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歷史性任務擺到了當代青年面前。

1985：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之年

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拉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序幕，1985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之年。

鄧小平在1985 年7月聽取中央負責人彙報經濟情況時談到，改革是為下一個10年和下世紀的前50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後的持續發展。”鄧小平對改革的這個定調，讓1985年成為承前啟後的又一個時間節點。

這一年，《中國青年》觀察和記錄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1985年第4期發表的文章《宏觀·總體·趨勢——關於改革的青老對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總幹事童大林與本刊記者的對話。童大林表示：“經濟體制改革猶如出海的航船。不起航，當然沒有風險，一旦起航，必然會遇風浪。既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這條大船，已經航行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就不能拋錨，或是向後退，只能前進。不管是高速、快速或減速，無論如何要勇往直前。”

同期發表的文章《到2000年我46歲》，講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財經系研究生華生對“價格改革”和“雙軌制”的研究，文章提到“洶湧大潮的每一滴水都受著萬有引力的牽引”。

《現在闖世界去》記錄了深圳大學工業經濟管理專業的大學生麥應權出任深圳大學洗衣廠廠長，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兒”，“人家評價是：深圳大學的學生，膽大臉皮厚，這可是闖世界的性格”，文章說道：“新一代人的幸福觀正在改變，生活的挑戰性越高，他們的滿足感也越大。”

這一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聯合中國青年雜誌社，發佈調查問卷，為黨和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此次調查收回七萬多份答卷，《中國青年》連續刊登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在這變革的時代，青年在想什麼？

1985年第6期的《中國青年》開篇即指出：“社會大變革，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而這種改革總是伴以文化和觀念的改革，觀念更新——一項歷史性的任務擺到了正為理想而奮鬥的當代青年面前。”

同期刊登文章《一個研究生的茫然》—— 一個畢業留校工作的研究生，在而立之年感受到了恐懼感和迷茫，他怕幹不了多久，就以一事無成的結局敗下陣來。因為有些人說，起用一代新人不適用於高等學府，他的建議得不到支持和採納，他焦急地希望著，老一輩知識分子能理解他們晚輩，為了我們的事業，放手讓年輕人去幹。

這一時期，全社會更加重視青年知識分子，在青年的成長中，個人的努力和社會的教育同等重要。1985年3月7日，鄧小平在《改革科技體制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中說：“改革經濟體制，最重要的、我最關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體制，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才。第一，能不能每年給知識分子解決一點問題，要切切實實解決，要真見效。第二，要創造一種環境，使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改革就是要創造這種環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為他們不是全才，不是黨員，沒有學歷，沒有資歷，就把人家埋沒了。善於發現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是領導者成熟的主要標誌之一。”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共青團全國代表會議通過《關於動員和帶領全國各族青年在“七五”期間建功立業、做四有新人的決議》。《中國青年》將目光投向了“新的綠葉”——“那些普通的青年，普通的事件，普通的現象，普通的剖面……我們將透過這些‘普通人’和‘尋常事’，細察其中的精微，尋覓其中的閃光，探究其中的內核，展示其中的價值。”

1985年第8期戰地報告文學《記住南疆 記住南疆》記錄了青春之火在愛國主義和獻身精神中燃燒。1985年第11期文章《單騎上高原》講述了汪青春從北京騎行到西藏的故事，作者認為“本文是為那些正在走向獨立生活的青年朋友寫的，這不僅僅是一次戰勝大自然的行程，它所體現的不畏任何艱難險阻、一往無前的冒險和開拓精神，應成為各個崗位上的青年們的財富。”

1985年，發生了一件對於《中國青年》而言十分富有意義的事。第1期雜誌上，《中國青年》發表了《他耕耘在正定的原野上》一文，報道了31歲時任河北正定縣委書記習近平。其時，習近平同志還為《中國青年》撰寫了文章《知之深，愛之切》，並寫信給《中國青年》編輯張世明，其謙虛謹慎、誠懇待人的作風滲透在回信的字裡行間。這段往事，成為國家領導人與這本紅色刊物之間的一段佳話。（文-朱玉芳）

1986年3月，經六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批准“七五”計劃。這是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史上第一次在一個新的五年計劃剛剛起步的時候就制定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七五”期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1986年到1988年9月，特點是經濟發展持續過熱，不穩定因素增加；後一階段從1988年9月到1990年，為經濟的治理整頓時期。

經濟發展過熱，改革中出現的諸多新情況新現象，攪動著當時青年的心。比如“外國資本家借錢給我們，外國資本家到中國合資或獨資辦企業是不是剝削了中國人？如果這種情況算剝削，出現這樣的現象是不是倒退？”“個體商販賺錢多是否合乎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等，1986年第4期《中國青年》收集青年關於改革的問題，請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解答，於是有了文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改革》——“馬克思主義還靈不靈？中國今天進行的改革是堅持、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還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1986年第11期《中國青年》刊登文章《開放的文明與文明的開放——于光遠就精神文明建設答青年記者問》《關於借鑑西方文明的討論》。1986年第12期《中國青年》刊登文章《當代青年價值觀念的演進——價值觀念中“自我”的突起》，文章指出“導致青年價值觀念變化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觀念的變化只不過是社會生活變化的反映”。

改革年代，許多問題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探索的過程中，人們會有疑惑，有討論。對此，文章《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是可悲的》指出：“人們的認識不可能是一致的，尤其是在變革時期。議論紛紛，是正常的社會現象。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究竟該怎麼走？人民是國家、社會的主人。對於國家大事和社會生活，積極地參與，負責地討論，是現代化對於人民的要求。”

1985年7月24日，第一位漂流長江的堯茂書觸礁身亡。堯茂書的行為在中國大地上引發了1986年的“首漂長江熱”。1986年第2期《中國青年》刊登文章《夢斷長江》，記者追尋堯茂書的足跡，來到通天河畔。題記引用了惠特曼的詩——“我為死者擂鼓，我以我的號角為他們吹出，最嘹亮而快樂的源泉。”

1986年6月至11月，中國長江科學考察漂流探險隊、中國洛陽長江漂流探險隊、中美聯合長江上游漂流探險隊都先後漂流長江，人類首次全程漂完6300餘公里的長江。在這次世界探險史上“最後的偉大征服”中，加上堯茂書，共有11位勇士長眠於長江。

30年後，一篇新聞特稿《1986，生死漂流》將這段幾近被人遺忘的歷史拉回到人們的視野，文中採訪了當時中美長江漂流隊的褚斯鳴，他說：“曾有過那麼一個時代，在人們心裡有愛。人們因為愛而欲罷不能，於是被高山大河、深海太空所吸引，孤注一擲地去捨身探索，很像人在為情所困的極端處迸發出的不顧一切。”

那一年的1月28日，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升空73秒鐘後爆炸，機上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這兩件事看似並無關聯，然而歷史鉤沉，我們如今回頭再看，那些轟轟烈烈的探險背後是全世界突飛猛進的變革之年。

當世界經歷了長期的動盪，終於走到和平年代，人們開始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1986年是國際和平年，主題是“捍衛和平和保障人類的未來”。當年的5月9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的紀念演唱會上，崔健以一首《一無所有》唱響了整個體育場。中國搖滾樂應聲而起。這首歌讓在社會劇烈轉型中的痛苦、失落、迷惘的青年們沸騰了，成為上世紀整個80年代的符號記憶之一。（文-朱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