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遲”由北齊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首創，在宋朝得到了繼承並使之法定化。在《水滸傳》所反映的宋徽宗時期，由於奸臣當道，民不聊生，社會混亂，“亂世用重典”，這種死刑方式的使用更為普遍，範圍也一再擴大。
新水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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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那些人才配得上凌遲。以“凌遲”方式處死的基本上都是些“大奸大惡”的犯人，首當其衝當屬“謀反大逆”，在小說中主要包括兩類：
一是謀反大罪，如第93回“張招討就將徐方、甄誠碎剮於市”，第99回“將方臘於東京市曹上凌遲處死，剮了三日示眾”；在《水滸傳》另一版本第110回中“將王慶押到十字路頭，讀罷犯由，如法凌遲處死”，不管是徐方、甄誠還是方臘、王慶，均是觸犯了統治階級的最高利益，屬於“十惡不赦”的大罪，宋初依律當斬，但到北宋末期隨著凌遲成為“國朝之極法”，殘酷、威懾程度遠勝於斬刑，對圖謀不軌者皆“凌遲處斬”。
王婆
另一類是惡逆之罪。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嚴重違背了社會的倫理綱常，並引發了“毒殺親夫”的“惡逆”大罪，“擬合凌遲處死”。
從後代的律法界定看，《大明律·刑律》中規定“謀反大逆：凡謀反，謂謀逆社稷；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明律還規定“謀殺祖父母、父母者，殺一家三人者，採生折割者，也以凌遲處死”。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凌遲的適用範圍擴大，如劫囚、謀殺人、發冢、威逼人致死、毆傷業師、毆祖父母、毆父母、獄囚脫監、謀殺本夫等。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地位，對謀亂造反者從來都是嚴厲懲處，如明朝嘉靖年間宮女楊金英謀殺明世宗案以及明末抗清名將、被昏君誤判通敵賣國的袁崇煥，清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李開芳，捻軍首領張洛行、賴文光等，無不以此刑處死。
方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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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行刑過程。
關於凌遲的具體操作，《宋史·刑法志》記載“凌遲者先斷其肢體，次絕其吭，當時之權法也”。明朝正德年間處死的宦官劉瑾的執行過程比較詳盡：權傾朝野、人稱“千歲”的大太監劉瑾，因被控謀逆等十七條大罪而“凌遲三日”，並銼屍梟首。其中凌遲刀數按律應該3357刀，每10刀一歇一吆喝，第1日357刀，從胸部開始，狀如大指甲片；第二天繼續行刑，數十刀後劉瑾氣絕。
小說《水滸傳》中凌遲場景共有兩次：
第26回：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供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剮！”上坐，下抬；破鼓響，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裡吃了一剮”。
第110回：當日法司奉旨會官，寫了犯由牌，打開囚車，取出王慶，判了“剮”字，擁到市曹。看的人壓肩疊背，也有唾罵的，也有嗟嘆的……今日只有王慶一個，簇擁在刀劍林中。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刀排白雪，纛展烏雲。劊子手叫起惡殺都來，恰好午時三刻，將王慶押到十字路頭，讀罷犯由，如法凌遲處死。
宦官劉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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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說一說凌遲之害。
與其他剝奪人的生命權的生命刑一樣，凌遲具有最嚴厲的懲罰性、最有效的遏止性和最強大的威懾功能。但同時也開啟了更加野蠻的刑罰制度的大門，存在著先天的有悖於刑罰的人道性和可糾正性的不合理因素，非仁君治國行法的善術和正道。正象陸游所說的那樣，廣行凌遲“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楊萬里也認為“嚴刑者不可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亡”。
從小說《水滸傳》中民間樂此不彼的競相仿效，既可以看出這一嚴刑的效用在民間的接力，也是無法通過正常刑罰制度教化民眾的一種悲哀。從一定意義上講，凌遲這一嚴刑從五代開始出現、兩宋廣泛應用、元明清登峰造極直至清末最終徹底廢除，實際上是見證了我國古代刑罰制度由野蠻到文明的嬗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