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魂永不散藏園
傅增湘是民國以來校勘古書最多的人，他身處中國社會的鉅變時期，後專注於藏書。
中年以後他專注於藏書，成為辛亥以來最大的藏書家，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方面亦取得卓越成就。
藏書緣起於“南北議和”
傅增湘的藏書緣起於“南北議和”。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起義軍佔領了包括南京在內的中國南方大片地方，清廷被迫委派袁世凱主持“南北議和”。傅增湘作為唐紹儀的隨員一同到了上海。
在上海期間，傅增湘結識了著名藏書家沈曾植、楊守敬、繆荃孫等人，如他自己所說：“飫聞緒論，始知版本讎校之相資。而舊刻名鈔之足貴，遂乃刻意蒐羅。”他生平購得的第一部珍貴典籍宋版《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就是那時以百金購自蘇州的。
後來在北京，他成為琉璃廠、隆福寺的常客，還南下江浙皖等地甚至東渡日本訪書。每遇善本，便如“蟻之集羶，蛾之撲火”，志在必得。民國初年的社會動盪，致使不少清朝貴族、藏書故家的藏書紛紛散出，其中包括端方的“匋齋”、景廉的“半畝園”、盛昱的“鬱華閣”、聊城楊氏的“海源閣”的珍品，這給了傅增湘的藏書事業以難得機會。
1918年，傅增湘在北京購得一處房產，地點在西四北五條衚衕7號。7號院原為咸豐進士、通政史永順的府邸，兩進院落，附東西跨院。東跨院內，有假山及六角攢尖亭。傅增湘將這座院命名為“藏園”。
“萬人如海一身藏”
藏園之名源於蘇東坡詩。蘇東坡曾有一首《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詩》，詩中有“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句。一方面出於對蘇東坡的景仰，另一方面是這兩句詩恰與他當時的心境相契合，所以傅增湘將宅院命名“藏園”，而園中藏書之處叫做“雙鑑樓”。
雙鑑樓的名字也是有來歷的。鑑，最早的意思是盛水用的銅盆，由此引申為照見。
雙鑑樓裡的雙鑑，原來就是兩部《資治通鑑》，一部是他祖父傳下來的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另一部是他自己購得端方的宋刊本《資治通鑑》。他把這兩部宋元本的《資治通鑑》並稱“雙鑑”，而把自己的藏書樓題作“雙鑑樓”。但後來他又購得盛昱所藏《洪範政鑑》，便以《洪範政鑑》取代《資治通鑑音注》的地位，這樣，雙鑑樓的雙鑑，一本是《資治通鑑》，另一本則是《洪範政鑑》了。
《洪範政鑑》為北宋仁宗皇帝趙禎所撰，記述自春秋至宋歷朝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異象，列出“休證”和“咎證”，以為後世之鑑。該書十二卷，桑皮玉版，蝴蝶裝，為南宋淳熙十三年內府寫本，朱印累迭，700多年間一直深藏於歷朝內府，確為人間罕見珍寶。除了這3部書之外，雙鑑樓還藏有宋本(包括金本)多達150種，元本數十種，明清精刻本、名鈔、名校本更是不計其數，總量達20萬卷以上。
深嗜篤好“校讎”之業
傅增湘不單藏書，他還是藏書與讀書、校書、著書、出書相併重的藏書家。對於自己“深嗜篤好”的“校讎之業”，他曾經有過這樣的描述：“燈右讎書，研朱細讀，每日率竟千行，細楷動逾數萬，連宵徹旦，習以為常，嚴寒則十指如錐，輝暑則雙睛為瞀，強自支厲，不敢告疲。”
據統計，他一生校書1000多部，16000多卷，是民國以來校勘古書最多的人。
他著書也多，重要的有《雙鑑樓善本書目》、《雙鑑樓藏書續記》、《藏園群書題記集》、《東遊別錄》、《秦遊日錄》等，這其中既有版本目錄學、校勘學方面的著述，也有遊記、回憶錄之類的散文著作。
除自己作品之外，傅增湘還影印、復刻了大量的古籍善本，其中有宋本《周易正義》、《方言》、《劉賓客文集》，元本《困學紀聞》以及明本《永樂大典》兩卷等。其中《周易正義》十四卷，系宋紹興十五至二十年間臨安府刊本。此書藏於臨清徐氏，民國二十三年(1934)傅增湘以萬元買進。買進後，他並未祕藏私室，而是將書送到日本影印100部，做到了如他所說“俾數百年孤行之祕籍，化為百本，流播無窮。”
與很多藏書家一樣，傅增湘也十分注重對故鄉文獻的收集整理和傳播。有經10多年蒐羅輯成的《宋代蜀文輯存》100卷和《蜀賢叢書》12種刊印。在《宋代蜀文輯存》書中，收錄兩宋年間450位四川鄉賢的文章2600餘篇。
除了自己印書之外，雙鑑樓藏書也多有借出作刊印底本者。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影印《四部叢刊》時，就曾借善本書30餘種，《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也用過多種。朱祖謀、徐乃昌、董康、陶湘、吳昌綬等人在刊印古籍時也曾借用。
傅增湘雖然賦閒在家，但結交非常廣泛，與當時很多學者、藏書家都往來頻繁。其中特別要提到的是張元濟，他們相識於1911年，相互往來近40年，直到1949年傅增湘逝世。
一部記錄他們書信往來中論書部分的《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字數竟達30多萬。
1949年9月，張元濟從上海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期間曾兩次去傅家探望貧病交加的傅增湘。對於當時的情景，張元濟在日記中有這樣的描述：“（傅）臥不能興，舌本艱澀，語不成，偶有一二語尚能達意。見餘若喜若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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