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縣是明清兩朝地方最低一級的行政官員，除了兩京的個別“京縣”以外，大多數品秩為七品。可是這兩個朝代的知縣卻有很大的區別。相對來說，清代的知縣權力更加集中，政治地位也要高一些。
首先，明代的知縣是多頭領導，而清代知縣則基本是單頭領導。明代的知縣上面有十幾個上司，如各省布政使、參政、參議，按察使、副使，僉事，又有巡撫、巡按、中使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同的上司發出不同的指令，就會使得地方政令不一，也會讓知縣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
清代的知縣在名義上也接受藩、臬、道、府的節制，但他們卻是直接向督撫負責，是督撫的屬員。也就說，一方知縣如果得到督撫的庇護，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其次，在官吏設置上不同。明代的縣官設置本著主官負責、佐貳官輔助的原則，雖然這種正佐輔助監督的機制在明中期後逐漸被弱化，但在制度上還是維持這種機制的。也就是說，知縣並不能為所欲為，必須接受縣丞等屬官的監督。
《大明律·吏律》中有明確規定：“凡內外各衙門印信，長官收掌，同僚佐貳官用紙與印面上封記，俱各畫字。”意思是，知縣雖然掌管衙門印信，但在一些重大的文件中若是沒有佐貳官的簽字認可，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按理說，知縣在本縣的領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實際上，知縣的權威並不如想象中的那樣不可動搖。在他身邊的佐貳官、左右手無不在窺測他的短處，更有欲謀取而代之者。在這種情況下，知縣的一舉一動都在嚴密的監視之下，不但施政不能放開手腳，而且增加了防範左右的心理。
而清代不同，完全實行的是主官負責制，注重的是自上而下的監督制。這樣一來，知縣就是說一不二的土皇帝了。雖然在典章制度中也規定設立佐貳官，但不是全都設置。《光緒會典》中記載，全國共有縣1314個，而縣丞只有345人。也就是說，大部分縣都不設佐貳官。
《大明律·吏律》中有明確規定：“凡內外各衙門印信，長官收掌，同僚佐貳官用紙與印面上封記，俱各畫字。”意思是，知縣雖然掌管衙門印信，但在一些重大的文件中若是沒有佐貳官的簽字認可，是沒有法律效力的。
按理說，知縣在本縣的領導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實際上，知縣的權威並不如想象中的那樣不可動搖。在他身邊的佐貳官、左右手無不在窺測他的短處，更有欲謀取而代之者。在這種情況下，知縣的一舉一動都在嚴密的監視之下，不但施政不能放開手腳，而且增加了防範左右的心理。
而清代不同，完全實行的是主官負責制，注重的是自上而下的監督制。這樣一來，知縣就是說一不二的土皇帝了。雖然在典章制度中也規定設立佐貳官，但不是全都設置。《光緒會典》中記載，全國共有縣1314個，而縣丞只有345人。也就是說，大部分縣都不設佐貳官。
沒有佐貳官的牽制也會帶來一個嚴峻的問題，因為縣事繁雜，知縣一人並不能打理。於是便出現的了龐大的家丁和幕僚集團，依靠這些人來辦理政務。久而久之，清代的幕僚和書吏便成了弄權舞弊的集中代表。對地方的政治影響也最為顯著，以至於嘉慶帝說“本朝與胥吏共天下”。
最後，明代的知縣正官有中央任命，領取官憑後便可直接赴任。知縣得到任命以後，即可走馬赴任。在這種情況下，知縣是奉朝廷之命而來，雖然也要和上司打交道，拜訪投稟，不乏恭維。可畢竟是朝廷任命的實任官員，各上司無權，也不可能將其隨意處置。
清代知縣雖然也是吏部任命，但大多是把知縣分到各省去聽候任用。這種任命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知縣的施政方式。知縣分發到各省以後，能不能得到實缺，這還要看督撫的態度，因此督撫就成了直接的頂頭上司。雖然知縣也會致力於編織自己的政治關係網，但最主要的還是盡力去迎合督撫，若得到督撫看中，則會被視為紅人。
如康熙朝的于成龍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在廣西任羅城知縣時，被巡撫看中。巡撫讓藩、臬兩司舉薦于成龍，如果不舉薦，他就單獨上折向朝廷保舉。如此一說，兩司還不乖乖聽命，使于成龍此後青雲直上。這樣的例子很多，也有的是不得督撫喜愛，被革職回籍的。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對比，就會得出結論。同樣是七品知縣，明代的知縣雖然會少受一點督撫的氣，但平日裡施政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壓力和難題；而清代知縣，雖惟督撫馬首是從，可幹起事情來卻能更放開手腳，有利於地方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