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人生七年》：56年，14個孩子，用大半生時間證明了“階層難以逾越”的社會現實'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標題《<人生七年>：一場跨越56年的真人秀》

作為“最偉大的50部紀錄片”之一，今年，“人生七年”系列電影推出了最新一部作品。56年前的那14個7歲孩子已經63歲，他們用大半生的時間證明了“階層難以逾越”的社會現實。但和這場漫長的社會實驗相比，每七年一部的紀錄片所展示的14種人生更令人感慨。

記者/宋詩婷

1963年《人生七年》第一次拍攝，14個7歲的孩子第一次在倫敦聚集

曾經的倫敦東區男孩託尼在63歲這一年經歷了生意失敗，重新開起了出租車。但他對自己的大半輩子很滿意。他嘗試了想嘗試的一切，儘管最後都失敗了。“但至少曾經擁有，不是嗎？”託尼對著鏡頭說。

同樣63歲的約翰放緩了年輕時的飛快語速，他開始喜歡園藝，醉心於與保加利亞扶貧有關的公益事業。21歲時，他渴望從政，42年之後，皇家律師約翰放棄了他的政治夢。

也有人運氣更差些。林恩沒能活到63歲，58歲那年，腦袋裡搭錯位置的那根血管要了她的命。為了紀念她，並表彰她平凡而微不足道的一生對於兒童閱讀事業的貢獻，東倫敦貝思納爾格林區有了一間以林恩命名的小小的圖書閱覽室。

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裡提到過，導演的本質就是雕刻時光，電影是“從一團時間中塑造一個龐大、堅固的生活事件組合，將他不需要的部分切除、拋棄，只留下成品的組成元素。”

每部電影都有不同的對時光的雕刻方法。有些電影是用來凝固時光的。比如《熱情似火》，瑪麗蓮·夢露永遠定格在她最美的年華里。比如《浮生一日》，24小時的時間被塞滿了的平凡人的生活拉長了。還有些電影是用來展現時間流逝的，託尼、約翰、林恩參與的“人生七年”系列紀錄片就是這樣的電影。

階層差異

1963年，22歲的劍橋畢業生邁克爾·艾普特（Michael Apted）在英國格拉納達電視臺做調查員和導演助理。這個保險經紀的兒子在16歲走進了一家藝術電影院，看到了英格瑪·伯格曼的名作《野草莓》。後來他回憶，那是他人生中的“決定性瞬間”，他愛上了電影，並被電影改變了人生。若是沒有那場與電影的相遇，他或許會像後來拍攝中遇到的約翰、安德魯一樣成為律師，過上令人羨慕的精英生活。

當時，給艾普特入行機會的格拉納達電視臺是一個左翼小文化公司，但它敏銳地觀察到上世紀60年代的英國階層和經濟發展對人的影響。他們打算製作一部紀錄片，從倫敦和周邊小鎮找14個7週歲的孩子，記錄下他們當時的出身、家庭、教育和生活狀態。等到2000年，再重訪這些孩子，以此來觀察階層差異在30多年裡會對英國社會和英國人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把這些孩子們聚到一起，因為我們想在2000年時看看英格蘭的一個縮影，2000年時的工人和主管，現在都只有7歲。”這就是“人生七年”系列的初衷。

為了滿足這一“初衷”，艾普特和當時的導演保羅·阿爾蒙德集中在精英階級、倫敦東區的貧民階層和鄉村挑選了14個7歲的孩子。10個男孩，4個女孩，按艾普特的說法，這一篩選甚至算不上是篩選，當時負責“選角”的他只是到符合階層區隔的學校，找到老師，讓他們幫忙挑選出最能聊，且不害怕鏡頭的學生。

如今回頭看，1964年播出的第一部“人生七年”紀錄片是成功的，至少，它達到了保羅·阿爾蒙德和邁克爾·艾普特對於展現英國階層差異的訴求。

在 《人生七年3》拍攝期間，21歲的受訪者們共同觀看了紀錄片

在那部還是黑白畫面的紀錄片裡，約翰和他的兩個小夥伴查爾斯、安德魯一起就讀於倫敦市中心肯辛頓區的一所早教學校，他們早早開始閱讀《金融時報》《泰晤士報》一類報紙、雜誌，學習拉丁語，為進入私立學校做準備。“讀威斯敏斯特公學，進劍橋三一學院?”7歲那年，他們就明確地知道自己將接受怎樣的教育，擁有怎樣的人生，並對此沒有疑惑。

與“三劍客”產生極端對比的是在兒童福利院生活的兩個男孩保羅和西蒙，他們沒有父母在身邊陪伴，對於自己的生活毫無概念。“大學是什麼？”保羅甚至這樣問採訪記者。

住在倫敦最東邊的矮個男孩託尼一出場就摔了個大跟頭，他調皮、靈活，被同桌（託尼說是女朋友）稱作“猴子”。這隻小猴子對學校裡的事情沒多少興趣，他想做個騎師，駕馭飛奔的賽馬。

住在約克郡的鄉村男孩尼古拉斯還沒旅遊過，要不是參與《人生七年》的拍攝，他連倫敦市區都沒進過。紀錄片裡，尼古拉斯穿著他那雙大靴子在泥濘的鄉村土路上走，他還不懂教育的意義，只是終日與自然相處，想要“探索月亮的祕密”。

在14位受訪者中，只有3個男孩出身於中產階級。在7歲這個年紀，他們都簡單、快樂，不用讀《金融時報》，備受家庭呵護。

在14個被選中的孩子裡，女孩只有4位。很多年後，艾普特談起“人生七年”系列“選角”時還自我檢討過，他覺得自己有兩大失誤，一個是階層觀察的目的太強，導致中產階級的孩子偏少，另一個問題是，女孩子的數量太少了。

4個女孩中的3個總是一起出鏡，她們來自倫敦東區的同一所學校，都出身於貧民，傑奎琳甚至還住在公租房裡。女孩們雖然還不懂得愛情是什麼，但她們知道自己未來要結婚生子，模模糊糊地認為，家庭是女孩子最終的歸宿。

和3位貧民女孩相比，家有大莊園的蘇西就是個小公主了。7歲的蘇西已經有了一點點大女孩的樣子，她在一所貴族女子學校上學，聲稱自己有一位常住愛爾蘭、只有假期能見面的“男朋友”。她知道自己未來要結婚生子，但孩子還是保姆帶比較好。

原本，導演保羅·阿爾蒙德只想在2000年時再拍攝一部回訪紀錄片，但當時協助阿爾蒙德拍攝的艾普特對這一具有實驗性質的拍攝產生了濃厚興趣，他決定接手過來，每七年對所有孩子回訪一次，將紀錄片做成“人生七年”系列。

隨著孩子們年齡的增長，階層不同所造成的教育資源、生活狀態和人生選擇的差異越來越明顯。精英階層的孩子幾乎都準確“預言”了自己的人生。14歲時，“三劍客”約翰、查爾斯和安德魯都順利進入了自己想去的私立中學。21歲時，除了查爾斯掉隊到達勒姆大學歷史系，約翰和安德魯都順利進入牛津和劍橋學習法律。畢業後，他們結婚、生子，成為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繼續給孩子最好的教育，讓他們重複自己所走過的人生。

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除了“學霸”布魯斯進入牛津大學數學系學習，另外兩個孩子尼爾和彼得都被普普通通的大學錄取。和目標明確的上層階級孩子相比，這些不太用為日常生活操心的中產階級孩子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尋找人生意義這件事上，多多少少都走了些彎路。尼爾甚至是在過了一段長達20年的自暴自棄的生活之後，才重新找到生活目標。

貧民階層的託尼，福利院小孩保羅和西蒙都沒能上大學，他們都繼續從事著父輩所從事的“藍領”工作，像父母一樣早早結婚，生下很多個孩子，28歲時已經有了發胖的趨勢。人到晚年，他們多多少少都要承擔一些資助子女或幫子女照顧孩子的工作。因為孩子們和他們一樣，大多沒受過太好的教育，經濟條件和生活狀況並不穩定。

3個貧民女孩也都沒念大學，她們在20歲左右就紛紛結婚生子，還有人經歷了不止一次的離婚、再婚。她們大多嫁給了與自己屬同一階層的男人，一生都在為生計擔憂。

或許是因為父母離異，14歲之後，蘇西長成了一個叛逆女孩。21歲的她曾在巴黎學習，抽菸、頹喪，但到了28歲，她已經嫁給了同樣來自富裕階層的男人，過上了穩定的家庭生活。從家族繼承的房子和遺產讓她可以無憂無慮地過一輩子。蘇西從不明確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對她來說，每一部新紀錄片都是對上一部裡她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推翻。但她與“掉隊”的查爾斯一樣，因為家境優渥，他們試錯的成本低很多。

最終，真正實現階層跨越的只有尼古拉斯一人。他靠自己的聰明和努力考進了牛津大學物理系，後來又成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教授，從貧窮的鄉村男孩一躍成為精英階層有頭有臉的人物。

在今天這個社會趨於穩定的英國，甚至不只是英國，階層依然難以逾越，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的一生，“人生七年”系列用56年的時間證明了這個觀點。

“人生七年”系列的導演邁克爾·艾普特

人的境遇

如果這個階層差異實驗按照阿爾蒙德的設想展開，它很有可能只是一個實驗。但當艾普特接手這個項目，把它做成“人生七年”系列時，這部紀錄片的意義和價值就遠不止論證階層差異這麼簡單了。

在今年BBC剛剛推出的《人生七年9》中，當年那些7歲的孩子們都步入了人生暮年，大家人生軌跡各不相同，但他們都在晚年找到了或幾乎找到了與自己和諧相處的方式。與橫向地對比不同出身所造成的人生差異相比，每個參與拍攝的孩子各自所經歷的人生起伏似乎更能帶來共情感，也更能讓人產生對生活的思考與敬畏。

儘管14個孩子來自不同階層，在生活層次上有著天然的差距。但他們的幸福感與財富、階層並不直接相關。努力和目標明確的人運氣都不會太差。精英階層帶給“三劍客”財富和資源，這些他們從不曾否認。但和這些外在條件相比，從父輩繼承而來的對人生清晰的定位與認知是他們“活得不擰巴”的重要原因。

“人無法確定能留給下一代什麼財富，但是至少可以確定，一旦給了他們好的教育，他們終生都可以受用。”這是精英階層安德魯的觀點。約翰也在採訪中提到過，影響人們選擇的或許不是金錢，而是觀念。就好像他的家庭會把更多資金投入在教育上，而很多藍領家庭也能賺到足夠的錢供孩子進私立學校，但和在教育上投入相比，他們更願意用這些錢換一輛新車。

在持續幾十年的採訪和拍攝中，艾普特對“三劍客”已經非常熟悉。但他也感覺到，這三個有著良好教養的男人喜歡交流，但言語間總有些戒備，讓人無法真正深入瞭解他們。他和三個人足夠熟悉，但卻難以成為真正的朋友，再加上查爾斯因進入BBC工作而拒絕參與28歲之後的拍攝，艾普特與“三劍客”多少有些隔閡。

來自鄉村的尼古拉斯也用自己的經歷證明，今天，教育依然是實現階層跨越，改變人生的最有效的途徑。這個鄉村男孩從小就對月亮、對科學感興趣。14歲時，他已經明確自己想要學習物理或者化學等相關學科，那之後的人生，不過是在不斷努力接近少年時就已經設定的人生目標。

明確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這是富人通過教育所掌握的技能，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是一種天賦。貧民階層的矮個男孩託尼就具備這種天賦。他是所有參與拍攝的倫敦東區孩子中唯一的“預言家”。7歲，託尼想要做騎師，14歲就去馬場做了學徒。14歲，他想著如果做騎師沒有天賦就去開出租車，21歲他已經騎著摩托車，在倫敦走街串巷熟悉地形。21歲，他想做個父親，28歲就有了兩個孩子。他想開酒吧，就攢夠錢開了一個，雖然最後酒吧破產，他不得不重新開起出租車。他想打高爾夫球，就和朋友去打，打便宜的場子，並不在意那裡是不是適合自己的場所。

託尼也是所有貧民孩子中，最早清楚階層難以逾越的。因此，他只想做那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沒有抱怨也沒有嫉妒。“我只知道狗、價格、姑娘、知識、路、街道、廣場和爸爸媽媽，還有愛。我只知道這些，也只想知道這些。”在35歲接受採訪時，託尼這樣說。

在《人生七年3》，也就是託尼21歲那部紀錄片裡，艾普特在對託尼的態度上流露了他的偏見。當時，託尼每天混跡於賽馬場，幫人下注賭馬，除此之外，還幹了不少遊走在法律邊緣的事。艾普特認為，如此下去，在下一步電影中，託尼也許會被送進監獄。所以，他安排了一個環節，讓託尼開著車到倫敦東區轉上幾圈，並指出每個區域最危險，犯罪率最高的地方。

七年之後，艾普特發現自己錯了，託尼不僅沒有進監獄，還生活得更好了。當年，託尼也知道艾普特的心思，還告誡他“不要根據封面來評判一本書的好壞。”託尼用行動打了艾普特的臉。“那之後我不再對每本書的結局有情感上的期待，我放棄了做上帝。”後來，接受採訪時艾普特說，是託尼讓他校正了自己“人生七年”系列的拍攝視角。

與託尼正相反的是中產階級的孩子尼爾。7歲那年出鏡時，尼爾活潑可愛，他穿著英倫呢子外套，一蹦一跳回家的畫面是“人生七年”系列的經典鏡頭。但14歲那年，他開始變得憂鬱。21歲，沒能考進劍橋或牛津大學的尼爾從那所自己並不滿意的學校退學，成為那個年代的“嬉皮士”。每七年旁觀一次尼爾的人生，就像是在看那部西恩·潘導演的《荒野生存》。尼爾有和男主角克里斯托弗類似的優渥的家庭環境，但他選擇脫離家庭、脫離社會化的生活，在蘇格蘭西海岸流浪，在英國最北部的小島生活，尋找人生的意義，“在他們應對自如的世界裡尋找出路”。

他把自己精神上的困惑歸咎於家庭。父母給了他生活、教育，卻沒告訴他如何成為自己，他“從未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取得任何成功”。直到年過四十，在紀錄片的另一位受訪者布魯斯的鼓勵和幫助下，尼爾加入了自由民主黨，擁有了一份可以為之奮鬥的事業，人生才慢慢回到正軌。

同樣受困於原生家庭的保羅運氣好很多，他移居澳大利亞之後，遇到了陪伴他一生的女人蘇珊。蘇珊是他的愛人，也是他精神上的母親。在蘇珊的陪伴下，他一生都在與自己消極的、負面的人生態度作鬥爭。

4個女孩的命運不僅與各自的家庭背景有關，也與時代和整個社會的女性觀聯繫緊密。在她們出生時，上世紀50年代末的英國，女性的人生選擇並不多。除非像蘇西一樣出生在富貴人家，否則女性只能擁有比男性少得多的受教育機會和工作機會，多數人會早早結婚生子。

4個女孩幾乎都照做了。只是階層的不同導致她們走向了性質完全不同的婚姻。3個貧民女孩要麼離婚，要麼未婚生子，大半生都要為自己錯誤的愛情和婚姻買單。唯一走出這種困境的是蘇，她也是3個女孩中唯一在觀念上有轉變的人。20多歲時，她和所有人一樣，指望依靠男人和婚姻來支撐自己的人生。但經歷生子、離婚之後，蘇開始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女人也應該獨立地面對自己的人生。年近四十，她決定重新開始。她從學習打字做起，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在42歲那一部《人生七年》裡，她已經進入倫敦大學法學系辦公室工作。與此同時，她還是個舞臺劇愛好者，日常和朋友們一起排練和演出。她有了一個彼此相愛的男朋友，兩人在一起十幾年，她卻不著急步入婚姻，享受於彼此相愛又彼此獨立的生活狀態。

在所有參與拍攝的孩子中，中產階級孩子布魯斯的選擇看起來最另類，但某種程度上也是西方教育的一個典型案例。牛津大學物理系畢業的布魯斯沒有選擇學術或過上一種更為精英階層的生活方式。他踐行著“幫助窮人”的童年理想，一畢業就進入一所少數族裔聚集的公立學校教書，後來還到孟加拉做了支教老師。教育沒有成為布魯斯階級晉升的工具，而是給了他更大的自由，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價值。

在這56年裡，中產階級的孩子艾普特的人生也可以作為一種參照。除了每七年拍攝一部“人生七年”系列紀錄片，上世紀70年代後期，艾普特真正開啟了自己的電影導演生涯。1980年，他的導演作品《礦工的女兒》得到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7項奧斯卡獎提名。從那之後，他就正式從倫敦轉戰好萊塢。

國企這些年，他與14個孩子中的很多人都保持著朋友關係。有時，布魯斯和家人去加州度假，就會順道去洛杉磯看望艾普特。每當有新電影在倫敦上映，艾普特都會安排一個放映會，讓“人生七年”裡的受訪者帶上家人和鄰居去看。“如果是一部007電影，他們會很興奮，如果不是，他們可能會出現，也可能不。”艾普特說。

56年之後，“人生七年”系列的主角們都步入了晚年，人生幾乎塵埃落定，唯一的懸念或許只是如何面對死亡了。在最新的紀錄片裡，人生逆襲的尼古拉斯得了喉癌，病情已經發展到晚期，他不太為自己的生命擔憂，只是怕親人和朋友難過。

今年已經78歲的邁克爾·艾普特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把這系列繼續拍下去，過去那些年，他與這些受訪者建立了友誼，無論對於他還是觀眾來說，接下來要面對的人生故事必然是更加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