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千世界，尋歷史真相。聽眾朋友，歡迎收聽老王閒話。我從前面的節目中講了洋務運動的推動者恭親王奕訢以及領軍人物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所開展的各項洋務，這一期我接著說洋務運動。下面我談下另一位洋務運動的不知名人物—郭嵩燾。
1875年2月，英國駐北京使館翻譯馬嘉裡一行由緬甸進入中國雲南考察，因事先沒有通知地方官，與當地景頗族民眾發生衝突，簡單地說，英國人要進，雲南人不讓進，英國人開槍打死幾個民眾，隨後，馬嘉裡也被民眾打死。這就是“馬嘉裡事件”。事後，中英雙方和解，簽訂《中英煙臺條約》，清政府派欽差大臣前往英國道歉。於是，派郭蒿燾出使英國，成為晚清第一位駐外公使。
郭嵩燾是湖南湘陰人，原為曾國藩的幕僚。郭蒿燾是近代第一位思想啟蒙者。他不同前期《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也不同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李鴻章，而是超越了他們的視野，看到了西方社會更深層次的東西。
郭嵩燾
他首先認為西方的強盛不僅僅是“船堅炮利”。郭嵩燾說道：假如舉全國之力，製造一些鐵甲船和軍艦，把它們分佈在各個海口，便能夠使海外各國不能侵略我們，這樣真的能行嗎？我是不敢相信這種說法的。
如何才能使得國家強盛起來？郭嵩燾認為應該向西方學習，大力發展民間商業，民富才能國強。民富才能國強，這一點老王我特別贊同，我特別反感“太河有水小河滿”，什麼“沒有國家你什麼都不是”這些話。正好說反，小河沒水，大河怎麼可能有水？大家去長江的上游看看，正是千百條小河，才匯聚成了浩瀚的長江。同樣，正是千百萬民眾，才組成了國家。那麼，怎麼才能讓民間商業發展起來呢？郭嵩燾認為：令西洋各國強盛的根本原因是西洋各國所具有的“法”和“學”，也就是制度和文化。他認為洋務派僅依靠練兵、制器、造船而圖自強，實在是本末倒置之舉，強國根本在於“政教、用人”，即社會制度。他進一步說道：分析西方各國的立國舉措，會發現它們之間是有本末區別的。其中立國之本在於國家的政治、教育。末節才是商人和商業制度，而生產武器裝備、製造艦船，只是末節中的一環，對於國家的強盛也只是起輔助作用。
中國地大物博，如果發揮民眾的力量，國家完全可以富強。而怎麼達到富強的目的呢？就是“自治”，那麼“自治”是什麼意思呢？一是建立民眾所有的商業制度，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發展私營企業，搞市場經濟；二是建立民眾自我管理的社會制度，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民主制度。
郭嵩燾日記
他對當時的洋務運動評價道：放棄令國家富強的根本措施，只是貪圖快捷，走捷徑，一味地造船、制器，不考慮政治、教育的根本舉措，認為朝夕之間就可以令國家變得富強，這是不可能的。郭嵩燾的話在隨後的1894年甲午戰爭中不幸言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的成果喪失殆盡，割地賠款，清政府走向進一步地衰亡。郭嵩燾的話不但在當時是超前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現實意義。
1876年，郭嵩燾岀使英國。這在今天看來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但在當時遭到眾人攻擊，許多友人反覆勸說他辭去公使一職，其中湖南人強烈反對，認為郭嵩燾給家鄉抹黑，湘軍領袖、兩廣總督劉坤一當面指責：“何面目以歸湖南，更何以對天下後世。”就是說，你去英國當大使，將來有什麼臉面回湖南，更如何見天下的後人？但郭嵩燾堅持赴英，其主要原因是要“通察洋情”，驗證發展自己“立國本末”的思想，來個實地考察。
郭嵩燾在英國工作期間，廣泛考察英國社會生活，與各界人士進行交流，寫成了《郭嵩燾日記》。在瞭解英國議會和民選市長後，他寫道：在英國，君主和民眾爭奪政權，是經過了長期的鬥爭才確定了君主立憲制度。這種體制一旦確立便十分牢固，國家也因此強盛起來了。議會承擔著國家大事的決策，而民選市長則體現民眾的意願。二者互相支撐，君主和民眾的意願都能得到體現，國家則久盛不哀。在此基礎上，人才和科學充分發揮作用，這就是英國的立國之本。
英國議會
議會分兩個黨派，互相辯論，確定誰是誰非，執政者必須得到議會多數派的支持。議員們暢所欲言，百姓的疑問能夠得到及時答覆，英國形成這種風氣已經很久了。一個社會如果不進行政治方面的教育，怎麼能形成良好的風氣？如果沒有平等的理念和制約的機制，怎麼能匯聚天下的英才呢？
郭嵩燾接著說：在英國，民選制度一但確立起來，卻一直沒有引起紛爭，全國沒有大的動盪。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君主的意志一般難以收斂，而民眾的意志一般容易滿足，容易掌控。西方的社會能夠保持長久的穩定，是因為西洋的君主不把國家看成是自己的，而是看成是與臣民共有的。因此他們在任用官吏時必須考慮階級、資格，用有才能的人。君主不能為所欲為，因為臣民一有不滿，君主的位置便不安穩了。
而中國自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總是盡力去滿足君王的慾望，而不是以民眾的意願為施政的出發點，他說中國兩千多年的道路正好走反了。社會正是因為帝王專制才變得動盪，我插一句話，有史料記載，中國平均每二百年就有一次大的社會動盪，造成社會大倒退，其中人口死亡率一般高達50-70%，明末李自成起義失敗，李自成所部張獻忠入川，四川被殺人口超過90%，無奈清初調湖南、湖北和廣西人入川填補，史稱“湖廣填四川”。
郭嵩燾進一步說道，只有順從民意國家才能安穩，才能強盛。在中國曆朝歷代中，連續三代君主都有賢德，這種事從來沒有聽說過，看來是富不過三代，也賢不過三代啊。中國的帝制本質上是用強權的方式，令億萬臣民屈服於皇權專制之下。這真是一語道破專制統治的核心。
日本明治天皇
郭嵩燾還十分關注日本，認為日本在英國留學的二百人中，學習軍事的人很少，大多數學習各種創制，即學習政治制度。因為制度為治國之本，而軍事技術為治國之末。
郭嵩燾的這些言論傳到朝廷，基本上就是謀反罪，就差沒有凌遲處死，滿門抄斬了。無奈，書是銷燬，人嘛，1879年，在英國幹了兩年，在舉國上下，父老鄉親的一片唾罵中，告老還鄉。1891年，郭嵩燾去世。
郭嵩燾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啟蒙者，在民族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不幸最終歸於沉寂。這既是郭嵩燾的悲劇，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劇，因為我們始終醒不過來，就只能處於矇昧和落後之中。郭嵩燾為什麼會成為一隻孤雁？造成這一悲劇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晚清變革的阻力到底在那呢？
其實，一個社會整體性的變革會遭遇很大的阻力，其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思想觀念的問題。
萬國來朝
郭嵩燾出使英國，在當時的大多數士大夫的頭腦中，天朝是國中之國，應該接受萬國來賀，天朝的官員去外國參見異國君主，這是沒有氣節的表現。去就去了，還發表讚美外國的語言，難道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還要圓？這就是賣國行為。至到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馬江之役，福建水師全軍覆沒。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徹底失敗，人們的思想觀念才得以改變，不再反對官員出使外國，才能接受英美等國在政治、科技等方面強於中國的事實，才開始要求變法，但代價是錯失了洋務運動這30多年的發展良機，大清也走向進一步衰亡的深淵，中國海軍至今也未達到當時的水平。中日之間的天平向日本倒去，機會不是天天都有的，上帝還是公正的。
那麼，為什麼晚清時期的中國人，在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後，思想觀念整體上還是處於十分保守的狀態？這裡我從兩個方面來談下：一是思想進步過程中世界各國的共性；二是中國社會的特性。
先說第一個問題。一個社會結構的改革和國民思想的進步，都是個艱難和漫長的過程。即使在歐洲，從13世紀開始，直到17世紀，其公民社會和思想啟蒙才基本完成，是經過了多次的資產階級革命，才逐步建立了超越亞洲，主要是中華文明的體系。而當時中國還處於南宋和元、明和清初的前段。前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陳樂民先生說過：根據康德的理念，歐洲的啟蒙，特別是在社會和教育方面、國家、教會和行業協會的自由解放；獨立和自由的理念在政治、社會、科學、技術、教育、法律等領域的產生和實踐，這個過程從中世紀開始，持續了至少四個世紀。
英國大憲章的簽訂
歐洲的啟蒙，並無運動。中國人習慣性的將此翻譯為“啟蒙運動”，認為是有領導、有組織，並要達到某種預定目標的運動。我們中國人做事、考慮問題往往注重目的，實際上西方的啟蒙不是這樣的，它是社會各階層自發、長久進行的日常活動，經過了長達400年，自然而然產生的，所以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群眾基礎，因此才能成功。
再說第二個問題。中國是個有兩千多年的專制國家，專制的特點就是壓制體制內新生力量的出現，當然也包括與體制發生衝突的新思想。
晚清時期，如果實行變法，清朝貴族的利益必要受到侵害。甚至威脅到滿清的統治，所以就用各種力量打壓變法思想。我前面說過，清朝是個外敵入侵的政權，滿人加上蒙古人到了清末，也只有幾百萬，而以漢人為主的中國人，則達到四億五千多萬，所以清朝的改革始終處於兩難境地，不進行變法，西方列強就會威脅其統治；進行變法，滿人的統治就會受到威脅，甚至滅亡。這個問題，從洋務運動開始，直到慈禧去世，攝政王載豐應社會各界的要求，搞立憲運動，提出的皇族內閣，都以滿人貴族為主，無法滿足社會各界的要求，看來這是個死結，滿人統治者不可能放棄對政權的掌控，更不能自動放棄政權。
縱觀中國近代史，真正屬於思想啟蒙的時間是很短的，主要原因是新思想始終受到來自體制內的壓制。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是絕大多社會成員的思想得到啟蒙，沒有全社會的覺醒，即使社會體制在表面上實現了變革，但整個社會並沒有真正的進步。正因為沒有進行足夠的思想啟蒙，中國社會的進步非常艱難，還經常出現復辟倒退的現象，使得整個民族不得不反覆品嚐苦難作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