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文章節選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8年8月《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理念與實踐》作者：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文章節選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8年8月《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理念與實踐》作者：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2005年，錢學森向溫家寶總理提出一個問題，後來被稱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雖然他當時只是針對科學研究而言，但這個問題可以推廣到很多領域。比“錢學森之問”更為一般、更具準確性的問題是：相對於我們的人口規模，相對於我們的經濟總量，相對於我們的教育投入，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中走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人才，不是沒有，為什麼這麼少？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全球人口的1/5，是美國人口的4.5倍，日本人口的11倍。中國的經濟總量(GDP)佔全球總量的1/7，是美國GDP的60%，日本GDP的2.5倍。中國也是世界上在校學生最多的國家。2016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學規模有3600多萬，高校在校生2700多萬，高校每年錄取本科專科學生700多萬，均為全球第一。相對於這樣巨大的人口規模、經濟規模和受教育者規模，無論是科學技術成就、人文藝術貢獻、還是新產品新品牌新商業模式，在中國產生的創新不是沒有，確實太少。
近年來，我們也有不小進步。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例。據《自然》雜誌引用的數據，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在2005年佔全球總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佔全球總量的20%，僅次於美國。雖然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學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日本從2000年到2016年間，共有1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平均每年1個。當然，中國按照人均GDP的發展水平目前還只相當於日本的70年代。不過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獲諾貝爾科學獎，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獲獎。而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1人獲諾貝爾科學獎，況且中國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們的現在與日本的70年代比，並考慮到我們的人口規模，從諾貝爾科學獎這個指標來看，我們的差距也是明顯的。
數學的菲爾茲獎是另一個指標。中國內地至今還沒有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中國香港、越南、伊朗都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我們當然不能以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為唯一指標，但是它們有標誌性。“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問題。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我們缺乏創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麼？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這裡提出一個關於創造性思維的三因素假說：創造性思維由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個因素決定。
創造性思維首先來源於知識。這似乎沒有爭議。不過，對知識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們說的知識通常指學科和領域的專業知識。但是，知識也應該包括跨學科知識、跨領域知識、跨界知識，而這些正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創造力多產生於學科交叉和融合。《史蒂夫·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把喬布斯(Steve Jobs)描寫為“站在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企業家，是指科學與藝術的跨界。馬斯克(Elon Musk)的本科專業是商業管理，同時修物理學第二學位，而物理學對他的創新創業有很大影響，這是科學與商業的跨界。所以，即使是在知識層面，我們也需要改革，要超越狹隘的專業知識的範圍，更多地強調跨學科和跨界知識。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一個回答是：我們的教育體制中培養的學生缺乏創造性人才的第一個原因是學生的知識結構有問題。我們的學生過多侷限於專業知識，而缺乏跨學科、跨領域、跨界知識，而這些往往是具有創造力的人才的特徵。
創造性思維的第二個來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幾年前，清華大學物理系邀請了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訪。在探討他們為什麼取得科學成就時，清華學生提出的詞是基礎好、數學好、動手能力強、勤奮、努力等。然而，這四個人回答是一樣的，不是這幾個詞中的任何一個，而是說好奇心最重要。
愛因斯坦說過，“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他還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只是侷限於我們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將包括整個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all we know and understand, while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 and all there ever will be to know and understand.)他在這裡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識以外的因素，這正是在我們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視的方面。
知識通常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經濟學家都是用勞動者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並以此測算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就不像知識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那麼簡單了，非常取決於教育環境和教育方法。
我們有理由相信，兒童時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別強。但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會遞減。這是因為，知識體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會挑戰這些假定，批評現有框架。當然這些批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正確，所以會被否定，但是這在客觀上就產生了壓制和否定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難怪愛因斯坦感嘆過：“好奇心能夠在正規教育中倖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蹟。”(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
在我們的應試教育下，情況會更糟。當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是獲得好成績，當教師教書的唯一目標是傳授標準答案，那麼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長，教師和學生越努力，雖然學生的知識增長了，知識點掌握多了，但是他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卻被扼殺得越系統、越徹底，結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與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積：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那麼，隨著受教育時間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後者在減少，作為兩者乘積的創造性思維就有可能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會減少，形成一個倒U形狀，而非單純上升的形狀，如圖1所示。
文章節選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8年8月《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理念與實踐》作者：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2005年，錢學森向溫家寶總理提出一個問題，後來被稱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雖然他當時只是針對科學研究而言，但這個問題可以推廣到很多領域。比“錢學森之問”更為一般、更具準確性的問題是：相對於我們的人口規模，相對於我們的經濟總量，相對於我們的教育投入，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中走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人才，不是沒有，為什麼這麼少？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全球人口的1/5，是美國人口的4.5倍，日本人口的11倍。中國的經濟總量(GDP)佔全球總量的1/7，是美國GDP的60%，日本GDP的2.5倍。中國也是世界上在校學生最多的國家。2016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學規模有3600多萬，高校在校生2700多萬，高校每年錄取本科專科學生700多萬，均為全球第一。相對於這樣巨大的人口規模、經濟規模和受教育者規模，無論是科學技術成就、人文藝術貢獻、還是新產品新品牌新商業模式，在中國產生的創新不是沒有，確實太少。
近年來，我們也有不小進步。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例。據《自然》雜誌引用的數據，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在2005年佔全球總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佔全球總量的20%，僅次於美國。雖然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學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日本從2000年到2016年間，共有1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平均每年1個。當然，中國按照人均GDP的發展水平目前還只相當於日本的70年代。不過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獲諾貝爾科學獎，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獲獎。而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1人獲諾貝爾科學獎，況且中國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們的現在與日本的70年代比，並考慮到我們的人口規模，從諾貝爾科學獎這個指標來看，我們的差距也是明顯的。
數學的菲爾茲獎是另一個指標。中國內地至今還沒有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中國香港、越南、伊朗都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我們當然不能以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為唯一指標，但是它們有標誌性。“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問題。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我們缺乏創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麼？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這裡提出一個關於創造性思維的三因素假說：創造性思維由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個因素決定。
創造性思維首先來源於知識。這似乎沒有爭議。不過，對知識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們說的知識通常指學科和領域的專業知識。但是，知識也應該包括跨學科知識、跨領域知識、跨界知識，而這些正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創造力多產生於學科交叉和融合。《史蒂夫·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把喬布斯(Steve Jobs)描寫為“站在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企業家，是指科學與藝術的跨界。馬斯克(Elon Musk)的本科專業是商業管理，同時修物理學第二學位，而物理學對他的創新創業有很大影響，這是科學與商業的跨界。所以，即使是在知識層面，我們也需要改革，要超越狹隘的專業知識的範圍，更多地強調跨學科和跨界知識。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一個回答是：我們的教育體制中培養的學生缺乏創造性人才的第一個原因是學生的知識結構有問題。我們的學生過多侷限於專業知識，而缺乏跨學科、跨領域、跨界知識，而這些往往是具有創造力的人才的特徵。
創造性思維的第二個來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幾年前，清華大學物理系邀請了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訪。在探討他們為什麼取得科學成就時，清華學生提出的詞是基礎好、數學好、動手能力強、勤奮、努力等。然而，這四個人回答是一樣的，不是這幾個詞中的任何一個，而是說好奇心最重要。
愛因斯坦說過，“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他還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只是侷限於我們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將包括整個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all we know and understand, while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 and all there ever will be to know and understand.)他在這裡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識以外的因素，這正是在我們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視的方面。
知識通常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經濟學家都是用勞動者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並以此測算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就不像知識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那麼簡單了，非常取決於教育環境和教育方法。
我們有理由相信，兒童時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別強。但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會遞減。這是因為，知識體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會挑戰這些假定，批評現有框架。當然這些批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正確，所以會被否定，但是這在客觀上就產生了壓制和否定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難怪愛因斯坦感嘆過：“好奇心能夠在正規教育中倖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蹟。”(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
在我們的應試教育下，情況會更糟。當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是獲得好成績，當教師教書的唯一目標是傳授標準答案，那麼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長，教師和學生越努力，雖然學生的知識增長了，知識點掌握多了，但是他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卻被扼殺得越系統、越徹底，結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與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積：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那麼，隨著受教育時間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後者在減少，作為兩者乘積的創造性思維就有可能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會減少，形成一個倒U形狀，而非單純上升的形狀，如圖1所示。
這就形成了創造性人才教育上的一個悖論：更多的教育一方面有助於增加知識而提高創造力，另一方面又因減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減少創造力。這兩種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斷教育對創造性人才產生的作用變得不那麼確定，但是卻能為解釋一些輟學大學生很有創造力提供了空間。
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那麼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二個回答是：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而是我們的學校在增加學生知識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減少了創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創造性思維的第三個來源與價值取向有關，也就是與追求創新的動機和動力有關。當前影響創造性人才培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義，具體表現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態和浮誇環境。個人和社會都想在創新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插個杆子，太陽一照，馬上就能看到影子。各種評價機制多獎勵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創造性和長遠的成果往往難度量、難量化。短期功利主義也是創新中的“同質性”和創業中的“羊群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講到創新的動機，還是需要引用愛因斯坦的話。愛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學會舉辦的普朗克60歲生日慶祝會上有一篇著名的講話。在這篇題為《探索的動機》的講話中他說：在科學的廟堂裡有各式各樣的人，他們探索科學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為了純粹功利的目的，他們對建設科學殿堂有過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貢獻。但是科學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種人而存在。他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愛因斯坦說普朗克是這樣的人。愛因斯坦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愛因斯坦的信念是“簡潔思維”，他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簡潔的理論解釋，並可以用簡潔的公式表述。他說過，“如果你無法簡單地解釋，就說明你知道得還不夠多。”(If you can’t explain something simply, you don’t know enough about it.)在他看來，科學研究不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不是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所以，他的創造性的動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來自嚮往“簡潔思維”的激情。
喬布斯的創新也是來自一種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維”。面對IBM這樣的大公司在計算機領域的霸主地位，喬布斯相信我要與你不同。長期以來，IBM的座右銘是其創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維)，這就是ThinkPad名稱的來源。1997年，當喬布斯重返蘋果時，公司正處於低谷。他為蘋果公司精心設計了一個劃時代的廣告“獻給瘋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在展示出包括愛因斯坦、愛迪生、畢加索等傑出人物(“瘋狂的人”)之後，廣告推出的主題是蘋果公司向這些人致意，與他們為伍，並針對IBM的“Think”推出蘋果公司與這些“瘋狂的人”的一個共同理念，就是“Think different”，即 “不同思維”。正是這個“不同思維”，成就了蘋果公司貢獻給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產品。
一般來說，創新的動機有三個層次，分別代表了三種價值取向：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每一個後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體到當前情況，對短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為了發論文、申請專利、公司上市，這些能夠在短期帶來獎勵的結果。對長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為了填補空白、爭國內一流、創世界一流，這些需要長期才能見到成效的結果。而對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由於一種內在動力，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回報和社會的獎賞，是為了追求真理、改變世界、讓人更幸福。這種內在價值是一種心態，一種永不滿足於現狀的渴望，一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者的乘積：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x價值取向，那麼，在這三種價值取向下人的創新動機不同，所產生的創造力也不同，如圖2所示。
文章節選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8年8月《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理念與實踐》作者：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2005年，錢學森向溫家寶總理提出一個問題，後來被稱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雖然他當時只是針對科學研究而言，但這個問題可以推廣到很多領域。比“錢學森之問”更為一般、更具準確性的問題是：相對於我們的人口規模，相對於我們的經濟總量，相對於我們的教育投入，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中走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人才，不是沒有，為什麼這麼少？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全球人口的1/5，是美國人口的4.5倍，日本人口的11倍。中國的經濟總量(GDP)佔全球總量的1/7，是美國GDP的60%，日本GDP的2.5倍。中國也是世界上在校學生最多的國家。2016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學規模有3600多萬，高校在校生2700多萬，高校每年錄取本科專科學生700多萬，均為全球第一。相對於這樣巨大的人口規模、經濟規模和受教育者規模，無論是科學技術成就、人文藝術貢獻、還是新產品新品牌新商業模式，在中國產生的創新不是沒有，確實太少。
近年來，我們也有不小進步。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例。據《自然》雜誌引用的數據，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在2005年佔全球總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佔全球總量的20%，僅次於美國。雖然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學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日本從2000年到2016年間，共有1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平均每年1個。當然，中國按照人均GDP的發展水平目前還只相當於日本的70年代。不過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獲諾貝爾科學獎，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獲獎。而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1人獲諾貝爾科學獎，況且中國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們的現在與日本的70年代比，並考慮到我們的人口規模，從諾貝爾科學獎這個指標來看，我們的差距也是明顯的。
數學的菲爾茲獎是另一個指標。中國內地至今還沒有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中國香港、越南、伊朗都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我們當然不能以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為唯一指標，但是它們有標誌性。“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問題。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我們缺乏創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麼？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這裡提出一個關於創造性思維的三因素假說：創造性思維由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個因素決定。
創造性思維首先來源於知識。這似乎沒有爭議。不過，對知識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們說的知識通常指學科和領域的專業知識。但是，知識也應該包括跨學科知識、跨領域知識、跨界知識，而這些正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創造力多產生於學科交叉和融合。《史蒂夫·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把喬布斯(Steve Jobs)描寫為“站在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企業家，是指科學與藝術的跨界。馬斯克(Elon Musk)的本科專業是商業管理，同時修物理學第二學位，而物理學對他的創新創業有很大影響，這是科學與商業的跨界。所以，即使是在知識層面，我們也需要改革，要超越狹隘的專業知識的範圍，更多地強調跨學科和跨界知識。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一個回答是：我們的教育體制中培養的學生缺乏創造性人才的第一個原因是學生的知識結構有問題。我們的學生過多侷限於專業知識，而缺乏跨學科、跨領域、跨界知識，而這些往往是具有創造力的人才的特徵。
創造性思維的第二個來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幾年前，清華大學物理系邀請了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訪。在探討他們為什麼取得科學成就時，清華學生提出的詞是基礎好、數學好、動手能力強、勤奮、努力等。然而，這四個人回答是一樣的，不是這幾個詞中的任何一個，而是說好奇心最重要。
愛因斯坦說過，“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他還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只是侷限於我們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將包括整個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all we know and understand, while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 and all there ever will be to know and understand.)他在這裡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識以外的因素，這正是在我們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視的方面。
知識通常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經濟學家都是用勞動者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並以此測算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就不像知識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那麼簡單了，非常取決於教育環境和教育方法。
我們有理由相信，兒童時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別強。但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會遞減。這是因為，知識體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會挑戰這些假定，批評現有框架。當然這些批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正確，所以會被否定，但是這在客觀上就產生了壓制和否定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難怪愛因斯坦感嘆過：“好奇心能夠在正規教育中倖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蹟。”(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
在我們的應試教育下，情況會更糟。當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是獲得好成績，當教師教書的唯一目標是傳授標準答案，那麼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長，教師和學生越努力，雖然學生的知識增長了，知識點掌握多了，但是他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卻被扼殺得越系統、越徹底，結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與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積：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那麼，隨著受教育時間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後者在減少，作為兩者乘積的創造性思維就有可能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會減少，形成一個倒U形狀，而非單純上升的形狀，如圖1所示。
這就形成了創造性人才教育上的一個悖論：更多的教育一方面有助於增加知識而提高創造力，另一方面又因減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減少創造力。這兩種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斷教育對創造性人才產生的作用變得不那麼確定，但是卻能為解釋一些輟學大學生很有創造力提供了空間。
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那麼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二個回答是：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而是我們的學校在增加學生知識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減少了創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創造性思維的第三個來源與價值取向有關，也就是與追求創新的動機和動力有關。當前影響創造性人才培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義，具體表現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態和浮誇環境。個人和社會都想在創新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插個杆子，太陽一照，馬上就能看到影子。各種評價機制多獎勵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創造性和長遠的成果往往難度量、難量化。短期功利主義也是創新中的“同質性”和創業中的“羊群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講到創新的動機，還是需要引用愛因斯坦的話。愛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學會舉辦的普朗克60歲生日慶祝會上有一篇著名的講話。在這篇題為《探索的動機》的講話中他說：在科學的廟堂裡有各式各樣的人，他們探索科學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為了純粹功利的目的，他們對建設科學殿堂有過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貢獻。但是科學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種人而存在。他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愛因斯坦說普朗克是這樣的人。愛因斯坦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愛因斯坦的信念是“簡潔思維”，他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簡潔的理論解釋，並可以用簡潔的公式表述。他說過，“如果你無法簡單地解釋，就說明你知道得還不夠多。”(If you can’t explain something simply, you don’t know enough about it.)在他看來，科學研究不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不是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所以，他的創造性的動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來自嚮往“簡潔思維”的激情。
喬布斯的創新也是來自一種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維”。面對IBM這樣的大公司在計算機領域的霸主地位，喬布斯相信我要與你不同。長期以來，IBM的座右銘是其創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維)，這就是ThinkPad名稱的來源。1997年，當喬布斯重返蘋果時，公司正處於低谷。他為蘋果公司精心設計了一個劃時代的廣告“獻給瘋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在展示出包括愛因斯坦、愛迪生、畢加索等傑出人物(“瘋狂的人”)之後，廣告推出的主題是蘋果公司向這些人致意，與他們為伍，並針對IBM的“Think”推出蘋果公司與這些“瘋狂的人”的一個共同理念，就是“Think different”，即 “不同思維”。正是這個“不同思維”，成就了蘋果公司貢獻給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產品。
一般來說，創新的動機有三個層次，分別代表了三種價值取向：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每一個後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體到當前情況，對短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為了發論文、申請專利、公司上市，這些能夠在短期帶來獎勵的結果。對長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為了填補空白、爭國內一流、創世界一流，這些需要長期才能見到成效的結果。而對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由於一種內在動力，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回報和社會的獎賞，是為了追求真理、改變世界、讓人更幸福。這種內在價值是一種心態，一種永不滿足於現狀的渴望，一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者的乘積：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x價值取向，那麼，在這三種價值取向下人的創新動機不同，所產生的創造力也不同，如圖2所示。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具備第一類動機的人很多，具備第二類動機的人也有，但具備第三類動機的人就寥寥無幾了。具備第一類動機的人，雖然也能出創新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創造性，因為太急功近利。具備第二類動機的人比第一類具有更加長遠的目標，可以作出創造性貢獻，甚至開創性貢獻。但是，這還不是創新動機的最高境界。諸如普朗克、愛因斯坦、喬布斯這樣的科學家和企業家，他們具有第三類動機，是最高的境界。科學和社會的殿堂中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成其為殿堂。
我們之所以缺乏創造性人才，除了知識結構問題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價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義。急於求成的心態，成雄敗寇的價值觀，導致的是抄襲、複製，而不大可能出現真正的創新，更不可能出現顛覆性創新、革命性創新。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三個回答是我們的價值取向出了問題：不僅是學校，而且整個社會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與此成為鮮明對比的另一個極端是科學的發源地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和科學的產生是最為純粹地基於人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所表現出來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無知。在古希臘，求知並非為了實用的目的，而是為了擺脫無知，為求知識而求知識。正是古希臘的那種對智慧的純粹的熱愛，那種完全的非功利主義，不追求任何有用的回報的價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輝煌的哲學和科學。當然現代社會的情況不同於古希臘，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歷史中受到啟發。
文章節選自《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8年8月《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教育：理念與實踐》作者：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教授.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2005年，錢學森向溫家寶總理提出一個問題，後來被稱為“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雖然他當時只是針對科學研究而言，但這個問題可以推廣到很多領域。比“錢學森之問”更為一般、更具準確性的問題是：相對於我們的人口規模，相對於我們的經濟總量，相對於我們的教育投入，從我們的教育體制中走出來的具有創造力的人才，不是沒有，為什麼這麼少？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佔全球人口的1/5，是美國人口的4.5倍，日本人口的11倍。中國的經濟總量(GDP)佔全球總量的1/7，是美國GDP的60%，日本GDP的2.5倍。中國也是世界上在校學生最多的國家。2016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學規模有3600多萬，高校在校生2700多萬，高校每年錄取本科專科學生700多萬，均為全球第一。相對於這樣巨大的人口規模、經濟規模和受教育者規模，無論是科學技術成就、人文藝術貢獻、還是新產品新品牌新商業模式，在中國產生的創新不是沒有，確實太少。
近年來，我們也有不小進步。以自然科學研究為例。據《自然》雜誌引用的數據，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的數量在2005年佔全球總量的13%，到2015年增加到佔全球總量的20%，僅次於美國。雖然論文數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學研究的突出成果仍然不多。
日本從2000年到2016年間，共有17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平均每年1個。當然，中國按照人均GDP的發展水平目前還只相當於日本的70年代。不過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獲諾貝爾科學獎，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獲獎。而中國到目前為止只有1人獲諾貝爾科學獎，況且中國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1倍。所以，即使拿我們的現在與日本的70年代比，並考慮到我們的人口規模，從諾貝爾科學獎這個指標來看，我們的差距也是明顯的。
數學的菲爾茲獎是另一個指標。中國內地至今還沒有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中國香港、越南、伊朗都產生過獲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我們當然不能以諾貝爾獎或菲爾茲獎為唯一指標，但是它們有標誌性。“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值得重視和思考的問題。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我們缺乏創造性人才的原因是什麼？具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通常具有哪些要素？我在這裡提出一個關於創造性思維的三因素假說：創造性思維由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個因素決定。
創造性思維首先來源於知識。這似乎沒有爭議。不過，對知識的界定需要更多思考。我們說的知識通常指學科和領域的專業知識。但是，知識也應該包括跨學科知識、跨領域知識、跨界知識，而這些正是我們的薄弱環節。
創造力多產生於學科交叉和融合。《史蒂夫·喬布斯傳》的作者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把喬布斯(Steve Jobs)描寫為“站在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企業家，是指科學與藝術的跨界。馬斯克(Elon Musk)的本科專業是商業管理，同時修物理學第二學位，而物理學對他的創新創業有很大影響，這是科學與商業的跨界。所以，即使是在知識層面，我們也需要改革，要超越狹隘的專業知識的範圍，更多地強調跨學科和跨界知識。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一個回答是：我們的教育體制中培養的學生缺乏創造性人才的第一個原因是學生的知識結構有問題。我們的學生過多侷限於專業知識，而缺乏跨學科、跨領域、跨界知識，而這些往往是具有創造力的人才的特徵。
創造性思維的第二個來源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十幾年前，清華大學物理系邀請了四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來訪。在探討他們為什麼取得科學成就時，清華學生提出的詞是基礎好、數學好、動手能力強、勤奮、努力等。然而，這四個人回答是一樣的，不是這幾個詞中的任何一個，而是說好奇心最重要。
愛因斯坦說過，“我沒有特殊的天賦，我只是極度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他還說過：“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只是侷限於我們已知的一切，而想象力將包括整個世界中那些未知的一切。”(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For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all we know and understand, while imagination embraces the entire world, and all there ever will be to know and understand.)他在這裡講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超出知識以外的因素，這正是在我們以知識為中心的教育中不受重視的方面。
知識通常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經濟學家都是用勞動者受教育年限來度量“人力資本”，並以此測算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就不像知識與受教育年限的關係那麼簡單了，非常取決於教育環境和教育方法。
我們有理由相信，兒童時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別強。但是隨著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會遞減。這是因為，知識體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會挑戰這些假定，批評現有框架。當然這些批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正確，所以會被否定，但是這在客觀上就產生了壓制和否定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難怪愛因斯坦感嘆過：“好奇心能夠在正規教育中倖存下來，簡直就是一個奇蹟。”(It is a miracle that curiosity survives formal education.)
在我們的應試教育下，情況會更糟。當學生學習的唯一目的是獲得好成績，當教師教書的唯一目標是傳授標準答案，那麼很可能的結果就是，受教育年限越長，教師和學生越努力，雖然學生的知識增長了，知識點掌握多了，但是他們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卻被扼殺得越系統、越徹底，結果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保留得越少。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與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積：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那麼，隨著受教育時間的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後者在減少，作為兩者乘積的創造性思維就有可能隨著受教育的時間增加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後會減少，形成一個倒U形狀，而非單純上升的形狀，如圖1所示。
這就形成了創造性人才教育上的一個悖論：更多的教育一方面有助於增加知識而提高創造力，另一方面又因減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減少創造力。這兩種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斷教育對創造性人才產生的作用變得不那麼確定，但是卻能為解釋一些輟學大學生很有創造力提供了空間。
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那麼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二個回答是：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而是我們的學校在增加學生知識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減少了創造性人才的必要因素——好奇心和想象力。
創造性思維的第三個來源與價值取向有關，也就是與追求創新的動機和動力有關。當前影響創造性人才培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普遍的短期功利主義，具體表現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的浮躁心態和浮誇環境。個人和社會都想在創新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插個杆子，太陽一照，馬上就能看到影子。各種評價機制多獎勵可度量、可量化的成果，但是有創造性和長遠的成果往往難度量、難量化。短期功利主義也是創新中的“同質性”和創業中的“羊群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講到創新的動機，還是需要引用愛因斯坦的話。愛因斯坦在100年前的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學會舉辦的普朗克60歲生日慶祝會上有一篇著名的講話。在這篇題為《探索的動機》的講話中他說：在科學的廟堂裡有各式各樣的人，他們探索科學的動機各不相同。有的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為了純粹功利的目的，他們對建設科學殿堂有過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貢獻。但是科學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種人而存在。他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他們每天的努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直接來自激情。
愛因斯坦說普朗克是這樣的人。愛因斯坦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愛因斯坦的信念是“簡潔思維”，他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簡潔的理論解釋，並可以用簡潔的公式表述。他說過，“如果你無法簡單地解釋，就說明你知道得還不夠多。”(If you can’t explain something simply, you don’t know enough about it.)在他看來，科學研究不是為了智力上的快感，不是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所以，他的創造性的動力並非來自深思熟慮的意向或計劃，而是來自嚮往“簡潔思維”的激情。
喬布斯的創新也是來自一種激情，他的信念是“不同思維”。面對IBM這樣的大公司在計算機領域的霸主地位，喬布斯相信我要與你不同。長期以來，IBM的座右銘是其創始人沃森(Thomas Watson)提出的“Think”(思維)，這就是ThinkPad名稱的來源。1997年，當喬布斯重返蘋果時，公司正處於低谷。他為蘋果公司精心設計了一個劃時代的廣告“獻給瘋狂的人”(To the Crazy Ones)。在展示出包括愛因斯坦、愛迪生、畢加索等傑出人物(“瘋狂的人”)之後，廣告推出的主題是蘋果公司向這些人致意，與他們為伍，並針對IBM的“Think”推出蘋果公司與這些“瘋狂的人”的一個共同理念，就是“Think different”，即 “不同思維”。正是這個“不同思維”，成就了蘋果公司貢獻給世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新產品。
一般來說，創新的動機有三個層次，分別代表了三種價值取向：短期功利主義、長期功利主義、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每一個後者都比前者有更高的追求。具體到當前情況，對短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為了發論文、申請專利、公司上市，這些能夠在短期帶來獎勵的結果。對長期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為了填補空白、爭國內一流、創世界一流，這些需要長期才能見到成效的結果。而對內在價值的非功利主義者而言，創新是由於一種內在動力，而不是為了個人的回報和社會的獎賞，是為了追求真理、改變世界、讓人更幸福。這種內在價值是一種心態，一種永不滿足於現狀的渴望，一種發自內心、不可抑制的激情。
如果創造性思維是知識、好奇心和想象力、價值取向三者的乘積：創造性思維=知識x好奇心和想象力x價值取向，那麼，在這三種價值取向下人的創新動機不同，所產生的創造力也不同，如圖2所示。
我們的現實情況是，具備第一類動機的人很多，具備第二類動機的人也有，但具備第三類動機的人就寥寥無幾了。具備第一類動機的人，雖然也能出創新成果，但是不一定有太多創造性，因為太急功近利。具備第二類動機的人比第一類具有更加長遠的目標，可以作出創造性貢獻，甚至開創性貢獻。但是，這還不是創新動機的最高境界。諸如普朗克、愛因斯坦、喬布斯這樣的科學家和企業家，他們具有第三類動機，是最高的境界。科學和社會的殿堂中如果沒有他們，就不成其為殿堂。
我們之所以缺乏創造性人才，除了知識結構問題和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價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義。急於求成的心態，成雄敗寇的價值觀，導致的是抄襲、複製，而不大可能出現真正的創新，更不可能出現顛覆性創新、革命性創新。
所以我對“錢學森之問”的第三個回答是我們的價值取向出了問題：不僅是學校，而且整個社會都太急功近利、太功利。與此成為鮮明對比的另一個極端是科學的發源地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和科學的產生是最為純粹地基於人們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所表現出來的困惑和好奇，以及感受到自己的無知。在古希臘，求知並非為了實用的目的，而是為了擺脫無知，為求知識而求知識。正是古希臘的那種對智慧的純粹的熱愛，那種完全的非功利主義，不追求任何有用的回報的價值取向，才成就了它輝煌的哲學和科學。當然現代社會的情況不同於古希臘，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歷史中受到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