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又論人才及愛惜人才的重要性之千古散文名篇《寄答京友》'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22]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22]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迴護太多。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 。
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 。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洩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李贄將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
李贄承認個人私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業交易合乎天理。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22]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迴護太多。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 。
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 。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洩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李贄將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
李贄承認個人私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業交易合乎天理。
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說及理財為濁”的行為。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提倡耕戰。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從理本論到心本論的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李贄信奉王陽明的心學，他認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隻存在於“真心”之中。什麼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產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係。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22]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迴護太多。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 。
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 。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洩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李贄將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
李贄承認個人私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業交易合乎天理。
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說及理財為濁”的行為。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提倡耕戰。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從理本論到心本論的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李贄信奉王陽明的心學，他認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隻存在於“真心”之中。什麼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產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係。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
李贄反對歷史保守主義主張“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認為春秋替三代，戰國代春秋都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發展現象。
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置的各種思想禁區。他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標準，李贄編寫了《藏書》和《續藏書》，用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
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並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並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
李贄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
李贄反對歧視婦女，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
李贄一生著述頗豐，著述先後數次被禁燬，民間盜印、假託者不絕。
主要著作有：
《李氏藏書》、《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於金陵。
《李氏續藏書》、《續藏書》二十七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刻 [17] 。
《史綱評要》三十六卷。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閣刻。
《李氏焚書》《焚書》六卷。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刻於麻城。
《李氏續焚書》《續焚書》五卷。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陽虹玉齋刻。
《初譚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
《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稱《言善篇》）四集。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宛陵劉遜之刻。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22]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迴護太多。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 。
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 。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洩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李贄將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
李贄承認個人私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業交易合乎天理。
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說及理財為濁”的行為。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提倡耕戰。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從理本論到心本論的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李贄信奉王陽明的心學，他認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隻存在於“真心”之中。什麼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產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係。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
李贄反對歷史保守主義主張“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認為春秋替三代，戰國代春秋都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發展現象。
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置的各種思想禁區。他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標準，李贄編寫了《藏書》和《續藏書》，用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
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並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並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
李贄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
李贄反對歧視婦女，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
李贄一生著述頗豐，著述先後數次被禁燬，民間盜印、假託者不絕。
主要著作有：
《李氏藏書》、《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於金陵。
《李氏續藏書》、《續藏書》二十七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刻 [17] 。
《史綱評要》三十六卷。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閣刻。
《李氏焚書》《焚書》六卷。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刻於麻城。
《李氏續焚書》《續焚書》五卷。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陽虹玉齋刻。
《初譚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
《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稱《言善篇》）四集。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宛陵劉遜之刻。
《李卓吾遺書》十二種二十三卷。明·繼志齋刻（包括《道古錄》二卷、《心經提綱》一卷、《觀音問》一卷、《老子解》一卷、《莊子解》二卷、《孔子參同》三卷、《墨子批選》二卷、《因果錄》三卷、《淨土訣》一卷、《闇然錄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慶答問》一卷）。
《李氏文集》、《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
《李氏叢書》《易因》二卷。明刻。
《李氏六書》六卷。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包括《歷朝藏書》一卷、《皇明藏書》一卷、《焚書書答》一卷、《焚書雜述》一卷、《叢書匯》一卷、《說書》一卷）。
《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繼錦堂刻。
《龍溪王先生文錄鈔》九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
《枕中十書》六卷。明·刻本（包括《精騎錄》、《篔窗筆記》、《賢奕賢》、《文字禪》、《異史》、《博識》、《尊重口》、《養生醍醐》、《理談》、《吟壇千秋訣》）。
《批評忠義水滸傳》100卷、100回。明容與堂刊、芥子園刊（另《批判忠義水滸傳全傳》121回，明·楊定見刻）。
《批點西廂真本》二卷、《批評紅拂記》二冊、《批評幽閨記》二卷、《批評洗紗記》二卷，明刻。
《評選三異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諧刻（包括《方正學文集》十一卷、《傳狀》一卷、《於節暗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譜》一卷、《傳狀》一卷）。
《讀升庵集》二十卷、《世說新語補》二十卷、《四書評》、《坡仙集》十六卷、 《九正易因》二卷、《李氏說書》八卷、《姑妄編》七卷、《李溫陵集》二十卷、《禪談》一卷、《龍湖閒話》一卷、《文字禪》四卷、《左德機緣》三卷、《李氏因果錄》三卷、《業報案》二卷，明刻。
著名文章有：
《童心說》、《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寄答京友》等。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22]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迴護太多。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 。
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 。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洩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李贄將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
李贄承認個人私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業交易合乎天理。
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說及理財為濁”的行為。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提倡耕戰。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從理本論到心本論的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李贄信奉王陽明的心學，他認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隻存在於“真心”之中。什麼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產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係。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
李贄反對歷史保守主義主張“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認為春秋替三代，戰國代春秋都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發展現象。
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置的各種思想禁區。他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標準，李贄編寫了《藏書》和《續藏書》，用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
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並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並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
李贄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
李贄反對歧視婦女，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
李贄一生著述頗豐，著述先後數次被禁燬，民間盜印、假託者不絕。
主要著作有：
《李氏藏書》、《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於金陵。
《李氏續藏書》、《續藏書》二十七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刻 [17] 。
《史綱評要》三十六卷。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閣刻。
《李氏焚書》《焚書》六卷。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刻於麻城。
《李氏續焚書》《續焚書》五卷。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陽虹玉齋刻。
《初譚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
《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稱《言善篇》）四集。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宛陵劉遜之刻。
《李卓吾遺書》十二種二十三卷。明·繼志齋刻（包括《道古錄》二卷、《心經提綱》一卷、《觀音問》一卷、《老子解》一卷、《莊子解》二卷、《孔子參同》三卷、《墨子批選》二卷、《因果錄》三卷、《淨土訣》一卷、《闇然錄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慶答問》一卷）。
《李氏文集》、《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
《李氏叢書》《易因》二卷。明刻。
《李氏六書》六卷。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包括《歷朝藏書》一卷、《皇明藏書》一卷、《焚書書答》一卷、《焚書雜述》一卷、《叢書匯》一卷、《說書》一卷）。
《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繼錦堂刻。
《龍溪王先生文錄鈔》九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
《枕中十書》六卷。明·刻本（包括《精騎錄》、《篔窗筆記》、《賢奕賢》、《文字禪》、《異史》、《博識》、《尊重口》、《養生醍醐》、《理談》、《吟壇千秋訣》）。
《批評忠義水滸傳》100卷、100回。明容與堂刊、芥子園刊（另《批判忠義水滸傳全傳》121回，明·楊定見刻）。
《批點西廂真本》二卷、《批評紅拂記》二冊、《批評幽閨記》二卷、《批評洗紗記》二卷，明刻。
《評選三異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諧刻（包括《方正學文集》十一卷、《傳狀》一卷、《於節暗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譜》一卷、《傳狀》一卷）。
《讀升庵集》二十卷、《世說新語補》二十卷、《四書評》、《坡仙集》十六卷、 《九正易因》二卷、《李氏說書》八卷、《姑妄編》七卷、《李溫陵集》二十卷、《禪談》一卷、《龍湖閒話》一卷、《文字禪》四卷、《左德機緣》三卷、《李氏因果錄》三卷、《業報案》二卷，明刻。
著名文章有：
《童心說》、《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寄答京友》等。
《寄答京友》作品介紹
《寄答京友》是明代文學家李贄的名作。
《寄答京友》談的是人才的問題。對待人才，也應該有正確的認識。首先不以是否中舉登第為憑據，而要看是否有真才實學。其次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人才都會有缺點毛病，不能以小疵掩大德，更不能以有微瑕為藉口，棄置大才而不用。
如何對待人才，古住今來，很多人探討這個問題。司馬遷說：“人君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強調人君辨別人才真偽之重要。韓愈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強調識別人才者之重要。李贄進一步提出愛惜人才之重要。這些論述儘管都有一定的侷限性，但是對於人們如何正確對待人才，仍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寄答京友》
（李贄 明朝）
“才難，不其然乎！”今人盡知才難，盡能言才難，然竟不知才之難，才到面前竟不知愛，幸而知愛，竟不見有若己有者，不見有稱喜讚揚不啻若自其口出者，如孔北海之薦禰正平，跣足救楊彪也。何也？以其非真惜才也；雖惜才，亦以惜才之名好，以名好故而惜之耳。則又安望其能若己有、不啻若口出如孔北海然也？嗚呼！吾無望之矣！
舉春秋之天下，無有一人能惜聖人之才者，故聖人特發此嘆，而深羨於唐、虞之隆也。然則才固難矣，猶時時有之；而惜才者則千古未見其人焉。孔子惜才矣，又知人之才矣，而不當其位。入齊而知晏平仲，居鄭而知公孫子產，聞吳有季子，直往觀其葬，其惜才也如此，使其得志，肯使之湮滅而不見哉！然則孔子之嘆“才難”，非直嘆才難也，直嘆惜才者之難也。
夫才有鉅細，巨才方可稱才也。有巨才矣，而肯任事者尤難。既有大才，又能不避禍害，身當其任，勇以行之，而不得一第，則無憑，雖惜才，其如之何！幸而登上第，有憑據，可藉手以薦之矣，而年已過時，則雖才如張襄陽，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其受薦者又安知不以既老而自懈乎？
夫凡有大才者，其可以小知處必寡，其瑕疵處必多，非真具眼者與之言必不信。當此數者，則雖有大才，又安所施乎？故非自己德望過人，才學冠世，為當事者所倚信，未易使人信而用之也。然非委曲竭忠，真若自己有，真不啻若口出，縱人信我，亦未必能信我所信之人，憾不得與之並時，朝聞而夕用之也。嗚呼！可嘆也夫！
白話文：
人才難得，不是這樣嗎？現在的人都知道人才難得，都能說人才難得，然而終究不是真正知道人才難得。人才到了面前卻不知道愛惜，僥倖有人知道愛惜人才，卻看不到（他們）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看不到他們像孔北海舉薦禰衡、光著腳救楊彪那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並非真的愛惜人才呀；即使真的惜才，也是因為惜才的名聲好，因為名聲好所以才珍惜的呀。那麼又怎麼能希望他如孔北海這樣對待人才就像自己擁有的才能一樣、不只是好像從口中說出讚揚的話呢？啊，我對之不抱希望了。
從古到今世上沒有一人能珍惜聖人的才能，所以聖人只能空發此感慨，深深地稱羨唐堯虞舜盛世對人才的重視。這樣那麼，人才固然就難得了，但還是經常出現；惜才者卻很長年代沒有見到那樣的人了。孔子惜才，又瞭解人的才能，但不在其位。到齊國瞭解晏平仲，在鄭國瞭解公孫子產，聽說吳國有季子，徑直前往他的墳墓，孔子如此惜才，假使他實現志向了，肯讓他們埋沒而不為人知嗎？這樣那麼，孔子慨嘆人才難得，不只是慨嘆人才難得，只是慨嘆珍惜人才的人難得呀。
才能有大小，傑出的才能方可稱人才。有傑出的才能，而又肯任職理事的人更加難得。既有傑出的才能，又能不避禍患災害，身擔職務，勇敢地做事，卻不能考中一次，那麼沒有憑藉，雖然惜才，那又能怎麼樣呢？僥倖及第，有了憑藉，可以憑藉職務推薦他了，但年歲已過時，那麼即使才能如張襄陽，又怎麼知道聽者不因為他已經過時而就放棄呢？那些受推薦的人又怎麼知道不因為已經老了而自我懈怠呢
大凡有傑出才能的人，他可能因為小聰明一定很少，小缺點一定很多，不是真有眼力的人和他說了一定不相信。面對這幾點，那麼即使有傑出的才能，又哪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呢？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的品德名望超過眾人，才能學識超越當世，被當權的人倚重、信任，就不會輕易讓人信任並重用他。但不曲意求全竭盡忠心，真的如自己擁有才能，真的不只是像嘴裡所說，縱使別人相信我，也未必能信我所信的人，遺憾不能和他同時，早上知曉晚上被任用。哎，可嘆呀！
《寄答京友》作者介紹
李贄，生於明世宗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福建泉州人，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晚明思想啟蒙運動的旗幟，一位以“奇談怪論”聞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李贄的一生充滿著對傳統和歷史的重新考慮，這也是明朝後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個聚焦般的體現。
李贄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其祖先是元朝以後遷來福建。李贄幼年喪母，隨父讀書，學業進步迅速。自幼倔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理念。他在社會價值導向方面，批判重農抑商，揚商賈功績，倡導功利價值，符合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要求。
李贄12歲就寫出《老農老圃論》，把孔子視種田人為“小人”的言論大大挖苦了一番，轟動鄉里。26歲中舉人 。30歲至45歲為官，先後任河南輝縣教諭、南京國子監博士、北京國子監博士、 北京禮部司務、南京刑部員外郎和郎中，最後出任雲南姚安知府。
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李贄倡導絕假純真、真情實感的“童心說”。李贄在麻城還多次講學，抨擊時政，鍼砭時弊，聽任各界男女前往聽講，並受到熱烈的歡迎。
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耿定理去世，他移居麻城 。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夏天，李贄為芝佛院的常住客戶和職業作家，如此便是10年。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發佈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和他進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國各大城市輪流邀請他去做訪問學者。李贄一開壇講學，不管哪座寺廟，還是深山老林，和尚、樵夫、農民、甚至連女子也勇敢地推開羞答答的閨門，幾乎滿城空巷，都跑來聽李贄講課。一下子，李贄成了橫掃儒、釋、民的學術明星。這對傳統思想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被當地的保守勢力視為“異端”、“邪說”，群起圍攻，要把他驅逐出境。李贄旗幟鮮明宣稱自己的著作是“離經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殺不可去，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李贄應巡撫梅國楨之請往山西大同，著《孫子參同》，修訂《藏書》。秋，到北京，住在西山極樂寺，撰成《淨土訣》，次年春天到南京，將自己的零星著作匯成《老人行》，並再度研究《易》，撰寫《易因》，最後編訂其鉅著《藏書》。《藏書》共68卷，系紀傳體史論，論述戰國至元亡時歷史人物約800人，對歷史人物作出了不與傳統見解苟合的評價，旨在反對儒學。如他讚揚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則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斷”的“聖後”。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山東濟寧編成《陽明先生道學抄》、《陽明先生年譜》。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秉承首輔沈一貫的旨意上奏神宗，攻訐李贄。最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贄，並焚燬他的著作。李贄入獄後，他坦然說道：“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後來聽說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三月十五日，李贄以剃髮為名，奪下理髮師的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而死，享年76歲。死後，馬經綸把他收葬於北京通州北門外馬寺莊迎福寺側（現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內），今墓地尚在，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李贄的學生汪可受，以及梅掌科、蘇侍御捐銀錢為其樹碑。
李贄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而自居，對封建社會的男尊女卑、重農抑商、假道學、社會腐敗、貪官汙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張“革故鼎新”，反對思想禁錮。
李贄深受“陽明學”支流“泰州學派”影響，且以“異端”自居。針對當時官學和知識階層獨奉儒家程朱理學為權威的情況，貶斥程朱理學為偽道學，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詩文多抨擊前七子、後七子復古之主張，認為《西廂記》、《水滸傳》就是“古今至文”。公安派三袁兄弟受其影響較深。晚年頗好史學，據歷代正史纂《藏書》，又廣泛收集明代資料撰寫《續藏書》，對傳統史學觀點有所突破。
李贄對被封建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儒家經典和孔孟之學進行抨擊，對儒家經典的《六經》、《論語》、《孟子》表示了極大的輕蔑，認為這些不都是聖人之言，是經過後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當做萬年不變的真理。這些著作是當時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隨筆記錄，大半非聖人之言，即使是聖人之言，也只是一時所發之藥石，不能成為“萬事之言論”。
在《焚書·贊劉諧》及《續焚書》的《聖教小引》、《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戲謔嘲諷的筆調貶低孔子，這在尊孔子為至聖先師的時代，是一種大膽的舉動。他認為孔子並非聖人，孔子沒什麼了不起的，人人都是聖人，沒必要一定要去學孔子。這就把孔子從至高無上的聖人地位上拉下來了。如果一定要將孔子奉為偶像，言行舉動都學孔子，那就是一種醜態了。
李贄否認儒家的正統地位，否定孔孟學說是“道冠古今”的“萬世至論”，認為不能將其當做教條而隨便套用。《六經》、《論語》、《孟子》“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 [22] 。李贄對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確已達到了“非聖無法”的地步。
李贄最痛恨維護封建禮教的假道學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士、偽君子。揭露道學家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都是偽君子，仁義道德不過是掩蓋他們卑鄙齷齪的假面具。還指斥那些所謂的道學家們：名心太重，迴護太多。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全是為自己打算，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 。
他還進一步指斥道學家們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學，道學家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借道學這塊敲門磚，“以欺世獲利”，為自己謀取高官利祿 。
針對明王朝的腐敗政治，李贄提出了“至道無為、至治無聲、至教無言” 的政治理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常常發生動亂，是統治者對社會生活幹涉的結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則是“因乎人者也”，順乎自然，順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對人類的社會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雖然孟子早就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主張，當在歷代統治者中，實際均未成為一種政治實踐。而李贄大膽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表現出對專制皇權的不滿，成為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導。
對封建統治者殘酷壓榨魚肉人民的暴行，李贄更加以無情揭露。在《焚書》中，他還借評點《水滸》，發洩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
李贄將拯黎民於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統治階級上層，希望“有一個半個憐才者”出現，使“大力大賢”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殺身圖報，不肯忘恩”。
李贄承認個人私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商業交易合乎天理。
他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說法，認為人類的任何舉動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從功利的觀點出發，李贄主張富國強兵。他批評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反以說及理財為濁”的行為。針對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現象，他強調武事重要，提倡耕戰。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
在文學方面，李贄提出“童心說”，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頭可斷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縮。李贄在詩文寫作風格方面，也主張“真心”，反對當時風行的“摹古”文風，他的這一傾向，對晚明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贄哲學思想的形成經歷了從理本論到心本論的轉化的過程。李贄主張宇宙的萬物是由天地（最終是陰陽二氣）所生，否定程朱理學理能生氣、一能生二的客觀唯心主義論斷。李贄還認為，人們的道德、精神等現象存在於人們的物質生活中，“穿衣吃飯，即人倫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論，這是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李贄信奉王陽明的心學，他認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點物相”，沒有“理”，沒有物，世上一切物質和精神皆是隻存在於“真心”之中。什麼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響的“我”的心。它們是主宰一切，產生諸相的本源，可稱作“清淨本源”，萬事萬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顯現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關係。這種觀點，與陸王學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禪宗的“萬法盡在自心”是一脈相承的。
李贄反對歷史保守主義主張“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認為春秋替三代，戰國代春秋都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發展現象。
李贄終生為爭取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鬥爭。他蔑視傳統權威，敢於批判權威。他認為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思想，不應盲目地隨人俯仰。他認為要獲得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須打破孔孟之道及其變種宋明理學的壟斷地位，衝破封建經典所設置的各種思想禁區。他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自為是非。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標準，李贄編寫了《藏書》和《續藏書》，用自己的是非標準，重新評價了歷史人物。
李贄認為，按照萬物一體的原理，社會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貴賤的區別。老百姓並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貴的地方；侯王貴族並不高貴，也有其卑賤的地方。
李贄主張婚姻自由，熱情歌頌卓文君和司馬相如戀愛的故事。
李贄反對歧視婦女，對封建禮教壓迫下的婦女，李贄給以深深的同情，他大聲疾呼，為婦女鳴不平。李贄批判了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的說法。
李贄一生著述頗豐，著述先後數次被禁燬，民間盜印、假託者不絕。
主要著作有：
《李氏藏書》、《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於金陵。
《李氏續藏書》、《續藏書》二十七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刻 [17] 。
《史綱評要》三十六卷。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閣刻。
《李氏焚書》《焚書》六卷。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刻於麻城。
《李氏續焚書》《續焚書》五卷。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陽虹玉齋刻。
《初譚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
《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稱《言善篇》）四集。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宛陵劉遜之刻。
《李卓吾遺書》十二種二十三卷。明·繼志齋刻（包括《道古錄》二卷、《心經提綱》一卷、《觀音問》一卷、《老子解》一卷、《莊子解》二卷、《孔子參同》三卷、《墨子批選》二卷、《因果錄》三卷、《淨土訣》一卷、《闇然錄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慶答問》一卷）。
《李氏文集》、《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
《李氏叢書》《易因》二卷。明刻。
《李氏六書》六卷。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包括《歷朝藏書》一卷、《皇明藏書》一卷、《焚書書答》一卷、《焚書雜述》一卷、《叢書匯》一卷、《說書》一卷）。
《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繼錦堂刻。
《龍溪王先生文錄鈔》九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刻。
《枕中十書》六卷。明·刻本（包括《精騎錄》、《篔窗筆記》、《賢奕賢》、《文字禪》、《異史》、《博識》、《尊重口》、《養生醍醐》、《理談》、《吟壇千秋訣》）。
《批評忠義水滸傳》100卷、100回。明容與堂刊、芥子園刊（另《批判忠義水滸傳全傳》121回，明·楊定見刻）。
《批點西廂真本》二卷、《批評紅拂記》二冊、《批評幽閨記》二卷、《批評洗紗記》二卷，明刻。
《評選三異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諧刻（包括《方正學文集》十一卷、《傳狀》一卷、《於節暗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詩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譜》一卷、《傳狀》一卷）。
《讀升庵集》二十卷、《世說新語補》二十卷、《四書評》、《坡仙集》十六卷、 《九正易因》二卷、《李氏說書》八卷、《姑妄編》七卷、《李溫陵集》二十卷、《禪談》一卷、《龍湖閒話》一卷、《文字禪》四卷、《左德機緣》三卷、《李氏因果錄》三卷、《業報案》二卷，明刻。
著名文章有：
《童心說》、《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寄答京友》等。
《寄答京友》作品介紹
《寄答京友》是明代文學家李贄的名作。
《寄答京友》談的是人才的問題。對待人才，也應該有正確的認識。首先不以是否中舉登第為憑據，而要看是否有真才實學。其次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人才都會有缺點毛病，不能以小疵掩大德，更不能以有微瑕為藉口，棄置大才而不用。
如何對待人才，古住今來，很多人探討這個問題。司馬遷說：“人君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強調人君辨別人才真偽之重要。韓愈說：“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強調識別人才者之重要。李贄進一步提出愛惜人才之重要。這些論述儘管都有一定的侷限性，但是對於人們如何正確對待人才，仍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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