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傳統文化不僅是“儒、釋、道”，先秦之前是“儒、墨、道”，後來墨家敗落了。“儒、釋、道”之所以獨立存在，就在於其差異性，而這些差異性正是自成一派的原因所在。用人要“揚長避短”，而不是“取長補短“，取長補短就沒差異了，沒特點、沒優點了。現實中，大多數人是按照需要來理解“儒、釋、道”的，如：大雄寶殿裡得佛像有按時間順序和按空間順序兩種擺放方法，按時間順序的擺法是：釋迦穆尼的左手側是過去佛（燃燈佛），右手是未來佛（彌勒佛）。而有一個小廟裡竟然既有佛祖，也有老子，還有財神關公。這樣的拼湊不是融合，只是磕頭上香時方便罷了。
中國文化與宗教文化的重要差異是對人生的認識不同。世界上關於人生共有三種說法：一世說、二世說和三世說（N世說）。
一世說：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死如燈滅。
二世說是基督教的說法，人死了可以去兩個地方——天堂或地獄，而且，一旦去了，就永遠是哪裡的居民。基督徒認為：人都有原罪，來到世上是贖罪的，把罪贖清了，就能進天堂。基於這種認識，便有了罪人必須有法規約束的共識，同時，不足百年的人生和永遠的天堂比起來，短暫的就如同夜空裡陡然劃過的流星一樣，所以說，贖罪是很划算的。因此，西方人比較守規矩，他們把人分為守規矩和不守規矩兩種。從這個意義上講，基督教文化是世界監管文化中成本最低的文化體系。中國的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人都是好人，好人需要自律，每日三省吾身，所以，法制觀念淡薄。中國人常常把人分成好人和壞人。在政治體制的設置上，中、美兩國的唯一差別是：中國人設想自己的領袖是聖人；美國人設想自己選出的總統是個混蛋。原因就是兩種文化的差異，美國文化是看誰都是壞蛋，包括總統，因此，他們就要設計一套制度來約束。
三世說，就是老百姓所說的生死輪迴。印度佛教有六道輪迴：天、阿修羅、人、地獄、餓鬼、畜生，當眾生死後視乎所作的業的善惡傾向而投胎到六個不同的境地，善的入三善道（前三者），惡的入後三惡道（後三者），不斷重複流轉，非經修行正悟則無有出期，因此，可以說是N世說。
宗教關心的是人生終極問題。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印度宗教家最關心的是：如何從不斷重複流轉的輪迴中脫離出來，就是說我不想參與輪迴了，如何做？釋迦牟尼悟道的結果是：“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就是說，你不想參與輪迴，不行！連你都沒有，哪來的你想？這一邏輯使得輪迴說嚴密得無懈可擊。玄奘從印度請回的佛教只傳了四代就斷傳了，直到清朝，有一名外交官託人從日本把佛經文獻又請回來，震動了當時的佛教界。玄奘傳來的佛教之所以傳承不下去，就在於中國的佛信徒不知道在印度宗教界所發生的那些的思考、那些的辯論，就像當年中國轟轟烈烈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討論時，外國人是很茫然的一樣。
周朝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朝代，是中國文化的重大轉型時期，周文王的四子姬旦周公創造了禮學，禮學的核心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朝是典型的男權社會的開始。孔子的“克己復禮”就是恢復周禮。孔子的治學原則是：述而不作，即只傳承而不創作。儒家認為社會是兩層結構，即家、國架構。家是進入男權社會才有的，家庭的出現帶來私有制。男人要保持家庭成員的純潔性，就要建立一系列的規範，制定一系列的律條來確保對女人的獨佔。為了獨佔女人，還要獨佔土地、獨佔財富，更重要的是獨佔對世界的理解，這就造成對世界規律的確定性認識和必然性探索，即獨佔真理。儒家學說是典型的男權社會文化，男尊女卑是必然的公德。
道家的開山鼻祖是老子，老子的社會職務是首藏使執事，即保存歷史資料的。他著的《道德經》原名《老子》，唐朝以後改為《道德經》，老子思想是典型的母系文明、陰柔文化，核心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第一原則：“道法自然”，順應自然，不要過於刻意，“去甚，去奢，去泰”；人要以自然的態度對待自然，對待他人，對待自我。第二原則：“為而不爭”，“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第三原則：“清靜為天下正。第四原則：虛其心，道就是虛。去除心中的念想、重重心事就是快樂，即讓心虛著，沒有心事，才能體驗生命的樂趣。道家提倡的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以及強調的陰陽調和轉換等等，都是陰柔文化的表現，就連我們常掛在嘴邊的“陰陽”二字，按順序排列也是陰在前、陽在後，是陰陽而不是陽陰，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儒家、道家一個是男權的陽剛文化，一個是母系陰柔文化，這是根本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