生用功讀書,家中藏書兩萬餘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又收集古今篆刻,編為《金石錄》500餘卷。

曾鞏存世有《曾鞏集》《元豐類稿》 《隆平集》等。其中《元豐類稿》50卷、《續元豐類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於世。另外,他還著有《衛道錄》《大學稽中傳》《禮經類編》《雜職》《宋朝政要策》《詩經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後,《續稿》《外集》散佚不傳,今僅存《元豐類稿》 50卷。又世傳《隆平集》30卷。

曾鞏散文存世名篇有《答李沿書》《與王向書》《回傅權書》《贈黎安二生序》《越州趙公救災記》《醒心亭記》《遊山記》《道山亭》《辭中書舍人狀記》《戰國策目錄序》《宜黃縣學記》《墨池記》等。

曾鞏詩歌存世名篇有《胡使》《追租》《東軒小飲呈坐中》《人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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