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驅車繞道一百公里來到寺前廣場時，頭頂炙熱的驕陽、眼前嶄新的廟宇、身旁稀疏的人群，讓我的心頭不禁悵然：除卻寺院前後山頂兩座保存完好的唐代佛塔迥然屹立之外，整個寺院已完全沒有傳說的那般模樣。
幾經打聽，終於找到一座依山而建的高大佛堂。
彎腰低頭，透過正門的柵欄，流傳1700多年的“番禾瑞像”現於眼前。
對，它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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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驅車繞道一百公里來到寺前廣場時，頭頂炙熱的驕陽、眼前嶄新的廟宇、身旁稀疏的人群，讓我的心頭不禁悵然：除卻寺院前後山頂兩座保存完好的唐代佛塔迥然屹立之外，整個寺院已完全沒有傳說的那般模樣。
幾經打聽，終於找到一座依山而建的高大佛堂。
彎腰低頭，透過正門的柵欄，流傳1700多年的“番禾瑞像”現於眼前。
對，它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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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我，手握柵欄，眉眼微抬，撅臀翹腚，看到的就是此般場景。身旁的妻子一臉鄙夷的看著我此般姿勢，而身旁的兒子卻一刻不停的問我：這是個啥？……
這是個啥？
我的內心感受到了一絲挑戰的氣息，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可能歷時9天的旅程將會被賦予一個不太完美的結局。
好吧，其實這真的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要想說清楚眼前這個帶著兩個眼的石頭是個啥，就必須從中國佛教史上極為著名的一樁傳說——“番禾瑞像”開始說起。
所謂“番禾瑞像”，是指當年西域高僧劉薩訶在西去求佛法的途中，途經番禾縣（今金昌市永昌縣）御山時，突然雙手合十，面朝山崖誦經不止。隨行弟子驚奇不已，上前詢問，劉薩訶說：“此山將有佛祖釋迦摩尼瑞像出現。”
同時，他還說：“若靈像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
意思就是這山以後會有一個代表佛祖的瑞像出現，如果這像完整了，大家日子就都還不錯；如果這像有點殘缺，可能今後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好過。
於是大概80年後，突然一日風雨大作，就在劉薩訶磕頭禱告的御山石壁之中，挺立而出眼前的這個石崖，眾人看後都覺得和佛祖之像極為相似，於是“番禾瑞像”得以顯現。
大概又過了40年，距離這裡200多裡的武威附近河道中，又出現了一個保存完好的石佛頭，與此石崖極為契合，於是從那個時刻開始，1700年來，佛頭連上石崖，又從石崖跌落，反反覆覆，幾經折騰，但居然和整個華夏民族的興衰都有所聯繫，這就讓劉薩訶的預言越發神祕，不可收拾。
對，番禾瑞像沒有佛頭時是這個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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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驅車繞道一百公里來到寺前廣場時，頭頂炙熱的驕陽、眼前嶄新的廟宇、身旁稀疏的人群，讓我的心頭不禁悵然：除卻寺院前後山頂兩座保存完好的唐代佛塔迥然屹立之外，整個寺院已完全沒有傳說的那般模樣。
幾經打聽，終於找到一座依山而建的高大佛堂。
彎腰低頭，透過正門的柵欄，流傳1700多年的“番禾瑞像”現於眼前。
對，它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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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我，手握柵欄，眉眼微抬，撅臀翹腚，看到的就是此般場景。身旁的妻子一臉鄙夷的看著我此般姿勢，而身旁的兒子卻一刻不停的問我：這是個啥？……
這是個啥？
我的內心感受到了一絲挑戰的氣息，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可能歷時9天的旅程將會被賦予一個不太完美的結局。
好吧，其實這真的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要想說清楚眼前這個帶著兩個眼的石頭是個啥，就必須從中國佛教史上極為著名的一樁傳說——“番禾瑞像”開始說起。
所謂“番禾瑞像”，是指當年西域高僧劉薩訶在西去求佛法的途中，途經番禾縣（今金昌市永昌縣）御山時，突然雙手合十，面朝山崖誦經不止。隨行弟子驚奇不已，上前詢問，劉薩訶說：“此山將有佛祖釋迦摩尼瑞像出現。”
同時，他還說：“若靈像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
意思就是這山以後會有一個代表佛祖的瑞像出現，如果這像完整了，大家日子就都還不錯；如果這像有點殘缺，可能今後大家的日子就都不好過。
於是大概80年後，突然一日風雨大作，就在劉薩訶磕頭禱告的御山石壁之中，挺立而出眼前的這個石崖，眾人看後都覺得和佛祖之像極為相似，於是“番禾瑞像”得以顯現。
大概又過了40年，距離這裡200多裡的武威附近河道中，又出現了一個保存完好的石佛頭，與此石崖極為契合，於是從那個時刻開始，1700年來，佛頭連上石崖，又從石崖跌落，反反覆覆，幾經折騰，但居然和整個華夏民族的興衰都有所聯繫，這就讓劉薩訶的預言越發神祕，不可收拾。
對，番禾瑞像沒有佛頭時是這個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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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佛頭時，是這個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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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不是劉薩訶唯一的預言傳說，但其中流傳最為廣泛的，就是眼前這個“番禾瑞像”。聖容寺也因此成為劉薩訶的“本寺”，千百年來一直香火旺盛，直至1953年完全拆除。
對於一個對漢傳佛教不太瞭解的人來說，劉薩訶的名字可能極為陌生，即便是我們這樣出生、成長在河西走廊的人，劉薩訶也是一個極少觸及的知識點。最初對於他的知曉，還感謝秦川老師一部《絲路佛陀》的紀錄片腳本，雖然此片最終沒有拍攝完成，但其中對於劉薩訶的種種記述還是讓人感覺頗為神祕。因此，能夠到達聖容寺一睹瑞像本來面目，也就成為我長久以來的一樁夢想。
劉薩訶在中國佛教歷史中是一個極為特殊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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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為胡人，出生在今天山西境內。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屠戶，生性極為殘暴，可以說是作孽多端。31歲時飲酒暴斃，據說是得觀音指點重返陽世，自此生性大變，剃度出家，法號慧達。出家之後，劉薩訶依照觀音指引，在中原地區廣為遊歷，留下了諸多神蹟，不但在廣大信徒之中口口相傳，而且在諸多正史之中也有記載。
之所以特殊，大概有三點原因：
一是他在中國漢傳佛教之中是一個幾乎可以與釋迦摩尼比肩的得道高僧，可謂極為罕見。當然，這種比肩有他自有的一種特色，雖然在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內核上，劉薩訶的整體影響力並不如達摩、鳩摩羅什、唐玄奘那般彪炳千古，但在佛教底層信眾之中，劉薩訶更多是以一種“近神”的姿態出現，這就使他極具個人特色。
第二，劉薩訶是整個中國佛教第一批前往西方求尋佛法之人。有資料記載，劉薩訶返回國內的時間，比同道西去的法顯和尚還早三年，即使僅從時間角度來說，劉薩訶對於整個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劉薩訶雖然身為胡人，但在其種種神蹟傳說之中卻有著一種濃重的中國民眾傳統習俗和觀念的身影。比如他最早的死而復生，還比如他種種神奇的預言，類似的神蹟在早期印度佛教經典中並沒有太多類似的記載，反而在更為早期的中國，以“河圖洛書”等形象為代表的圖讖傳說極為盛行，這與劉薩訶的傳教方式十分神似。民眾將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神話故事與最早期的佛教高僧行跡的結合，恰恰說明中國世俗佛教在早期學習印度原始佛教經典之後，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信仰的對象。也正是因為這種方式的出現，為隨後佛教與中國傳統的結合奠定了基礎。因此，深處時間軸最前端的劉薩訶，可謂功不可沒。
當然，以上這些緣由，在如今來看似乎太過“高大上”。但就我個人來說，劉薩訶的吸引力遠沒有那麼的空洞，個人其實只是對於其中的幾個細節非常感興趣。
劉薩訶大約生於公元360年，31歲頓悟，江南遊歷三巡後，開始印度取經之行，一生中在河西走廊活動的時間大概有兩個階段：一是公元394至公元403年的西出取經及返回階段；二是公元415至公元436年的重返河西走廊的弘法階段。而與此同時，以一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而響徹千古的鳩摩羅什大神，從公元384年開始，被困涼州17年，與劉薩訶河西走廊活動的第一階段基本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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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劉薩訶，一邊是憑藉非凡文采照耀千古的鳩摩羅什，如果在1700年前，這兩人的相遇不知會是何種情形？會不會有一種“洋學生”見“泥腿子”的滑稽景象。當然，關於兩人是否見面，史書中並無詳細記載，但可以想象的是，以當時鳩摩羅什風頭不二的景象，大概對於這個從身旁路過的“少數民族”不會有太多深刻的印象。但歷史就是這般的詭異，兩個擦身而過的生命，在千百年後，卻成為漢傳佛教“一上一下”兩條“基本路線”的開創之人。
其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佛教雖然啟自印度，但目前主要卻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保持盛行，在印度本土的宗教信徒統計中僅僅名列第七，而且主要以藏傳佛教信徒為準，如果考慮到國內對於尼泊爾問題的態度，可能這個比例還會更低。同時，目前印度佛教信徒主要以藏傳佛教為主，這與中國目前流傳的漢傳佛教有著極大的局別。藏傳佛教對密宗法門更加重視，尤其在經歷過蓮花生大士的改造之後，更多的是具備了一種藏區傳統的神儺氣息，佛祖釋迦摩尼最初關於人生意義的反思已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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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漢傳佛教之所以有趣，在我看來是其本身具有一種十分獨特的“精分特質”。
在精神內核上，漢傳佛教目前的模樣是在大乘佛教教義的基礎上，等多的融入了後世禪宗的思考方式，整體呈現一種“出世”的態度。這種方式具有很強的排他性質，也就是說如果信徒自身沒有“慧根”，很難修成正果。而所謂“慧根”的基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在智商和情商上必須要達到一定的水準才行，在中國古代沒有全民教育的前提之下，這種修行的方式勢必只能為士族階層所使用，僅僅以鳩摩羅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為例，這種否定加比喻的內涵定義方式，即便是對於現今之人，如果沒有一點邏輯基礎，理解起來也是極為困難。你連“機”在哪裡都不知道，所謂“機鋒”更是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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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與此同時，漢傳佛教在傳播方式上又與釋迦摩尼本尊在創教之初的定義有著極大的不同，在實際操作中更多的卻選擇了一種相對“入世”的方式。佛教在創立之初，是極為重視專業僧侶團體的教育和培養的，並將“佛、法、僧”定義為佛教基礎的“三寶”，強調相對專業的訓練對於領悟佛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一方式對於宗教傳播來說卻十分不利。實踐證明，作為宗教信仰基礎的底層民眾對於精進的佛法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需要的是對於現世苦難的解脫和對未來美好希望的達成。因此，在後世佛教的傳播中以“淨土宗”為代表的相對簡單的法門得以傳播，而以唐三藏為代表的“唯識論”不到百年便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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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薩訶正是迎合了基層信眾這一心理，在整個佛法的傳播過程中，通過圖讖及神蹟的種種運用，讓佛教在廣大信眾之中逐步確立了一種近似神明的信仰位置。由他開始，佛教在中國開始了一種世俗化的傳播道路，及至後世，佛教甚至成為世俗社會所不能缺少的一種精神文化生活，這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就是“廟會”。所謂“廟會”，顧名思義，就是在廟宇舉辦的一種聚會，在現代人看來，似乎“廟會”已經沒有了任何宗教層面的意義，在人們的觀念之中它就是一種類似於“街頭市場”的形式。但其實在它誕生之初，就是為了吸引信眾前來聽取佛法講義而舉辦的，僅僅是為了迎合人們愛看熱鬧的心理，才在其中糅合了交易和曲藝等附屬功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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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引起我興趣的細節，是劉薩訶為什麼會在整個傳法過程中兩次深入河西走廊地區？這是一個十分值得玩味的現象。如果說第一次是因為西去取經必須路過，那麼第二次前來就有著一種別樣的意義。
我長久以來一直對河西走廊的很多地名非常感興趣，大體將他們總結為三種形式：第一種以水源來命名，比如酒泉、懸泉、五口井等地；第二種是以交通線路來命名，凡是叫做驛或者堡的地名大體由此而來；第三種就是關於宗教傳播的線路來命名，比如酒泉附近的金塔、金佛寺、西峰寺等地名多是由此而來。在自然環境極為嚴酷的河西走廊地區，人們能夠將宗教場所所在地，與水源和交通要地同等而論，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神奇之處。更為重要的是，在劉薩訶在河西走廊弘法之時，正是鳩摩羅什開始東進之時，而無比燦爛輝煌的敦煌莫高窟剛剛開始開鑿40多年，這是一個怎樣偉大的時期？又是一片怎樣神奇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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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者在總結河西走廊這一奇異景象的時候，更多願意將其說成是因為絲綢之路的興盛，其實反觀劉薩訶所處時代，漢朝的輝煌早已過去，隋唐的興盛還未到來，此時的絲路興盛與種種佛教文化的恢弘其實關係不大。作為一名堅定的地理決定論者，在我的觀念中河西走廊地區佛教文化的興盛，雖然與當地富足人群的皈依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更為重要的是當地嚴酷的自然環境，讓人們對於現實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這種安全感的喪失，必然要求人們在宗教信仰上尋求慰藉，這是為何藏傳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同樣在西北地區廣為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劉薩訶生於山西，卻終於河西。他生命的結尾沒有像鳩摩羅什那般留下一個精緻的舌舍利供後人瞻仰，而是將自己的身骨化作肅州城外戈壁滿灘的碎石，直至今日，依然有信徒前去撿拾，據說可以祛病消災。人們在肅州城外曾經建立龐大的西峰寺，紀念這位高僧為河西走廊人民所做的種種神奇的貢獻，而此廟宇卻在1958年被整體拆除，消失在浩瀚的歷史洪流之中，不復存在。
正當我寫作此文之時，遠在河南的嵩山少林寺開始在寺廟前升起國旗。這是一個十分詭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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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雖然國家的強盛是每一個生活在此間的人們最大的幸福所在。但佛法的弘揚本不應該摻雜太多的世間觀念，佛法無邊，為的是普度眾生，眾生沒有國度之分，佛法也不應該有國界之別。國旗升起的那一刻，也就是佛法歸於沉寂的那一時。
如今的聖容寺，雖然石崖之上，佛身依然挺立，但原本匹配的佛頭卻遠在百里之外，不知道千年之前劉薩訶的預言至今是否依然靈驗，但無論如何，希望世間太平，希望蒼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