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噶爾部是否被清朝滅族？沒有

準噶爾部在噶爾丹策零去世以後內亂迭起，又歷三世而終，這成為乾隆皇帝“十全老人”的三大功勞（收復準噶爾部、平阿睦爾撒納之叛、平大小和卓叛亂），應該說這幾份功勞很硬氣，把新疆納入中國版圖（故土新歸），居功甚偉。

清朝歷次平定準噶爾部之戰

這一段史實因為有清朝官方、民間多種記錄，還有沙俄覆亡後解密檔案出現，資料相當翔實，早年中外研究深度及廣度成果頗多，以至於我檢索文獻，竟沒有發現最近二三十年有什麼重要的新見解出現，所以我也就失去了摘引新發資料的興趣。

這段時期的史實中唯一叫我感興趣的就是網上流傳的“清朝通過屠殺絕滅準噶爾部”的描述。據有些文章說法，乾隆曾下令殺絕準噶爾部降人，以至殺了一百多萬之眾，殺到準噶爾部人都沒了，僅剩“準噶爾盆地”這麼一個地理名詞留下。但是，我一直對這一說法持懷疑態度，因為清朝滿族統治者和蒙古人天然存在一種密切的政治聯姻和軍事同盟關係，對蒙古部落而言一般只要歸順清朝就會被安撫、賞賜和安置。對於蒙古人叛亂，清朝以撫為主，迫不得已時才會打幾仗殺殺蒙古人威風，但一旦勝利就會留有餘地，不應該使出屠城滅族的手段來。

舉幾個著名的例子：因土爾扈特部西遷後仍然向清朝進貢，康熙五十一年到五十四年（1712—1715年），清朝政府派圖理琛跋涉萬里經俄國（近路被準噶爾部封鎖著）出使到伏爾加河流域的衛拉特的土爾扈特部，對土爾扈特部首領阿玉奇汗進行宣慰。後來的渥巴錫汗毅然決然帶領土爾扈特部東歸也與此有關。

乾隆二十年（1755年），準噶爾部末代汗達瓦齊和兒子羅不扎、宰桑愛爾奇丹津等七十餘人在最後抵抗中被清軍擒獲，押解京師，在午門舉行了獻俘禮。乾隆特赦了達瓦齊，並封他為親王，把宗室之女嫁給他，留在京城，還讓他的兒子擔任侍衛。達瓦齊最後病死於北京，善終。

羅卜藏丹津，和碩特部顧實汗的孫子，於康熙去世那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鎮守西寧的允禵回京奔喪時，在青海發動叛亂。清朝命年羹堯、嶽鍾琪等率軍鎮壓，次年平定。當時支持羅卜藏丹津叛亂的塔爾寺的察罕諾門汗等大喇嘛投降後被年羹堯下令處死，而羅卜藏丹津帶少數幾個人逃往伊犁河谷準噶爾部避難。噶爾丹策零剛登汗位不久就因收留他和清朝鬧翻，後來和清朝發生了和通泊之戰和額爾德尼昭之戰。準噶爾部被破時羅卜藏丹津出降，被押送北京，乾隆赦免其死罪，留在北京，後被安置到內蒙古正黃旗監視居住。兩個兒子均被授予藍翎侍衛的官職。

從這幾個件事可以看出，清朝是有優待蒙古人傳統的。那麼，乾隆有什麼必要對準噶爾部做出滅族之事呢？

經過文獻檢索，我認為“準噶爾部被清朝滅族”的說法由來已久，並非到近年網上才開始流傳這一觀點。

1、《清高宗實錄》卷523確有這麼一句話：“必須悉行殲滅，不得更留餘孽”。這一句話被看成是乾隆下令血屠準噶爾部眾的依據。然而，僅憑這句話就斷定乾隆嗜殺是不是有點武斷？在沒有考慮歷史背景的情況下是不是有斷章取義之嫌？我們必須再找更多的清朝人的證據說話。

2、在鄭鶴聲《前清康乾時代之理蕃政策》（原載《邊政公論》第二卷第三、四、五期合刊，1942年6月發表）一文中提到，“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雲：‘烏魯木齊即準噶爾故地，自平定伊犁，額魯特種人皆剿滅，千里空虛，渺無人煙……邇來甘省居戶，移駐數千家，及內地發遣人犯數千，皆散處於昌吉瑪納斯等處，開闢草萊，充斥其地，為四達之區’。”查龔自珍在道光年間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參與編寫《大清一統志》，有理由接觸到清初國史檔案，自然不能胡說。而且此文是奏對文論，證明新疆迫切需要建省，是要秉呈皇帝乾綱獨斷的。說明剿滅準噶爾部在清代根本就不是什麼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朝野都都認為這是件理所當然的事。這似乎為“乾隆屠滅準噶爾部”的觀點又加一分。

但是，讀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終未發現以上文字，直到偶然讀到滿洲正藍旗人尼瑪查·七十一（此人後任職刑部）寫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西域聞見錄》“新疆紀略（上）”才發現以上一段文字。按說此人就生活在乾隆年代，且有相當高的行政級別，離歷史事件發生時間也不算遠，似乎實錘。然而……

按：以下是我考據小記。我寫了一篇《明朝火器的發展——明蒙對峙的深層原因》，用一個小自然段談及紅夷大炮的一個與文章主旨無關緊要的數據，被人揪著不放，譏諷我買不起也買不到西洋大人用洋碼子編的幾百頁厚的“炮學”鉅著，我讓他貼圖論證一下他的觀點，死活不肯，最後除了人身攻擊我也沒別的本事了。其實我寫文章是很講究考據的。在寫本文時，我根據鄭鶴聲《前清康乾時代之理蕃政策》追到龔自珍《西域置行省議》而不得其文，經新的文獻檢索找到吳波《紀昀的謫戍生涯及<閱微草堂筆記>反映西域風土人情的特點》一文，終於追到尼瑪查·七十一《西域聞見錄》。說明1942年6月鄭鶴聲發表的論文《前清康乾時代之理蕃政策》有一個張冠李戴的小小錯誤，如果我沒發現這個錯誤就引用下來就是以訛傳訛。這回找到東洋大人購買的乾隆時期出版的圖書，不知在某些崇洋人士看來證據可算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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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歷史真相的探究是極其複雜的，即便有了當事人的記載，如果找不到事件發生所遵循的因果關係，仍然不敢確定真實歷史事件是這樣發生的，直到我又檢索到一個新的歷史記載才算是找到符合歷史邏輯的考據。

張維華的《清初平定喀準兩部時之中俄關系》（原載《學思》第二卷第一、二期，1942年發表）寫到：“準葛爾這次蕩平，委實是不容易，厄魯特部眾降了又叛，叛了又降，弄得連年用兵，幾無寧歲。高總恨極了，真想痛絕根株，將厄魯特部眾殺個盡。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們逃到俄羅斯的自然不少。魏源聖武記卷三乾隆當平準部曾這樣說：‘論者謂厄魯特之一大劫，則固非無因以然也，初準部有宰桑六十二，新舊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賽九，共計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裡間，無一瓦喇一氈帳。’如果魏源的話可靠，則這次逃到俄羅斯哈薩克的人數，居然有十分之二，也算厄魯特部眾之大遷徙。”

魏源，就是那個寫《海國圖志》的人，此人在道光年間捐內閣中書舍人候補，內閣藏書豐富，於是有了博覽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的機會。曾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並在前線親自審訊過俘虜。因不滿清政府和戰不定，投降派昏庸誤國，憤而辭官著書。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了《聖武記》，敘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間的軍事歷史及軍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不材，則國禎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的人才論觀點。

我認為惟有此人的閱歷和胸懷才能真正探查到“準噶爾部是否被清朝滅族”的真相。

根據魏源的結論，準噶爾部因戰敗而衰落，其人口大減首先應歸於痘病（牧區易得）流行，其次是為避戰亂逃亡異域（只有邊疆能做到大規模逃亡）。真正死於兵燹者，有死於清朝因準噶爾部降而復叛（阿睦爾撒納因野心膨脹投降清朝帶領清軍剿滅準噶爾部，又因野心得不到滿足再次叛變失敗後逃到俄羅斯，造成中俄重大外交事件，直到其得天花病死）故痛下殺手的報復行為，也有阿睦爾撒納在擁兵自重時出於消滅異己大肆殺戮準噶爾部民眾的原因。不光是以上羅列的幾條證據，還有其他史料記載。所以說，準噶爾部並沒被清朝屠殺滅族殆盡，它的衰敗是由魏源提出的好幾個因素共同構成的，戰爭中的殺戮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清朝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之戰

如果我們不善於辨析史料，很容易得出“準噶爾部被清朝滅族”的觀點。本文只解決這一個問題。關於戰後準噶爾部還有大量民眾遺存的史實將會在下一篇文章中出現。

當然，清軍在剿滅叛亂時，也有濫殺無辜的現象，而且也很嚴重。這一點確實不用給乾隆貼金，他的歷史貢獻需要承認，同時他的歷史侷限也沒必要掩飾。

有一個被反覆提及的清軍殺降的例子。我認為這是個案，不能代表是清朝有意為剿滅叛眾而執行的既定屠殺滅族政策。由於史實很清晰，簡單摘錄事件原委即可。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軍西討阿睦爾撒納，愛新覺羅·雅爾哈善被授為參贊大臣，出北路征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命他改赴西路軍，令他駐巴里坤辦事。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歸附的首領沙克都爾曼吉拒絕了阿睦爾撒納一同叛亂的請求，率所部徙巴里坤附城為牧地以居。噶勒藏多爾濟巴雅爾之叛，乾隆帝寄諭雅爾哈善，令密察沙克都爾曼吉蹤跡。雅爾哈善方內疑，又以餉不時至，沙克都爾曼吉請糧不能給，乃使裨將閻相師將五百人入其壘，若迷途借宿者。夜大雪，相師吹笳，督兵襲其廬。沙克都爾曼吉驚起，其妻與相抱持，至死不釋，其眾四千餘人殲焉。雅爾哈善疏報沙克都爾曼吉與綽羅斯叛黨紥那噶爾布相通，戮以杜後患。又遣兵赴魯克察克剿莽噶裡克，乾隆帝嘉其奮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命為靖逆將軍，帥師討霍集佔（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五月，師至庫車，霍集佔所屬頭人阿卜都克勒木城守。雅爾哈善督師合圍，斷其水草，城賊出戰，屢敗之。六月，敗援賊於託木羅克。霍集佔自將八千人，具最精巴拉鳥槍，行阿克蘇戈壁來援。雅爾哈善督兵戰庫車南，斬千餘級。又數日，阿卜都克勒木復夜遁。餘頭人阿拉難爾等率老弱出城降。雅爾哈善雜訊城人，謂沙呢雅斯等五人為阿卜都克勒木死黨，因殺之。疏入，乾隆帝聞不得霍集佔，盛怒，奪雅爾哈善官。逮雅爾哈善及得勝送京師。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逮至，命王公大臣會鞫，以雅爾哈善老師糜餉失機事，論斬，遂見法。後二日，並斬得勝。自雅爾哈善死，高宗知沙克都爾曼吉無叛狀，賦詩斥其殺降。

這就是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沙克都爾曼吉被冤殺之始末。

我認為，“準噶爾部被清朝滅族”這一說法是由於多種記錄歷史的偏差引起的。這些記錄歷史的偏差按我自己的思路歸結為以下幾種，作為本文之終。

和任何學科一樣，記錄歷史也會產生偏差。在我看來，即便不是有意地、惡意地、選擇性遺忘地編造史實，記錄歷史的偏差也總會有的。這種可以分為這麼幾類：

（1）倖存者偏差。所有的真歷史最初都要有一個記錄者。這個記錄者要麼是親歷者，要麼是旁觀者，再不濟也是轉述者，總之，要和這一歷史事件沾點邊。否則就是臆測歷史了。沒有幸存者的歷史事件很難被人記下來，這不代表該事件在歷史上沒發生過。

（2）優勝者偏差。在任何歷史階段裡都有一個或幾個巔峰者。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同樣勝利者也會忽視別人感受的。所以優勝者看待事物的角度可以與眾不同，他們記錄的歷史事件的性質與語氣必然也是傾向於優勝者自己的。

（3）分佈式偏差。許多歷史事件在發生時對於親歷者來講平淡無奇，未必記錄下來。但是，站在更廣泛更深入領域分析，有時候記錄下來的東西並不具備全局特徵性，僅僅是反映某個時空閾內被發現事件的顯著特徵，而不是整個歷史階段的顯著特徵。所有考古學結論都符合這種偏差，因為你只能接觸到被你發掘出的那些東西。

（4）趨利式偏差。當歷史材料非常豐富、歷史觀點眾說紛紜時，寫歷史的人要面臨如何取捨的難題。不管是道德因素、規制因素還是個人取向，歷史材料取捨都反映的是自己或當代的社會價值觀。所以這就是《清史稿》不能成為正式《清史》的原因。我們在研究清史（包括本文涉及的問題）時都面臨這種歷史記錄上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