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江紡老了，青山路也老了。
原來從青山路客運站開始，一路向北，沿道路與贛江依次分佈的的老國企江柴、化纖廠、油脂化工廠、造紙廠、硅酸鹽廠、電化廠等都在江紡之前完成了它的歷史宿命。
記錄了幾代人汗水和情感的的江紡始建於1953年，最初叫江西紡織廠，1956年後改名江西棉紡織印染廠。
2009年江紡改制“鐵飯碗”被合同製取代後，叫什麼“江西華源江紡”真是不好，關鍵華源兩字太難聽了，有“化緣”之音。
作為曾經的共和國長子，江紡如今已告別輝煌，即將退出歷史的舞臺。
六十五歲的江紡，剛好也正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退休年齡。
它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助中國時期按照統一圖紙所建造的十大紡織企業之一，也是南昌目前保留最好的、唯一還在延續生命的紡織企業。
“北工南居、中軸對稱、大院式佈局”的規劃設計，早期大批的蘇式風格建築群結合民族宮式的廠大門，江紡的建築可謂中蘇合璧，很具時代烙印。
江紡的最初建設批覆是在時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手上完成的。
十七年後，1969年，陳雲落難在南昌蹲點，鄧小平在長堎，加上王震在撫州，改革開放後中國幾大政治巨頭都在江西休養生息。聯想到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根據地，瑞金蘇區，江西不愧是“紅”土地。
但江紡估計北靠贛江，南接青山湖，土地缺乏“紅壤”，又或是由於行業特殊原因，女工為主，“陰氣太重”，致使職工接近12000人，偌大的江紡走出去的，除了幾個做了省紡織局的主要領導外，在南昌一直沒出什麼“大幹部”（雖然江紡的中層幹部原來在外面很搶手）。從這個意義來講，江紡像“廬山”，洪都是“井岡山”。
除了全國勞模，“江紡三姐妹”之一的經自麟做過享受正廳級待遇的市政協副主席。這與其在文革期間與趙志堅——（原江拖勞模，後做過南昌市長，曾任兩屆中央委員），曾作為南昌最大的保衛省委的“保皇派”組織“工人赤衛隊”的領袖有極大的關係。
副廠長李開昌曾做了南昌市第一任的招商局長；九十年代初，被職工冠為“肖老闆”，可以脫稿做幾小時的報告，邏輯嚴謹、層次條理清晰、且絕不重複的肖震孚，如果當年不是因為銷售部門300多萬的貪汙大案被牽連領導責任，本來廠裡都據傳是要進階副市長的。
江紡人老實，過去的江紡幹部大都實幹清廉，老人們都這樣說。
江紡壓根就沒有什麼廠長樓，廠裡原來進了那麼多接送職工的大巴車，但廠領導都沒配過什麼好車，許多過去的廠級領導至今還是住在80年代的舊房子裡。
文革初期南昌城內鬧得那麼凶，江紡也主要在廠裡“運動”下，老人們也都只記得當年那個腰間纏滿廠裡大小公章的造反派司令毛永國。
74，75年，批林批孔期間，“南民總”與“廠批辦”作為造反派與保皇派的代言人，尖銳對立，雙方各帶頭盔，手持鐵棍，投擲石塊，武鬥互毆才算鬧騰過一陣子比較凶的，致使在這階段全廠關車停產200多天。
可當年最初組建籌備江紡的領導卻是很牛。
1951年籌備小組的組長白躍卿，是當時前九江市委書記。
廠籌備委員會第一任主任是省工業廳廳長劉奠五兼任。
第二任主任是江西第一任省長邵式平的夫人，胡耀邦都尊稱其為“德蘭老嫂”的原省輕工業廳副廳長鬍德蘭。
第三任是黃先，後來的江西省副省長。
第一任廠長韓禮和後來是江西省機械廳廳長。
貳
江紡最早的選址不是現在的位置，而是現在“巨堵”的罈子口。
當時市裡及省裡都同意了，但中紡部、中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紡織管理局的專家一看，覺得罈子口那裡是新開闢的商業區，生產和商業不宜混在一起，其二是缺水，今後發展印染不利，第三是緊挨洪都，與軍工企業一起，不安全。最終選在今天這個位置。
幸好偏居一隅，離市中心八公里的距離，使得江紡幾乎保留了各個時代的印記，否則像許多南昌的老廠，拆的已早已看不到原來的影子。南柴、洪鋼、江柴等都已被“連根拔掉了”，甚至洪都都與主城連為一體，只有走進主街側巷的深處，才能感覺到過去的模樣。
江紡的選址，也改變了徵地最多的隔壁塘山鄉胡村人的命運，從建廠初期起，贛江航運的江紡棉花碼頭的搬運工作就開始由胡村人壟斷，他們開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以來江紡人都比較忌憚塘山街上的胡村人。
江紡的發展與眾多老國企一樣，從最初開始就烙下了深深的時代印記：
廠房最初的設計方案是上海新民設計公司承擔，但新民公司設計走的是英美模式，在蘇聯是“老大哥”，英美是帝國主義的年代，蘇聯專家毫不猶豫的否定了，最終照搬了鄭州國棉一廠（也是前蘇聯援建）的設計。老同志回憶，兩個廠區幾乎一模一樣。
上海華東局支援江西建設。
建廠籌備期的1952年，由於當時極度缺乏熟練技工，江紡就通過上海的渠道，從香港引入39名技工進廠，後來這些人的後代大多也留在廠裡；同時在南昌地區招收女工78名，派往青島學習，經自麟就是最早一批的學徒之一。
50年代，上海援建江西經濟建設，對南昌現代工業的發展影響深遠，不光是江紡，南昌許多大型國企都有上海人的痕跡，以至於南昌都把從上海遷來的江西橡膠廠（技術工人都來自上海），華安針織內衣廠所在的路取名為“上海路”。
江紡更不例外，從技術人員的引進，建廠初期設備的安裝，都離不開上海的幫助。
不光是這些，江紡原來的染廠，實際就是原先上海九如染織廠1955年內遷入贛與江紡“公私合營”的產物，後來由於革命形勢的發展，併入江紡。江紡才從原先叫江西紡織廠改名為“江西棉紡織印染廠”，後來的廠名由此得來。
原來的上海九如染織廠董事長兼總經理，作為資本家的劉振鎬安排成為副廠長兼印染工場主任；另一個股東俞惠龍，安排當了手握實權的總務科長，俞家的長子後來是從江西銅業集團的副總退休，俞家老太太至今還住在江紡。
那些跟隨內遷的上海工人也都把家安在了江紡。由於許多上海過來的都是熟練技工，所以工資比當地工人高許多，許多老人回憶，這些上海人家庭的生活條件都遠高於當地的職工。六十年代大多人夏天還在搖蒲扇時，上海人已經用上了“華生”牌電風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紡由於紡織行業的特殊性，女工較多，車間一線女工一般都是“三班倒”，機器操作上又要求站立和走動，非常辛苦，回到家都累得精疲力盡，導致江紡的“老公”很多都會買菜、做飯、帶娃，頗有點像上海男人。很受當年南昌其它企業女性的羨慕。
1958年的大躍進，江紡開始大規模擴建，現在許多老工人也都是在那時進廠。不光在南昌招，在全省各地都招了些。在此之前，還安排了9名東南亞歸國華僑進廠。
江紡產品商標的名稱變化也很明顯的體現了鮮明的時代印記。最早在1968年前，江紡產品的商標，都叫“拖拉機”牌，文革期間開始用“井岡紅旗”牌，八十年代開始用“五彩繽紛、晨曲、彩虹”等。
在那個物質匱乏年代，買布是要布票的，紡織品是緊俏商品，管你叫什麼牌子，都不愁銷路，放到現在不取個“黛麗芬、麥當娜”的洋商標，估計是賣不出價格的。
改革開放後，在1984年-1987年期間，江紡還曾分五批次派遣工人去伊拉克提供勞動服務，共計人員306名，出國兩年，可賺回“八大件”（彩電、冰箱、洗衣等），那時能派去伊拉克工作是件非常風光的事情。
但現在除了中石油，戰地記者，還有那“沒有苟且，只有詩和遠方”的高曉鬆，估計誰也不願去那裡了。
叄
對於經歷過條塊分割，“企業辦社會”的計劃經濟時代的人來說，尤其是像類似江紡等大廠長大的孩子，其實小時候對於南昌城區的概念很模糊。
除了知道人民廣場、大眾商場、八一橋的“羅漢”以外，對南昌其它地方都沒任何印象。
那時的江紡提供了從幼兒園、小學、中學、糧站、商店、食堂、醫院、電影院、圖書館、球場等幾乎一切的生活配套。職工和家屬相加，差不多4-5萬的人口（超出當時江西一些小縣城的城區人口），儼然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社會。加之當年社會人口流動性極差，廠里人一般也很少出去，那時去一趟南昌城區，就相當於現在的出差。
現在的人也許會覺得這是一種嚴重的閉塞和落後，但對很多江紡人來說，童年和少年的記憶空間，無形中都被他填的滿滿的。
在那個年代，過去的江紡的確非常“牛逼。
從1959年開始，江紡保育院大、中班幼兒園孩子可以免費去廬山避暑兩個月，直至文革。
江紡食堂早餐品種豐富、花樣繁多，江紡甚至還有自己的牛奶廠，每天給職工家屬提供鮮奶供應，現在都記得，那鮮奶煮的時候上面都有一層奶皮。在南昌大多數市民早餐還是鹹菜配稀飯的年代，江紡人已是牛奶加麵包。
江紡食堂還開辦了自己的冰室，桔子冰棒、牛奶冰棒、咖啡冰棒至今想起都是滴滴香濃。品質在當年就如同今天的哈根達斯。南昌當年主城區賣的那什麼綠豆冰棒，鹽水冰，江紡人是難以入口的。
能容納2000多人的電影院，夏天時還可把地下人防的冷氣抽進來，以致於江紡人對於南昌當年的什麼百花洲電影院、愛國電影院感覺就像進了錄像廳。只有當年位於廣場的老工人文化宮有的一拼。
工人文化中心的圖書室、地下人防的“青年之家”冬暖夏涼、每年的春節龍燈會，和豐富多彩的春節職工家屬遊園活動，至今讓許多江紡人記憶猶新。這是現在許多企業都再也感受不到的大家庭般的老廠文化氛圍。
在那個“咱們工人有力量”的時代，江紡的工會超級強大。
從建廠初期就開始舉辦職工療養修養，開辦營養食堂，建女職工哺奶宿舍，甚至八十年代還在梅嶺建了一個佔地面積1.3萬平方米的職工療養院。
花樣繁多的文體活動也都由工會安排，建廠初期，生活區就建立了工人俱樂部，甚至還成立了江紡文工團。那組織性、專業性，遠超現在的廣場舞大媽。
不但有標準的足球場和足球隊，江紡還有眾所周知的“燈光球場”（具備看臺、比分臺等設施的大型現代籃球場）。
當年江紡籃球一直在南昌非常有名。建廠初期的五十年代，江紡還直接在上海挑選了幾個籃球打得相當好的青年進廠，他們稀裡糊塗的來到南昌，改變了一生的命運，但也迅速提升了江紡的籃球水平。
籃球比較出名的還有江紡人都熟悉的，身高2米多的塗大林，當年可是在國家籃球隊被賀龍元帥接見過的。當年他的飯量也是常人的兩倍，父輩還記得與他一起在青山湖摸魚貼補油水的時光，別人要頭潛進入水裡才抓到魚，而他只要彎腰把手伸進去，感覺就像希臘神話中的海神波塞冬。後來老了，駝背嚴重，身材就像一個巨大的“問號”，走在江紡的路上就像是一道獨孤的風景。
肆
但現在走進江紡，你似乎提前看到中國老齡化社會的縮影。
街道上，樓道前，街心公園旁，滿眼所見，一群群站著、坐著聊天、穿著厚重的老人，提醒我們，這不是時尚男女聚集的萬達廣場，這是距離市中心八公里，偏居青山路一隅的江紡。
漫步在落寞的江紡街頭，曾經主幹道上的一大排粗大的法國梧桐，潮水般的上下班人流，人聲鼎沸的職工食堂，冬天夜班下班時裡面是襯衫，外面裹著厚厚棉衣的女工（車間很熱），生活區街道上一大群孩子們歡笑嬉戲，都只能永久的駐留在過去的記憶中。
原先幾代人都在江紡工作，三代同堂的溫馨景象亦不復存在。
但這些老人也曾年輕過，他們曾在那如歌的歲月中伴隨著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奉獻出火熱的青春和激情。
站在冷寂的江紡廠區大門口，我彷彿穿越四維空間，看見了過去兩邊圍牆宣傳欄上經常張貼的的勞模肖像，看見了這些老人終其一身的的“時間線”，就像一連串的立體方盒，都“凍結”在江紡這狹小的時空。
江紡也走不動了，
在物質短缺的計劃經濟時代，江紡作為紡織業的龍頭企業，絕對是當時年代的寵兒，對於國企的成敗得失，孰優孰劣，很難用簡單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爭做非此即彼的論斷。
“張維迎”等堅信市場是萬能的，應當用那隻看不見的手來主導經濟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在今天大數據橫行，未來萬物互聯，世界終究是一種“算法”的時代，我越來越難以苟同；
烏有之鄉為代表的的那些堅定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者，情感上，我敬佩他們堅定的信仰，但對他們對於計劃經濟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觀點，也難以全盤接受。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投資江紡3446萬元，而上交利稅4729萬元，三年時間收回全部投資。
建廠初期江紡老工人艱苦奮鬥，吃苦耐勞，當家做主、“愚公移山”的精氣神，不論放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懷念和令人感慨不已的。
那時的勞模都是生產線上的一線工人，不像現在都是總經理、董事長。
那時的師傅與徒弟親如父子，不圖回報，一代主動幫扶另一代。
那時候一個工會委員因為貪汙七十塊錢的工會經費，被判了七年。
那時候做夢都想做江紡工人的周邊村民，現在是江紡老工人羨慕的對象，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那時的歲月，陽光散散，日子緩緩。
守望相助的鄰里、超穩定的社會結構下，幾代同堂的溫馨小屋，夏日的星空下，夜不閉戶，大人們搖著蒲扇，老人們下著象棋，孩子圍著竹床嬉戲的場景只能在電視裡見到。
那時的生活水平雖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但如今，從孩子就開始的起跑線上的殘酷競爭，小學、尤其是初中、高中，永遠做不完的作業、試題，生活只有上課、吃飯、輔導班。
即使學業有成，留在北上廣深，掏空幾代人錢袋換來的房子首付，將來還將面對日新月異的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鉅變，使得現代人的焦慮與不安成倍擴大。
競爭使得社會進步毋庸置疑，但這真的是人的幸福嗎，我不確定。但我會越來越懷念過去。
也許，我也開始老了！
伍
“城市建設必須在更新中做好傳承、在傳承中推進更新，最大程度保持老城歷史性、傳承性，避免在城市更新中丟失南昌記憶、南昌印象”。
在一些政協委員的呼籲下，在南昌市政府的大力推進下，江紡最終避免了其它老廠“連根拔起”的宿命，規劃建成南昌歷史文化街區，以時代賦予的新的角色重獲新生。
江紡歷史文化街區核心保護區約383畝，將保留38棟原廠房建築及66棟原住宅建築，大範圍保留江紡生活區及部分坡屋頂老廠區，改造成文化創意街區。將江紡歷史文化街區打造成以健康養老、城市民宿為主題、以圍繞主題完善配套特色餐飲、娛樂、產業孵化、百貨商超、青年公寓為支撐、以古建築為載體、以文化為靈魂、歷史元素與市場高度融合的城市名片。
昌大南疆，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已凝固在歷史的文字中。
江紡是幸運的，歷史文化街區的打造，幾代人的青春記憶得以安放。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