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TFR）跌至0.9，TFR為1的“人口防線”首次被突破。
（注：總和生育率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如果一個國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長期低於更替水平（TFR=2.2左右），這個國家的人口早晚會滅絕。）
韓國總人口不過5000多萬，可以說，這是全新的超低生育現象。
《韓國日報》對此進行民調，76.7%的受訪民眾認為“0.9衝擊是國家危機”。實際上，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就曾撰文，將韓國列為頭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2014年韓國國家立法機關研究顯示，在朝鮮不與韓國統一以及沒有大量移民湧入韓國的前提下，如果將生育率維持在每名女性1.19名孩子的水平，韓國人將在2750年自然滅絕。
也就是說，持續的超低生育率將導致韓國滅種？
而為什麼會產生如此情形？
首先，韓國少子化和老齡化會有兩極化發展、互相強化的趨勢。
不妨稱之為人口發展的“兩極效應”或者“馬太效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老者愈老（老齡化）、少者愈少（少子化）。
少子化和老齡化互為依存又互相矛盾：
少年是老年的來路，老年是少年的歸處；
少年依靠青年，青年源自少年；
養老不堪重負，生育意願低下，生育率必然走低。
少子化導致年輕勞動力減少和不足，這是造成人口萎縮的真正挑戰，而人口老齡化又導致社會總體養老負擔不斷加重。 一旦進入這樣的惡性循環，必然造成老無所依、生無動力的兩難困境。
其次，1980年代起，韓國倡導的一胎政策鼓勵了“要男孩”的風氣，人口性別比開始出現失調。
此後，隨著韓國初步實現工業化，國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趨勢開始出現，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開始凸顯。這也是導致韓國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18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孔德說過一句話：人口是國家的命運。筆者認為，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只要人口保持在低於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該國人口的發展遠景便十分悲觀——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會走向滅絕，只是遲早的問題。
這是低生育條件下的人口發展規律，並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低生育現象的深化和固化，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多生多負”，高壓是最好的“避孕藥”
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隨著經濟起飛，韓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開始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到1990年，總和生育率降到1.59；2001年進入超低生育陷阱。
總的來看，生育率與韓國經濟發展呈反比——經濟發展越快，生育率越低。
一方面，孩子的高撫養成本導致家庭生育不堪重負，農業社會的“多生多福”變成了工商業社會的“多生多負”。
生育對人類來說基本上是一種經濟行為，高生養預期成本降低了人們的生育熱情。
不少韓國人稱，他們結不起婚，也生不起娃，其中房價高是最大的原因。
此外，年輕群體的高失業率也是一大因素。15-29歲韓國年輕人的失業率一度高達9.2%，沒有工作的年輕人自顧不暇，更遑論生養孩子了。
與日本相比，韓國老年人的經濟保障更差，生活相對貧困，對子女依賴程度更深。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韓國職業女性傾向於晚婚甚至不婚，適齡生育女性的未婚率、不婚率提高，導致婚內生育率下降。
自2000年以來，韓國結婚人數以及新生兒出生數量雙雙持續下跌。
調查發現，只有45.6%的韓國適婚女性認為婚姻是一生中應該做的事，比男性62.9%的比例要低得多，最終導致韓國生育少子化、獨子化甚至無子化趨勢愈演愈烈。
總而言之，年輕人承受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要養活自己、家中老人和孩子，前兩筆支出自然會擠壓生養孩子的期望空間。
韓國危機的啟示：政策必須尊重規律！
從長遠看，韓國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疊加危機可謂“國難”當頭。如果不加以合理有效的干預來刺激生育率回升，幾百年之後，韓國就會“滅種亡國”，這並非危言聳聽。
韓國鼓勵生育的時機可能已經錯過，而且力度不夠、針對性不強。韓國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要解決人口問題，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須尊重四個規律：
第一，人口持續發展規律。
人口增長公式告訴我們，在封閉人口的假定下，人口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生育水平就要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
在開放人口的假定下，一旦人口有年輕人的進出，人口遷移的力量會重塑人口的結構。
人口增長率如果從正變成負，人口將難以持續發展。
韓國面臨的正是人口弱持續、不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人口是可持續還是不可持續、是強持續還是弱持續，其分野處就在生育水平的高下，這是低生育國家實現“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的戰略意義。
第二，人口平衡發展規律。
人口的性別年齡結構要保持平衡的狀態，這是人口安全的需要。
性別失衡會造成婚配擠壓等問題，年齡失衡會產生代際矛盾等問題。
年輕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不僅會造成“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生存困境，而且會造成“被養者餘、養之者缺”的養老困局，而低生育和少子化是造成這種困局的根源。
因此，老齡化問題和少子化問題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既有相對獨立性也有互相制約性，生育和養老需要統籌兼顧、綜合治理。
從根本上說，人類社會理想的人口發展狀態是平均生育率能夠長期維繫在更替水平上下、性別年齡結構相對均衡、亞人口之間互為依存和支撐，如此才有可持續的未來。
第三，人口慣性發展規律。
人口慣性根源於人口結構。
當下人類要迎接的是人口負增長慣性的挑戰。
人口結構蘊藏著巨大的能量，養老等剛性需求若能得到很好的滿足，就變成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的正能量，得不到滿足就會變成阻礙社會和諧進步的負能量，如產生老無所養的人道主義危機。
第四，低生育自我強化規律。
總覽全球所有低生育國家，迄今沒有一國回升到更替水平。
為什麼韓國的人口政策變了，低生育率還在繼續下降？正如上文所說——與過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關的文化仍然在深層次發揮著作用。
由此可見，生育文化的力量大於生育政策。一旦人們形成約束性、意願性、穩定性和自我強化的低生育選擇，鼓勵生育也未必奏效。
當下，全球正在經歷一場規模浩大的“人口革命”，北歐、俄羅斯、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人口轉變加劇，越來越受到人口低出生率和老齡化的困擾。
生育率的下降和壽命的延長意味著很多國家進入了“高齡少子”人口新時代，到2020年，全球65歲以上老人數量將遠超過5歲以下的孩子數量。
對於這個嚴峻挑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等閒視之！
2018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TFR）跌至0.9，TFR為1的“人口防線”首次被突破。
（注：總和生育率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如果一個國家人口的生育水平長期低於更替水平（TFR=2.2左右），這個國家的人口早晚會滅絕。）
韓國總人口不過5000多萬，可以說，這是全新的超低生育現象。
《韓國日報》對此進行民調，76.7%的受訪民眾認為“0.9衝擊是國家危機”。實際上，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就曾撰文，將韓國列為頭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2014年韓國國家立法機關研究顯示，在朝鮮不與韓國統一以及沒有大量移民湧入韓國的前提下，如果將生育率維持在每名女性1.19名孩子的水平，韓國人將在2750年自然滅絕。
也就是說，持續的超低生育率將導致韓國滅種？
而為什麼會產生如此情形？
首先，韓國少子化和老齡化會有兩極化發展、互相強化的趨勢。
不妨稱之為人口發展的“兩極效應”或者“馬太效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老者愈老（老齡化）、少者愈少（少子化）。
少子化和老齡化互為依存又互相矛盾：
少年是老年的來路，老年是少年的歸處；
少年依靠青年，青年源自少年；
養老不堪重負，生育意願低下，生育率必然走低。
少子化導致年輕勞動力減少和不足，這是造成人口萎縮的真正挑戰，而人口老齡化又導致社會總體養老負擔不斷加重。 一旦進入這樣的惡性循環，必然造成老無所依、生無動力的兩難困境。
其次，1980年代起，韓國倡導的一胎政策鼓勵了“要男孩”的風氣，人口性別比開始出現失調。
此後，隨著韓國初步實現工業化，國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青年男女晚婚晚育趨勢開始出現，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開始凸顯。這也是導致韓國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18世紀的法國社會學家孔德說過一句話：人口是國家的命運。筆者認為，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只要人口保持在低於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該國人口的發展遠景便十分悲觀——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會走向滅絕，只是遲早的問題。
這是低生育條件下的人口發展規律，並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低生育現象的深化和固化，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多生多負”，高壓是最好的“避孕藥”
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隨著經濟起飛，韓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83年開始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到1990年，總和生育率降到1.59；2001年進入超低生育陷阱。
總的來看，生育率與韓國經濟發展呈反比——經濟發展越快，生育率越低。
一方面，孩子的高撫養成本導致家庭生育不堪重負，農業社會的“多生多福”變成了工商業社會的“多生多負”。
生育對人類來說基本上是一種經濟行為，高生養預期成本降低了人們的生育熱情。
不少韓國人稱，他們結不起婚，也生不起娃，其中房價高是最大的原因。
此外，年輕群體的高失業率也是一大因素。15-29歲韓國年輕人的失業率一度高達9.2%，沒有工作的年輕人自顧不暇，更遑論生養孩子了。
與日本相比，韓國老年人的經濟保障更差，生活相對貧困，對子女依賴程度更深。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韓國職業女性傾向於晚婚甚至不婚，適齡生育女性的未婚率、不婚率提高，導致婚內生育率下降。
自2000年以來，韓國結婚人數以及新生兒出生數量雙雙持續下跌。
調查發現，只有45.6%的韓國適婚女性認為婚姻是一生中應該做的事，比男性62.9%的比例要低得多，最終導致韓國生育少子化、獨子化甚至無子化趨勢愈演愈烈。
總而言之，年輕人承受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要養活自己、家中老人和孩子，前兩筆支出自然會擠壓生養孩子的期望空間。
韓國危機的啟示：政策必須尊重規律！
從長遠看，韓國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疊加危機可謂“國難”當頭。如果不加以合理有效的干預來刺激生育率回升，幾百年之後，韓國就會“滅種亡國”，這並非危言聳聽。
韓國鼓勵生育的時機可能已經錯過，而且力度不夠、針對性不強。韓國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要解決人口問題，制定任何政策都必須尊重四個規律：
第一，人口持續發展規律。
人口增長公式告訴我們，在封閉人口的假定下，人口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生育水平就要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
在開放人口的假定下，一旦人口有年輕人的進出，人口遷移的力量會重塑人口的結構。
人口增長率如果從正變成負，人口將難以持續發展。
韓國面臨的正是人口弱持續、不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人口是可持續還是不可持續、是強持續還是弱持續，其分野處就在生育水平的高下，這是低生育國家實現“近更替水平生育率”（TFR=1.8-2.5）的戰略意義。
第二，人口平衡發展規律。
人口的性別年齡結構要保持平衡的狀態，這是人口安全的需要。
性別失衡會造成婚配擠壓等問題，年齡失衡會產生代際矛盾等問題。
年輕人太少、老年人太多不僅會造成“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生存困境，而且會造成“被養者餘、養之者缺”的養老困局，而低生育和少子化是造成這種困局的根源。
因此，老齡化問題和少子化問題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既有相對獨立性也有互相制約性，生育和養老需要統籌兼顧、綜合治理。
從根本上說，人類社會理想的人口發展狀態是平均生育率能夠長期維繫在更替水平上下、性別年齡結構相對均衡、亞人口之間互為依存和支撐，如此才有可持續的未來。
第三，人口慣性發展規律。
人口慣性根源於人口結構。
當下人類要迎接的是人口負增長慣性的挑戰。
人口結構蘊藏著巨大的能量，養老等剛性需求若能得到很好的滿足，就變成促進社會公平發展的正能量，得不到滿足就會變成阻礙社會和諧進步的負能量，如產生老無所養的人道主義危機。
第四，低生育自我強化規律。
總覽全球所有低生育國家，迄今沒有一國回升到更替水平。
為什麼韓國的人口政策變了，低生育率還在繼續下降？正如上文所說——與過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關的文化仍然在深層次發揮著作用。
由此可見，生育文化的力量大於生育政策。一旦人們形成約束性、意願性、穩定性和自我強化的低生育選擇，鼓勵生育也未必奏效。
當下，全球正在經歷一場規模浩大的“人口革命”，北歐、俄羅斯、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人口轉變加劇，越來越受到人口低出生率和老齡化的困擾。
生育率的下降和壽命的延長意味著很多國家進入了“高齡少子”人口新時代，到2020年，全球65歲以上老人數量將遠超過5歲以下的孩子數量。
對於這個嚴峻挑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