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非無關：陰陽五行才是秦亡的背後推手！
秦朝統一之初的文化整合政策，表明秦朝統治思想有過開放和包容的發展時期，然而又何以急轉直下、推行焚書和禁絕私議政策，親手終結了文化整合進程呢？
直接原因是由於六國士人未轉變心態導致的政治衝突，但這一轉折的內在思想根源，卻與秦朝採用的“五德終始”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作為統治思想有關，秦始皇改造的“水德”，不但使得秦朝思想文化由相對開放的文化整合政策，轉向與韓非如出一轍的文化專制主義，而且使得秦朝法制走向嚴刑峻法甚至“急法刻削”的極端。
從秦朝統治的制度設計和理論指導層面上來看，其統治思想應該是以“水德”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為主，統攝諸子學說。司馬遷對秦政高度概括為：“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司馬遷的評價是建立在秦朝“水德”模式：“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的施政特色基礎上的。
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後，雖然國家對立和軍事衝突問題己經得到解決，然而帝國初立，在黎民思安的同時，六國地區對秦人及新生政權的牴觸態度和隔閡心理卻仍然存在。六國貴族勢力殘餘仍心有不甘、蠢蠢欲動、成為帝國暗流隱患，因而急需在統一政治制度的同時，統一思想文化、維護統治的穩定性和有效性。
陰陽五行由來己久，然而用陰陽五行解釋社會變遷與歷史發展，則始自鄒衍所創的“五德終始”說。鄒衍將自然現象解釋為有上天意志主宰的災異祥瑞，並使之與歷史更迭相結合，建立“五德終始”理論體系，其學說主旨是“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的儒家學說，目的在於勸諫君主實行德治。
鄒衍學說的貢獻在於用陰陽五行學說，闡述歷史更迭、帝王興衰，以說明德治的重要性，然而其思想主旨是宣揚己久的儒家“德治”思想，並無新意，同時統治者也不願意節制私慾，因而不為時人所重視；然而鄒衍把“五德相勝”與王朝更迭相結合、將人事興衰解釋為天命意志的主宰的“五德終始”說，卻流行一時。
鄒衍學說的核心就是“天命符應”和“五德轉移”，鼓吹王朝的建立將有天降符瑞以示德運，而符瑞德運遵循五行相勝的規律，五行又對應各自的德治，新王朝建立後必須對應德運進行改制以區別舊王朝。這正好迎合《呂氏春秋》為新王朝奠定理論基礎的政治目的，因而“五德終始”為核心的鄒衍學說，為《呂氏春秋》編纂者所選錄，“五德終始”也由此入秦。
據《呂氏春秋·應同》篇所記載的“五德終始”說內容來看，自黃帝之後，依次有大禹、商湯、周文王，共四位帝王因感應上天所降祥瑞，分別獲得土德、木德、金德、火德而興起。鄒衍學說主要論證的是五德相勝的法則下，代周之火德而興起的必將是獲水德庇佑的帝王。
鄒衍學說的要旨與儒家主張是一致的，“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希望君主能行仁義、德政等內容，這正好可以為秦政治轉型服務，為秦統一天下奠定預先的理論基礎，因而為呂不韋及《呂氏春秋》所採用。
但是由於其學說傾向是德政內容，同時秦並未有水德符應，自秦襄公“自以為主少皞之神”至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均與五德轉移至水德衝突。秦歷代先君構建的“天命”系統己經確定西秦得金德，因而在統一之前並未得到秦始皇的採用。
從《呂氏春秋·序意》篇以黃帝教誨顓頊、自比教誨贏政的思想來看，呂不韋對五德終始說和秦獲水德都做出一定的創新和嘗試，因為顓頊屬水德之帝、隱喻贏政也如顓頊一般將獲水德，從而暗合鄒衍水德代周的“五德轉移”系統。
秦始皇在統一之後，接受齊人奏議，採納了秦文公於汧渭之間獲黑龍，於是秦得水德符應的說法，在齊人上奏的“五德終始”主張中，沒有與秦國先君德運衝突的問題，才開始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採用“五德終始”說。
但是，秦始皇並沒有接受鄒衍“仁義節儉”的德治內容，也沒有接受《呂氏春秋》中“水德”主張。《呂氏春秋》的“水德”內容，主旨是節儉、養民、忠廉等偏於內斂無為、養生蓄民為主的施政內容，天子應該依循“水德”規律行政，“賞死事，恤孤寡”、“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總的來說，是結合冬季萬物閉藏的天時和水蓄養萬物的道德，教導君主養精蓄銳，為來年國事作準備。
然而秦始皇採用的“水德”，卻是以“水主陰，陰刑殺，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為特色，為推行“嚴刑峻法”提供理論依據，並在這一“水德”的指導下進行王朝制度的建設，包括改正朔、色上黑、數紀以六、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更名河曰德水、音上大呂等內容，將《呂氏春秋》中的“五德終始”說加以改造，賦予其“嚴刑峻法”的理論內涵，使之與秦朝政治傳統相吻合，論證秦政的“尚法”與“重刑”現實傳統。
“五德終始”說論證秦獲水德，而“水主陰，陰刑殺”所以政治上“剛毅戾深”，既得以繼承秦人受命於天的天命傳統，又暗合重軍功、輕道德的現實制度，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統一，在“五德終始”賦予的天命權威下，秦朝從統一六國到現實統治，都得到論證和神化。
從秦始皇改制的諸多內容來看，秦帝國是嚴格執行水德模式下的制度的，因“水德”尚黑、數六的內涵，從曆法、服色、用度、出行、紀數、音律均有統一的具體規定，滲透政治及生活的各方面，對國家政治和制度起到規範性和操作性的指導作用。
“五德終始”說論證的便是新王朝的合理性和神聖性，表明其受符應、德運的天命庇佑依據，在這種與古代聖王治世一致的天命庇佑之下，新王朝的政治必將如聖王之道般清明綿長，故秦始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云云除了是驕悠妄想之外，也有“方今水德之始”下以聖王自居，如黃帝、禹、湯、文王等聖王一樣獲得天命，開創王朝治世的野望，只不過從效法聖王之道，變成效法秦朝現實政治制度而己，因而任何人均不得非議和抨擊秦政。
陰陽五行學說本就發端於燕齊之地，鄒衍尊顯於諸侯，表明陰陽五行及“五德終始”在戰國末期影響甚大，秦始皇改造“五德終始”說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以服務於現實政治，既是對秦立國以來的天命傳統的呼應，也是將秦國傳統推行至六國以實現強有力的控制和統治的有效手段。
雖然其改造內容及刻法闡釋為社會所排斥，但“水德”意識形態為社會普遍接受，應是肯定的。陰陽五行滲透秦朝的政治制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影響甚至延續至漢朝，表明秦帝國以陰陽五行、構建共同價值體系的歷史實踐，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因而，秦朝以“五德終始”說為核心的陰陽五行學說，作為帝國統治的指導思想。從思想層面上來看，秦“暴政”的指導理論和思想淵源，也源自於秦始皇用以神聖化君權和帝國政權的“水德”思想理論，另一方面也導致文化整合的終結和文化專制的開端，與韓非法家思想主張無甚太大幹系。秦始皇將秦朝“重刑尚法”傳統推向極致的理論依據，是經其改造後的“五德終始”學說。
作者/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