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後期，八百孤軍扼守四行倉庫，浴血奮戰，從此“八百壯士”享譽中外。昔日英雄那驚天地、泣鬼神的歲月及不為人知的流浪顛沛生活，更激起了我們對抗日將士的欽佩與愛戴。請聽一位“八百壯士”倖存者田際鈿那刻心銘骨的訴說……
四行倉庫
毅然參軍
我出生在湖北赤壁市（前身是蒲圻縣）中夥鎮煙墩村，家境貧寒，幼年失學，最為不幸的是10歲左右父母雙雙病故，甩下我這麼一個兒子撒手而去。於是，我13歲起便給人家放過牛，幫客棧當雜役，在勤坊鋪當過學徒，在酒館、茶社跑過堂，也幫人家燒過火，給富戶人家做長工，小小年紀便品嚐到了生活的艱辛及世間的冷暖。
小時候的我很頑皮，還有點兒飛簷走壁的本領，像小雀一樣快捷靈敏，於是小夥伴們給我一個綽號“雀兒”。有一回，我想教訓一個十里八鄉的惡霸地主，便用子彈殼、火藥自制了一把土手槍。深夜單身一人摸進地主家，不巧被地主發現，大喊“土匪來了”，鬧得雞飛狗跳。以後，這地主再也不敢欺負我這位孤兒了，見面還得賠笑道好。
1937年，我20歲了，在蒲圻城關劉沅記糧食行幫工。這時，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全國處於抗日高潮，我當時血氣方剛，心想“國難當頭，在資本家這兒混飯吃沒意思，不如去當兵打日本鬼子”。於是，當年夏天我就辭去工作，離開糧食行，到東門文廟保安團新兵報到處報名當兵。
蒲圻是國民政府湖北第一督察區所在地，通城、通山等縣都歸第一區管轄。抗戰爆發之初，通城縣的保安大隊下轄3箇中隊。由於戰事的需要，其中通城保安大隊的一、三中隊被調到蒲圻集中。我們被送到武昌卓刀泉新兵訓練處，經過幾天的訓練，正式編到湖北保安五團，團長叫李書裕，我被編到一營一連二排當兵。
淞滬戰爭爆發，團部奉命開赴上海蔘加這一戰役。開拔的這一天，武漢各界市民在漢口中山公園召開大會，歡送我團上抗日前線，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親臨大會講話，勉勵我們英勇抗日，保衛國土。會後，陳誠送了我們一面團旗，旗上印有青天白日圖案，寫有“湖北保安五團”字樣。在雄壯的軍樂聲中，我們全體官兵雄赳赳地通過市區到大智門火車站上車，沿途店鋪燃放鞭炮歡送，市民們向我們揮手致意。當時乘坐的是一列貨車，為防日機轟炸，火車只能夜間運行，走走停停，七天七夜後才到達上海南翔火車站，接兵部隊領著我們經過一夜急行軍進入上海市區，住在火車站大樓，我們團的番號也改為陸軍第四路軍八十八師五二四團。
堅守四行
經過5天的休整，師部命令我們團開赴上海閘北，接替兄弟部隊抗擊日本華中派遣軍的進攻。敵人衝鋒時，隔遠就用步槍射擊，離近就扔手榴彈。敵人每次衝鋒都被我們打退，經過十天十夜的艱苦戰鬥，使戰線在閘北一線僵持，敵人的企圖一直不能得逞。勝利地完成了防守任務後，團主力奉命與其他兄弟部隊一起西撤，我所在營擔負掩護任務。全營500多名戰士在團長（時為團副）謝晉元的指揮下，由營長楊瑞符率領於10月23日退守四行倉庫。
四行倉庫為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銀行所有，位於蘇州河北岸，與公共租界僅一河之隔。當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日本與英、美還有外交關係，因此敵人不敢貿然使用飛機和大炮等重武器。倉庫為七層鋼筋水泥大廈，建築十分堅固，對我們固守有利。戰鬥編制為4個連，我連有9個班，配有九挺輕機槍，我編在一連二排。進入四行倉庫後，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就向戰士們宣佈，“要以死相拼，與倉庫共存亡！”我們一齊高呼“為保衛大上海，決心流盡最後一滴血，人在倉庫在。”開始3天，敵人尚未發起攻擊，我們便利用空隙時間緊張地做戰鬥準備，首先是打通各層樓房的隔牆，便於互相串通，接著用倉庫內堆存的小麥、玉米構築外圍工事。到第四天即10月27日，敵人開始發起進攻，以坦克為前導，步兵隨後，一次又一次地向陣地猛烈衝擊。很快，外圍工事被敵坦克摧毀了，就退守到樓房內抵抗，我與戰友一直堅守在三樓。四連是重機槍連，堅守在一樓。敵人發起衝鋒時，我們的輕重機槍一齊怒吼，手榴彈成串地在敵群中開花，打得窮凶極惡的敵人哇哇亂叫，血肉橫飛，屍體遍地，狼狽地敗下陣去。
陰險的敵人並沒有因失敗而放棄攻擊的野心，面對著這支英勇善戰的中國勁旅，一次次或偷襲或猛攻。我不顧自身安危以死相拼，抱著炸藥包衝進坦克群炸燬了一輛敵坦克。有一位戰士身捆手榴彈，擰開彈蓋，拉出導火線跳入敵陣與敵人同歸於盡。
我營在內缺彈藥、外無援兵的艱苦條件下，孤軍浴血奮戰了四天四夜，四行倉庫巍然屹立，國旗高高飄揚，不僅使敵軍一無所獲，而且受到重創。在戰鬥中，我軍共炸燬敵坦克2輛，重創1輛，斃敵200多人，傷敵不計其數，而我們只有5人犧牲，32人受傷。因為作戰有功，一批戰士受到團長謝晉元的嘉獎，我也晉升為上士。
這次戰鬥，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一無所獲，眼看不能取勝，一方面用重兵層層圍困，使我們不能突圍外撤；另一方面以不傷害全營官兵、不予招降、不受改編為條件商請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談判停火。當時，我們處於孤軍無援境地，環境險惡，無法繼續戰鬥下去，只得接受停火條件。10月31日深夜，全營官兵向前來接納的英國軍官交出所有武器，進入公共租界。至此，震驚中外的四行倉庫保衛戰勝利結束，我們便開始了孤軍營的艱苦鬥爭歲月。
我們全營有500多名。為什麼500多人成了“八百壯士”呢？我手上有這麼一個油印的文字資料，上面記述：“在戰鬥開始時，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收到一則報道，標題為《謝晉元率部500餘人，退守四行倉庫》。社長馮有真在審稿時改為‘八百壯士，固守四行倉庫’，將500餘人改為‘八百’，並以‘壯士’一詞更加突出了這批戰士的英雄氣概。”看來，“八百壯士”原為“五百壯士”，是歷史的陰差陽錯，也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的用心良苦。受此影響，戰鬥結束後，上海市民向孤軍送了一塊“孤島之花，軍人楷模，忠心報國，勇士八百”的匾額。於是，將錯就錯，以訛傳訛，“八百壯士”一說使用至今，叫響歷史教科書與史典。
困居孤軍營
我們倖存的500多名官兵進入租界，在跑馬廳休整了兩天，租界工部局派了13輛卡車載著我們開往孤軍營，戰士們雖然個個衣衫襤褸，但英姿煥發，站在汽車上沿途受到市民們的熱烈歡呼。卡車開進軍營，工部局派了三四十名白俄士兵駐孤軍營擔任警戒，營內四周安裝了鐵絲網，只准官兵在營內活動，不準外出，不準與外界接觸，實際上是失去了人身自由，過著囚禁生活。
開始3個多月，飯菜都是由英國人請人做好後送到營內，早晨稀飯，中午、晚上吃米飯加一點兒蘿蔔、黃豆。因飯菜做得不好吃，又不衛生，孤軍營便向英國人交涉，根據有關協議，將定量供給的錢米直接給營部，由我們自己打灶做飯，得到同意。孤軍營人才濟濟，泥瓦匠、縫紉工、做皮鞋等各方面人才應有盡有。官兵們很快用蘆葦搭起了草樓，生產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除自用外，部分銷到上海、四川和新加坡等地，彌補了生活費的不足。我被安排當織襪工，那期間還學習了兩年文化。
在困居孤軍營的日子裡，謝晉元一再叮囑我們要鍛鍊身體，磨鍊意志，等待時機，重返前線，繼續抗日，把侵略者趕出國土。但是，租界工部局迫於日本人的淫威，多次阻止我們正當的愛國活動，日偽特務機關千方百計想瓦解孤軍營，不斷地使用各種伎倆進行破壞。孤軍營每天要舉行升旗典禮，全體官兵集合在國旗下，立正敬禮，高唱國歌，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孤軍營上空高高飄揚，同時列隊向前方犧牲的將士默哀。1938年8月的一天，我們正在升旗，工部局派來大批“洋兵”把營地團團包圍，四周站崗的白俄士兵衝進操場搶國旗、砍旗杆。為了保護莊嚴的國旗，全營官兵在謝晉元的指揮下，用磚頭、酒瓶、菜刀、鐵叉作武器與白俄士兵展開了肉搏戰，“洋兵”見狀急忙衝進操場用警棍、水龍頭對孤軍官兵猛襲，並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戰士2人，打傷300多人，白俄巡警被打死了兩個。傍晚，工部局封鎖了孤軍營，用卡車將我們押往外灘中央銀行囚禁。事後，孤軍營官兵絕食3天以示抗議。由於上海各界人士的聲援和我們激烈的抗爭，工部局不得不釋放我們，解除對孤軍營的封鎖，並允許孤軍營每逢節日、紀念日升旗，但旗杆截去了一節。
孤軍營的活動，引起了日軍和汪偽漢奸走狗們的忌恨。他們千方百計想收買孤軍營，多次拉攏謝晉元團長，都遭斥責。有一次，日本佬發放一些表格，給我們每人一張，要我們填寫志願參加“和平軍”，不少戰士在表上寫“我要回家”，有的戰士寫“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當和平軍”。我當時填的是“寧死不當亡國奴”。
日偽的誘降活動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敗，便惱羞成怒，萌生殺機，從孤軍營內部買通以郝精誠為首的一夥敗類暗殺了謝晉元等人。為了紀念這位民族英雄，國民政府追認謝晉元為陸軍少將。孤軍營還為謝晉元鑄造了銅質紀念章，發給官兵佩戴，音樂家們創作了《謝晉元團長追悼歌》，當時在社會上廣為流唱。
謝晉元遇難後，雷雄代理團長，與團附上官志標一起領導孤軍營官兵繼續與日偽進行鬥爭，直至1941年底孤軍營解散。
流放荒島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孤軍營地也落入敵手。日軍將我們作為戰俘抓起來，先送到上海寶山縣一個集中營關了一個半月，後又押往郊區的龍華縣。當時，龍華至寧波有條鐵路，為了堵住附近地區的老百姓，不讓他們靠近孤軍營，日軍決定在離鐵路外10米處挖一條深坑，長2000米，寬深各三四米。每天天不亮，日軍就強迫我們起床，前去挖坑。深坑挖到兩三米就有水，泥濘不堪，稍一怠慢就要遭到日軍士兵的鞭抽毒打，午飯就在工地上吃些豆腐渣之類粗劣的飯食。
孤軍營的行蹤一直為世人關注。一天，有個日本士兵在工地上發現了一封埋著的信，內容是告訴孤軍營的官兵，新四軍在打聽我們的下落，準備營救。原來，孤軍營裡有個清潔工就是新四軍通過上海租界工部局打進來的。日軍獲悉此信後，大為震驚，急忙給孤軍營官兵們分發餅乾、麵包等食品，要我們收拾行李馬上轉移。隨後，我們被送往南京老虎橋江蘇第一監獄。不久，12名士兵越獄逃跑，但跑到南京中華門時被日軍抓住，日軍當即用刺刀將他們全部殘忍地刺死。
1942年秋，日軍將孤軍營一分為二：一部分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築路做苦工，另一部分送到西南太平洋的一個荒島上服苦役。那天，連我在內一共36人被押上了日軍的一艘大型軍艦。因為怕中國和盟軍的飛機轟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碼頭。軍艦共9層，我們被趕到最底層，不見天日，裡面熱得出奇，沒有床，不少人暈船、拉肚子，有一個來自通城縣的湖北老鄉就熱死在艦上。軍艦在太平洋上共漂泊了48個晝夜，到達澳洲一個叫新不列顛島的荒島上。這個島位於西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灣之間，四周都是10米高的樹，荒無人煙，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被日本海軍佔領，日軍在島上建了許多補給倉庫。
上島後，“孤軍營”的人被拆散，我們12人編入“中國軍人勤勞隊”，隊裡共有160名戰俘，其中包括新四軍、游擊隊戰士。在島上一起服苦役的，還有英國、美國、印度、馬來西亞等國戰俘。在“勤勞隊”服苦役的日子裡，我們簡直是過著非人生活，勞動十分繁重，生活極其艱苦。一天要進行十多個小時的繁重勞動，住的是巖洞，瓜薯當餐，有時還吃日本人丟下的豬牛內臟和骨頭。沒有醫療條件，如果患病搞不好就眼睜睜等死，經常看到殘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戰俘用卡車運到深山裡去埋掉。當初160人的中國勞工隊，兩年多後只剩下38人。我的3位蒲圻老鄉向壽山、雷炳林、劉炳秋，連累帶病，於1943年前後死在島上。我與難友含著眼淚，祕密地掩埋了他們的屍體，日本投降後又把屍體移入國際公墓安葬。
日軍經常欺侮中國士兵。一次，有個塊頭較大的日軍上士，看到我身體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們摔跤，你贏了，這條煙給你米西米西；我贏了，打你兩個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我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對方氣焰囂張，著實想教訓他一番，就點頭同意。日本佬猛撲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勢彎腰將手伸向對方襠部，用力一扳，將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邊的中國難友都向我投以欽佩的目光。
1945年8月，曾經不可一世的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了。不久，麥克阿瑟統率的盟軍澳大利亞13師乘艦駛近該島海岸。島上的中國戰俘獲知後歡呼雀躍，我們二三十人下海一直遊了500多米後爬到艦上，和上面的盟軍士兵一齊享受勝利的喜悅。
1946年12月底，我們31人被國際紅十字會遣送回國。我們經香港回到上海，上海市政府組織人到港口迎接。在上海住了一些時候，國民政府對我們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倖存者態度逐漸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沒有什麼優待。這時我感覺國民政府當時對八百壯士鼓譟一時的宣揚不過是為粉飾國民黨堅決抗日的門面而已，從此心灰意冷。不多久，國民黨當局又以升官為誘餌，誘使我們上東北戰場參加內戰，但我們好些人抱定“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念頭，堅決要求解甲歸田，經過鬥爭終於得以成行。上海市政府也就順水推舟給了我們一些路費。我孤身一人，回到了闊別十載的家鄉鄂南煙墩。
解甲歸田
“八百壯士”500多人裡，我們湖北赤壁籍的戰士不少，我知道的就有22人，鄰縣的通城更多，有200多人，附近的通山縣也有一些。因此，“八百壯士”可以說主要是我們鄂南壯士。
1947年7月，我脫去一身戎裝，帶著一身傷痕回到故里。突然回來，兒時的玩伴都已成家立業，見到高大卻瘦削的我都格外的驚詫，鄉音未改的我一見到兒時的夥伴，便簡單地說了一下十年來的軍旅生活與流放情況。還沒講完，同鄉的“大夥伴”們都相擁而泣。
因家貧如洗，失親少助，加之年齡已大，身體負過傷，剛回鄉的我討不起一房親，只得倒插門去一寡婦家做上門女婿，這時對方已有3個年幼小孩兒，二女一男。可是，好景不長，女方不多時染病西去，我很快成了3個孤兒的養父，既當爹又當媽，拉扯3個孩子過了幾年。1955年春，好心人牽線，又與隔村小我20歲的王移寶喜結連理，相親相愛。不幾年，金玉、滿秀、銀水二女一男相繼出世，活潑可愛，懂事乖巧，終於有了一個溫馨美滿的家。後來，孫子出世時，我執意要給孫子取名為“田靖”——我一生經歷的苦難坎坷太多了，我希望我的孫輩後人再不要重複那種漂泊流離的生活，要平平安安地過一輩子。
在家鄉，我先後擔任過丁母鄉、汀泗鄉鄉警警長多年，踴躍參加過蒲圻陸水樞紐和柳山湖圍墾等工程建設，在工地被譽為“老黃忠”，多次受到工程指揮部和民工團的表揚與獎勵。但是，“四清”“文革”運動接連而來，年過半百的我因國民黨軍隊退役兵的身份而成為衝擊對象，自己也被當作“軍痞子”掛牌遊行批鬥，家被抄了，一些證件被沒收了，只有那枚謝團長紀念章被祕密珍藏下來。
曾有人想以高價收購那枚謝晉元紀念章，雖然生活困難，但再高的價位在我眼裡也不算什麼，錢花完了什麼也沒了——這枚紀念章一直跟隨我到過澳洲，它是我對過去生活的紀念，也是我留給子孫後代的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