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廣
劉玉廣
人的一生，誰都會有很高興、很喜悅的時候，當然，也肯定會有很落魄、很沮喪的時候。
高中畢業後的三個月，就是我人生中最最沮喪的時候。
1976年12月份，我高中畢業。那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也意味著，我上學的這十年，正是文革的十年。那個年代，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學沒學到東西，可想而知，但時間到了，也得畢業。我敢說，那個年代的畢業證，沒有一點含金量。有的，可能什麼都沒有學到和學會：農村的學農，城市的學工，很多時間都在“不務正業”。記得上學時，沒有課本，沒佈置過家庭作業，撿糞、幫助挖水渠、纏電機、打草等。
劉玉廣
人的一生，誰都會有很高興、很喜悅的時候，當然，也肯定會有很落魄、很沮喪的時候。
高中畢業後的三個月，就是我人生中最最沮喪的時候。
1976年12月份，我高中畢業。那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也意味著，我上學的這十年，正是文革的十年。那個年代，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學沒學到東西，可想而知，但時間到了，也得畢業。我敢說，那個年代的畢業證，沒有一點含金量。有的，可能什麼都沒有學到和學會：農村的學農，城市的學工，很多時間都在“不務正業”。記得上學時，沒有課本，沒佈置過家庭作業，撿糞、幫助挖水渠、纏電機、打草等。
因為農村孩子上學晚，高中畢業時我已經18歲。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時的我，理想、抱負如熊熊烈焰在胸中燃燒，更多的是想脫離農村，到“外面的世界”奮鬥一番。但是，貧困的家境、毫無背景的現實無情地告誡自己：你沒有任何所依所靠，可能註定在村子裡像祖祖輩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了。
就在高三這年，那些學習成績不怎麼樣，但父母或在機關、企業中當幹部的或在城裡工作等但凡有一丁點關係的，都陸陸續續或到城裡上班或到縣、公社供銷社、糧站之類的單位上班去了。雖然現在看來當時他們的工作，諸如垃圾車司機、電暖工、售票員和在屠宰廠做豬肉切割工等，著實不怎麼樣，但在當時已經讓我們羨慕得什麼似的。
我從小學3年級開始就當班長，高中階段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記得畢業時，語文老師——從城裡下放鍛練來的一位胖胖的女老師講評，大意是儘管教學受到影響，但高三兩個班的108名學生中，包括我在內的3名同學，作文能力基本達到了高中畢業水平。
劉玉廣
人的一生，誰都會有很高興、很喜悅的時候，當然，也肯定會有很落魄、很沮喪的時候。
高中畢業後的三個月，就是我人生中最最沮喪的時候。
1976年12月份，我高中畢業。那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也意味著，我上學的這十年，正是文革的十年。那個年代，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學沒學到東西，可想而知，但時間到了，也得畢業。我敢說，那個年代的畢業證，沒有一點含金量。有的，可能什麼都沒有學到和學會：農村的學農，城市的學工，很多時間都在“不務正業”。記得上學時，沒有課本，沒佈置過家庭作業，撿糞、幫助挖水渠、纏電機、打草等。
因為農村孩子上學晚，高中畢業時我已經18歲。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時的我，理想、抱負如熊熊烈焰在胸中燃燒，更多的是想脫離農村，到“外面的世界”奮鬥一番。但是，貧困的家境、毫無背景的現實無情地告誡自己：你沒有任何所依所靠，可能註定在村子裡像祖祖輩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了。
就在高三這年，那些學習成績不怎麼樣，但父母或在機關、企業中當幹部的或在城裡工作等但凡有一丁點關係的，都陸陸續續或到城裡上班或到縣、公社供銷社、糧站之類的單位上班去了。雖然現在看來當時他們的工作，諸如垃圾車司機、電暖工、售票員和在屠宰廠做豬肉切割工等，著實不怎麼樣，但在當時已經讓我們羨慕得什麼似的。
我從小學3年級開始就當班長，高中階段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記得畢業時，語文老師——從城裡下放鍛練來的一位胖胖的女老師講評，大意是儘管教學受到影響，但高三兩個班的108名學生中，包括我在內的3名同學，作文能力基本達到了高中畢業水平。
說來，也是不容易的。
為此，我們3名作文優秀的同學，畢業前還被公社特別考察了一把：讓我們每人採寫一篇通訊稿件。奔波了3天后，我們交了“作業”。可之後一切都不了了之。過一段時間才知道，原來公社宣傳部要從我們3人中選拔一人當新聞幹事，負責給公社廣播站採寫稿件，同時負責全公社新聞報道工作。我們被考察的3人之一成為了“幸運者”。他的成功，一是因為他女朋友的父親當時是赫赫有名的大隊書記，當時準備離任的女知識青年，又與他是一個村的，有些自然水到渠成。我和另一位，從一開始就是“陪襯”。
沒了想法後，生產隊養豬場陳場長，強烈要求我去給他們增加一點“新鮮血液”，並揚言如果不讓我去，他就不當這個場長了。他以能把我要去養豬場為榮耀，可我覺得丟死人了，哭著喊著堅決不去，但最後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好心有不甘和情不所願地到豬場報到。
為了不讓同學們知道自己在餵豬，那些日子，我幾乎大門、二門都不出，更不願去公社和學校，非常害怕見到同學和老師。
劉玉廣
人的一生，誰都會有很高興、很喜悅的時候，當然，也肯定會有很落魄、很沮喪的時候。
高中畢業後的三個月，就是我人生中最最沮喪的時候。
1976年12月份，我高中畢業。那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也意味著，我上學的這十年，正是文革的十年。那個年代，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學沒學到東西，可想而知，但時間到了，也得畢業。我敢說，那個年代的畢業證，沒有一點含金量。有的，可能什麼都沒有學到和學會：農村的學農，城市的學工，很多時間都在“不務正業”。記得上學時，沒有課本，沒佈置過家庭作業，撿糞、幫助挖水渠、纏電機、打草等。
因為農村孩子上學晚，高中畢業時我已經18歲。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時的我，理想、抱負如熊熊烈焰在胸中燃燒，更多的是想脫離農村，到“外面的世界”奮鬥一番。但是，貧困的家境、毫無背景的現實無情地告誡自己：你沒有任何所依所靠，可能註定在村子裡像祖祖輩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了。
就在高三這年，那些學習成績不怎麼樣，但父母或在機關、企業中當幹部的或在城裡工作等但凡有一丁點關係的，都陸陸續續或到城裡上班或到縣、公社供銷社、糧站之類的單位上班去了。雖然現在看來當時他們的工作，諸如垃圾車司機、電暖工、售票員和在屠宰廠做豬肉切割工等，著實不怎麼樣，但在當時已經讓我們羨慕得什麼似的。
我從小學3年級開始就當班長，高中階段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記得畢業時，語文老師——從城裡下放鍛練來的一位胖胖的女老師講評，大意是儘管教學受到影響，但高三兩個班的108名學生中，包括我在內的3名同學，作文能力基本達到了高中畢業水平。
說來，也是不容易的。
為此，我們3名作文優秀的同學，畢業前還被公社特別考察了一把：讓我們每人採寫一篇通訊稿件。奔波了3天后，我們交了“作業”。可之後一切都不了了之。過一段時間才知道，原來公社宣傳部要從我們3人中選拔一人當新聞幹事，負責給公社廣播站採寫稿件，同時負責全公社新聞報道工作。我們被考察的3人之一成為了“幸運者”。他的成功，一是因為他女朋友的父親當時是赫赫有名的大隊書記，當時準備離任的女知識青年，又與他是一個村的，有些自然水到渠成。我和另一位，從一開始就是“陪襯”。
沒了想法後，生產隊養豬場陳場長，強烈要求我去給他們增加一點“新鮮血液”，並揚言如果不讓我去，他就不當這個場長了。他以能把我要去養豬場為榮耀，可我覺得丟死人了，哭著喊著堅決不去，但最後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好心有不甘和情不所願地到豬場報到。
為了不讓同學們知道自己在餵豬，那些日子，我幾乎大門、二門都不出，更不願去公社和學校，非常害怕見到同學和老師。
我甚至很少與人說話，整天生活在苦惱、委屈、甚至生氣、憤怒的情緒中。養豬場陳場長，曾念過私塾，懂得獸醫和一些中醫知識。他之所以執意讓我來，一是喜歡有文化的年輕人，二是為我好，養豬場勞動強度不是很大，有時間複習文化，他希望我以後參加高考。這是後話，當時我是真的非常恨他。
因為心沒在這裡，所以開始看什麼都不順眼，不好好幹活。養豬場只有幾十頭豬，一天三次燒豬食。有的是木柴，燒火倒也不是什麼難事。餵豬要用大量的水，水井很近，應該說挑水也不費勁。我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另一位大我一二歲的姐姐，一人在前一人在後，白天把幾十頭豬趕到河邊的荒地上，讓豬吃野菜。陳場長說，這樣可以增加豬的活動量和疾病預防能力。現在想不起當時豬都在吃什麼，印象深刻的是都在用嘴可勁兒往地裡邊拱，所到之處，全部被拱得坑坑窪窪，一片狼籍和一片臭哄哄。兩人一前一後呼應，有的豬有“越界”企圖，無論誰發現，一塊石頭給砸回來。沒事時，我們聊天。因為離得遠，只能喊著說話。聊天內容，多的是她勸我別洩氣、別灰心。她說：“你學習好，全村人都知道。別看今兒個餵豬，將來說不定幹什麼呢，你一定會有大出息和能幹大事的。”
劉玉廣
人的一生，誰都會有很高興、很喜悅的時候，當然，也肯定會有很落魄、很沮喪的時候。
高中畢業後的三個月，就是我人生中最最沮喪的時候。
1976年12月份，我高中畢業。那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也意味著，我上學的這十年，正是文革的十年。那個年代，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學沒學到東西，可想而知，但時間到了，也得畢業。我敢說，那個年代的畢業證，沒有一點含金量。有的，可能什麼都沒有學到和學會：農村的學農，城市的學工，很多時間都在“不務正業”。記得上學時，沒有課本，沒佈置過家庭作業，撿糞、幫助挖水渠、纏電機、打草等。
因為農村孩子上學晚，高中畢業時我已經18歲。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時的我，理想、抱負如熊熊烈焰在胸中燃燒，更多的是想脫離農村，到“外面的世界”奮鬥一番。但是，貧困的家境、毫無背景的現實無情地告誡自己：你沒有任何所依所靠，可能註定在村子裡像祖祖輩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了。
就在高三這年，那些學習成績不怎麼樣，但父母或在機關、企業中當幹部的或在城裡工作等但凡有一丁點關係的，都陸陸續續或到城裡上班或到縣、公社供銷社、糧站之類的單位上班去了。雖然現在看來當時他們的工作，諸如垃圾車司機、電暖工、售票員和在屠宰廠做豬肉切割工等，著實不怎麼樣，但在當時已經讓我們羨慕得什麼似的。
我從小學3年級開始就當班長，高中階段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記得畢業時，語文老師——從城裡下放鍛練來的一位胖胖的女老師講評，大意是儘管教學受到影響，但高三兩個班的108名學生中，包括我在內的3名同學，作文能力基本達到了高中畢業水平。
說來，也是不容易的。
為此，我們3名作文優秀的同學，畢業前還被公社特別考察了一把：讓我們每人採寫一篇通訊稿件。奔波了3天后，我們交了“作業”。可之後一切都不了了之。過一段時間才知道，原來公社宣傳部要從我們3人中選拔一人當新聞幹事，負責給公社廣播站採寫稿件，同時負責全公社新聞報道工作。我們被考察的3人之一成為了“幸運者”。他的成功，一是因為他女朋友的父親當時是赫赫有名的大隊書記，當時準備離任的女知識青年，又與他是一個村的，有些自然水到渠成。我和另一位，從一開始就是“陪襯”。
沒了想法後，生產隊養豬場陳場長，強烈要求我去給他們增加一點“新鮮血液”，並揚言如果不讓我去，他就不當這個場長了。他以能把我要去養豬場為榮耀，可我覺得丟死人了，哭著喊著堅決不去，但最後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好心有不甘和情不所願地到豬場報到。
為了不讓同學們知道自己在餵豬，那些日子，我幾乎大門、二門都不出，更不願去公社和學校，非常害怕見到同學和老師。
我甚至很少與人說話，整天生活在苦惱、委屈、甚至生氣、憤怒的情緒中。養豬場陳場長，曾念過私塾，懂得獸醫和一些中醫知識。他之所以執意讓我來，一是喜歡有文化的年輕人，二是為我好，養豬場勞動強度不是很大，有時間複習文化，他希望我以後參加高考。這是後話，當時我是真的非常恨他。
因為心沒在這裡，所以開始看什麼都不順眼，不好好幹活。養豬場只有幾十頭豬，一天三次燒豬食。有的是木柴，燒火倒也不是什麼難事。餵豬要用大量的水，水井很近，應該說挑水也不費勁。我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另一位大我一二歲的姐姐，一人在前一人在後，白天把幾十頭豬趕到河邊的荒地上，讓豬吃野菜。陳場長說，這樣可以增加豬的活動量和疾病預防能力。現在想不起當時豬都在吃什麼，印象深刻的是都在用嘴可勁兒往地裡邊拱，所到之處，全部被拱得坑坑窪窪，一片狼籍和一片臭哄哄。兩人一前一後呼應，有的豬有“越界”企圖，無論誰發現，一塊石頭給砸回來。沒事時，我們聊天。因為離得遠，只能喊著說話。聊天內容，多的是她勸我別洩氣、別灰心。她說：“你學習好，全村人都知道。別看今兒個餵豬，將來說不定幹什麼呢，你一定會有大出息和能幹大事的。”
每每，我只是苦笑。
封閉自己，卻封閉不了世界，幾乎每天都有消息傳來。豬場附近有位大我三四歲的夥伴，他幾乎天天晚上來找我聊天，同時向我傳達外面的各種消息。記得中秋節晚上，天高高的藍藍的，月亮圓圓的亮亮的。我們拿了幾塊月餅和一瓶白酒，在一個茂密的玉米地中間一棵很大的梨樹下面，喝酒吃月餅和梨。月光透過靜靜的梨樹和玉米葉子，星星點點灑在我們的身上，白色的襯衣成了迷彩服。我們聊天聊地聊人生聊未來。按說很浪漫的環境和氣氛，卻讓我搞得悲悲切切的。
大喇叭裡早就廣播了消息，國家要恢復高考，我真的動心了。因為我明白，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出路。與我一樣處於困境的同學們，也都悄悄拿起了課本。因為我是班長或成績好的緣故？此後經常有同學特別是女同學來找我商量複習參加高考的事。
我這個班長餵豬的消息，也就不脛而走，讓我在同學面前感到無地自容和十分難堪。
為了爭口氣，我便開始了緊張的複習，以迎接兩年後的高考。陳場長給我分派的活越來越少，他還讓大家多給我創造條件。
不知不覺，3個月快過去了，突然通知讓我到大隊黨支部負責新聞宣傳和廣播工作。
劉玉廣
人的一生，誰都會有很高興、很喜悅的時候，當然，也肯定會有很落魄、很沮喪的時候。
高中畢業後的三個月，就是我人生中最最沮喪的時候。
1976年12月份，我高中畢業。那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也意味著，我上學的這十年，正是文革的十年。那個年代，學校不像學校，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學沒學到東西，可想而知，但時間到了，也得畢業。我敢說，那個年代的畢業證，沒有一點含金量。有的，可能什麼都沒有學到和學會：農村的學農，城市的學工，很多時間都在“不務正業”。記得上學時，沒有課本，沒佈置過家庭作業，撿糞、幫助挖水渠、纏電機、打草等。
因為農村孩子上學晚，高中畢業時我已經18歲。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時的我，理想、抱負如熊熊烈焰在胸中燃燒，更多的是想脫離農村，到“外面的世界”奮鬥一番。但是，貧困的家境、毫無背景的現實無情地告誡自己：你沒有任何所依所靠，可能註定在村子裡像祖祖輩輩那樣“面朝黃土背朝天”了。
就在高三這年，那些學習成績不怎麼樣，但父母或在機關、企業中當幹部的或在城裡工作等但凡有一丁點關係的，都陸陸續續或到城裡上班或到縣、公社供銷社、糧站之類的單位上班去了。雖然現在看來當時他們的工作，諸如垃圾車司機、電暖工、售票員和在屠宰廠做豬肉切割工等，著實不怎麼樣，但在當時已經讓我們羨慕得什麼似的。
我從小學3年級開始就當班長，高中階段是班長兼團支部書記，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記得畢業時，語文老師——從城裡下放鍛練來的一位胖胖的女老師講評，大意是儘管教學受到影響，但高三兩個班的108名學生中，包括我在內的3名同學，作文能力基本達到了高中畢業水平。
說來，也是不容易的。
為此，我們3名作文優秀的同學，畢業前還被公社特別考察了一把：讓我們每人採寫一篇通訊稿件。奔波了3天后，我們交了“作業”。可之後一切都不了了之。過一段時間才知道，原來公社宣傳部要從我們3人中選拔一人當新聞幹事，負責給公社廣播站採寫稿件，同時負責全公社新聞報道工作。我們被考察的3人之一成為了“幸運者”。他的成功，一是因為他女朋友的父親當時是赫赫有名的大隊書記，當時準備離任的女知識青年，又與他是一個村的，有些自然水到渠成。我和另一位，從一開始就是“陪襯”。
沒了想法後，生產隊養豬場陳場長，強烈要求我去給他們增加一點“新鮮血液”，並揚言如果不讓我去，他就不當這個場長了。他以能把我要去養豬場為榮耀，可我覺得丟死人了，哭著喊著堅決不去，但最後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只好心有不甘和情不所願地到豬場報到。
為了不讓同學們知道自己在餵豬，那些日子，我幾乎大門、二門都不出，更不願去公社和學校，非常害怕見到同學和老師。
我甚至很少與人說話，整天生活在苦惱、委屈、甚至生氣、憤怒的情緒中。養豬場陳場長，曾念過私塾，懂得獸醫和一些中醫知識。他之所以執意讓我來，一是喜歡有文化的年輕人，二是為我好，養豬場勞動強度不是很大，有時間複習文化，他希望我以後參加高考。這是後話，當時我是真的非常恨他。
因為心沒在這裡，所以開始看什麼都不順眼，不好好幹活。養豬場只有幾十頭豬，一天三次燒豬食。有的是木柴，燒火倒也不是什麼難事。餵豬要用大量的水，水井很近，應該說挑水也不費勁。我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另一位大我一二歲的姐姐，一人在前一人在後，白天把幾十頭豬趕到河邊的荒地上，讓豬吃野菜。陳場長說，這樣可以增加豬的活動量和疾病預防能力。現在想不起當時豬都在吃什麼，印象深刻的是都在用嘴可勁兒往地裡邊拱，所到之處，全部被拱得坑坑窪窪，一片狼籍和一片臭哄哄。兩人一前一後呼應，有的豬有“越界”企圖，無論誰發現，一塊石頭給砸回來。沒事時，我們聊天。因為離得遠，只能喊著說話。聊天內容，多的是她勸我別洩氣、別灰心。她說：“你學習好，全村人都知道。別看今兒個餵豬，將來說不定幹什麼呢，你一定會有大出息和能幹大事的。”
每每，我只是苦笑。
封閉自己，卻封閉不了世界，幾乎每天都有消息傳來。豬場附近有位大我三四歲的夥伴，他幾乎天天晚上來找我聊天，同時向我傳達外面的各種消息。記得中秋節晚上，天高高的藍藍的，月亮圓圓的亮亮的。我們拿了幾塊月餅和一瓶白酒，在一個茂密的玉米地中間一棵很大的梨樹下面，喝酒吃月餅和梨。月光透過靜靜的梨樹和玉米葉子，星星點點灑在我們的身上，白色的襯衣成了迷彩服。我們聊天聊地聊人生聊未來。按說很浪漫的環境和氣氛，卻讓我搞得悲悲切切的。
大喇叭裡早就廣播了消息，國家要恢復高考，我真的動心了。因為我明白，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出路。與我一樣處於困境的同學們，也都悄悄拿起了課本。因為我是班長或成績好的緣故？此後經常有同學特別是女同學來找我商量複習參加高考的事。
我這個班長餵豬的消息，也就不脛而走，讓我在同學面前感到無地自容和十分難堪。
為了爭口氣，我便開始了緊張的複習，以迎接兩年後的高考。陳場長給我分派的活越來越少，他還讓大家多給我創造條件。
不知不覺，3個月快過去了，突然通知讓我到大隊黨支部負責新聞宣傳和廣播工作。
要離開了，我倒有些捨不得了。養豬場除了名聲不好聽以外，很多地方值得我留戀：養豬場同時飼養著幾十只雞，幾乎隔幾天場長就讓煮一砂鍋雞蛋，每人四五個。那時，飯都吃不飽，還能吃雞蛋？再說，一個雞蛋能換兩支鉛筆呢。即使家裡有雞蛋也捨不得吃。還有，有的豬腿被砸斷了或什麼原因，場長就讓把豬殺了吃肉。記得一次有頭六七十斤重的豬的腿被石頭砸斷，燉了滿滿一大鍋肉，我們吃得那個香啊。平時我們有個頭疼或感冒什麼的，場長隨手採集一些中草藥，煮水讓我們喝。還別說，挺見效的。有位稱叔叔的飼養員，因心臟病的緣故，呼嚕打得那叫一個神，之間能斷氣一二十秒鐘，第一天夜裡，差點把我嚇死，睜大眼睛足足盯了他一夜，我擔心他一口氣上不來死了。第二天說起，全場的人都笑了：他就那樣子。不過，這位叔叔不到五十歲還是死了。
關鍵是大家對我都挺好，處處關照和體諒。回頭想想，是他們——憨厚、純樸和可親可愛的鄉親，與我一起度過了我人生中最最沮喪的3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