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和浩特舊城大北街西側，曾有一條“大廳巷”，在舊城區的拆遷改造中，這條小巷早已消失，但舊城的老人對大廳巷裡一座典雅莊嚴的建築——丹府都印象深刻，因其府前有高高的臺階，門庭恢弘，被附近的老居民稱為“高階門”。
一
丹府本是土默特左翼旗都統衙署，丹津家族承襲土默特左翼都統達四代逾百年，在當地頗具威望，丹津任土默特左翼都統達34年，地位顯赫、政績突出，故當地商民慣用“丹府”來稱呼這座衙署。乾隆二年，丹津去世，其後人進京襲爵位，衙署“變價報部”，即由其子孫出資購買而成為私宅。民國年間，呼和浩特地區第一家稅務機構租用了丹府的二堂西院作為“收稅大廳”，“大廳巷”便由此得名。
據丹津的後人田效緒老人回憶，丹府的建築格局是四進院落，大門前有照壁一座，大門三間，一明兩暗，大門頂樑上懸掛匾額一塊，書有“世代稱雄”。大門內依次為大堂、二堂、垂花門、內宅，共有房42間。所有的房屋均為木石磚瓦結構，是典型的“廳子房”，即廳子主體為前廊後廈，前後均有窗。內部有木製雕花隔扇，正廳有地炕、暖閣。因丹津自幼生活在京都，故建房具有了京都王公貴胄府第的建築特點。在丹府的大堂內，懸掛有雍正皇帝御筆金字匾額一塊，上書杜牧的《山行》詩一首，匾四周鎏金製成二龍戲珠圖案，此外還有雍正敕書一卷，長約一丈，寬二尺，通體龍形花紋紅色綾子製成，上有滿文、蒙古文、漢文3種文字，內容為“土默特三等子爵兼三等男爵，丹津之妻雲碩布氏為一品誥命夫人”。在田老先生的印象中，以正廳懸掛的丹津坐姿全身畫像最為引人注目。這幅畫像高約2米，丹津著一品官服，頂戴花翎，正襟危坐於虎皮椅上，威嚴中透著親切，畫面極為生動。畫像的眼睛尤為傳神，於廳內的任一角落，均可感受到他的炯炯目光，可見畫功之高。
在呼和浩特舊城大北街西側，曾有一條“大廳巷”，在舊城區的拆遷改造中，這條小巷早已消失，但舊城的老人對大廳巷裡一座典雅莊嚴的建築——丹府都印象深刻，因其府前有高高的臺階，門庭恢弘，被附近的老居民稱為“高階門”。
一
丹府本是土默特左翼旗都統衙署，丹津家族承襲土默特左翼都統達四代逾百年，在當地頗具威望，丹津任土默特左翼都統達34年，地位顯赫、政績突出，故當地商民慣用“丹府”來稱呼這座衙署。乾隆二年，丹津去世，其後人進京襲爵位，衙署“變價報部”，即由其子孫出資購買而成為私宅。民國年間，呼和浩特地區第一家稅務機構租用了丹府的二堂西院作為“收稅大廳”，“大廳巷”便由此得名。
據丹津的後人田效緒老人回憶，丹府的建築格局是四進院落，大門前有照壁一座，大門三間，一明兩暗，大門頂樑上懸掛匾額一塊，書有“世代稱雄”。大門內依次為大堂、二堂、垂花門、內宅，共有房42間。所有的房屋均為木石磚瓦結構，是典型的“廳子房”，即廳子主體為前廊後廈，前後均有窗。內部有木製雕花隔扇，正廳有地炕、暖閣。因丹津自幼生活在京都，故建房具有了京都王公貴胄府第的建築特點。在丹府的大堂內，懸掛有雍正皇帝御筆金字匾額一塊，上書杜牧的《山行》詩一首，匾四周鎏金製成二龍戲珠圖案，此外還有雍正敕書一卷，長約一丈，寬二尺，通體龍形花紋紅色綾子製成，上有滿文、蒙古文、漢文3種文字，內容為“土默特三等子爵兼三等男爵，丹津之妻雲碩布氏為一品誥命夫人”。在田老先生的印象中，以正廳懸掛的丹津坐姿全身畫像最為引人注目。這幅畫像高約2米，丹津著一品官服，頂戴花翎，正襟危坐於虎皮椅上，威嚴中透著親切，畫面極為生動。畫像的眼睛尤為傳神，於廳內的任一角落，均可感受到他的炯炯目光，可見畫功之高。
二
丹津之所以得到了皇帝的器重及百姓的擁戴，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創辦了土默特官學。今天，在土默特學校校園內的文廟大成殿前，有兩通石碑，為我們保留了呼和浩特教育歷史文化的記憶，也為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碑文的題頭分別為“敕建文廟官學碑記”“敕修文廟官學碑記”。“敕建”“敕修”均說明當時土默特文廟的建、修都是經過雍正皇帝批准的。
雍正十二年秋，皇帝派兵部侍郎通智（不久後升任兵部尚書）作為欽差大臣來到了呼和浩特，肩負的使命是“整（頓）斯土”。因為當時綏遠城還沒有興建，土默川上只有土默特左翼旗和土默特右翼旗，而且兩個旗的都統均駐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是兩個旗共同的治所，所以前來“整斯土”，也就是整頓土默特旗務，而且“經營一載，政通人和”。實際上這位欽差大臣肩負的使命，是興建綏遠城，為滿洲在漠南蒙古地方駐軍做準備。
通智來到呼和浩特，看到這個邊外小城還有文廟和官辦的學校，便在雍正十三年夏，為學校立了第一通石碑。碑文記載說，土默特左翼都統丹津家族是土默特世家，他們收羅土默特部眾，治理地方頗得人望，旗民莫不感恩戴德，於是商民共同發起捐贈物料，招集工匠，開始為丹津家族修建祠堂，以歌頌其功德。
三
所謂土默特世家，說的是丹津的曾祖父古祿格，於1636年在皇太極將金國改國號為大清時，被任命為土默特左翼旗都統，而後該家族有4代5個人也就是5次襲任土默特左翼都統。丹津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襲任，此時該家族治理土默特地方已將近70年，到雍正元年，丹津也已經任職18年，家族襲職已近90年，可見其威望與影響。
至雍正十三年，丹津任職已30餘年，據“敕建文廟碑記”載，其為人敦厚，秉性忠誠，兩旗土默特暨闔城商賈，以及烏蘭察布盟六旗所屬蒙古人莫不感恩戴德，願與丹公修建祠堂。丹津不同意人們為其修建生祠以偶像供奉他，可是修建祠堂之工料已具備，建築之勢已難阻止。丹津深知地方治理得好，是聖祖仁皇帝撫育內地與邊疆民族地區一視同仁的結果，因而不敢居功，同時他也看到旗民的好意不可阻擋。於是，丹津在雍正元年（1723年）上了一道奏章，說：“旗民正在為我家族建造祠堂，我想到內地有建文廟辦學校的慣例，土默特地方雖然屬於民族地區，但旗民也需要教化，所以想就勢把在建未成的祠堂稍做展修，建成文廟和官學，以教化旗民子弟。”雍正皇帝“洞見其誠，照所請準行。”所以便效仿內地修建孔廟設立學堂之先例，於1724年將未完工的祠堂改建為文廟，並於1726年創辦了土默特官學，這就是呼和浩特土默特學校的前身。
稍有出入之處是，通智在文廟建成10年後作勒石記載，把丹津於雍正元年上奏章，說成了雍正二年，而依據我們查到的奏章，上奏朝廷是在雍正元年，雍正二年是文廟建成的日子。
四
土默特地方經過近兩個世紀的教育和文化積澱，鄉村已不缺私塾，大的家族也具有了畢業於官學的文化人、書籍和啟蒙老師，而且這些文化人蒙滿藏漢文化都略通一二，在普通民眾心目中頗顯得博學多才。到上個世紀初，土默特地方的教育普及程度在各蒙旗中最為突出，土默特高等小學畢業生在當地是文人，在全國來說也已經是文化人，因而他們對當時的各種新思想和先進組織都極為關注。再借助剛剛貫通的京包鐵路和民國初期建立的國家級民族教育學校——蒙藏學校，一批又一批土默特青年學子便躍上了救國圖強、振興民族的道路和舞臺，其中以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一批蒙藏學校的早期黨員和延安民族學院培養的一批抗戰時期的黨的幹部最為集中也最具歷史貢獻。可以說，近200年的教育和文化積澱，深刻解讀了“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來源：內蒙古旅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