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一個被譽為詩仙，一個被譽為詩聖，不用說他們的文才自然是當世一流的。可有個問題不禁讓人產生了疑問，既然他們如此有才，為何在科舉考試中屢屢受挫，連個進士都考不上呢？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就得從唐代的科舉考試說起。文學才能向來是科舉取士的一個主要衡量標準，古話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唐代進士科主要考雜文，到開元、天寶年間則改為詩、賦各一首，隨著詩賦在進士科考試中成為主要考試內容和錄取的標準，唐代進士科的文學性質愈來愈明顯。
唐高宗登基後，進士科出身者在唐代政治中的影響迅速增大，重視文學辭章的社會風氣也逐漸形成。這一價值取向和取士標準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業詩攻賦之人，這也是唐代詩賦盛行的一個主要原因。
既然唐代取士重視詩賦偏重文學，為何李白、杜甫卻沒能榮登科甲，歸結起來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競爭過於激烈；二是進士科考的不僅僅是詩賦，還要求考生對儒家經典非常熟悉，而經學李白、杜甫卻並不擅長；三是科舉歸根到底是為了選撥從政人才而不是詩人，以詩賦文章作試題並不是為了考察應試者的文學天賦，而是為了測試其智力水平和文化素養。
詩賦可以言志，家事國事天下事、個人抱負和習性都可以通過詩文來表達或宣洩。只有才情並茂、文理優長的人才寫得出好的詩賦。但科舉命題與平日的文學創作是不同的，科場中所考的試帖詩必須按照其題意和格律聲韻要求來寫，這是選撥性考試維持可比性和客觀評卷公正性的必然要求。
也就說，個別平時具有非凡詩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適應考試中的命題作詩，李白在考場上無法隨意發揮“白髮三千丈”的奇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及第還與開元、天寶年間“詞人材碩者眾，然將相屢非其人”的特殊時代背景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進士科雖然考詩賦，但目的卻是為了考察考生對作詩技巧掌握的程度，並不要求他們一定要寫出傳世名篇。況且，要讓李白、杜甫這樣的人在考場那種壓抑的氛圍中，也未必就能創造出上佳的師作。但不可否認的是，唐代這種科舉取士的標準直接促進了唐詩的興盛和唐宋文學的繁榮。
唐代進士科雖然以文取士，但是政治和人事因素也會影響科舉的錄取，杜甫在天寶十年（751年）以上書拜官的形式入仕，李白也通過徵辟供奉翰林院，但都未成為政務繁忙、手握實權的官員。如果他們的主要精力都投人到千頭萬緒的日常行政事務中，也許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創作名詩佳篇了。
在唐代開始通榜、公薦和行卷的背景下，以李白的個性，他不會主動去求人，更不會請達官貴人推薦，更不屑於找人推薦，甚至他都不屑於有個狀元的頭銜。至於杜甫，他之所以沒有考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行卷所託非人。
其實，儘管李白、杜甫沒有考中進士，但是進士科在開元、天寶年間選撥了不少文學人才，如祖詠、儲光羲、王昌齡、王維、岑參、錢起、張繼等詩人皆先後進士及第，其中王維還是狀元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