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首位度”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地政府報告以及媒體報道之中。例如：江蘇省提出“提升南京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山東省提出“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並在2019年初將萊蕪併入濟南，新濟南經濟才超越煙臺，但還是位於青島之後排名省內第二；而其他如廣西、江西等省份，也都提倡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的發展目標。

各省份都重視提升省會城市首位度發展，那麼首位度到底指的是什麼？

首位度概念

首位度一詞最早被馬克傑克遜於1939年提出，指的是國家人口規模排名第一的城市與排名第二城市之間的比值，主要用來衡量首位城市對一個國家產生的影響力程度。

隨著全球社會經濟發展，首位度概念延伸為：城市首位度和經濟首位度。前者用來反映一個地區的城市規模結構和人口集中程度；後者則用來反映省會城市經濟指標占全省的比重，也代表了省會城市在所屬區域的實力和地位。

那麼目前我國各省會城市的首位度比值是多少，哪些省會城市的首位度比值過高或過低呢？

全國城市首位度排名

根據2018年全國省會城市GDP與所在省GDP比值我們得出了2018年省會城市首位度排名。

其中銀川（48.66%）、長春（47.00%）、西寧（44.81%）和哈爾濱（42.79%）的經濟首位度均超過了40%，位列第一方陣。

武漢（37.71%）、拉薩（37.71%）、成都（37.61%）、西安（34.16%）、蘭州（32.99%）、海口（31.27%）和長沙（30.00%）經濟首位度超過了30%，處於第二方陣。

那麼省會經濟首位度多少算比較合理呢？這裡有一個省會發展的“一二三四”邏輯大家可以參考。

其中的“一”指的是：省會城市的面積約為全省土地面積的10%；但是省會人口數量達到全省人口的20%，這是所謂的“二”；省會城市的GDP佔比全省GDP的30%，這是“三”；那麼“四”指的是，省會城市服務業產值佔比省會城市GDP的40%。

通過以上邏輯考量後我們發現，第一、二方陣的省會城市經濟佔比均超過了30%，第一方陣的四座城市佔比超高。但同時意味著16座省會城市的經濟佔比不達標。

尤其像濟南（11.59%）、南京（13.85%）等城市省會GDP佔比還達不到全省GDP的15%，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成為以上城市的重點目標，因為首位度不高還會被點名。

首位度不夠被點名

2018年底，有多個省會城市因為“引領帶動作用不夠”、“省會作用不夠”以及“中心城市作用不夠”等被巡視組點名。

這些城市包括有：瀋陽、哈爾濱、南京和濟南等。其中對於山東省提出要求“研究提高濟南省會城市首位度”、加快建設濟南新舊動能轉換先行區相關事宜；對遼寧省提出“充分發揮瀋陽作為省會城市、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推動瀋陽經濟區成為遼寧經濟的發動機和新引擎；對於江蘇省則是直接點名提出“對省會城市功能作用發揮不夠、加快提升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對於黑龍江省指出“省會城市龍頭作用發揮不夠充分”等。

我們發現關於江蘇省的巡視反饋中，直接用“加快提升”四個字來要求省會城市首位度建設。

對此，南京市分別從增強經濟創新能力、增強空間統籌能力、增強交通能力、增強人文魅力、增強宜居能力、增強治理能力六個方面提升省會城市首位度。

2019年開年南京市政府報告中明確指出：南京要聚焦建設創新名城、打造產業地標、優化營商環境、建設江北新區等事關長遠發展的大事要事，推動南京各項工作走在全國全省前列，提升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

首位度高就一定是好事？

對於全國部分城市著力提高首位度的諸多舉措，部分經濟媒體發出疑問：“首位度高就一定是好事嗎？難道全省各城市均衡發展不是更重要嗎？”

對此筆者認為，全省各座城市均衡發展是最優結果，但同時也是一個長期目標。對於經濟欠發達的省份來說，省會城市首位度高並不算壞事，因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

省會城市發展動力不足，將會加快全省人口向其他省份外流，從過去十年人口淨流出城市的所在省分佈來看，多處於東三省、四川和河南等省份。

2019年4月，發改委對外發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通知中明確將全面取消大中城市落戶限制，放寬特大城市落戶條件。此政策的推行，將加速人口向發達地區流動。

一個省份出現大量人口外流，將對該地區的消費、投資等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大因素帶來重大影響。

在此基礎上，部分省份在不靠海、不沿邊的地理環境下，唯有先做強做大省會城市，從而帶動省會周邊城市發展，才是當下經濟發展的最合理途徑，這也是“因城施策”的最好詮釋。因此對於省域經濟欠發達地區，城市首位度高雖然長期來看不一定是好事，但從省域經濟發展的合理性來看首位度高肯定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