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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中期，以古典經濟學的誕生標誌著經濟學作為一門有獨立體系的科學登上學科舞臺，四百年來，經濟學家們紛紛從不同視角，運用不同工具與模型，對這一年輕學科進行實證與規範分析，試圖解釋經濟現象，應對經濟難題。但是，一種怪異的情形是，從沒有任何一門學科像經濟學這樣，在存立與質疑中交替出現，然後又以一種綜合的方式將之前彼此對立的經濟理論進行一次系統性融合，從而形成新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理論經典。

這種極富戲劇性的情景，在展現經濟學本身學科魅力的同時，也表現了它試圖全方位解讀人性的科學努力。畢竟，經濟發展的背後動因，是基於人性對獲取財富以謀求發展的諸多行為的集合，西方經濟學的前提假設——理性經濟人，也因為在經濟世界中所出現的短期失衡而導致某種理論在適用了幾十年後便陷入失靈，以至於在不同時期不同經濟背景下的理論適用也就具足了不同的現實效果，從而形成了不同經濟學派的週期性演變。

具體來說，這種週期性演變的路徑是：古典經濟學—邊際革命—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革命—新古典綜合。那麼，我們不妨作出推斷，既然新古典綜合徹底完成了政府與市場的活動邊界劃分，那麼經過時間的長期演化調整，政府與市場一旦形成各自行為上的充分自覺，最終市場機制的健全成熟催生出成熟的市場力量，政府則不再逾越邊界，隨意干預市場調節，注重市場的公平監管，履行服務職能，那麼必然的，古典經濟學將完成一次迴歸，從而實現一次經濟學理論的輪迴，形成三次綜合，三次革命的經濟學理論閉環。

古典經濟學的確立

從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開始，以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為標誌，古典經濟學將研究從以前重商主義的注重流通領域拓展到生產領域，認為任何一個部門的勞動都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在批評重商主義只有對外貿易才能創造財富的偏見的同時，也克服了重農主義所抱持的只有農業勞動才能創造財富的狹隘思維，從而明確了勞動價值論的觀點，這標誌著古典經濟學的正式確立，從而使經濟學成為一門有獨立體系的科學，亞當·斯密也以其著作《國富論》（被認為是經濟自由主義的開山之作，經濟學的三部聖經之一）成為“經濟學之父”。

第一次綜合：約翰·穆勒的綜合

古典經濟經歷兩百多年的發展，到了17世紀中期，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對其進行了第一次綜合，他將斯密的生產費用說、詹姆斯·穆勒等人的工資基金說、西尼爾的節慾說、大衛·李嘉圖的地租論等思想進行融合，從生產的不同方面說明生產要素價值的決定與價格的形成：勞動的報酬是工資（綜合了詹姆斯、穆勒等人的工資基金說）；資本的報酬是利潤（綜合了西尼爾的節慾說）；土地的報酬是地租（綜合了李嘉圖的地租論）。這一次，他全面系統地吸收和綜合了前人成果，成為經濟學說史上第一次有著集大成意義的經濟理論，被認為是繼李嘉圖之後古典經濟學的最大權威，他的經濟學思想也集中體現在了他的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中。

然而，由於古典經濟學對一個很小的經濟問題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最終出現了危機：一瓶剛出廠的葡萄酒的價格是十幾塊幾十塊，而一瓶有著百年曆史的葡萄酒，其價格可以是幾萬甚至十幾萬，如此懸差的價格差異，原因何在？

如果按照古典經濟學的標誌性理論——勞動價值論，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但是，葡萄酒的生產過程——從葡萄的採集、發酵、釀製、裝瓶、出廠，這中間凝結在一瓶葡萄酒中的古人勞動和現代人勞動幾乎一樣，沒有任何差別，那為什麼二者的價值要相差成千上萬倍呢？假定不存在保存成本，如果認為老酒比新酒昂貴的理由在於老酒少，體現為物以稀為貴，那顯然是站在勞動價值論的對立面——邊際主義——的立場上來解釋問題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古典經濟學從一種幾乎獨一無二的權威與統治地位上十分迅速地衰敗下來，相對來說，對這種衰敗的考察不夠，這樁長久以來一直作為權威而盛行的傳統理論，它的十分重要的理論核心遭到了突然的拋棄，這在經濟學史上幾乎是空前未有的”（特倫斯·W.哈奇森，《經濟學中的革命與發展》）。

第一次革命：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奧地利經濟學家門格爾、英國經濟學家傑文斯、瑞士洛桑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邊際三傑），這三個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幾乎同時提出了邊際效用價值論，開始了邊際革命。這一理論反對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不是取決於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觀的勞動量，而是取決於人們對商品效用的主觀評價。

顯然，這是一種與古典經濟學家持截然對立觀點的理論思想。

門格爾“革命”的矛頭指向古典派是無可置疑的。對勞動價值的批判貫穿他著作的始終，從價值的本質和起源、價值尺度到生產資料的價值決定等，無一例外。他認為，耗費勞動決定價值這一命題是經濟發展中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的基本謬誤中“第一位的謬誤”，“應斷然加以排斥”。

邊際主義者強調產品和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定價與消費者主觀的邊際效用相關，由於存在邊際效用遞減，因此對各種產品效用的主觀心理評價就會存在遞減。這種主觀、心理的評價決定商品的價值，是對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一次革命。

按照邊際效用理論，老酒比新酒昂貴是因為老酒的數量少，心理上的邊際效用高，刺激強度大，所以人們買老酒願意出很高的價錢，而新酒由於可以大規模生產，對人們心理上的刺激強度低，自然出價就低了。

很顯然，邊際效用價值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經濟學分析方法——邊際分析法，即增量分析，這一概念“不僅被看作是經濟分析工具的一次補充，還被看作是經濟科學研究方法上的一項極重要的革新”（E.羅爾，《經濟思想史》）。

第二次綜合：新古典經濟學

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第二版有著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原理》中，提出了具有首創意義的均衡價值論，使他成為經濟學史上第一個真正的集大成者，所謂“All in marshall”，從而成為經濟學說史上的“一代宗師”。

馬歇爾把主觀的、心理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歸結為決定需求、消費、買方的力量。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會考慮該商品值不值？這個值與不值是一種主觀心理評價，因為同樣的東西，有的人覺得值，有的人覺得不值。所以，買者決定是否購買一個商品是由主觀心理的邊際效用價值決定的，商品越少，消費者的邊際效用越高，願意支付的價格就越高，隨著購買商品數量的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效用遞減，願意支付的價格也就降低下來，而決定生產、供給、賣方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生產者對成本的衡量，歸結為客觀存在的勞動價值論的力量。當兩種力量完全相等時，就形成相對靜止、不再變動的均衡狀態，從而形成均衡價格。

馬歇爾把主觀的、心理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客觀的勞動價值論綜合為一體，形成均衡價值論。這一理論，將原來完全對立的經濟理論思想綜合起來，在堅持李嘉圖演繹推理的同時，也廣泛運用了邊際分析，因此馬歇爾的綜合是一次更為宏大的、集合前人所有理論思想的大綜合，使邊際主義學派和古典經濟學派從對立互斥變成互補融合，把經濟理論重新團結在古典經濟學自由主義的“看不見的手”的旗幟下，雖然仍將自由放任作為最高準則，但已不像古典經濟學那樣，只重視對生產的研究，而是轉向了消費、需求，把資源配置作為經濟研究的中心，論述了價格如何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所以，新古典經濟學是古典經濟學的延續，但又以新的方法從新的角度來論述自由放任思想，所以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

第二次革命：凱恩斯革命

在馬歇爾的綜合之後，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一種正統的經濟學理論，一直在經濟學中處於主流地位，並且持續了60年時間。

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在西方經濟學界居於正統地位、起著支配影響的新古典經濟學一直堅信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市場上的自由競爭中會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不可能發生普遍性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瓊羅賓遜在1957年曾說過，30年前，當他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學習的是普遍接受和公認的完整經濟理論體系（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然而，她將是對這種情況信以為真的最後一代學生，因為時過不久，看起來十分鞏固的理論基礎就要開始動搖了。

1929—1933年，面對長期的蕭條，面對近40%的社會生產力損失，新古典經濟學家們既在理論上難以給出解釋，又在政策上拿不出解決危機的措施，“大蕭條”導致了社會思潮的巨大變遷，新古典經濟學也面臨著大廈將傾的理論危機。

1936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它是國家干預主義的開山之作，標誌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

凱恩斯的《通論》，是當時新古典經濟理論危機的產物，它在理論、方法和政策三個維度都提出了不同於傳統的觀點和主張，因此被稱為凱恩斯革命。

和新古典經濟學完全不同，凱恩斯認為，第一，人不是趨利避害的完全的理性人，尤其在突發緊急狀況下，人會喪失理性，產生從眾心理和羊群行為。第二，信息不充分，凱恩斯特別強調信息是不完全的，由於壟斷的出現導致價格機制不能快速、準確地傳遞全部的供求信息，他認為價格剛性排出了價格機制這隻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供求的作用。

在政策上，凱恩斯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極力主張國家的積極干預，他在應對危機上的政策特點是：國家調節和干預經濟生活是前提，財政政策是重心，舉債支出是手段。換句話說，就是主張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恢復均衡。他的理論，為國家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並形成影響後世極具影響的國家干預經濟範式。

第三次綜合：新古典綜合

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一部有著劃時代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這部經濟學著作迅速風靡全世界，成為經濟學說史是第三本有里程碑意義的經濟學經典，並開始了經濟學上的第三次大綜合。

他的理論思想表現為，如果經濟沒有實現充分就業，就應該用凱恩斯的理論，用國家干預財政、貨幣的手段來恢復均衡。在經濟實現了充分就業之後，就應該用新古典經濟學來研究問題，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供求，發揮作用。“如果現代經濟學能夠很好地完成任務使得自由社會大體上能夠消除失業和通貨膨脹，那麼它的重要性將會減退，而傳統經濟學則將第一次真正獲得成功。”（薩繆爾森，《經濟學》。）

在薩米爾森的心目中，以凱恩思理論體系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不過是恢復傳統經濟學充分就業假設前提的手段，一旦實現充分就業，兩者的相對地位就要轉化，凱恩斯理論將逐漸失去它的重要性，反而會被傳統理論體系所代替。“經濟理論就恢復了原有地位，經濟學家也就重新樹立信心來陳述經典理論和社會經濟原理。”（薩繆爾森，《經濟學》。）

這樣，凱恩斯理論不僅不是攻擊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反而是把它從死亡線上拯救過來的恩人，薩繆爾森闡明瞭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凱恩斯理論的邏輯聯繫：這是適用於兩種不同條件下的理論，因此兩者可以並存，，因此他的理論又被稱為新古典綜合。 新古典綜合論的出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平息了《通論》出版以來在西方經濟學界產生的理論分歧，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對凱恩斯的認識似乎都統一到新古典綜合的理論認知上，新古典綜合了幾乎就等同於凱恩斯主義，成為戰後西方經濟學的新正統，並且成為政府幹預經濟的理論基礎。

正如明斯基說：“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當時雖然有各種持不贊成態度的人存在，但是絕大多數職業經濟學家對於凱恩斯的創新和傳統分析工具和結論結合在一起的新古典綜合，都同意它是指導理論研究和實際研究，進行經濟政策分析和提出具體措施的恰當的理論結構。”

第三次革命：古典經濟學的迴歸

從古典經濟學的確立，發展成為古典經濟學的第一次綜合，再到古典經濟學的危機，引發經濟學的第一次革命——邊際革命，再到經濟學的第二次綜合，形成新古典經濟學，繼而引發經濟學的第二次革命——凱恩斯革命，最終到經濟學的第三次綜合，形成新古典綜合，經濟學總是在“危機—革命—綜合—新的危機—新的革命—新的綜合”這一邏輯框架下交替發展，呈現出由低階到高階，由粗放到精細的不斷完善與周密的發展過程，從而不斷夯實經濟學理論應對社會危機的政策應對基礎。

可以推斷，隨著經濟學理論的日臻成熟，政府有條件干預與市場機制自由放任的不斷健全，二者在分工合作與職能劃分上將日益成熟。市場機制的日益完善與健全，將催生出成熟的市場力量，政府將看到自身在市場管理上的先天缺陷與工作重點，從而放棄隨意性干預，轉變市場監管與社會服務，確立以市場為主，政府為輔的經濟發展宏觀框架，充分發揮市場在調節經濟發展中主導作用，培育人們在市場化條件下的價格跟隨機制，不盲目跟風，做理性經紀人，最終依靠市場預期讓價格迴歸均衡。同時，商會、商業準則的有效崛起，讓擾亂與破壞市場運行的人無以立身，約束人們自覺從事經濟活動。

這種在不斷髮展、完善而建立起來的日益穩固、完備的成熟市場機制，通過人們意識上的日益覺醒，從而回歸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隨心所欲，不逾矩”，實現古典經濟學的迴歸。只是，這一個輪迴，經歷了太長的時間，用以培育人們的理性經濟行為。

這，就是經濟學理論上第三次革命，從起點再回到起點。只是，這一次已經站在了更高的歷史起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