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英國紀錄片《人生七年》：“我是誰”的14個樣本'

影片中的女孩們，（左起）傑基、琳琳、素恩

影片中的女孩們，（左起）傑基、琳琳、素恩

受訪者們。

影片中的女孩們，（左起）傑基、琳琳、素恩

受訪者們。

2012年，導演邁克爾·艾普特（左）與攝像師拍攝《56歲》。圖片來源於ITV

影片中的女孩們，（左起）傑基、琳琳、素恩

受訪者們。

2012年，導演邁克爾·艾普特（左）與攝像師拍攝《56歲》。圖片來源於ITV

1964年，製作人拍攝7歲的聚會。圖片來源於ITV

影片中的女孩們，（左起）傑基、琳琳、素恩

受訪者們。

2012年，導演邁克爾·艾普特（左）與攝像師拍攝《56歲》。圖片來源於ITV

1964年，製作人拍攝7歲的聚會。圖片來源於ITV

猴子託尼的成長。

影片中的女孩們，（左起）傑基、琳琳、素恩

受訪者們。

2012年，導演邁克爾·艾普特（左）與攝像師拍攝《56歲》。圖片來源於ITV

1964年，製作人拍攝7歲的聚會。圖片來源於ITV

猴子託尼的成長。

富家女蘇茜。

影片中的女孩們，（左起）傑基、琳琳、素恩

受訪者們。

2012年，導演邁克爾·艾普特（左）與攝像師拍攝《56歲》。圖片來源於ITV

1964年，製作人拍攝7歲的聚會。圖片來源於ITV

猴子託尼的成長。

富家女蘇茜。

“流浪漢”尼爾。除署名外均為紀錄片截圖

中文互聯網上有一個提問：什麼電影要趁年輕看。答案的第一名是《人生七年》。

上個月，英國紀錄片《人生七年》（7 UP）播出了第九個續集。這部紀錄片挑選了14個7歲兒童，每隔7年回訪一次，畫面從黑白到4K高清，觀眾能在十幾個小時裡看完14個人63年的真實人生。

一分鐘前，男孩快活地搖晃著腦袋，接下來，熱情洋溢的孩子變成害羞的少年，又變成緊張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鏡頭一轉，他已經56歲了，有一個妻子或一個前任，做一份工作或只有黯淡的前景。腰帶束縛著他肥胖的肚子，下顎越來越寬。

時間的重量掛在觀眾心上。這次的主人公不是作家筆下虛構的人物，也不是名人列傳，沒有影視作品包裝過的青春和情懷，而是14位普通人，演出平凡生活的戲劇。

對於觀眾來說，看這部紀錄片就像參加7年一次的同學會。也有人說這是一部“恐怖片”，因為每一部都是人生不可逆的過程。

這是遊戲的整部攻略，無論你處在第幾關，都可能有興趣一探結局。當7歲和14歲的孩子在鏡頭前談論理想時，觀眾也想知道它們究竟實現了沒有。

“我比第二個登上月球的人還有名”

《人生七年》最新一集的豆瓣評分是9.6分，歷史上每集的得分都在9分以上，在英國本土被評為最偉大的50部紀錄片之一。

1964年的夏天，影片在英國的電視臺播出前，有的製作者反對這個名字（7 UP），因為它撞名知名飲料（七喜）。半個世紀之後，這個系列的氣泡迅速擴散全球，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觀眾，也為主人公的命運落淚。

底層小孩託尼，外號猴子，精力過旺。一位孕婦看到《7歲》裡的託尼後，給孩子起了一樣的名字。後來，託尼成為一名出租車司機。有一次載了巴茲·奧爾德林，他是第二個登上月球的人類。路人敲車窗，請求籤名。猴子託尼遞給身後的前宇航員，路人卻大喊，“不不，我是找你簽名！”

“知道嗎邁克爾，我比第二個登上月球的人還有名！”託尼說。

邁克爾·艾普特是紀錄片的導演，後來成為多產的好萊塢影人，指導過邦德電影，但他把人生系列視作墓誌銘。

有一次，他與4個女性主人公之一的素恩參加美國電影節，街頭的陌生人突然擁抱了素恩，跨越大西洋的信號認出了她，“我是看著你從7歲長大的！”

希伯來語7有“完美”的含義，在英國，有“七歲看老”之說。

半個多世紀前，倫敦動物園還沒有因為拍攝《哈利·波特》而名聲大噪，一群7歲的孩子圍在寒酸的圍欄外看北極熊。那個年代好像沒有童裝，孩子們穿著縮小版的大人衣服在遊樂場上躥下跳，在拍攝者組織的派對上追逐氣球，素材剪輯成一部30多分鐘的黑白影像，敘述者說通過這群孩子能“瞥見英國的未來”。在2000年，這群人將成為英國不同階層的主力。

邁克爾·艾普特當時是個22歲的並不引人注目的助理。他在英格蘭南部花了3周的時間物色合適的兒童。孩子們處在社會圖譜的兩端，私校富家孩子準確地預測自己未來將升入牛津劍橋；鏡頭裡，窮苦孩子則瞪著無辜的大眼睛問採訪者，“大學是啥意思？”

最終找到的14個孩子，來自倫敦的上流階層家庭、利物浦的中產階級家庭、倫敦東區的工人階級家庭、農村家庭和兒童福利院的孩子。

即便是黑白影像，影片的對比還是過分刺眼。上流社會的孩子在課堂上用拉丁文唱歌，學古典芭蕾，窮人孩子熱衷於打架和瘋玩；富家孩子自稱課餘時間閱讀《泰晤士報》《金融時報》，因為有自己的股份，底層只想吃飽飯少罰站少捱打；有錢人家的小姐在精英寄宿學校的印花扶手椅上拍攝，穿著無可挑剔的衣服，散發出一種冷漠的氣質，福利院的孩子則需要仰拍，他的眼神永遠只在地板上漂浮。

主創人員有個未實現的想法，讓孩子們並排站在街上，其中3個向前走，旁白說：“這群孩子裡只有3個會成功。”

美國影評人羅傑·艾伯特說，“教育家和社科學者看著這些影片可能會感到絕望，因為一個人將來的生活過得怎樣，其實早在7歲時就都定下了，甚至在子宮中就已形成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

來自農村的尼古拉斯揮舞著小手說，“別人喜歡到鄉下度假，而我喜歡去城裡。”他的回答伴隨著牛羊的叫聲。那次動物園的集會是他第一次去倫敦。他每天走6公里路到村莊的唯一一間教室上學，孤獨和幼小的身影路過高山腳下。他的理想是研究月亮、瞭解飛機的構造，但他似乎離它們很遠。14歲那年，他更害羞了，戴著厚厚的眼鏡，從不直視鏡頭，把臉埋進腿裡。後來他成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教授，面對一屋子學生講解核聚變。

中產家庭的尼爾想當宇航員，或是旅遊大巴的司機，坐在駕駛座上成為別人生活的導遊。他眼睛明麗，蹦蹦跳跳地出現在片頭，誇張地表演著孩童的打鬧，認真談論天馬行空的想象，有人說他是最好看的孩子。14歲時，他是騎著自行車在巷子裡飛馳的追風少年。21歲，他靠救濟金度日，淪為流浪漢，觀眾擔心他在下一集是否還活著。

年輕的時候，大家都談論夢想，老了以後，變得不得不談論生活。年輕的浪漫主義者很快淪為陷入困境的單身父母。結婚、離婚、不忠和包容、精神疾病、挫敗的和實現了的野心，主人公們的生活在情感的延時攝影中展開。

狄更斯式的階層討論被另一種主題取代。如今已經78歲的導演邁克爾·艾普特說：“我以為我在做一個關於階層的陳述，但我真正做的是關於生活的研究。”他的臉深受重力影響而佈滿皺紋，若干年前，他在比弗利山莊的四季酒店推廣邦德電影，記者們好奇為什麼他還在堅持做七年系列，報酬只是商業片的一個零頭。

“我繼續做下去，是因為今天與我交談的每個人都問了同樣的話，‘他們會怎麼發展？電影將如何結束？’”

來自世界各地的詢問越來越多，拍攝《28歲》時，艾普特突然意識到這個系列並不是關於英國的階層制度，它有更深遠的影響和共鳴。“這個系列是關於角色的成長、找工作、結婚和生孩子的普遍問題。”拍攝《42歲》時，戴安娜王妃剛剛去世，導演記錄了主人公們對這件事情的反應，但在剪輯時刪掉了，“因為與角色們的成長不相關”。

這是小人物縱向生活的人口樣本。7歲，世界剛剛打開；14歲，腦門出現青春痘，回答問題愛用暴躁的單音節詞語。7年又7年後，院子裡的樹長高又修剪，當角色步入老年，影片不再關心他們成功或失敗的原因，而是關注讓他們幸福的因素。

普通人的傳記

“除了英國女王，沒有人像這14個人一樣被如此詳細地記錄。”從第三部開始參與拍攝的攝像師說。

當鏡頭對著已到中年的尼爾，問他“你的人生失敗了嗎？”這張曾經最漂亮的臉蛋，出現可疑的瘡，“我還沒死。”他回答。

攝像機完全記錄了他抑鬱、隱居、無家可歸和身無分文的戲劇性經歷。他的父母都是教師，童年大體是幸福的。在14歲，他開始抱怨自己無法放鬆，“我去了一所糟糕的學校，受了欺負”。他說自己常被人打，16歲時被診斷出精神隱疾。

他喜歡文學，夢想著去牛津大學，卻在考試中失利，最終來到阿伯丁大學，稱那裡“有一種可怕的氣氛”。一個學期後，他退學了。節目組找到他時，他正在工地搬磚。他沒有成為旅行車的司機，卻靠著搭便車和領救濟金走遍英國，並一直在自問“我能為地球做些什麼”。

他拎著兩個行李箱在暴雨中行走，身體在不合身的大衣裡晃盪，尋找鄉下廢棄的房屋拖車躲雨。在湖邊的石頭岸邊，導演問他是否擔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尼爾望著平靜的湖水，冷笑一聲，那雙少年時代閃亮的眼睛垂了下來。

“我永遠不會有孩子，因為孩子從父母那裡繼承了一些東西，即使我的妻子是最活潑，最熱情的人，孩子也會陰鬱。”對話中流露出的哀傷情緒，讓人相信他是個病人。

35歲時，他孑然一身，跟父母關係淡薄，也沒有常聯絡的朋友，節目組的人有時與他一起過聖誕節，他與世界的紐帶一根一根鬆開了。“7年之後我在幹什麼？可能在倫敦的某條巷子裡流浪吧。”尼爾抖動著身體，一隻眼睛藏在光線之外。

尼爾是整部紀錄片裡，唯一一個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福的人。中國觀眾也為他揪心，“他過得這麼落魄，我都想給他捐款了。”有人在《35歲》下面留言。

同一時期，農夫的兒子尼古拉斯脫掉了厚底眼鏡和身上的靦腆，脫下沾滿泥的靴子，從農村走到美國的實驗室，成為一名健談的大學副教授。他的口音已經受了美式英語的影響，進取心日盛，髮際線倒退。

1991年的美國大學課堂，時不時出現中國面孔，穿著寬大的牛仔褲，留著中分。他們的教師尼古拉斯21歲時在牛津大學讀書，與剛剛宣佈卸任的英國首相是同期校友。

又過7年，人類站在20世紀的尾巴上張望，那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洪水來了，微軟發佈了Windows 98，谷歌成立。主人公們人生過半，42歲，許多事似已成定局。

遠離家鄉的尼古拉斯與第一任妻子離婚，評上了正教授，出版了幾本專業書，不久後就邂逅了第二位美麗的美國妻子。

精神抑鬱的尼爾在42歲出場時轉了一個大彎，他確實回到了倫敦，不是以流浪漢的身份，而是以地方議會的顧問身份。

雖然這份工作仍然只有微薄的薪水，但他臉上開始出現笑容。他騎車穿梭在風景優美的英國鄉間，挨家挨戶做問卷調查。曾經的流浪生涯幫了他大忙，他幾乎走過每個地方，對各行各業都有所瞭解，很適合做顧問。

他為地區建一座公廁而鬥爭，“我敢說任何一個球場上的爭奪或是英國曆來的戰爭都沒這裡激烈。”他把時間分配給議員職責、教會工作和樂施店的志願工作。

56歲時，尼爾甚至被邀請去澳洲做政治演講，主持人介紹他，“這是一位很有決心的政治家，他有可能成為英國未來的首相！”說到這裡，鏡頭抖了一下，傳來笑聲，尼爾趕緊補充，“他不是在開玩笑。如果他們知道我曾靠救濟金活著，還會邀請我去演講嗎？”

尼爾的父親去世前，他們曾一起看了一場比賽，老人已經沒什麼力氣，兩個人都很放鬆，達到了某種和解。母親患阿茲海默症後，也接受了他的樣子。

這個已過半百的禿頂男人終於找到了一種寧靜，他躺在草地上，有一刻福至心靈，一隻蝴蝶拍打著翅膀落在他身邊，“蝴蝶生命很短，但它享受陽光。”

“我從16歲開始就一直被精神方面的問題所困擾，它讓我沒辦法順利地讀完大學，也帶來某些工作上的困擾。20多歲的時候我嘗試過求助心理醫療機構，但是那個年代不健全的醫療制度讓我很快意識到，求人不如求己。”56歲的尼爾評價自己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夠撐下去”。

節目播出後，許多人給他寫信，說完全理解他的處境和感受，並試圖為他指一條明路。“但是我想說的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我的感覺，沒有。”尼爾說。他寫了一本自傳，但人們興趣不大。

21歲之後，尼爾就不再看自己主演的這系列紀錄片了。他幾乎不再看任何電視，“人們告訴我，我被描繪成了一種翻盤的人生，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我的生命到頭來是失敗的，幾乎我試過的所有事情都失敗了。”

有人問他還記得那個關於宇航員的夢想嗎，“小孩子嘛，如果一週後問我，可能又是一個答案。”他如今在社區事務中重拾熱情。

“教育不會告訴你怎麼生活，只有生活本身才會教你。”他說，如果能改變居住的社區，你也可以改變世界，他的眼睛又亮了起來，就像1964年那位“小宇航員”的目光一樣。

我們非常關心這些陌生人，因為有著共同的希望和恐懼

等待7年一更新的忠實觀眾在角色身上投射自己。一些人不自覺地把自身處境和熒幕上的人作對比，另一些人用主人公的選擇為自己探路，作為以後人生的參考系。

許多人喜歡看名人傳記，總能讀到一個似乎無足輕重的人，怎樣最終擁有與眾不同的人生。但七年系列是個反高潮的紀錄片，從1964年開始，觀眾就等待那些可愛的孩子演繹精彩人生，等了60年，終於等到了14個普通人。

很多中國觀眾喜歡一個叫布魯斯的男孩。他在7歲時是上層社會的代表，穿著剪裁得體的西裝，眉宇間總有股悲天憫人的氣質。談到理想時，他說想去非洲，給那裡的人帶去文明。從牛津大學數學系畢業後，他辭掉金融工作，搬去東區居住，在一所普通學校教書，這所學校正是猴子託尼的母校。

35歲，同齡精英迎來事業上升期，布魯斯跑去孟加拉國當教師，在貧困的環境裡解方程，房間裡只有一張床和幾本書。他一直單身，但沒放棄尋找真愛，在42歲與同事結婚。

得知尼爾流浪，他邀請尼爾住在自己家裡，並在婚禮上發言。56歲，他有了兩個孩子，妻子偶爾抱怨他“出去旅遊能跟販賣機吵起來”，他憨憨地一笑，生活平靜，以與兒子玩板球為樂。

其他人呢？讀《金融時報》的人最終如願成為皇家律師，戴假髮，穿綢緞袍子，他有幾個兒時玩伴已經成為英國的部長，而他投身慈善，偶爾彈彈琴，習慣在鄉間侍弄花草。他的富豪夥伴成為律所合夥人，關心環境和食品安全，有一隻三條腿的狗，是受訪者裡唯一要求公映前審片的，並規定哪些能談，哪些不能談。

福利院的孩子成了叉車司機，雖然一生自卑，但娶了熱情的老婆，已有十來個兒孫，在家庭中找到安慰。

另一個出身福利院，沒有爸爸的人先後領養了100多個孩子，給了他們他不曾擁有的東西。

一位受訪者成為電視臺製片人後退出拍攝。另一位因年輕時的政治觀點而退出，人到中年，他與妻子組了鄉村搖滾樂隊，為了宣傳而重返節目，一邊做公務員，一邊彈吉他。

調皮的猴子託尼在49歲時通過乘客的減少，成功預言了金融危機，卻沒能躲過網約車的衝擊，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他的父親是個賭徒，把骰子帶進棺材裡。受他影響，託尼小時候活躍在沸騰的賽狗場，如今那裡已經成為倫敦奧運會的體育場，“我閉上眼睛，那些聲音都還在。”

不同年齡段的觀眾對影片的關注點不同，年輕的父母想尋找教育的意義，畢業生想解答職業規劃的疑問，女性想知道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

“看完紀錄片的後遺症便是，環視身邊的每一個人時，都會條件反射地揣測他們的過去。”一位豆瓣網友說。

“處在畢業想要放棄科研，然而並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的邊緣，很迷惑自己的人生，也很好奇別人的人生。”這位中國觀眾在英國留學，就讀學校正好是素恩的工作地。

那個在美國街頭被擁抱的素恩出生於東區底層，沒上過大學，結婚又離婚，獨自撫養孩子，不斷跳槽，在42歲時重新開始全職工作，現在是倫敦大學的行政主管。

“你是否希望有機會讀大學？”導演問。“不會，為什麼非得往回看。”素恩的臉偏長，在前幾集裡她梳劉海，現在亮出了腦門，“至少我擁有好的職業，有自己的房子，我退休之後可能沒有錢去環球旅行，但是隻要我能把家裡弄得舒服，讓家人有吃有穿，就已經感到很滿足了。”她是家族裡第一個自己買房的人，她的父母至今還住在政府公屋裡。

素恩童年的玩伴琳琳被疾病糾纏。琳琳年輕時是流動圖書館的管理員，熟悉車上顛簸，後來被辭退，靠救濟金餬口，抱怨政府從她身上拿走太多，而她的後代重蹈她的故事——休完產假去上班的第一天，她的女兒就被告知丟了工作。

2013年，在陪孫輩玩時，琳琳被鞦韆撞了一下，推倒了第一顆多米諾骨牌。她第二天住進醫院，先是腎衰竭，最終全身器官衰竭，成為消失在紀錄片裡的第一人。死後，一家社區圖書館以她的名字命名。

從35歲開始，陸續有主人公的父母去世，大部分都是罹患癌症，他們後悔沒有更多瞭解父母，後悔父母去世時沒有陪在他們身邊……無一例外地在鏡頭前不能控制地掉下眼淚。

“這節目其實很殘酷，但意義非凡，幾個人的一生我用幾天時間甚至幾張照片就看過去了。”觀眾說。有人對某一集感觸最深，警醒未來的自己：“有些人一生對自己的初心無悔，有人妥協。願自己不變成年少時所痛恨的人。像託尼一樣，說開始就開始。”

猴子託尼7歲的夢想是當一名馬術師，14歲他真的成了馬術師，但很快發現自己並不擅長，於是想做出租車司機，21歲果然成了司機。業餘時間學習戲劇表演，還在知名電影裡打了醬油。想要開酒吧，就和朋友合夥開了，儘管很快倒閉。他自始至終都帶著樂觀向上的市井氣，他出現在紀錄片裡的第一個鏡頭是摔了個“狗啃屎”，但很快就站了起來。

“但你沒有成為職業馬術師，沒有成為演員，也沒有開成酒吧。”在託尼為自己的人生洋洋得意時，導演犀利地對他說，美國正在放映的影院裡，此時響起觀眾倒吸冷氣的聲音。

“至少我嘗試了，比大多數只說不做的人強。”託尼笑著辯解。

有觀眾認為，那些被主流思想認為沒有事業心、沒有跨越自己階層的“失敗者們”，他們也從家庭或者其他領域獲得了愛與動力，在60歲的時候依然樂觀且滿足，並認為之後的生活還有無限可能。

一個未滿21歲的中國女孩羨慕富家女蘇茜，“真的是女孩裡過得最好的啦”“說明一個女孩嫁得正確是多麼重要。”蘇茜是那位小時候散發冷漠氣質的孩子，14歲接受採訪是在她父親一望無際的莊園。21歲時，她畫著煙燻妝，煙不離手。到了28歲，她卻完全被知性的氣質籠罩，身邊多了一位律師丈夫。“什麼讓你變化這麼大？”“可能是因為他。”蘇茜笑著挽住身邊人。

還有觀眾得出一些接地氣的經驗，比如“告訴未來的自己，即使‘奔三’了，也要做好體型管理。”片中的富人大多保持著身材，而底層人一年比一年胖。

他們的膽固醇水平並不能預測如何變老，更重要的是與家人的關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家庭是多麼寶貴。”導演邁克爾·艾普特說，“56歲時，對於那些將精力投入家庭的人來說，收穫很多。”這是親歷者得出的人生經驗。

我就這樣被概括了？

許多人看到導演邁克爾·艾普特都會問一個問題，還會有《70歲》嗎？

“我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我可能隨時掉線。”他回答。

受《人生七年》的影響，美國、日本、南非都拍攝了自己的版本。相對於英國版，美版的人們擁有更多階層流動的機會，而南非版在拍到21歲時，就已經有一半的參與者去世，其中兩位死於艾滋病。

“每次要拍新一集時，我都要回到他們面前，穿上推銷二手車的外套。”導演邁克爾·艾普特說，他要儘量說服主人公繼續參與拍攝。

對於大部分參與者來說，影片的拍攝非常痛苦，“每七年被成千上萬人審閱一次，指指點點。”14位普通人成為週期性的名人。

富家女蘇茜每次都說下次絕對不出現了，但一直堅持到了《56歲》，“這可能源於可笑的忠誠”。有一次，艾普特在離她家還有一小時的車程時，突然收到消息“不要來”，艾普特最終說服了她。《63歲》最新一集裡，她沒有出現。

總是穿著西裝三件套、戴著口袋巾的富人說，“觀察我變老、變禿、變胖，有意思嗎？”他痛恨小學校長推薦他上了這個節目，並且確實缺席了幾集，最終是為了推廣慈善才迴歸。

他在21歲時反對導演的採訪方式，鬧到最後不得不換個人來採訪。那位富人一直被描述成擁有天生的特權，但人們後來才知道，他的父親在他9歲時去世，母親辛苦工作供他讀私立學校，他最終靠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

“我每次拍攝的時候想說的東西都很多，結果節目播出的只是我做的一堆蠢事，而且是每隔7年才拍幾天，簡直就像聖經故事一樣精簡，然後這些短短的生活花絮就會被認為是我人生的全部。”受訪者抱怨。

衝突最激烈時，攝像機錄下了一位底層東區女孩的“怒火”。“那是這個系列的一個歷史時刻。”女孩指責艾普特只展現自己生活的消極方面，並且只問女孩婚姻和家庭，對女性地位抱有偏見。

“某些方面而言，她是對的。”艾普特說，“在這個系列的拍攝之初，我是很固執的。我和參與者們在對於成功、失敗、幸福等方面的定義都有著很大的分歧，而他們的想法往往會被我忽視。”

艾普特說：“我習慣於扮演上帝的角色，不帶感情地分析他們的優點與不足，對參與者們未來的發展進行預言。”他曾預言過分活躍的託尼會在下一集入獄，因此故意在許多危險的地區拍攝他，打算用在後續影片。

艾普特也承認，沒有選擇更多的女性參與是他的遺憾，影片開拍時，英國婦女的地位仍在家中，他當時無法想象會有一位女首相。

當初這部只有半個多小時的紀錄片，到了《63歲》已經拆成3集，每集接近一個小時。有的受訪者說“這是七年一次的毒丸”，有的則認為“它是終身成就”。一個妻子說影片的好處之一是讓她看見了丈夫7歲、14歲的模樣，可以對比哪個孩子最像他。

主創人員堅持稱它沒有改變主人公的生活。攝像師說，“連人家的窗簾我都不碰”。

有人建議，應該在影片拍到晚年時再播放出來，而不是七年一次。因為拍攝和觀看的行為直接影響了人生的軌跡。

在整個影集中，很多睿智的人其實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之所以取得這些成績，是因為這都播出了，怎麼好意思失敗？”“正因為之前拍的那段晒幸福，總是回看而阻止了離婚的可能。”

導演艾普特不會讓7歲的自己參加這個項目。他住在倫敦郊區，自幼膽小，母親要每天接送他上下學，防止被其他男孩搶走帽子。他靠獎學金讀完劍橋大學，畢業後，製作《人生七年》的電視臺向他敞開了大門。

某種意義上，他和農村娃尼古拉斯有些相似。他們都在美國建立了自己的事業，經歷了結婚、離婚和再結婚。在《56歲》的最後，尼古拉斯說他更希望自己能夠因為學術成就而出名，而不是紀錄片，雖然這輩子可能沒什麼機會了。

尼古拉斯被視為命運手掌裡的漏網之魚，實現了階層躍升，但他從不看這個紀錄片，拒絕聽到自己的聲音，害怕有什麼泡沫一捅就破。

在《63歲》裡，他患上了喉癌。回憶一生，他在13歲時看見一本書上說地球汙染嚴重，開始研究核聚變，之後遇到障礙，在42歲中止了課題，他好像從未走出童年的那座高山。“生活並沒有像我想象的那樣展開。”他的眼睛又一次望向鏡頭之外，“你能看出來，邁克爾，我還是那個小孩。”

中國觀眾擔心他的健康，特意去大學的官網查閱，尼古拉斯在新學期還會開課。

（本文參考《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金融時報》《衛報》《紐約時報》等）

2019年07月17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