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民族偉大復興——五四時期湖南青年的憂患意識和奮鬥精神
1919年，一場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三湘大地，一群心懷憂患、敢於擔當的湖南青年，勇立五四運動的潮頭，吹響了“與境遇奮鬥，與時代奮鬥，與經驗奮鬥”的戰鬥號角。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們自強不息，前赴後繼，匯合成一股改天換地的磅礴力量，譜寫了一曲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青春頌歌。
湖湘文化的傳承滋潤了湖南青年的憂患意識
湖南山水富於靈氣，形成了具有千年歷史的湖湘文化。古往今來，遷客騷人徜徉此地，留下許多膾炙人口、憂國憂民的千古名篇。從屈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悲天憫人，到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公而忘私；從杜甫“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孤舟喟嘆，到王夫之“國憂今未釋，何用慰平生”的輾轉難寐……八百里洞庭波，早在湖湘文化的千年傳承中，沉澱了太多的社稷之愁、黎民之憂。
常懷憂患之思，常存進取之志，是“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的湖湘血脈最鮮明的烙印。身處於“八分山水二分田”的逆境，倔強的湖南人為了謀求發展和出路，披荊斬棘，戰天鬥地，正如晚清名臣左宗棠所言:“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堅苦，數千年古風未改。惟其厭聲華，故樸；惟其耐堅苦，故強。”在他們奮力寫下湖南發展史的同時，也將有關憂患意識的生存智慧一代代傳承下來。
二十世紀初的湖南教育界，活躍著包括徐特立、楊昌濟等在內的一大批身上帶著湖湘文化憂患意識烙印、矢志“教育救國”的中堅學者。他們篳路藍縷、磨血興學，甚至不惜毀家從教，推動了湖南進步青年群體的迅速成長壯大。在他們的積極引導下，湖湘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和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注在湖南青年學子身上激烈碰撞，最終迸發出“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時代強音。
1910年的長沙，一曲悲愴豪邁的歌曲響徹全城學生運動會的會場：“大哉湖南，衡嶽齊天，洞庭雲夢廣。沅有芷兮澧有蘭，無限發群芬。風強俗勁，人才斗量，百戰聲威壯。湘軍英武安天下，我輩是豪強。聽軍歌淋漓悲壯，旌旗盡飛揚。宛然是，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樣。軍國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氣象……”或許，正是從這一刻開始，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湖南子弟，一步步遵循著內心的怒吼聲，走向近代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央。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定48小時內答覆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於5月9日接受除個別條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傳到湖南，一片譁然。出於強烈的憂患意識，長沙學生自發行動起來，編印《明恥篇》，進行反日反袁宣傳。正在一師求學的青年毛澤東在書的封面奮筆疾書16個字：“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1916年7月，國內報刊傳出了製造“二十一條”的罪魁禍首——大隈重信內閣將要改組的消息，許多中國人幻想未來日本政府對華政策有所改善，青年毛澤東卻敏銳地預測到日本對中國的巨大威脅和野心。他懷著深切的憂患致信好友蕭子昇，提出：“日俄爭奪我國東北、內蒙的鬥爭已達成妥協，日本已解除後顧之憂，對我發動戰爭的危險空前加重。”並就此斷言：日本“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他在信中疾呼：“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鍊以待日本。”
1917年5月7日，湖南第一師範國恥日紀念大會上，一師校長孔昭綬為了激勵學生的愛國心和向上精神，登臺即興演講。李維漢等4位同學通過收集整理資料，形成上萬字的演說詞，提出：“然往事已矣，來日大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在青年可不焦思嘗膽，求為最後正當之防禦與根本上之解決乎！特將當日中日交涉略舉其顛末以相告，幸永永勿忘國恥焉。”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激發了湖南青年的奮鬥精神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帝國主義用堅船利炮強行敲開了封閉的中國大門。在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中，走什麼樣的路，成為了擺在整個中華民族面前最迫切的問題。
百年徘徊，無數屈辱，從太平天國到洋務運動，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當舊式的農民戰爭走到盡頭，當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屢屢碰壁，當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其他種種改良方案紛紛破產，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也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湖南青年指明瞭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
“問將為何世？共產均貧富。慘淡經營之，我行適我素。”在湖南青年尋找信仰和出路的過程中，一部分先進分子率先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他們中，有的人是通過閱讀學習馬克思主義早期理論著作，感受真理的力量；有的人則是通過參與領導民主救國運動的實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還有的人，因為在大洋彼岸更加接近“千年第一思想家”馬克思誕生的地方，切身感受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從而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在蒙達爾紀女校留影
蔡暢（右一）、向警予（右三）
真理的光輝照亮湖南青年前行的道路。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湖南青年從來都奮勇當先。1919年12月25日，“盎特萊蓬”號郵輪自上海出發啟程前往法國。包括蔡和森、向警予等在內肩負著“根本改造之大任”的湖南青年，為了尋找救國救民之良方，開啟了一段赴法勤工儉學歲月。
蔡和森在法國，最開始進入了蒙達爾紀男子中學。在學校學習一段時間以後，他因為“覺察得校中功課太淺，求知慾迫切，決心不再上課”，而是“日惟字典一冊，報紙兩頁，進行自學”。由於他在出國前就有一些法文功底，又經過到法後刻苦鑽研，3個月後“看報漸有門徑，各國社會運動消息，日能瞭解一二”。半年之後，“思想門路大開，以世界大勢律中國，對於改造計劃略具規模”。他通過“滷猛看報”“猛看猛譯”，在半年多的時間裡，收集馬列主義和傳播十月革命的重要小冊子約百種，撰寫了兩封給毛澤東的信、《法國最近的勞動運動》、給陳獨秀的信《馬克思主義學說於中國無產階級》，全面地介紹了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系統地闡明瞭他關於創建共產黨的理論，成為中國共產黨內較早比較系統地闡述建黨理論的理論家。
在五四時期湖南青年群體中，還有“一位普羅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李達。李達在日本留學期間，得知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從中受到極大的振奮和鼓舞，從而立志尋找救國救民的新出路。他經過苦苦探索，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普遍真理，很快就轉變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和宣傳者。五四運動爆發後，身處日本而心繫祖國的李達，憑藉頑強的毅力，克服艱苦的環境，翻譯出《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唯物史觀解說》三本著作，寄回國內出版。當時，國內馬克思主義著作非常缺乏，不少先進分子包括某些早期共產主義者還不能直接閱讀外文書籍，這三部譯著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李達長期專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和傳播，1937年5月，他的哲學著作《社會學大綱》出版發行，毛澤東閱讀了十遍，作了很多批註，認為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科書，把它推薦給抗日軍政大學，並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書。
李 達
憂國憂民積聚了湖南青年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力量
“茫茫大陸起風雲，舉國昏沉豈足雲。”五四運動前後的中華大地，依舊是一幅列強橫行、外交逼迫、軍閥混戰、政治腐敗的悲慘景象。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但並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沒能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艱難求生。對此，有識之士無不感慨憂慮：“堂堂中華，常受人欺，昂昂七尺，將為奴隸，安樂茶飯，恐難久吃，稍明時事，誰不憂惕？”
“濟濟新民會，風雲一代英。”面對著“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的現實，一群“只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的湖南青年，在嶽麓山下成立了一個以“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的湖南青年進步團體——新民學會。湖南青年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力量在湘江之濱積聚融合，逐漸形成磅礴之力。
為了實現“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標，胸懷日月、眼納乾坤、勢壓風雲的湖南青年們努力“向外發展”。他們中，有的人選擇北上北京，到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尋找動力；有的人選擇留在湖南，在參與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摸索前進的道路；還有的遠渡重洋，選擇到歐洲、南洋去開闊眼界、提升自我價值。
李達、林伯渠、李啟漢、李中、李季等湖南青年在上海加入共產黨早期組織；鄧中夏、羅章龍、繆伯英、何孟雄、朱務善、李梅羹、吳雨銘等在北京參加共產黨早期組織活動；毛澤東、何叔衡、彭璜、賀民範等人親手創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向警予等活躍於旅法共產黨早期組織……據統計，8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中，湖南青年曾參加了其中6個組織的創建或活動。
“破碎嘆金甌，煙瘴誰收？獨將大論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盪滌神州。”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當北京學生愛國舉動的消息，衝破北洋軍閥政府和湖南當局的新聞封鎖傳到長沙，湖南學生群情激奮，長沙市區高校、中學、小學都行動起來，沒收日貨，提倡國貨；學生演講團、劇隊走向街頭，演出《亡國鑑》《青島風雲》、演唱《朝鮮亡國慘痛史》，“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以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由此，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群眾運動拉開大幕。
在五四的浪潮中，毛澤東深感湖南急需辦一個刊物，以提高群眾政治覺悟、鞏固群眾革命熱情，推動五四運動深入發展。他的這一提議，得到了湖南省學聯全體成員的贊成。省學聯決定創辦《湘江評論》，聘請毛澤東任主編。毛澤東為辦好《湘江評論》傾注了大量心血，從創刊號到第四期，他撰寫的文章一共有41篇。
《湘江評論》在湖南青年中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湘江評論》出版了，就像太陽升起來了，照亮了我們的眼睛；警鐘響起來了，震動了我們的耳鼓，啟聾發聵，指示我們前進的方向。我們要向強權者作鬥爭，我們要摔掉吃人的禮教的枷鎖。努力般的教育我們不要了。湖南的青年們站起來，在《湘江評論》的啟發下，做推動新文化、新思想的先鋒，一起奔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線。”
“覺悟的門前，便是刀山劍樹，我們是開門呢，還是不開門呢”，這是 “醉心救國事”的湖南青年鄧中夏心底的聲音。1917年，鄧中夏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入學當年，他認識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釗，從此被馬克思主義吸引，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反帝愛國運動之中。五四運動中，他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幹事，參與火燒趙家樓的行動。同年5月中旬，他又作為北京學聯代表，回到湖南，和毛澤東一道組織湖南學聯，領導全省學生的罷課鬥爭，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1920年3月，在李大釗領導下，鄧中夏等人發起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為骨幹，發起組織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鄧中夏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此後，他致力於中國共產黨早期工人運動，在北京長辛店開辦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建立工會，為北方工人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幹力量。後來又擔任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祕書長兼宣傳部長等職，曾參與組織和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1933年，他在上海工作期間不幸被捕，在蔣介石的親自過問下，被押往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監獄，在獄中經受了敵人金錢厚祿的利誘和嚴刑拷打的摧殘，始終未曾屈服。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臺刑場從容就義。
英勇奮鬥成就了湖南青年放飛青春的夢想
冰心曾說過：“成功的花，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豔，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鬥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同樣，實現偉大夢想不是等得來的、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的、幹出來的，追逐偉大夢想的過程必定是艱辛的。
湖湘兒女從來就不缺乏英勇奮鬥的精神，憑著一股堅韌不拔、不畏艱難，乃至視死如歸的血性，他們曾使“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語成讖。到了五四時期，湖南青年的奮鬥精神更是得到了舉世公認。陳獨秀曾在《新青年》上發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盛讚湖南青年的奮鬥精神。他指出：“湖南人底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無論楊度為人如何，卻不能以人廢言。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證明的。”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歷史會記住，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有一個叫匡互生的湖南青年，天安門前，他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高喊口號；在趙家樓，他第一個衝進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用烈焰喚醒民眾的覺醒；面對軍閥政府的高壓，他拍案而起說：“如此下去，以壯烈始，而以畏懼終，於國事無益，宜衝破網羅，繼續運動，與軍警決鬥，獲最後之成功！不成，則以死繼之。”
匡互生
“志之所趨，無遠勿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隨著五四運動拉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一個勇擔民族復興歷史大任、一個必將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人間奇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回首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中，湖南青年佔據其中的五分之二。在黨的奮鬥史上，由湖南青年組成的精英群體，曾留下了無數深刻雋永的印記：第一個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概念的建黨理論家——湖南青年蔡和森；第一個強調“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的建黨創始人——湖南青年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女黨員——湘女繆伯英；中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員——湘女向警予……
馬克思曾說過：“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五四百年，無數湖南青年前赴後繼，憑著敢於赴湯蹈火，臨深淵、履薄冰的奮鬥勇氣，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挺起脊樑、奮起抗爭，用熱血放飛青春的夢想，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譜寫的一曲曲驚天動地的革命壯歌。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蔡和森、向警予、鄧中夏……每一個振聾發聵的名字背後，都是一個關於湖南青年為了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鬥、放飛青春夢想的故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廣大青年生逢其時，也重任在肩。”回望五四百年，站在新的歷史節點，夢在前方，路在腳下，每一個湖南青年既是追夢者，也是圓夢人。追夢需要激情和理想，圓夢需要奮鬥和奉獻。自勝者強，自強者勝，奔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追夢路上，讓我們變憂患意識為遠航的動力，化使命擔當為青春搏擊的能量，努力讓青春的夢想，在為國家為人民的奉獻中繼續煥發出炫麗的光華！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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