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所失更有所得盡於筆墨繪事靈活之千古散文名篇《虎丘記》'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
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複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後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後果。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
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複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後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後果。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萬曆十九年，袁宏道聞李贄“冥會教外之旨”，造訪李贄，兩人相談甚洽，李贄以詩相贈，且留住“三月餘”。宏道的佛學造詣主要在於淨土，深為李贄推讚的《金屑編》就是一部禪學著作，其對禪學有所體悟，他在《金屑編自敘》拈出經文、語錄，而加以頌古或評倡，共七十二則，是宏道的參禪心得。他對《壇經》也頗有研究，曾作《六祖壇經節錄》《壇經節錄引》等。其倡求文學新論，也與受佛禪的濡染有關。
宏道對古代佛教中人稱引最多的當數龐蘊，且無論前期的論禪還是後期的持淨，對龐蘊都極為推崇，時間跨度達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為袁宏道的立身態度、佛學觀點與龐蘊一致。對於袁宏道來說：“龐家別有一枝燈”，對其推崇備至，以師尊之。龐蘊詩偈雖現存不多，但宋代時還有三百餘篇，明代時數量也許相當可觀。同時，從現存的七首來看，雖然不無枯燥之憾，但直白淺顯的風格與袁宏道詩作的淺露有相似之處。袁宏道將龐蘊的偈頌與白居易的詩視為同類，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響很明顯（且有摹擬之作）。
袁宏道後期的學術、文學思想有所變化，佛學思想以修淨為主，但仍推崇看話禪，貶斥的僅是所謂“默照邪禪”。對龐蘊的態度一仍其舊，箇中原因與看話禪有關。明代秀天端禪師主要參“誰”字，明清之際蓮池之後，淨土唸佛之風大盛，清代以參“唸佛是誰”為最普遍。，推崇看話禪是袁宏道後期仍然推舉龐蘊的一個重要原因。
萬曆二十七年以後，袁宏道對佛教以修淨為主，而反對所謂“禪學之弊”。宏道後期於禪學尚穩實，他認為參禪需是利根人所為，鈍根人入不得，但是，聰明過人者一般少有所得，這是因為這些人稍稍有悟，便為自得，因此，他們的所得並不能滿足他們聰明的分量，而宏道認為，大慧宗杲則是不斷參悟，以滿其聰明分量的典範，宏道也基本承緒了前人的參禪路徑，是一種摒除知解的一種體悟方式。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
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複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後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後果。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萬曆十九年，袁宏道聞李贄“冥會教外之旨”，造訪李贄，兩人相談甚洽，李贄以詩相贈，且留住“三月餘”。宏道的佛學造詣主要在於淨土，深為李贄推讚的《金屑編》就是一部禪學著作，其對禪學有所體悟，他在《金屑編自敘》拈出經文、語錄，而加以頌古或評倡，共七十二則，是宏道的參禪心得。他對《壇經》也頗有研究，曾作《六祖壇經節錄》《壇經節錄引》等。其倡求文學新論，也與受佛禪的濡染有關。
宏道對古代佛教中人稱引最多的當數龐蘊，且無論前期的論禪還是後期的持淨，對龐蘊都極為推崇，時間跨度達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為袁宏道的立身態度、佛學觀點與龐蘊一致。對於袁宏道來說：“龐家別有一枝燈”，對其推崇備至，以師尊之。龐蘊詩偈雖現存不多，但宋代時還有三百餘篇，明代時數量也許相當可觀。同時，從現存的七首來看，雖然不無枯燥之憾，但直白淺顯的風格與袁宏道詩作的淺露有相似之處。袁宏道將龐蘊的偈頌與白居易的詩視為同類，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響很明顯（且有摹擬之作）。
袁宏道後期的學術、文學思想有所變化，佛學思想以修淨為主，但仍推崇看話禪，貶斥的僅是所謂“默照邪禪”。對龐蘊的態度一仍其舊，箇中原因與看話禪有關。明代秀天端禪師主要參“誰”字，明清之際蓮池之後，淨土唸佛之風大盛，清代以參“唸佛是誰”為最普遍。，推崇看話禪是袁宏道後期仍然推舉龐蘊的一個重要原因。
萬曆二十七年以後，袁宏道對佛教以修淨為主，而反對所謂“禪學之弊”。宏道後期於禪學尚穩實，他認為參禪需是利根人所為，鈍根人入不得，但是，聰明過人者一般少有所得，這是因為這些人稍稍有悟，便為自得，因此，他們的所得並不能滿足他們聰明的分量，而宏道認為，大慧宗杲則是不斷參悟，以滿其聰明分量的典範，宏道也基本承緒了前人的參禪路徑，是一種摒除知解的一種體悟方式。
袁宏道於禪學並無多少新見，自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基本的學術取向是禪淨合一，但他談禪時更多地透示出對前期思想的迴歸，論淨時，則常常是對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後期論禪之時，仍可見到一個英姿卓犖的宏道，可見其前後思想的連貫與顧盼。
袁宏道平生共節錄過兩部經論，一部是《六祖壇經》，一部是《宗鏡錄》，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懷疑有人增偽而刪削，一是因煩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經論中可堪疑問的甚多，宏道唯獨對這兩部用功甚勤， 這當然反映了他的學術所尚。而重視延壽，除了與以義學補當時空疏不實的禪風有關而外，還與禪、淨合一有關。袁宏道於禪學主要是因襲了李贄的思想而已，並無多大發明，與張幼於所言，是意氣之論。
《西方合論》是晚明期間的一部重要淨土宗的著作，本書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與一般的淨土教迥異其趣，這主要是因為宏道錯綜眾說，不拘一經，以華嚴的圓融精神，含攝五教，通貫六階，開闊了淨土的視野。因此，《西方合論》是晚明佛學內部融通合流的產物。《西方合論》既兼容諸宗之說，又以淨土一門為旨歸。宏道在該書中兼綜博取，對蓮宗大德也廣泛汲取、稱。
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篇幅長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餘字。
如《致聶化南》一札："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
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簡凝活脫，間以詼諧，可見其尺牘文的一斑。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
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複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後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後果。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萬曆十九年，袁宏道聞李贄“冥會教外之旨”，造訪李贄，兩人相談甚洽，李贄以詩相贈，且留住“三月餘”。宏道的佛學造詣主要在於淨土，深為李贄推讚的《金屑編》就是一部禪學著作，其對禪學有所體悟，他在《金屑編自敘》拈出經文、語錄，而加以頌古或評倡，共七十二則，是宏道的參禪心得。他對《壇經》也頗有研究，曾作《六祖壇經節錄》《壇經節錄引》等。其倡求文學新論，也與受佛禪的濡染有關。
宏道對古代佛教中人稱引最多的當數龐蘊，且無論前期的論禪還是後期的持淨，對龐蘊都極為推崇，時間跨度達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為袁宏道的立身態度、佛學觀點與龐蘊一致。對於袁宏道來說：“龐家別有一枝燈”，對其推崇備至，以師尊之。龐蘊詩偈雖現存不多，但宋代時還有三百餘篇，明代時數量也許相當可觀。同時，從現存的七首來看，雖然不無枯燥之憾，但直白淺顯的風格與袁宏道詩作的淺露有相似之處。袁宏道將龐蘊的偈頌與白居易的詩視為同類，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響很明顯（且有摹擬之作）。
袁宏道後期的學術、文學思想有所變化，佛學思想以修淨為主，但仍推崇看話禪，貶斥的僅是所謂“默照邪禪”。對龐蘊的態度一仍其舊，箇中原因與看話禪有關。明代秀天端禪師主要參“誰”字，明清之際蓮池之後，淨土唸佛之風大盛，清代以參“唸佛是誰”為最普遍。，推崇看話禪是袁宏道後期仍然推舉龐蘊的一個重要原因。
萬曆二十七年以後，袁宏道對佛教以修淨為主，而反對所謂“禪學之弊”。宏道後期於禪學尚穩實，他認為參禪需是利根人所為，鈍根人入不得，但是，聰明過人者一般少有所得，這是因為這些人稍稍有悟，便為自得，因此，他們的所得並不能滿足他們聰明的分量，而宏道認為，大慧宗杲則是不斷參悟，以滿其聰明分量的典範，宏道也基本承緒了前人的參禪路徑，是一種摒除知解的一種體悟方式。
袁宏道於禪學並無多少新見，自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基本的學術取向是禪淨合一，但他談禪時更多地透示出對前期思想的迴歸，論淨時，則常常是對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後期論禪之時，仍可見到一個英姿卓犖的宏道，可見其前後思想的連貫與顧盼。
袁宏道平生共節錄過兩部經論，一部是《六祖壇經》，一部是《宗鏡錄》，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懷疑有人增偽而刪削，一是因煩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經論中可堪疑問的甚多，宏道唯獨對這兩部用功甚勤， 這當然反映了他的學術所尚。而重視延壽，除了與以義學補當時空疏不實的禪風有關而外，還與禪、淨合一有關。袁宏道於禪學主要是因襲了李贄的思想而已，並無多大發明，與張幼於所言，是意氣之論。
《西方合論》是晚明期間的一部重要淨土宗的著作，本書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與一般的淨土教迥異其趣，這主要是因為宏道錯綜眾說，不拘一經，以華嚴的圓融精神，含攝五教，通貫六階，開闊了淨土的視野。因此，《西方合論》是晚明佛學內部融通合流的產物。《西方合論》既兼容諸宗之說，又以淨土一門為旨歸。宏道在該書中兼綜博取，對蓮宗大德也廣泛汲取、稱。
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篇幅長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餘字。
如《致聶化南》一札："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
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簡凝活脫，間以詼諧，可見其尺牘文的一斑。
他的各類隨筆200餘篇，題材多樣，饒有意趣，其中《畜促織》《鬥蛛》《時尚》等篇，記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傳記文以《徐文長傳》《醉叟傳》兩篇最優，刻繪人物，生動鮮明。遊記文90餘篇，於寫景中注入主觀情感，韻味深遠，文筆優美。
如《滿井遊記》所寫京郊初春景色，純用寫實手法，刻畫細膩，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遊六橋待月記》《觀第五洩記》等，真切動人，語言淺近，略無斧鑿之跡，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體詩歌1700餘首，成就不及散文。他的詩及多數散文，僅限於抒發個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生活，現實意義有限。當時一些公安派文風仿效者，則更發展了這一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創作，瑕瑜互見，功過並存。總的來看，作為晚明的一次文學改良運動，其功績還是主要的。
袁宏道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長傳》《初至西湖記》《敘陳正甫會心集》《虎丘記》《滿井遊記》《西湖遊記二則》《戲題齋壁》《遊虎跑泉》《東阿道中晚望》《戲題飛來峰》《袁中郎集箋校》《瓶花齋雜錄》《破研齋集》。
流傳至今的有《瀟碧堂集二十卷》《瀟碧堂續集十卷》《瓶花齋集十卷》《錦帆集四捲去吳七牘一卷》《解脫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廣陵集》《袁中郎文鈔一卷》等等。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
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複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後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後果。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萬曆十九年，袁宏道聞李贄“冥會教外之旨”，造訪李贄，兩人相談甚洽，李贄以詩相贈，且留住“三月餘”。宏道的佛學造詣主要在於淨土，深為李贄推讚的《金屑編》就是一部禪學著作，其對禪學有所體悟，他在《金屑編自敘》拈出經文、語錄，而加以頌古或評倡，共七十二則，是宏道的參禪心得。他對《壇經》也頗有研究，曾作《六祖壇經節錄》《壇經節錄引》等。其倡求文學新論，也與受佛禪的濡染有關。
宏道對古代佛教中人稱引最多的當數龐蘊，且無論前期的論禪還是後期的持淨，對龐蘊都極為推崇，時間跨度達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為袁宏道的立身態度、佛學觀點與龐蘊一致。對於袁宏道來說：“龐家別有一枝燈”，對其推崇備至，以師尊之。龐蘊詩偈雖現存不多，但宋代時還有三百餘篇，明代時數量也許相當可觀。同時，從現存的七首來看，雖然不無枯燥之憾，但直白淺顯的風格與袁宏道詩作的淺露有相似之處。袁宏道將龐蘊的偈頌與白居易的詩視為同類，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響很明顯（且有摹擬之作）。
袁宏道後期的學術、文學思想有所變化，佛學思想以修淨為主，但仍推崇看話禪，貶斥的僅是所謂“默照邪禪”。對龐蘊的態度一仍其舊，箇中原因與看話禪有關。明代秀天端禪師主要參“誰”字，明清之際蓮池之後，淨土唸佛之風大盛，清代以參“唸佛是誰”為最普遍。，推崇看話禪是袁宏道後期仍然推舉龐蘊的一個重要原因。
萬曆二十七年以後，袁宏道對佛教以修淨為主，而反對所謂“禪學之弊”。宏道後期於禪學尚穩實，他認為參禪需是利根人所為，鈍根人入不得，但是，聰明過人者一般少有所得，這是因為這些人稍稍有悟，便為自得，因此，他們的所得並不能滿足他們聰明的分量，而宏道認為，大慧宗杲則是不斷參悟，以滿其聰明分量的典範，宏道也基本承緒了前人的參禪路徑，是一種摒除知解的一種體悟方式。
袁宏道於禪學並無多少新見，自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基本的學術取向是禪淨合一，但他談禪時更多地透示出對前期思想的迴歸，論淨時，則常常是對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後期論禪之時，仍可見到一個英姿卓犖的宏道，可見其前後思想的連貫與顧盼。
袁宏道平生共節錄過兩部經論，一部是《六祖壇經》，一部是《宗鏡錄》，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懷疑有人增偽而刪削，一是因煩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經論中可堪疑問的甚多，宏道唯獨對這兩部用功甚勤， 這當然反映了他的學術所尚。而重視延壽，除了與以義學補當時空疏不實的禪風有關而外，還與禪、淨合一有關。袁宏道於禪學主要是因襲了李贄的思想而已，並無多大發明，與張幼於所言，是意氣之論。
《西方合論》是晚明期間的一部重要淨土宗的著作，本書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與一般的淨土教迥異其趣，這主要是因為宏道錯綜眾說，不拘一經，以華嚴的圓融精神，含攝五教，通貫六階，開闊了淨土的視野。因此，《西方合論》是晚明佛學內部融通合流的產物。《西方合論》既兼容諸宗之說，又以淨土一門為旨歸。宏道在該書中兼綜博取，對蓮宗大德也廣泛汲取、稱。
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篇幅長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餘字。
如《致聶化南》一札："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
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簡凝活脫，間以詼諧，可見其尺牘文的一斑。
他的各類隨筆200餘篇，題材多樣，饒有意趣，其中《畜促織》《鬥蛛》《時尚》等篇，記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傳記文以《徐文長傳》《醉叟傳》兩篇最優，刻繪人物，生動鮮明。遊記文90餘篇，於寫景中注入主觀情感，韻味深遠，文筆優美。
如《滿井遊記》所寫京郊初春景色，純用寫實手法，刻畫細膩，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遊六橋待月記》《觀第五洩記》等，真切動人，語言淺近，略無斧鑿之跡，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體詩歌1700餘首，成就不及散文。他的詩及多數散文，僅限於抒發個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生活，現實意義有限。當時一些公安派文風仿效者，則更發展了這一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創作，瑕瑜互見，功過並存。總的來看，作為晚明的一次文學改良運動，其功績還是主要的。
袁宏道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長傳》《初至西湖記》《敘陳正甫會心集》《虎丘記》《滿井遊記》《西湖遊記二則》《戲題齋壁》《遊虎跑泉》《東阿道中晚望》《戲題飛來峰》《袁中郎集箋校》《瓶花齋雜錄》《破研齋集》。
流傳至今的有《瀟碧堂集二十卷》《瀟碧堂續集十卷》《瓶花齋集十卷》《錦帆集四捲去吳七牘一卷》《解脫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廣陵集》《袁中郎文鈔一卷》等等。
《虎丘記》作品介紹
《虎丘記》是明朝文學家袁宏道的遊記散文中的代表作。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曾出任吳縣縣令，短短兩年任期期間，熱愛遊賞山水的作者六次遊覽蘇州名勝虎丘。因為作者對大自然的無限熱愛嚮往和對官場俗務的厭倦鄙夷，萬曆二十四年，袁解職離吳，因為留戀虎丘勝景，回憶虎丘賞月賽歌的盛大場面以及虎丘各處的秀麗風景。寫下了這篇遊記散文。
《虎丘記》開篇從“無日無之”到月夜、花晨、雪夕，相對“中秋”來說，同時是鋪墊與烘托。下面“每至是日”一句正緊承上文意脈，指出但凡中秋都是如此，籠括年年中秋而並非實指哪一年中秋。從而又強調了本篇是以“中秋”為焦點來表現“登虎丘者六”的綜合體驗。接著作者從空間角度展開視野，縱橫筆墨。揮灑出一幅中秋時節盛遊虎丘的鳥瞰圖。場面之盛，色彩之麗，聲勢之大，震聳視聽，搖動神魄。作者仍嫌筆墨貧乏，索性徑以“無得而狀”來否定上面的具體比喻。啟發讀者展開想象去體味。從實到虛，從有限到無限的變化。顯出那遊樂場景的美不勝狀。整整一段多用整飭的四字句，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渲染同一對象。有大賦鋪張揚厲的風致；筆勢則略無滯礙。文氣流注，緊密拍合了場面的聲容氣勢，而作者作為觀照主體的讚美傾羨之意亦挾帶而出。
空間場面的渲染鋪排後，作者將視聽凝聚到最富市井情調和民俗意味的演唱上面。鏡頭由全景式鳥瞰轉向依時問推進的特寫，用墨隨之由疏闊而變換為深細。這一大段是全文記寫的主體部分。作者用“布席之初”、“未幾”、“已而”、“比至”幾個標明時問推移的詞聯帶出一幅幅場景畫面，整個過程既有鮮明的層次感，又自然流走。場面由喧雜而導向幽靜，境界由單一唱的描述，過渡到聲、色、景、情的渾融一體。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
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複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後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後果。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萬曆十九年，袁宏道聞李贄“冥會教外之旨”，造訪李贄，兩人相談甚洽，李贄以詩相贈，且留住“三月餘”。宏道的佛學造詣主要在於淨土，深為李贄推讚的《金屑編》就是一部禪學著作，其對禪學有所體悟，他在《金屑編自敘》拈出經文、語錄，而加以頌古或評倡，共七十二則，是宏道的參禪心得。他對《壇經》也頗有研究，曾作《六祖壇經節錄》《壇經節錄引》等。其倡求文學新論，也與受佛禪的濡染有關。
宏道對古代佛教中人稱引最多的當數龐蘊，且無論前期的論禪還是後期的持淨，對龐蘊都極為推崇，時間跨度達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為袁宏道的立身態度、佛學觀點與龐蘊一致。對於袁宏道來說：“龐家別有一枝燈”，對其推崇備至，以師尊之。龐蘊詩偈雖現存不多，但宋代時還有三百餘篇，明代時數量也許相當可觀。同時，從現存的七首來看，雖然不無枯燥之憾，但直白淺顯的風格與袁宏道詩作的淺露有相似之處。袁宏道將龐蘊的偈頌與白居易的詩視為同類，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響很明顯（且有摹擬之作）。
袁宏道後期的學術、文學思想有所變化，佛學思想以修淨為主，但仍推崇看話禪，貶斥的僅是所謂“默照邪禪”。對龐蘊的態度一仍其舊，箇中原因與看話禪有關。明代秀天端禪師主要參“誰”字，明清之際蓮池之後，淨土唸佛之風大盛，清代以參“唸佛是誰”為最普遍。，推崇看話禪是袁宏道後期仍然推舉龐蘊的一個重要原因。
萬曆二十七年以後，袁宏道對佛教以修淨為主，而反對所謂“禪學之弊”。宏道後期於禪學尚穩實，他認為參禪需是利根人所為，鈍根人入不得，但是，聰明過人者一般少有所得，這是因為這些人稍稍有悟，便為自得，因此，他們的所得並不能滿足他們聰明的分量，而宏道認為，大慧宗杲則是不斷參悟，以滿其聰明分量的典範，宏道也基本承緒了前人的參禪路徑，是一種摒除知解的一種體悟方式。
袁宏道於禪學並無多少新見，自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基本的學術取向是禪淨合一，但他談禪時更多地透示出對前期思想的迴歸，論淨時，則常常是對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後期論禪之時，仍可見到一個英姿卓犖的宏道，可見其前後思想的連貫與顧盼。
袁宏道平生共節錄過兩部經論，一部是《六祖壇經》，一部是《宗鏡錄》，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懷疑有人增偽而刪削，一是因煩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經論中可堪疑問的甚多，宏道唯獨對這兩部用功甚勤， 這當然反映了他的學術所尚。而重視延壽，除了與以義學補當時空疏不實的禪風有關而外，還與禪、淨合一有關。袁宏道於禪學主要是因襲了李贄的思想而已，並無多大發明，與張幼於所言，是意氣之論。
《西方合論》是晚明期間的一部重要淨土宗的著作，本書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與一般的淨土教迥異其趣，這主要是因為宏道錯綜眾說，不拘一經，以華嚴的圓融精神，含攝五教，通貫六階，開闊了淨土的視野。因此，《西方合論》是晚明佛學內部融通合流的產物。《西方合論》既兼容諸宗之說，又以淨土一門為旨歸。宏道在該書中兼綜博取，對蓮宗大德也廣泛汲取、稱。
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篇幅長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餘字。
如《致聶化南》一札："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
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簡凝活脫，間以詼諧，可見其尺牘文的一斑。
他的各類隨筆200餘篇，題材多樣，饒有意趣，其中《畜促織》《鬥蛛》《時尚》等篇，記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傳記文以《徐文長傳》《醉叟傳》兩篇最優，刻繪人物，生動鮮明。遊記文90餘篇，於寫景中注入主觀情感，韻味深遠，文筆優美。
如《滿井遊記》所寫京郊初春景色，純用寫實手法，刻畫細膩，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遊六橋待月記》《觀第五洩記》等，真切動人，語言淺近，略無斧鑿之跡，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體詩歌1700餘首，成就不及散文。他的詩及多數散文，僅限於抒發個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生活，現實意義有限。當時一些公安派文風仿效者，則更發展了這一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創作，瑕瑜互見，功過並存。總的來看，作為晚明的一次文學改良運動，其功績還是主要的。
袁宏道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長傳》《初至西湖記》《敘陳正甫會心集》《虎丘記》《滿井遊記》《西湖遊記二則》《戲題齋壁》《遊虎跑泉》《東阿道中晚望》《戲題飛來峰》《袁中郎集箋校》《瓶花齋雜錄》《破研齋集》。
流傳至今的有《瀟碧堂集二十卷》《瀟碧堂續集十卷》《瓶花齋集十卷》《錦帆集四捲去吳七牘一卷》《解脫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廣陵集》《袁中郎文鈔一卷》等等。
《虎丘記》作品介紹
《虎丘記》是明朝文學家袁宏道的遊記散文中的代表作。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曾出任吳縣縣令，短短兩年任期期間，熱愛遊賞山水的作者六次遊覽蘇州名勝虎丘。因為作者對大自然的無限熱愛嚮往和對官場俗務的厭倦鄙夷，萬曆二十四年，袁解職離吳，因為留戀虎丘勝景，回憶虎丘賞月賽歌的盛大場面以及虎丘各處的秀麗風景。寫下了這篇遊記散文。
《虎丘記》開篇從“無日無之”到月夜、花晨、雪夕，相對“中秋”來說，同時是鋪墊與烘托。下面“每至是日”一句正緊承上文意脈，指出但凡中秋都是如此，籠括年年中秋而並非實指哪一年中秋。從而又強調了本篇是以“中秋”為焦點來表現“登虎丘者六”的綜合體驗。接著作者從空間角度展開視野，縱橫筆墨。揮灑出一幅中秋時節盛遊虎丘的鳥瞰圖。場面之盛，色彩之麗，聲勢之大，震聳視聽，搖動神魄。作者仍嫌筆墨貧乏，索性徑以“無得而狀”來否定上面的具體比喻。啟發讀者展開想象去體味。從實到虛，從有限到無限的變化。顯出那遊樂場景的美不勝狀。整整一段多用整飭的四字句，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渲染同一對象。有大賦鋪張揚厲的風致；筆勢則略無滯礙。文氣流注，緊密拍合了場面的聲容氣勢，而作者作為觀照主體的讚美傾羨之意亦挾帶而出。
空間場面的渲染鋪排後，作者將視聽凝聚到最富市井情調和民俗意味的演唱上面。鏡頭由全景式鳥瞰轉向依時問推進的特寫，用墨隨之由疏闊而變換為深細。這一大段是全文記寫的主體部分。作者用“布席之初”、“未幾”、“已而”、“比至”幾個標明時問推移的詞聯帶出一幅幅場景畫面，整個過程既有鮮明的層次感，又自然流走。場面由喧雜而導向幽靜，境界由單一唱的描述，過渡到聲、色、景、情的渾融一體。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總述自己與虎丘的關係。作者特別提到最後一次與江、方同登，在生公石上待月的情況，這是為了引出後面的話，而且前面也已申足中秋月夜，所以也只點到即止，不展開描述。品味市民們在月光籠罩下不分賢愚、無論貴賤的歌吹遊樂，官身與民眾的隔膜使他發出無限感喟，對官場的厭煩與棄官的打算是早就萌生了的。感性與理性的矛盾在這次登虎丘的遭遇中進一步被強化，加深了他內心的痛苦，自然也就堅定了原本就有的棄官決心。
將六次虎丘之行融匯一處，選取最為精髓的片段進行記述，達到詳略得當的效果，這是文章的妙處所在。敘述方式上，作者匠心獨運，採用鋪排、裁剪、比喻等手法，圍繞虎丘之景、虎丘之人以及遊樂之事進行多角度、多方面描寫，構成一幅完整的情境，結尾則畫龍點睛，通過自己先後以官員和平民身份遊歷虎丘的不同心境，表述內心情志，賦予文章以諷喻的色彩。文章通篇寫山水少，寫遊況多，均發軔於作者的審美感受；文勢時有騰挪，意象或作變化，一路寫來，均有作者感受的隱隱跳躍。感受深者，則用墨如注；感受淺者，則微微點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體對象規範的傳統筆法，顯示出審美感受作為觀照萬物的“性靈”特徵。作者對世俗情趣的郊遊濃墨潑灑，主體感受的往返流轉，筆觸章法的任情而為，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審美傳達這三者都帶有明代山水遊記文典型的時代審美特徵。
《虎丘記》
（袁宏道 公元1595年）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遊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為尤勝。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巒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為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餘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於其中；而病尋作，餘既乞歸，恐進之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餘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皁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餘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識餘言否耶？
白話文：
虎丘離蘇州城只有七八里，那山上沒有高聳的山岩幽邃的溝谷，只是因為接近蘇州城的緣故，（達官貴人）裝飾豪華、滿載聲歌的遊船，沒有一天沒有的。凡是有月亮的晚上，有花的早晨，有雪的傍晚，遊人來來往往，紛繁錯雜得像織布一樣。中秋時節（這景象）就更加繁盛。
每到這一天，蘇州城家家戶戶傾城而出，肩挨肩，人擠人，接踵而來。無論是官宦人家的男男女女，還是平民百姓，沒有誰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很多人坐在厚厚的坐墊上，把酒放在路邊。從千人石到山門，密密麻麻緊挨著的遊客多如魚鱗。檀木所制的歌板堆積得就像山丘，酒器裡盛的酒如雲彩一樣奔瀉不停。遠遠望去，就像無數大雁落在平坦的沙灘上，又像彩霞鋪在江面上。即使用電閃雷鳴也無法形容那熱鬧的場面。
剛擺上酒席時，唱歌的人成百上千，聲音像蚊蟲齊鳴，分不清（唱些什麼）。分部安排好後，都競相以最新流行的歌曲一爭高低，雅樂俗樂都有，唱得好壞也自有分別。過了一會兒，搖頭踏腳按節拍唱歌的人，就只剩數十人了。不久，明月高懸在空中，山石反射著月光，如同白練，所有粗俗之樂，都悄悄停了下來。應邀唱歌的人只有三四個了，他們伴著一隻簫，一隻笛，一人舒緩地敲著歌板歌唱。管樂和人的歌聲一起發出，清幽嘹亮，使聽眾陶醉不已。到了深夜，月影疏疏落落，月下樹影斑駁，這時，連簫和歌板也不用了。一個人登場歌唱，四座的人都屏心靜息地傾聽。他的歌聲細如髮絲，直衝雲霄。每唱一字，差不多要一刻時間。飛鳥彷彿也為這舒緩悠長的歌聲所感動，徘徊不忍飛去，壯士聽到這樣的歌聲，也忍不住要落淚。
劍泉深不可測，飛聳的岩石像刀削的一樣峭立。千頃雲好像是以天池等山作几案，山巒溝壑秀麗無比，這裡最適合饗宴賓客。但中午過後，陽光強烈，（遊客在此）無法久坐。文昌閣（景色）也好，傍晚的樹更好看。它的北面是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只有遠處的虞山一點遙遙在望。平遠堂荒廢已久，我和江進之商量修復它，想在這裡建個祠堂，祭祀韋應物、白居易等先賢。但不久我就生病了，我已經請求辭官歸去，恐怕江進之修復平遠堂的興致也大減了。（可見）山川景物的興盛荒廢，確實是有時運的啊！
我在吳縣做了兩年縣令，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後一次是和江進之、方子公同去的。我們坐在生公石上等待月亮出來。唱歌的人聽說縣令來了，都躲開藏了起來。我就對進之說：“官吏的橫暴，差役的庸俗，也太過分了啊！以後我辭官後，一定要在這生公石上聽曲，以月為證。”我幸好解免官職，客居吳地，虎丘的明月，不知道還記得我當年的話嗎？
《虎丘記》作者介紹
袁宏道，生於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慶二年）12月23日，卒於公元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10月20日，字中郎、一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湖北省公安縣人，明代晚期著名文學家、佛學家，明代文學反對復古運動主將，既反對前後七子摹擬秦漢古文，亦反對唐順之、歸有光摹擬唐宋古文，認為文章與時代有密切關係。反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風氣，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史稱公安三袁，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世人認為袁宏道是三兄弟中成就最高者。
袁宏道生於湖廣荊州府公安縣長安裡，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時期生活富裕，在萬瑩、王輅等名師的教育下，非常善於詩文。袁宏道十六歲為諸生，即在城南組織文社，自為社長，除攻讀八股制義外，傾心詩歌古文。二十一歲時中舉人，但赴京會試卻名落孫山。
科場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頗多自傷不遇之感，在長兄袁宗道的影響下，袁宏道開始從禪宗中尋求精神寄託，以禪詮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寫成《金屑》，併到麻城拜訪李贄，兩人說文談禪，十分相得。在李贄離經叛道思想的啟迪下，袁宏道視野大開，卓然獨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袁宏道中進士，但沒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職。然而仕途之門已入，他多年的願望總算實現，因此心情舒暢，在家鄉石浦河畔，袁宏道時常與親友相聚，吟詩飲酒，談禪遨遊，悠閒自得。他這時候對文壇上的復古運動已深表不滿，認為詩文應當隨意而發，不應模擬蹈襲，作繭自縛。在他看來，復古之作不如民間俚曲。
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被選為吳縣（今屬江蘇）縣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斷，與民方便，頗受地方擁戴。然而也招致當道者的不滿，加上吏事繁雜，難得清閒，因此，第二年他便託故辭職。
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離開吳縣後並沒有立即回鄉，而是遍遊東南名勝，徜徉於無錫、杭州、紹興、桐廬、歙縣佳山秀水間，與友人陶望齡、潘景升等詩酒酬答，奇文共賞。三個多月，“詩學大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 。尤其是當他在杭州讀到徐渭遺稿《闕編》時，為徐渭的詩風所傾倒，從而愈加對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的復古文風表示不滿，提出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主張，要求詩文創作必須“從自己胸臆流出”，寫出更多的“本色獨造語”，反對一味追求缺乏真實情感的復古模擬。他抨擊復古派籠罩的文壇扼殺了創作的生機，指出秦漢作者與盛唐詩人多變的創作手法才是後人學習的楷模，不然捨本逐末，僅僅以“剿襲模擬，影響步趨”，就會將詩文創作引入死路，流於形式，而起不到詩文言志的作用。
袁宏道尖銳地指出，復古派及其末流的擬古之作，猶如“糞裡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得而不詩哉！”
除公開反對復古派末流的文風外，袁宏道還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推動文體的解放。他寫下《逋賦謠》、《竹枝詞》等反映現實生活的詩歌，通俗而清新，雋秀而活潑；又寫下《虎丘》、《靈巖》、《湘湖》、《西湖》等數十篇遊記，狀物抒情，毫無雕飾之弊。
東南遊歸，袁宏道攜眷屬暫寓儀徵，在這運河孔道與南北文友賦詩談文，宣傳自己的“性靈說”。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起為順天府（今屬北京）教授。次年遷國子監助教。第三年補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覽公家收藏的豐富圖籍，又和謝肇淛、黃輝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結為“葡萄社”，在城西崇國寺品評詩文，論古說今，頗感閒適快樂。他一方面通過廣泛閱讀、交友討論，逐漸糾正以前“偏重悟理”，過分強調自我的傾向，另方面，他對復古派末流的批駁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統地分析了唐宋詩文的風格，認為：“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他還說：“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為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 ”對“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進行了具體的批駁，使文風得以扭轉。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袁宏道因兄袁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請假歸。他築“柳浪館”於公安城南，終日與少年舊友吟詩作文，寄趣山水。他還遊武當山、桃源縣等名勝，對接青引黛的大自然發出由衷的讚歎，並且欽慕陶潛能悟徹人生，於長林豐草間尋求自適。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才返京任職。
袁宏道返京後，究心戲曲、小說研究，他稱讚《金瓶梅》、《水滸傳》、《四聲猿》等作品，認為它們能“意氣豪達”，脫去傳統窠臼，別開生面。袁宏道著《觴政》，談論酒文化等，並將嘉靖以來的這些新意盎然的小說、戲曲與儒家經典相提並論，給予高度的評價。
不久，袁宏道遷吏部驗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員外郎。他一度主持陝西鄉試，乘興遊嵩山、華山，寫下筆墨渾厚蘊藉的遊記與詩歌 。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袁宏道以吏部驗封司郎中告歸。此時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築硯北樓，以便晚年在此“息影臥遊”，遊藝詩書，“疏瀹性靈”。但不久患病不起，竟於同年九月六日遽然去世 ，終年四十三歲。
袁宏道在明代文壇上佔有重要地位。他與兄宗道、弟中道時號"三袁"，被稱為"公安派"，宏道實為領袖。他有一套系統的理論，成為公安派文學綱領：
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
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
③所謂"性靈"，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無心"或"童子之心"得來的。他說的"性靈"，是排除了"理"（思想）的感情活動，是下意識的直覺。它與李贄的"童心說"極為接近。
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
袁宏道的文藝思想頗為複雜，他的"性靈說"，比其兄宗道的"學問說"影響更大；在打破封建思想束縛，掃除前、後七子擬古文風，變粉飾為本色，變公式為率真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但他提倡的"性靈"，無視社會實踐和思想理論對創作的決定意義，對他自己的創作，特別是晚期文風，產生了消極後果。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
萬曆十九年，袁宏道聞李贄“冥會教外之旨”，造訪李贄，兩人相談甚洽，李贄以詩相贈，且留住“三月餘”。宏道的佛學造詣主要在於淨土，深為李贄推讚的《金屑編》就是一部禪學著作，其對禪學有所體悟，他在《金屑編自敘》拈出經文、語錄，而加以頌古或評倡，共七十二則，是宏道的參禪心得。他對《壇經》也頗有研究，曾作《六祖壇經節錄》《壇經節錄引》等。其倡求文學新論，也與受佛禪的濡染有關。
宏道對古代佛教中人稱引最多的當數龐蘊，且無論前期的論禪還是後期的持淨，對龐蘊都極為推崇，時間跨度達十一年之久。主要是因為袁宏道的立身態度、佛學觀點與龐蘊一致。對於袁宏道來說：“龐家別有一枝燈”，對其推崇備至，以師尊之。龐蘊詩偈雖現存不多，但宋代時還有三百餘篇，明代時數量也許相當可觀。同時，從現存的七首來看，雖然不無枯燥之憾，但直白淺顯的風格與袁宏道詩作的淺露有相似之處。袁宏道將龐蘊的偈頌與白居易的詩視為同類，袁宏道受白居易的影響很明顯（且有摹擬之作）。
袁宏道後期的學術、文學思想有所變化，佛學思想以修淨為主，但仍推崇看話禪，貶斥的僅是所謂“默照邪禪”。對龐蘊的態度一仍其舊，箇中原因與看話禪有關。明代秀天端禪師主要參“誰”字，明清之際蓮池之後，淨土唸佛之風大盛，清代以參“唸佛是誰”為最普遍。，推崇看話禪是袁宏道後期仍然推舉龐蘊的一個重要原因。
萬曆二十七年以後，袁宏道對佛教以修淨為主，而反對所謂“禪學之弊”。宏道後期於禪學尚穩實，他認為參禪需是利根人所為，鈍根人入不得，但是，聰明過人者一般少有所得，這是因為這些人稍稍有悟，便為自得，因此，他們的所得並不能滿足他們聰明的分量，而宏道認為，大慧宗杲則是不斷參悟，以滿其聰明分量的典範，宏道也基本承緒了前人的參禪路徑，是一種摒除知解的一種體悟方式。
袁宏道於禪學並無多少新見，自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基本的學術取向是禪淨合一，但他談禪時更多地透示出對前期思想的迴歸，論淨時，則常常是對早期思想的悔悟。在後期論禪之時，仍可見到一個英姿卓犖的宏道，可見其前後思想的連貫與顧盼。
袁宏道平生共節錄過兩部經論，一部是《六祖壇經》，一部是《宗鏡錄》，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懷疑有人增偽而刪削，一是因煩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經論中可堪疑問的甚多，宏道唯獨對這兩部用功甚勤， 這當然反映了他的學術所尚。而重視延壽，除了與以義學補當時空疏不實的禪風有關而外，還與禪、淨合一有關。袁宏道於禪學主要是因襲了李贄的思想而已，並無多大發明，與張幼於所言，是意氣之論。
《西方合論》是晚明期間的一部重要淨土宗的著作，本書中作者所使用的名相，與一般的淨土教迥異其趣，這主要是因為宏道錯綜眾說，不拘一經，以華嚴的圓融精神，含攝五教，通貫六階，開闊了淨土的視野。因此，《西方合論》是晚明佛學內部融通合流的產物。《西方合論》既兼容諸宗之說，又以淨土一門為旨歸。宏道在該書中兼綜博取，對蓮宗大德也廣泛汲取、稱。
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篇幅長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餘字。
如《致聶化南》一札："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
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簡凝活脫，間以詼諧，可見其尺牘文的一斑。
他的各類隨筆200餘篇，題材多樣，饒有意趣，其中《畜促織》《鬥蛛》《時尚》等篇，記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傳記文以《徐文長傳》《醉叟傳》兩篇最優，刻繪人物，生動鮮明。遊記文90餘篇，於寫景中注入主觀情感，韻味深遠，文筆優美。
如《滿井遊記》所寫京郊初春景色，純用寫實手法，刻畫細膩，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遊六橋待月記》《觀第五洩記》等，真切動人，語言淺近，略無斧鑿之跡，都是佳作。
袁宏道作有各體詩歌1700餘首，成就不及散文。他的詩及多數散文，僅限於抒發個人情趣，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生活，現實意義有限。當時一些公安派文風仿效者，則更發展了這一傾向，走上了邪路。所以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創作，瑕瑜互見，功過並存。總的來看，作為晚明的一次文學改良運動，其功績還是主要的。
袁宏道代表作品：《袁中郎全集》《徐文長傳》《初至西湖記》《敘陳正甫會心集》《虎丘記》《滿井遊記》《西湖遊記二則》《戲題齋壁》《遊虎跑泉》《東阿道中晚望》《戲題飛來峰》《袁中郎集箋校》《瓶花齋雜錄》《破研齋集》。
流傳至今的有《瀟碧堂集二十卷》《瀟碧堂續集十卷》《瓶花齋集十卷》《錦帆集四捲去吳七牘一卷》《解脫集四卷》《瓶史》《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廣陵集》《袁中郎文鈔一卷》等等。
《虎丘記》作品介紹
《虎丘記》是明朝文學家袁宏道的遊記散文中的代表作。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袁宏道曾出任吳縣縣令，短短兩年任期期間，熱愛遊賞山水的作者六次遊覽蘇州名勝虎丘。因為作者對大自然的無限熱愛嚮往和對官場俗務的厭倦鄙夷，萬曆二十四年，袁解職離吳，因為留戀虎丘勝景，回憶虎丘賞月賽歌的盛大場面以及虎丘各處的秀麗風景。寫下了這篇遊記散文。
《虎丘記》開篇從“無日無之”到月夜、花晨、雪夕，相對“中秋”來說，同時是鋪墊與烘托。下面“每至是日”一句正緊承上文意脈，指出但凡中秋都是如此，籠括年年中秋而並非實指哪一年中秋。從而又強調了本篇是以“中秋”為焦點來表現“登虎丘者六”的綜合體驗。接著作者從空間角度展開視野，縱橫筆墨。揮灑出一幅中秋時節盛遊虎丘的鳥瞰圖。場面之盛，色彩之麗，聲勢之大，震聳視聽，搖動神魄。作者仍嫌筆墨貧乏，索性徑以“無得而狀”來否定上面的具體比喻。啟發讀者展開想象去體味。從實到虛，從有限到無限的變化。顯出那遊樂場景的美不勝狀。整整一段多用整飭的四字句，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法渲染同一對象。有大賦鋪張揚厲的風致；筆勢則略無滯礙。文氣流注，緊密拍合了場面的聲容氣勢，而作者作為觀照主體的讚美傾羨之意亦挾帶而出。
空間場面的渲染鋪排後，作者將視聽凝聚到最富市井情調和民俗意味的演唱上面。鏡頭由全景式鳥瞰轉向依時問推進的特寫，用墨隨之由疏闊而變換為深細。這一大段是全文記寫的主體部分。作者用“布席之初”、“未幾”、“已而”、“比至”幾個標明時問推移的詞聯帶出一幅幅場景畫面，整個過程既有鮮明的層次感，又自然流走。場面由喧雜而導向幽靜，境界由單一唱的描述，過渡到聲、色、景、情的渾融一體。
“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總述自己與虎丘的關係。作者特別提到最後一次與江、方同登，在生公石上待月的情況，這是為了引出後面的話，而且前面也已申足中秋月夜，所以也只點到即止，不展開描述。品味市民們在月光籠罩下不分賢愚、無論貴賤的歌吹遊樂，官身與民眾的隔膜使他發出無限感喟，對官場的厭煩與棄官的打算是早就萌生了的。感性與理性的矛盾在這次登虎丘的遭遇中進一步被強化，加深了他內心的痛苦，自然也就堅定了原本就有的棄官決心。
將六次虎丘之行融匯一處，選取最為精髓的片段進行記述，達到詳略得當的效果，這是文章的妙處所在。敘述方式上，作者匠心獨運，採用鋪排、裁剪、比喻等手法，圍繞虎丘之景、虎丘之人以及遊樂之事進行多角度、多方面描寫，構成一幅完整的情境，結尾則畫龍點睛，通過自己先後以官員和平民身份遊歷虎丘的不同心境，表述內心情志，賦予文章以諷喻的色彩。文章通篇寫山水少，寫遊況多，均發軔於作者的審美感受；文勢時有騰挪，意象或作變化，一路寫來，均有作者感受的隱隱跳躍。感受深者，則用墨如注；感受淺者，則微微點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體對象規範的傳統筆法，顯示出審美感受作為觀照萬物的“性靈”特徵。作者對世俗情趣的郊遊濃墨潑灑，主體感受的往返流轉，筆觸章法的任情而為，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審美傳達這三者都帶有明代山水遊記文典型的時代審美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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