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民的名義》，捧紅兩本書，一是我們前面已刊載的《天局》，一部就是《萬曆十五年》，不但高育良夫婦和侯亮平等反覆提到，甚至高育良落馬都與此有關——趙瑞龍想開發呂州月牙湖，通過老爹將李達康調走之後，高育良依然沒有批。於是趙瑞龍通過觀察，發現高育良桌子上擺著本《萬曆十五年》，便費盡心機，將漁家女高小鳳訓練成一個“明史專家”，最終通過這個人造美女，將高育良拉下水。
那麼，這到底是一本什麼書？簡而言之，確實算是一本奇書，達到了“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的地步，是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成名作。黃仁宇先生通過截取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這個歷史橫斷面，然後用顯微鏡仔細觀察那個時代的病理，按黃仁宇的說法就是“意在說明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傳統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尚未與世界潮流衝突時的側面形態。”
黃仁宇是我們中國人，原來是一個國民黨小軍官，曾經打過抗戰，後來到了美國重唸的書。換句話說，他是半路出家，軍人轉去搞學術。
他在1970年代就寫出了這本書，但是經過很多年才找到出版的機會，一出版就很震撼。
為什麼震撼？他打破了之前很多條條框框，比如用散文的手法寫史，再比如他的敘事風格及所要展現的歷史思維。
比如，在黃仁宇之前，都認為明朝的萬曆十五年其實沒什麼可說的，可黃仁宇不這樣認為。他選取了這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發事件的可能性，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帝國的運作面貌，從而歸納出傳統中國是一個依靠道德而不是技術在運轉的社會，這種社會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潰。
是的，黃仁宇通過這本書告訴世人一個重要歷史觀點：和道德相比，可靠的數字、優秀的制度、高明的“手腕”應當更令人期待。——中國舊王朝一直重道德輕技術，但到了大明朝萬曆年間，世界技術已浩浩蕩蕩，包括中國，這時，道德明顯束縛了社會的發展。
所以，表面上看，這一年大明王朝並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在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小事，卻如青萍之末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比如海瑞死了、戚繼光死了、皇帝罷工了。與此同時，大明王朝之外的景象卻是——時年29歲的努爾哈赤在東北崛起了：佈教令，禁暴亂，戢盜竊，立法制……然而朝廷卻未予注意；西班牙無敵艦隊即將出徵英吉利，揭開世界歷史新的一頁……
總之，萬曆十五年表面上是平靜無事的一年，但其實能夠從這一年的切片裡面看到整個中國歷史的問題。所以黃仁宇就說這本書雖然講的是一年的故事，但其實他要講的是中國失敗總記錄。
一句話，用大歷史觀的角度重新審視萬曆十五年，它是極其重要的，這一年，力挽狂瀾進行改革的首輔張居正去世五年，他生前的改革成果正搖搖欲墜；同樣在這一年，作為官員道德楷模的海瑞，以及作為武官傑出的代表戚繼光死去了，大明王朝只剩下生悶氣的萬曆皇帝，和一群敢於皇帝死磕的文官集團，及一個疲於在皇帝和群臣之間斡旋的首輔申時行。
對頭，《萬曆十五年》主要就是通過講述萬曆年間的幾個重量級人物，包括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張居正的接班人申時行、清官海瑞、武將戚繼光，以及鄉紳李贄等，來展現大明王朝已經病入膏肓的。
章節也以這幾個人為主，一目瞭然：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黃仁宇透過萬曆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這六個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深刻的得出了一個結論：在一個制度極其腐化的政治環境下，任何人的努力都是無濟於事，無論是銳意改革的張居正，還是正直無私的海瑞，都無法改變現實。
黃仁宇說，道德不是解決問題的先頭兵，而應該充當社會的最後防線。當技術，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夠解決時，我們不要動用道德。
因為法律誠可貴，道德價更高。
接下來，我們就按照黃仁宇所寫的章節，對《萬曆十五年》來一個簡析，權當對這本書的一種簡讀吧，有不同觀點者，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展開討論。
第一章：萬曆皇帝
萬曆皇帝登基時還是個孩子，所以他的母親給他選了一個國家主管兼老師——首輔張居正，一個內廷主管兼“保姆”——大太監馮保，一個外廷，一個內廷，小皇帝受到嚴格管控。
整個大明朝，由於頂層設計就是讓內廷外廷互鬥牽制，所以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鬥得不亦熱乎。這樣的局面，皇帝能力強還好，正好牽制，可惜，大明的皇帝一個個都是愛玩而又能力有限的主，所以到了萬曆年間，整個王朝已搖搖欲墜。
天佑大明。這個時候，張居正出現了，為了順利改革，拯救王朝，他打破內廷外廷相鬥的格局，主動低頭和馮保交好。馮保也是明白人，力挺張居正。大明王朝一片欣欣向榮的局面——除了皇帝。
隨著萬曆皇帝的年齡增長，對張居正，對馮寶，甚至對母親，都充滿恨意。但此時，後宮、宦官，以及整個官僚集團都在張居正的掌控下——可以說，張居正時代，基本做到了“相實君虛，君主立憲”的程度——萬曆皇帝毫無辦法。
但張居正會死啊。所以，張居正一死，年輕的萬曆皇帝就認為到了自己大展抱負，毫無羈絆的時候了。
所以，張居正前腳死，萬曆就開始借打倒張居正，宣告自己的權力與權威。這個時候，文官集團基本都是配合皇帝的——畢竟，他們也都受夠了張居正。
然而，萬曆皇帝很快懵圈了，因為他發現，想要權的不僅僅是他，還有整個官僚集團——所以，萬曆很快發現，打倒張居正之後，他面對的是更為龐大的官宦集團。以前這個集團以張居正為目標，現在張居正倒了，只好把火力集中在萬曆身上。可以說，打倒了一個張居正，無數個張居正站了起來。
所以，對萬曆皇帝，黃仁宇的定語是活著的祖宗，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擺設，一個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皇帝，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群臣在立儲問題上和他針鋒相對。
原本希望大幹一場的萬曆無奈地發現發現，自己只是一輛老舊車子上的零件，做著早已經規定好的動作，一旦想自己設計兩個動作，這輛車子的其它部件就會集體抗議。
比如，黃仁宇就介紹了萬曆皇帝一個特殊的情況：他的婚姻生活。萬曆和淑妃很相愛，天天黏在一起，並試圖冊立淑妃所生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因為這件事情，萬曆成為眾人攻擊的目標，文官集體發文章批判萬曆寵愛淑妃冷落王皇后及王皇后所生的兒子。
無休止的禮儀，無休止的爭論，無休止的指責，萬曆終於煩了。所以，從萬曆十五年起，這位受制於人的皇帝終於向百官詮釋了沉默是最大的反抗，開始了長達32年的罷工而沒有把自己的創造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大明王朝的國運在這32年裡消耗殆盡。
第二章：首輔申時行
皇帝不玩了，群臣炸毛了，誰來調和呢？這就輪到張居正的接班人申時行了。
在這一篇裡，黃仁宇細緻地描寫了申時行的工作，非常的繁雜，非常的沉悶，讓人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
這些細緻的描述，無一不在提醒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機構，它的主要目標已經不在於完成什麼工作，制定什麼計劃，而主要變成一些繁文縟節的儀式。這就是黃仁宇所說的，明朝失去了國家管理的關鍵：技術。
但黃仁宇依然認為，申時行有他的價值，他的價值就是和事佬，起著調和劑的作用。明朝的官員技術上不先進，但吵架個個都是先進標兵。所以申時行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麼調和各級官員的爭議。他成了調解員，而不是帝國CEO。
申時行能在首輔的位置而不倒，和他的道德潔癖及處事技巧有很大關係。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申時行的清廉及處事方式：在明代，許多退休回家的官員都要買田擴宅，採取的方式多是強取豪奪，所以民憤極大。申時行也想擴展一下房宅，他的鄰居是一個做梳子生意的木匠。申時行先同這個鄰居商量，但這鄰居不買他的帳。有人提議通過官府強買，但申時行不同意。
他想到一個辦法：讓管家到這家梳子店買了很多梳子，每當有客人來時就贈送一把，並稱頌這梳子如何如何好。逐漸這家梳子店的生意越來越紅火，特地來買梳子的人絡繹不絕。但生意好帶來的問題是店面太小，必須另找一塊地方擴大經營規模。於是店主主動找到申時行，請求他買下店面。這樣申時行在兩三年時間用他慣用的方法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申時行的的清廉，也說明了他處事方式：用溫和的方法達到雙贏的目的。
所以黃仁宇在書中對他頗多肯定，“申時行用恕道待人”，“有陽剛有陰柔，他必須恰如其分地處理文官集團與皇帝之間的矛盾”，這是說他的平衡術。
申時行是道德楷模，卻對帝國無能為力；張居正不是道德楷模，卻很好地治理了帝國。這裡能說明黃仁宇的另一個重要觀點：道德很重要，但道德不是萬能的。在治理社會方面，道德只是底線，而不能是手段，技術才是重要手段。
所以，黃仁宇給申時行的定位是官僚，張居正的定位是政治家。當然，官僚和政治家基本是同一品種，大家都在官場混，先裝孫子最後當爺爺，這兩者的區別在於政治家首先是有良知和理想的官僚，混出來後就要幹事，要實現自己的抱負。官僚是實用主義者，首先要保證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幹就幹，不能幹就混。總之一句話，政治家要能幹再能混，官僚要能混再能幹。
申時行是頂級的官僚，他老成，做和事佬和稀泥的藝術已達登峰造極的境界——可以說，如果沒有申時行的和稀泥，在張居正死後的十年內，張居正的政令會被徹底廢除，已經形成的有利於大明帝國的遊戲規則會被徹底改變，大明王朝會提前迎接下一個朝代的到來；沒有申時行的和稀泥，北方邊境（山西河北北部）不會有十年的和平，和稀泥不僅僅是調和皇帝和大臣，更是和到了外邦人頭上，把大仇人蒙古忽悠成生意夥伴；沒有申時行的和稀泥藝術，群臣會激烈反對啟用張居正提拔的潘大人去治理黃河（當然也是群臣揣摩上意的結果），也就沒有萬曆年間成功地治理黃河的記錄，這讓萬民受益。
一句話，申時行這一章很枯燥沉悶，但又不得不承認，申時行和萬曆的對話實錄、申時行的奏摺及申時行和百官講話實錄值得認真學習，可以從中學習到說話的藝術。
還有，因為申時行很是潔身自好，所以沒誰能抓住他的把柄，否則，張居正倒掉後，作為張居正的得力副手，他不可能登上首輔之位。
換句話說，申時行是傳統的好官：有能力，又沒道德瑕疵。但一味地強調從道德上處理問題，也是傳統中國的一大弊病。申時行就是重要的代表人物。申時行強調以德服人，亦以德量人。評判一個官員的最高標準，是道德是否完備，而不是技術是否先進。調解的標準，也不是誰的論點更合理，而是論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這就是黃仁宇說的，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很不好的問題就是過於關注道德，而忽視技術。
於是，這位萬曆十五年的內閣首輔，最終陷入道德的泥潭，才57歲，就被迫上疏辭官歸鄉。
套用一句經典的話來說，申時行或許是最好的內閣首輔，同樣也是最壞的內閣首輔。
那有沒有人試圖提高過大明帝國的技術管理手段？有的，那就是張居正。
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
張居正的去世，是大明帝國的重大損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損失。但有意思的是，我們以為黃仁宇要正式介紹張居正了，黃仁宇卻不，而是繼續講起了萬曆皇帝的消極不上班，甚至還把正德皇帝翻出來說了一通。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正德皇帝也是典型的反叛者，只是與萬曆消極對抗文官集團不同的是，正德皇帝的對抗是積極的，他屢屢跳出文官給他劃的圈圈。他放著坐班制度不執行，翹班到蒙古打仗，放著五星級的辦公室皇宮不要，另修了一座豹房，與既定的制度鬥得不亦樂乎，卻也沒佔到什麼便宜，而且早早身亡。
講了這麼多，黃仁宇就是沒有講張居正。一個以張居正為章名的章節，沒有張居正，這合適嗎？太合適了。這正告訴大家，沒有張居正，朝中就是這樣的混亂，也正好點了題：世間再無張居正。
那麼張居正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前面已說，一個超級的大政治家，一個遠大理想與良知並存的救民於水火的改革家。黃仁宇給張居正的修飾詞為“世間已無張居正”，這可是一個空前的評語，當然張居正也儘可當得。
世人之所以把張居正稱為政治家而非官僚，主要就是因為他的政績遠大於其混功，且其死後名節不保。就連看不起張居正的大清官海瑞，也不得不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憑張居正的混功，完全可以做到生前榮耀無比，死後功在千秋的。張居正的混功，可以稱為驚天地、泣鬼神。從萬曆的爺爺嘉靖二十七年到萬曆初年幾十年的歲月裡，中華大地上演了中國厚黑學史上最為精彩的一幕一幕。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萬曆的罷工可謂是家傳淵源），大明王朝最為優秀的幾位天才進行了一番又一番的角逐。政客嚴嵩、嚴世蕃父子整死夏言；接著明代第一官僚徐階除掉嚴世蕃，順利倒嚴，把持朝政，卻被高拱鬥翻，慘淡收場；之後高拱高調上臺，風光無限美好；然而勝利最終屬於一直低調的張居正，他等到最後，在暗處用一記黑槍結果了高拱，成為遊戲終結者。
夏言輸給嚴氏父子，不是夏言笨，是嚴嵩更無恥；嚴嵩父子輸給徐階，不是正義最終戰勝邪惡，而是他們不如徐階狡猾；徐階輸給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為他更精明。最後，張居正收拾了高拱，證明自己才是這個帝國最狡詐、最傑出、最厚、最黑的人才。【想了解那個時代有多黑多亂，可通過《大明第一硬漢》一文窺全豹，點擊藍字跳轉查看全文】
高拱走後，內閣就剩下張居正，但凡有事都由他批示（外廷），然後找大太監馮保蓋章（內廷），而且得到皇太后的極力支持（後宮），於是，整個大明帝國，張居正想怎麼辦，就怎麼辦。總之，從高拱走後，大明王朝就差改姓為張了。
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張居正沒有隻顧作威作福，沒有不顧百姓死活，他能成為歷史名臣就是因為他幹了一件很多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事——不是造反，而是改革。
改革就是要向既得利益團體宣戰，歷史上從來都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可是，張居正還是幹了。
翻看張居正的履歷，他出生於普通老百姓家，靠成績非常優秀而成為庶吉士，在少年的時候，家鄉的遼王曾經整死張的祖父，少年張居正見過腐敗庸碌的王爺、見過餓死的饑民，領略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慘。也見過無恥中飽私囊的官吏，以及邊境百姓流離生活的不易。在經歷了這些，又經歷了將近30年的宦海沉浮後，張居正走到了權力的頂峰，想要什麼都可以垂手可得，但是他沒有選擇維持現狀，因為他心裡還有一樣東西——良知與理想。
然而，張居正也不是蠻幹的人，他認得清形勢，會注意用技巧。他知道，自己權力再大，即便是皇帝，也很難與龐大的利益集團相抗衡——所以選擇的是“改而不革”，也可以說是慢慢改革，由易到難的改革——他的基本原則就是要先改掉一些落後的規則，使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又不至於讓官吏沒有便宜可佔。總之，我也不徹底奪你飯碗，你也別造我的反，我改革，你少貪點，大家都退一步，留下可斡旋的餘地。
一句話，張居正很務實，且很講究技巧，可以說是很具有“技術性”，比王莽、王安石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王莽勵精圖治，想幹點事情，可惜過於理想主義，結果從改革變成了革命；王安石的改革也失敗於其富於理想，而拙於實行。
就這樣，到萬曆十年時，早已空癟的大明國庫居然又一次充盈，百姓又一次富足，邊境又一次安寧，軍備又一次振興，這真是一個奇蹟。
從歷史大局看，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
但是世間已無張居正。萬曆皇帝不理解張居正，申時行理解，但卻沒有張的本事及機遇，所以，皇帝只能繼續和官僚集團空耗，從而就有了更加古怪的第四章。
第四章：活著的祖宗
岳飛名言“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是朝廷之幸，可大明倒好，文官雖然不貪財，可也不怕死了。不怕死也是好事啊，但是要命的是，眾多大明朝言官只熱衷於不停的表現自己的政治正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對那些有利於國家社稷建設的行為也是大加貶斥。當然，他們不怕得罪同僚，也不怕得罪皇帝。因為在明朝，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狠狠地打一頓屁股而已。
所以，我們前面已說，萬曆皇帝好不容易熬走了一個張居正，結果發現起來了無數個張居正，他與他們斗的筋疲力盡，變得無所作為，最終成為活著的祖宗，是一個可以上香、可以禱告的活著的對象，但絕不是走下神臺，親自過問具體事務的一個對象。
就這樣，從萬曆十五年起，一直勤政的萬曆突然在這一年開始了長達32年的怠政罷工。32年中，因為前5年有申時行撐著，大明的國力還不至於江河日下，申時行被迫退休後可以說朝廷中再沒明白人，從此大明一步步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在這裡要替萬曆說一句話，雖然他恨極了張居正，但張居正的嚴格要求，還是把他培養成一個有能力的皇帝，萬曆三大徵就是典型，面對內叛外侵，他極具戰略眼光，堅決出兵，一舉確定華夏西北、西南邊疆和東北朝鮮的安寧。（萬曆三大徵，分別為李如鬆（李成樑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鬆、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這三場大戰鞏固了中華疆土，維護了明朝在東亞的主導地位。）
設想，如果萬曆帝銳意進取，而非消極怠工，大明會是怎樣一個局面？但是沒有如果。
朝廷就這樣了，地方官場呢？於是著名的海瑞就登場了，但黃仁宇卻說，海瑞是古怪的。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前面數章，都是從皇帝、從內閣等高層管理機構去解讀明朝運作機制的，而海瑞是一個地方官僚。他代表著明朝朝廷所希望的地方官樣板：廉潔自律、公平公正。
海瑞全然無視官場的潛規矩，他極端的廉潔，極端的誠實，有著道德上的潔癖。這樣的人，就是古代社會最推崇的道德樣板。
但就是這樣的海瑞依然無法挽救大明朝。原因不是海瑞無用，而是不能有一個能夠孵化更多海瑞式官員的制度出現。固執的海瑞終其一生都在同僚的怪異眼神裡度過，成為了一個古怪的模範官僚。所以黃仁宇用海瑞道德完備與備受指責兩個看似矛盾又合理的現象相互交叉敘述來完成了這一篇，再一次論證了道德於政府管理上的無力。
毫無疑問，海瑞是作為“道德模範官員”被提拔起來的。海瑞從童年起一直專心考到36歲才中舉人，終生沒有中進士，在明代和平時期非進士出身而能身居二品的估計僅海瑞一人而已。
海瑞41歲才第一次得到朝廷任命，做一個縣的教育局長。他沒有什麼慾望。在他看來，自己拿朝廷的錢，就應該拼命給朝廷辦事，升官發財與他毫無關係。
一般人認為，在大明那麼腐敗的官場，海瑞這樣的人，要想升遷簡直是天方夜譚——實際上大家都錯了，對於這樣的廉潔官員，朝廷還是有渠道知道的。事實上，自古以來，以道德治天下的朝廷都很重視並有渠道挖掘真正的“道德模範”——所以很快海瑞就接到吏部公文，連升六級成了七品知縣。這年他45歲。三年後，吏部考評為優，升任嘉興通判，不到兩年又升任戶部雲南司主事，成了京官。
海瑞當縣令時就敢和省一把手總督對著幹，到了京城，就和皇上幹，最有名的一句應該是“嘉靖嘉靖，家家乾淨”，氣的嘉靖要弄死他，在一旁的首輔徐階說了一句話，保下了海瑞，他說：“皇上如果殺了海瑞那就上了他的當了。此人只求激怒皇帝，然後以死求名而已。”
後來徐階退休後回到老家，海瑞正好是徐階的父母官，按道理海瑞應該好好報答一番，但海瑞不但把徐的兩個兒子充軍，還幾乎把這個大明頂級官僚弄個身敗名裂——誰讓你兒子不法了呢。
張居正主政時期，海瑞被罷官不用。他曾寫信給張居正，希望能夠出來做事，但張居正回覆說：“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 翻譯一下：“那些開國時制定的國家大法現在早不適用啦，你突然用這些法律行事來嚴打，恐怕不成啊，造您謠的開了鍋啦，聽眾也被搞迷糊了。”一句話，你繼續休息吧。
但細細品味，兩人性格迥然，處世方法迥然，但所做的事，卻殊途同歸。
大清官海瑞，帶頭拒收“陋規”和“常例”，使得官員沒有了額外收入。
改革派張居正，則逼著各級官吏加班付出，又不提供額外收入。
只是不同的是，一個道德完備，認死理遵循既定律法，不知變通；一個雖道德不高尚，但知道利用技術先導，循序除舊納新。
張居正死後，萬曆啟用道德完備的海瑞整治官場，結果海瑞那一套更加玩不通。當時，70多歲的海瑞一上任就建議，所有貪官，一律按太祖朱元璋的律法，該殺的殺，且殺了之後剝皮下來，皮裡面再裝草，肯定能根治腐敗。
這個小故事說明了什麼？黃仁宇要說的就是，帝國有法律，但是問題是一個百分百要遵守律法的官卻被人認為是迂腐的，這說明什麼呢？不是說大家都沒有法治精神，而是說那個律法遠遠的脫離現實了。你怎麼可能說一個官貪了一點錢，然後就要把他處以那麼殘酷的刑罰呢？但這是朱元璋制定的，後世的皇帝又不敢動。這就造成了一種悖論。
所以，海瑞的堅持讓萬曆這個皇帝也很是心煩，便把海瑞升為二品閒職，到南京養老，直至去世。
黃仁宇寫道：“海瑞的死訊傳出，無疑使北京負責人事的官員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因為他們再也用不著為這位大眾心目中的英雄——到處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安排了。”
高拱的評價則是：“如果說海瑞做的事情全是錯的，那是不對的；如果說全是對的，那也是不對的。可以說，海瑞是一個不太會做事情的人。”
但沒有人否認，海瑞是一個一板一眼，任何事都要遵循道德、禮法規矩，而且是嚴格遵守律法，非常有法治精神的一個人。可是在有明一朝，這種精神就行不通，所以連皇帝都說他迂腐。於是海瑞活的就很顯古怪，死的也很寂寥。
總之，萬曆十五年，海瑞死了。一個人民的偶像，中華民族的門神走了，雖然他不是一個會辦事能辦事的官員，但誰也不能夠否認，海瑞的存在是一種象徵，象徵吏治的清廉，象徵百姓的福音，然而他去了，並且終大明王朝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高級官員。
皇帝、中央機構、地方官員代表都有了，接下來就是重要的武官了，黃仁宇選的代表是戚繼光，但又給了他一個定語：孤獨的將領。
第六章：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戚繼光孤獨在哪裡？
他首先孤獨在明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
黃仁宇仔細分析了明朝的軍事制度，提出了他的見解。就是明朝的軍事制度不足以應對一場大的對外戰爭，尤其是後勤保障。其次，明朝的將領選拔制度幾乎是世蔭制，這讓明朝中後期的名將尤其難得。
明朝只需要打贏一場戰鬥的勇將，而不需要戚繼光這樣具有運籌帷幄能力的統帥，這是戚繼光孤獨的第二個原因。
這一章大篇幅介紹了戚繼光的戚家軍是怎麼練成的，他所有的努力，亦證明了他的成功在他的時代，是個孤例。尤其是他的成功依附著文官的成功。當譚倫、張居正這些支持他的文臣一個個離開後，戚繼光的輝煌也就結束了。
可以說，戚繼光的輝煌是異常值得國人驕傲的。在中國和日本所有的戰鬥中——從明朝抗擊倭寇，在朝鮮和日本人交手，一直到二十世紀抗戰結束——只有戚繼光打日本打得最痛快，讓國人感到最爽。
為什麼感到爽呢？因為戚繼光每次和日本人打仗，只有一個原則：全殲！——就是對小鬼子要統統幹掉，一個不留，統統死啦死啦地。
有人說，戚繼光是世界軍事史上唯一一個每次都以殲滅戰為目的的軍事將領。
戚繼光為什麼能打那麼多大勝仗呢？可以用兩個字概括——務實。而這也造成了他孤獨的存在。
我們知道，除了練好兵，將領還需要有當局的支持才能打好仗。但在明朝是啥樣的呢？不但司令部有個不懂軍事的文官亂指揮，而且朝堂上還被無知的御史們參來參去。
黃仁宇寫道：“也許是有鑑於唐朝藩鎮的跋扈，洪武皇帝從取得天下開始就實行重文輕武的原則，大約過了100年，文官集團進入了成熟的階段，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最高點；換句話說，也就是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最低點，這種畸形的出現，原因在於本朝的政治組織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礎則是兩千年來的孔孟之道。如果讓軍隊保持獨立的、嚴格的組織，和文官集團分庭抗禮，這一元化的統治就不可能如所預期地成長、發展，以至於登峰造極。這種制度既經固定，將領們即使出生入死，屢建奇功，其社會影響，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塊文章。”
這就是明朝軍隊逐漸走向衰落的原因。戚將光當然不能改變這一現實，張居正也是有心無力，然而戚繼光足夠務實，更幸運的是，他遇到一個同樣務實的張居正，所以張在任的十年間，張戚二人的關係逐漸升溫，以至於戚擔任薊州總兵期間，同僚不聽話——換；下屬不聽話——換；上司不聽話——換。當然，也換來了京城十年的和平。
戚繼光有多務實？兵部有領導下來，他請客；他到兵部去，還是他請客；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其長項，久而久之，他在兵部紮根，上級領導對他也十分重視。和戚關係很好的大才子王世貞在批判張居正的同時也把戚帶了進去，說戚大量地送給張居正美女以及高級禮品。這些我們都無從考證了，但是這就是另一面的真實戚繼光。也許有些見不得人，也許不得體，也許該被譴責，但從歷史紀錄裡我們看到，他鎮守東南時，“百姓歡悅，倭寇喪膽”，他離職後“領將軍印三十餘年，家無餘田，惟集書數千卷而已”，他的收入，不管合法還是不合法的，都用於交際了，而他自己，是清白的。他的交際純粹為了實現他的遠大理想。
用黃仁宇的話說：“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他深知一個將領只能在社會情況的允許下才能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裡發揮作用。他接受這樣的事實，以盡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辦好，同時也在可能的情況下使自己得到享受。至於合法或不合法，以他的政治眼光看來已無關宏旨。”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不世出之才，至少一千年才出一個的天才人物，卻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最終在貧病交加中，鬱鬱而終。
黃仁宇評價說：“將星西隕之際，我們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這是一個高的不能再高的評價，但戚繼光當之無愧。戚死後幾個月，西班牙的艦隊已整備出征英國。軍備的張弛，正在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32年後，大明的軍隊與努爾哈赤所部交鋒，沒有戚將軍所強調的紀律及苦心擬定的戰術的明軍眾不敵寡，一舉喪失了明金對峙時期大明的優勢，而後八旗軍作為新生力量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最終取代大明王朝，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戚繼光，註定是一個孤獨的存在。
最後一篇，黃仁宇旨在說中國的鄉村社會也已病入膏肓。在傳統舊中國，自治的鄉野和官僚的廟堂一樣，是舊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這一部分有什麼問題？黃仁宇選擇了大思想家李贄作為代表。
第七章：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如果說，萬曆是高居廟堂的皇帝，那麼李贄則是鄉野的皇帝，但這位鄉野的皇帝，同樣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自詡知識分子的李贄希望自己是離群的，自我的，偏偏中國的社會又是一個宗族的社會，他置身其中，難免矛盾。
他稱讚妻子“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但又埋怨妻子無法理解他的“丈夫志四海”。
他渴望清淨，卻不得不面對整個宗族的複雜社會關係。
他越想擺脫這個社會，社會就越要抓住他。
他出家當和尚，以為四大皆空，結果族人寫信告訴他：我們已經指定你的一個侄子當你的接班人。
他跑到廟裡，但無法不做學問，他要跟朱熹、跟王陽明隔著時空爭論。他還要跟世俗爭，有意思的是，他猛烈地抨擊著世人，卻往往還要依靠被抨擊者的接濟而生活。
可以說，李贄是鄉紳的代表，他的困惑，也就是明朝基礎社會鄉紳自治模式的困惑。
在黃仁宇看來，李贄就是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矛盾裡。作為個人，他尚且無法擺脫社會固有模式和思想給他的枷鎖。可想而知，整個社會要做出改變是多麼困難。而那些寄希望的廉潔與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到了最後，通過這麼多的不同的這一年發生的瑣碎的事情、案例，上推下衍，總結出來的就是，明朝的衰亡從萬曆這時候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大明王朝覆滅是必然的。
而這個衰亡為什麼又是中國失敗的總記錄呢？中國自古以來，就承襲了孔子的理想，儒家的理想，治國的方案。但只是把它硬壓在社會現實上面，完全不去考慮社會現實是不是能夠配合這麼一個理想的秩序。而現實，往往是變動的。當不變的理想與變動的現實矛盾不可調和時，這個王朝就會崩潰。崩潰之後就會開始另一個王朝，往復循環。所以《萬曆十五年》就讓我們看到了整個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興衰的問題了。
再多說幾句
如果說，萬曆十五年（1587）的變化，讓中華文明失去了繼續保持領先世界的重要機會，那在歷史上，還有一年和1587年類似，就是公元755年。
這一年發生了安史之亂，自此大唐王朝和中華民族走向衰落，繁榮的經濟、璀璨的文化、強盛的國力都一去不復返，期間經歷了晚唐的慘淡；五代十國軍閥割據的混亂；遼、金、北宋、西夏的並立與混戰，直到蒙古族滅南宋統一中原建立元朝，中華民族才又一次融合，但元朝僅僅以一個擴張土地為己任的姿態統治華夏，加之其不善治國，經濟文化始終也沒有達到兩宋時期的高度，更不用說比肩唐朝；直到朱元璋驅除韃虜，漢人重新統治九州後，華夏才逐漸恢復元氣，明朝成為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外交方面有鄭和下西洋，有萬國朝拜，經濟方面有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出現，文化方面有我們耳熟能詳的《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和其他數不清的燦爛藝術及其《永樂大典》等，軍事方面更有永樂帝遠征蒙古、萬曆年間屢次打敗日本的記錄，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全盛的時期，在1587年偏偏悄然改變了——最終，華夏大地再次淪落在少數民族手裡。
不用疑問，歷史上只要是異族統治漢族，統治者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民族矛盾，這是非常棘手的，所以統治者不會有多餘的精力很好的發展經濟為百姓造福。參考大元及大清的歷史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所以明被清取代後，滿人和大元時期的蒙人一樣，絲毫沒有把自己當作主人翁，他們從內心深處懼怕漢人、嫉妒漢人從而排擠優秀的漢人、迫害漢人，直到金田起義、鴉片戰爭開始才不得不用漢人，但用漢人也不是掏心窩放心的用，上下級心裡的隔閡始終有，且越用隔閡越大。這就是造成終滿清一朝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也沒有繼續發展反而完全退縮到封建小農經濟，最終造成落後捱打的局面。用教科書中的說法，就是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古老的中國終於沒有能適應世界發展潮流，終於落後了，終於捱打了。
所以，讀罷《萬曆十五年》，我們完全可以做這樣幾個假想：假如張居正的改革思維能夠持續下去，假如海瑞現象不再是古怪地存在，假如戚繼光這樣的將軍能夠不孤獨地存在，假如萬曆年間中華大地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假如取代明朝的不是滿人而是另一個漢人政權……中國依舊會是世界第一強國！
然而歷史就是歷史，有很多缺憾，沒有假如。所以說，自755年繁榮的中華謝幕後，1587年昌盛的中華又一次凋謝！這一年是萬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