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蛇者說》
（柳宗元 公元805年----公元815年）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餘悲之，且曰：“若毒之乎？餘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77雞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白話文：
永州的野外出產一種奇異的蛇，它黑色的質地白色的花紋；這種蛇碰到的草木全都乾枯而死；如果蛇咬了人，沒有能夠抵擋蛇毒的辦法。然而捉到後把它晾乾用來做成藥餌，可以用來治癒麻瘋、手腳拳曲、脖腫、惡瘡，去除壞死的肌肉，殺死人體內的寄生蟲。起初，太醫用皇帝的命令徵集這種蛇，每年徵收這種蛇兩次，招募有能力捕捉這種蛇的人，抵他的賦稅。永州的人都爭著去做捕蛇這件事。
有個姓蔣的人家，享有這種捕蛇而不納稅的好處三代了。我問他，他卻說：“我的祖父死在捕蛇這件差事上，我父親也死在這件事情上。現在我繼承祖業幹這差事也已十二年了，險些喪命也有好幾次了。”他說這番話時，神情像是很悲傷。
我很同情他，就說：“你怨恨這差事嗎？我將要告訴管理政事的人，讓他更換你的差事，恢復你的賦稅，那麼怎麼樣？”
蔣氏聽了，更加悲傷，滿眼含淚地說：“您是哀憐我，使我活下去嗎？我這差事的不幸，還不如恢復我賦稅遭受的不幸那麼厲害呀。如果從前我不幹這差事，那我早已困苦不堪了。
自從我家三代住到這個地方，累計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可鄉鄰們的生活一天天地窘迫，把他們土地上生產出來的都拿去，把他們家裡的收入也盡數拿去交租稅仍不夠，只得號啕痛哭輾轉逃亡，又飢又渴倒在地上，一路上頂著狂風暴雨，冒著嚴寒酷暑，呼吸著帶毒的疫氣，一個接一個死去，常死人互相壓著。從前和我祖父同住在這裡的，現在十戶當中剩不下一戶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兩三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只有不到四五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了就是遷走了。可是我卻由於捕蛇這個差事才活了下來。凶暴的官吏來到我鄉，到處吵嚷叫囂，到處騷擾，那種喧鬧的樣子驚擾了鄉間的平靜，即使是雞狗也不得安寧呢！我就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我的瓦罐，我的蛇還在，就放心地躺下了。我小心地餵養蛇，到規定的日子把它獻上去。回家後有滋有味地吃著田地裡出產的東西，來度過我的餘年。估計一年當中冒死的情況只是兩次,其餘時間我都可以快快樂樂地過日子。哪像我的鄉鄰們天天都在危險之中呢！現在我即使死在這差事上，比起我的鄉鄰就已經死在他們後面了，又怎麼敢怨恨捕蛇這件事呢？”
我聽了蔣氏的訴說越聽越悲傷。孔子說：“嚴苛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凶猛啊！”我曾經懷疑過這句話，現在從蔣氏的遭遇來看，還真是可信的。唉！誰知道搜刮老百姓的毒害有比這種毒蛇更厲害呢！所以寫了這篇文章，以期待那些朝廷派遣的考察民情的人從這裡得到它。
《捕蛇者說》作者介紹
柳宗元，生於公元773年（唐大曆八年），卒於公元819年（唐元和十二年），字子厚，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東郡（河東柳氏與河東薛氏、河東裴氏並稱“河東三著姓”），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為宰相，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做過縣令）。其父柳鎮曾任侍御史等職。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屬范陽盧氏，祖上世代為官。柳宗元只有兩個妹妹。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出生於京城長安。四歲時，母親盧氏和他住在京西莊園裡，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盪有所見聞和感受。
九歲時遭遇建中之亂，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公元785年（貞元元年），柳鎮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隨父親宦遊，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他參與社交，結友納朋，並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父親柳鎮長期任職於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瞭解，並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能詩善文的父親和信佛的母親為他後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選為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
公元793年，21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在家守喪。
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祕書省任校書郎。公元798年，26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
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為藍田尉（正六品）。
公元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裡行。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遊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瞭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願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公元805年（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駕崩，皇太子李誦繼位，改元永貞，即順宗。順宗即位後，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於與王叔文等政見相同，也被提拔為禮部員外郎，掌管禮儀、享祭和貢舉。此時，在王叔文周圍還有許多相同政見的政治人物，包括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陸質、呂溫、李景儉、房啟等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後，積極推行革新，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永貞革新。主要採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的權力；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稱為五坊小兒；貶斥貪官汙吏；整頓稅收，廢除地方官吏和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並試圖收回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的兵權。隨著順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朝臣聯合外藩聯合反對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壓力，要其引退。
公元805年（永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立廣陵郡王李淳為太子，改名李純。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學士一職。7月，宦官，大臣請太子監國。同月，王叔文因母喪回家守喪。八月五日，順宗被迫禪讓帝位給太子李純，史稱“永貞內禪”。李純即位，即憲宗。憲宗一即位就打擊以王叔文和王伾為首的政治集團。8月6日，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伾到任不久後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賜死。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前後共180多天。
永貞革新失敗後，9月，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貶為永州司馬。王叔文政治集團的其他人也被貶為遠州的司馬，後稱“二王八司馬”。到職後的柳宗元暫居在龍興寺。經過半年，柳宗元的母親因病去世。
公元815年，柳宗元離開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進行鑽研，並遊歷永州山水，結交當地士子和閒人，他寫下《永州八記》（《柳河東全集》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創作於永州）。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詔書，要他立即回京。2月，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長安。在長安，柳宗元沒有受到重用，由於武元衡等人的仇視，不同意重新啟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貶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從長安出發，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達。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憲宗實行大赦，憲宗在裴度的說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歲。
公元1158年（紹興二十八年），宋高宗加封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文的成就大於詩。其駢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為六類。
（一）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
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其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
（二）寓言：繼承並發展了《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列子》、《戰國策》傳統，多用來諷刺、抨擊當時社會的醜惡現象。
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寄寓哲理或表達政見。代表作有《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傳》、《羆說》等篇。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三）傳記：繼承了《史記》、《漢書》傳統，又有所創新。
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狀》、《梓人傳》、《河間傳》、《捕蛇者說》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有誇張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
（四）山水遊記：最為膾炙人口，均寫於被貶後，以永州之作更勝。
典範之作為《始得西山宴遊記》、《鈷潭記》、《鈷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憤，也有作者幽靜心境的描寫，表現他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的寄託。至於直接刻畫山水景色，則或峭拔峻潔，或清邃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
（五）詩詞騷賦：獨具特色，代表作《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均用《離騷》、《九章》體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深得屈騷精髓。
《天對》、《晉問》兩巨篇，則為另一種類型，形式仿照《天問》、《七發》，造語奇特深奧。
柳集中也有不少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對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學說有所涉及。
柳詩現存140多首，均為貶謫後所作。前人把他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內容近於陶淵明詩，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另外一些五古則受謝靈運影響，造語精妙，間雜玄理，連制題也學謝詩。
但柳詩能於清麗中蘊藏幽怨，同中有異。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見長的律詩。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漁翁》《溪居》在唐人絕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劉禹錫始編柳集《河東先生集》。
宋代注本較多，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為現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蔣之翹輯注有《柳河東集》。事蹟見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
柳宗元是一個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柳宗元的哲學論著中，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他反對天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柳宗元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
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傑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並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砷”。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言論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 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於是，“自肆于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
柳宗元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 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輔時及物” 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
柳宗元的詩，共集中140餘首，在大家輩出、百花爭豔的唐代詩壇上，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卻多有傳世之作。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鑑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傑出詩才。
現存柳宗元詩，絕大部分是貶官永州以後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樸，描寫生動，寓言詩形象鮮明，寓意深刻，抒情詩更善於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不論何種體裁，都寫得精工密緻，韻味深長，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詩人，所以無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
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於陳情，還是側重於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韓柳二人與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並稱為“唐宋八大家”，堪稱我國曆史上最傑出的散文家。
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在文章內容上，針對駢文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遊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我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
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捕蛇者說》作品介紹
《捕蛇者說》，出自於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文本抓住蛇毒與苛政之毒的聯繫，巧用對比，通過捕蛇者與毒蛇之毒來襯托賦稅之毒，突出了社會的黑暗。文章筆鋒犀利，文情並茂，堪稱散文中的傑作。千百年來一直廣為傳頌。
柳宗元所處的時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轉折時期。公元755年安祿山之亂後，中央政權與藩鎮不斷鞏固自己的勢力，對人民加重賦稅。史書記載：中唐賦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兩稅外，加徵種種苛稅。繁重的苛捐雜稅，使勞動人民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災，無疑雪上加霜，他們紛紛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
柳宗元在唐順宗時期，參與了以王叔文為首的永貞革新運動。因反對派的強烈反抗，革新運動一百四十多天後失敗，順宗退位，王叔文被殺，柳宗元貶為永州司馬。在永州的十年期間，柳宗元大量地接觸下層，目睹當地人民“非死則徙爾”的悲慘景象，感到有責任用自己的筆來反映橫徵暴斂導致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希望最高統治者能借此體察民情，推行善政。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產異蛇”，聽到有蔣氏者“專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進步的思想和身邊的素材構思了這篇《捕蛇者說》，以“貶時弊與抒孤憤”。
《捕蛇者說》揭露了當時“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的社會現實。文章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即由蛇、徵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說依次刻畫描寫，以蛇毒與賦斂之毒相對舉而成文。敘事開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議。全文先事後理、因前果後，處處設比，文風委婉曲折，波瀾縱橫，脈絡清晰，層層遞進。
內容結構上，作者以“蛇”為線索，步步深入地展開文字。全文以蛇開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產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說的順序步步遞進，最後得出結論。雖然題為“捕蛇者說”，卻不徑從蔣氏敘起，而從“永州之野產異蛇”下筆。
寫蛇，飾之以“異”，使人醒目動心，便於為下文決口導流。寫蛇之“異”，由外及內，從形到質。寫性之異，一為有劇毒：“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御之者”。“盡死” 、“無御”極言蛇毒之烈。一為大利：可以去毒療瘡治病。
寫性異，分出相對立的大毒大利兩支，再以“賦”將這兩支紐結起來。因有大利，才會造成“太醫以王命聚之”。蛇能治病，為醫家所重，為太醫所重，更見其功效之大。正因為被皇家的醫官重視，才會“以王命聚之” 。“王命聚之”，不僅說明蛇有大用，也反映了蛇有劇毒，一般地求之不得，買之不能，非以最高權力的“王命”不可。
租，是王室賴以活命之本；蛇，乃王室藉以保命之物。納租，屬於王事；徵蛇，出於王命。由於蛇和租在王家的利益上一致，這才出現了“ 當其租入”的措施，將兩種本來毫不相關的事物聯結起來。這一聯結，也就為永州人冒死捕蛇埋上了伏線，為將蛇毒與賦毒比較立下了伏筆。
由異蛇引出異事，由異事導出異理——由蛇寫到捕蛇，由捕蛇者寫到捕蛇者說，先事後理，因前果後，脈絡清晰，層層遞進。作者以“蛇毒”為陪襯，通過反覆對比揭示主題。
作者在藝術手法上善用襯托與對比以突出重點；表達方式以敘事為主，輔以議論點明中心，以抒情強化感染力。
文章從多角度進行對比，從各層面揭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死亡與生存的對比：文章以其鄉鄰60年來由於苛賦之迫而“非死則徙”的遭遇與蔣氏“以捕蛇獨存”的狀況作對比，觸目驚心地表明“賦斂之毒有甚於蛇毒”。鄉鄰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蔣氏“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諸多對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