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改編的《趙氏孤兒》，為何要拉上成吉思汗'
《趙氏孤兒》最早見於《春秋左傳》，後經司馬遷、元雜劇的改造加工，越發魅力無窮。
一場搜孤救孤，故事曲折富有張力，公孫忤臼、程嬰的那場對話，以及他們的作為，正表現為生與義的選擇，道德力量的崇高，犧牲的豪邁與純粹，以及悲劇之美，故而它能夠引發廣泛的共鳴，征服的不只是中國人。
西方最早翻譯《趙氏孤兒》的，是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時間在1731年，後於1735年，被收入杜赫德所編的《中國通志》。而其所本，正是元代劇作家紀君祥所寫的《趙氏孤兒》。
它與《竇娥冤》、《漢宮秋》、《梧桐雨》並列，號為元雜劇四大悲劇之一，自然是難得的藝術精品。
然而馬若瑟雖然是著名的漢學家，卻不通韻文，還覺得它難懂，所以他在翻譯時，就刪去了其中唱詞，使它只成為一個故事。
將中國藝術與音樂之美丟失，這是極其令人遺憾之事，好在這個故事本身已相當迷人，於是它在西方也就依舊引起廣泛關注。這之後，許多國家都翻譯了這個故事，做過改編，這其中最為顯眼的，無疑是伏爾泰的改編。
說它最顯眼，這當然不只是因為伏爾泰集哲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於一身，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一位偉人，一向有“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等美譽，雨果曾稱他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時代，以及伏爾泰因為熱愛中國文化，是孔子在西方最大的粉絲，又與“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一樣，都曾被人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更因為，他的改編出人意料，轟動一時，是一種伏爾泰、法國、歐洲式的“中國精神”，一種時代折射、特殊解讀，大有意味。
《趙氏孤兒》最早見於《春秋左傳》，後經司馬遷、元雜劇的改造加工，越發魅力無窮。
一場搜孤救孤，故事曲折富有張力，公孫忤臼、程嬰的那場對話，以及他們的作為，正表現為生與義的選擇，道德力量的崇高，犧牲的豪邁與純粹，以及悲劇之美，故而它能夠引發廣泛的共鳴，征服的不只是中國人。
西方最早翻譯《趙氏孤兒》的，是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時間在1731年，後於1735年，被收入杜赫德所編的《中國通志》。而其所本，正是元代劇作家紀君祥所寫的《趙氏孤兒》。
它與《竇娥冤》、《漢宮秋》、《梧桐雨》並列，號為元雜劇四大悲劇之一，自然是難得的藝術精品。
然而馬若瑟雖然是著名的漢學家，卻不通韻文，還覺得它難懂，所以他在翻譯時，就刪去了其中唱詞，使它只成為一個故事。
將中國藝術與音樂之美丟失，這是極其令人遺憾之事，好在這個故事本身已相當迷人，於是它在西方也就依舊引起廣泛關注。這之後，許多國家都翻譯了這個故事，做過改編，這其中最為顯眼的，無疑是伏爾泰的改編。
說它最顯眼，這當然不只是因為伏爾泰集哲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於一身，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一位偉人，一向有“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等美譽，雨果曾稱他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時代，以及伏爾泰因為熱愛中國文化，是孔子在西方最大的粉絲，又與“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一樣，都曾被人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更因為，他的改編出人意料，轟動一時，是一種伏爾泰、法國、歐洲式的“中國精神”，一種時代折射、特殊解讀，大有意味。
伏爾泰改編的《趙氏孤兒》，名為《中國孤兒》，時間、地點、人物、情節、角度全變，那幾乎完全是借殼下蛋，它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南宋滅亡了，皇帝在死前託孤於大臣張惕，元兵四處搜尋，必欲斬草除根之下，張惕決定用自己的兒子頂替，但是他妻子伊達梅卻斥責他有悖父道，堅決反對。
伊達梅愛丈夫，也愛兒子，她最終向成吉思汗說明了真相。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曾經追求過伊達梅，但遭到拒絕，這一次，他本來是帶著報復之火來的，但是他一見到伊達梅，就舊情復燃。
成吉思汗以皇子、張惕、伊達梅兒子三人的性命相威脅，奈何伊達梅不為所動。她不肯為大義犧牲兒子，也不肯因小節犧牲皇子，背叛丈夫，她先供出皇子，後又搭救皇子，一切皆無可能之後，選擇了大家同死。
最後，成吉思汗感動了，所有人一律赦免，還任命張惕為官，專門傳授漢文化，幫他治理國家。
《中國孤兒》的時間，由春秋變為元初；情節，由屠、趙兩大家族的忠奸之戰，變為民族間的文化之戰；核心，由搜孤救孤復仇，變為搜孤救孤融合；跨度，由數十年，變為一夜之間；倫理道德，由慷慨赴死，義當如此，變為大義、小節，君臣、父子、人性、人情，國家、個人、大我、小我的衝突……它們雖然都同樣在宣揚儒家精神，仁義道德，但卻已經遠遠超出了原著那種善惡之爭，表現為一種更高的中國精神。
那麼伏爾泰作為一個法國人，為什麼會如此改編《趙氏孤兒》呢？他為什麼要將時間設定在元初？為什麼要將孤兒改變為皇子，將時代變為成吉思汗時代？為什麼要宣揚這樣一種中國精神？他到底想做什麼？
這首先要從當時的環境說起。
《趙氏孤兒》最早見於《春秋左傳》，後經司馬遷、元雜劇的改造加工，越發魅力無窮。
一場搜孤救孤，故事曲折富有張力，公孫忤臼、程嬰的那場對話，以及他們的作為，正表現為生與義的選擇，道德力量的崇高，犧牲的豪邁與純粹，以及悲劇之美，故而它能夠引發廣泛的共鳴，征服的不只是中國人。
西方最早翻譯《趙氏孤兒》的，是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時間在1731年，後於1735年，被收入杜赫德所編的《中國通志》。而其所本，正是元代劇作家紀君祥所寫的《趙氏孤兒》。
它與《竇娥冤》、《漢宮秋》、《梧桐雨》並列，號為元雜劇四大悲劇之一，自然是難得的藝術精品。
然而馬若瑟雖然是著名的漢學家，卻不通韻文，還覺得它難懂，所以他在翻譯時，就刪去了其中唱詞，使它只成為一個故事。
將中國藝術與音樂之美丟失，這是極其令人遺憾之事，好在這個故事本身已相當迷人，於是它在西方也就依舊引起廣泛關注。這之後，許多國家都翻譯了這個故事，做過改編，這其中最為顯眼的，無疑是伏爾泰的改編。
說它最顯眼，這當然不只是因為伏爾泰集哲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於一身，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一位偉人，一向有“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等美譽，雨果曾稱他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時代，以及伏爾泰因為熱愛中國文化，是孔子在西方最大的粉絲，又與“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一樣，都曾被人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更因為，他的改編出人意料，轟動一時，是一種伏爾泰、法國、歐洲式的“中國精神”，一種時代折射、特殊解讀，大有意味。
伏爾泰改編的《趙氏孤兒》，名為《中國孤兒》，時間、地點、人物、情節、角度全變，那幾乎完全是借殼下蛋，它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南宋滅亡了，皇帝在死前託孤於大臣張惕，元兵四處搜尋，必欲斬草除根之下，張惕決定用自己的兒子頂替，但是他妻子伊達梅卻斥責他有悖父道，堅決反對。
伊達梅愛丈夫，也愛兒子，她最終向成吉思汗說明了真相。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曾經追求過伊達梅，但遭到拒絕，這一次，他本來是帶著報復之火來的，但是他一見到伊達梅，就舊情復燃。
成吉思汗以皇子、張惕、伊達梅兒子三人的性命相威脅，奈何伊達梅不為所動。她不肯為大義犧牲兒子，也不肯因小節犧牲皇子，背叛丈夫，她先供出皇子，後又搭救皇子，一切皆無可能之後，選擇了大家同死。
最後，成吉思汗感動了，所有人一律赦免，還任命張惕為官，專門傳授漢文化，幫他治理國家。
《中國孤兒》的時間，由春秋變為元初；情節，由屠、趙兩大家族的忠奸之戰，變為民族間的文化之戰；核心，由搜孤救孤復仇，變為搜孤救孤融合；跨度，由數十年，變為一夜之間；倫理道德，由慷慨赴死，義當如此，變為大義、小節，君臣、父子、人性、人情，國家、個人、大我、小我的衝突……它們雖然都同樣在宣揚儒家精神，仁義道德，但卻已經遠遠超出了原著那種善惡之爭，表現為一種更高的中國精神。
那麼伏爾泰作為一個法國人，為什麼會如此改編《趙氏孤兒》呢？他為什麼要將時間設定在元初？為什麼要將孤兒改變為皇子，將時代變為成吉思汗時代？為什麼要宣揚這樣一種中國精神？他到底想做什麼？
這首先要從當時的環境說起。
伏爾泰所處的時代，是法國君主專制嚴重、宗教特別黑暗，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面臨重大危機，啟蒙思想正蓬勃興起的時代，他對這個時代深惡痛絕。
當時，法國出於各種目的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一面給中國帶去西方文明，一面也給歐洲帶回中國文明，因為他們的翻譯作品和遊記越來越多，中國正日益為西方所認識，中國熱、孔子熱幾乎遍佈了整個歐洲。
那些翻譯、介紹作品，無疑是各種理解，各種目的下的肢解、分裂、切割、取捨、解讀、詮釋、再造，有意無意地美化與醜化兼而有之，於是這就把西方人分成了兩派。
一部分人對中國的崇拜幾乎是狂熱的，這就像波瓦伏爾在他的《哲學家遊記》中所說：“如果中華帝國的法律成了各國的法律，那麼世界將會成為什麼樣子，中國提供了這樣一幅誘人的圖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強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備的形象。”
而另一部分人則痛加批判，就比如孟德鳩斯，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而厭惡一切君主政體的盧梭，則認為中國的聖賢之教，無異為中國的落後。當然，這裡面出語最“毒”的，還當是較晚於他們的黑格爾。黑格爾等立足於歐洲中心論，乾脆說中國“是一個我們古代就認識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樣的國家”，“中國人是永遠靜止的人民”，“中國的歷史本身並沒有什麼發展”。
很顯然，這兩派如果能夠中和一下的話，倒還可能較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中國的現實，只可惜，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雖然大都只能從孤立有限的翻譯文字中瞭解中國，卻幾乎個個武斷得很。
這就像伏爾泰雖然從來沒說過那句，“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卻並不耽誤大眾傳訛一樣，德國18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因茲，當然也不妨以這句中國人絕不知道的孔子語錄來教誨全城居民：“為人公正，信仰自由。”
孔子是中國精神文化的代表與象徵，孔子即中國，孔子卻也是“歐洲人的孔子”，這種文化傳播現象屢見不鮮，故而不通漢語，高卓如斯的伏爾泰，也不免會很大程度地陷入這種困局。更何況他還有反專制、反宗教黑暗，建造、呼籲理想道德、制度的需要。
伏爾泰出於需要，對中國歷史、文化、政體、宗教等等，倒的確曾做過很長時間的系統研究，這使他對中國的認識遠不同於一般人物。但他因為對美德和社會改變的強烈追求，及隔空遙望，卻到底還是把中國的倫理道德理想化，甚至神聖化了，所以他就有了這種表現：
伏爾泰當年在《關於<百科全書>的問題》中，曾說：“我認識一位哲人，在他的小書房裡只懸掛著孔子的肖像；下面還題有這樣四句詩：他只傳授補益人之大理，點撥眾人，從不譁眾取寵，他只以智者的身份講話，從不冒充先知，然而誰都相信他，即使在他的祖國。”這說的其實是他自己。言必稱孔子的伏爾泰，就因此與盧梭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趙氏孤兒》最早見於《春秋左傳》，後經司馬遷、元雜劇的改造加工，越發魅力無窮。
一場搜孤救孤，故事曲折富有張力，公孫忤臼、程嬰的那場對話，以及他們的作為，正表現為生與義的選擇，道德力量的崇高，犧牲的豪邁與純粹，以及悲劇之美，故而它能夠引發廣泛的共鳴，征服的不只是中國人。
西方最早翻譯《趙氏孤兒》的，是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時間在1731年，後於1735年，被收入杜赫德所編的《中國通志》。而其所本，正是元代劇作家紀君祥所寫的《趙氏孤兒》。
它與《竇娥冤》、《漢宮秋》、《梧桐雨》並列，號為元雜劇四大悲劇之一，自然是難得的藝術精品。
然而馬若瑟雖然是著名的漢學家，卻不通韻文，還覺得它難懂，所以他在翻譯時，就刪去了其中唱詞，使它只成為一個故事。
將中國藝術與音樂之美丟失，這是極其令人遺憾之事，好在這個故事本身已相當迷人，於是它在西方也就依舊引起廣泛關注。這之後，許多國家都翻譯了這個故事，做過改編，這其中最為顯眼的，無疑是伏爾泰的改編。
說它最顯眼，這當然不只是因為伏爾泰集哲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於一身，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一位偉人，一向有“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等美譽，雨果曾稱他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時代，以及伏爾泰因為熱愛中國文化，是孔子在西方最大的粉絲，又與“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一樣，都曾被人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更因為，他的改編出人意料，轟動一時，是一種伏爾泰、法國、歐洲式的“中國精神”，一種時代折射、特殊解讀，大有意味。
伏爾泰改編的《趙氏孤兒》，名為《中國孤兒》，時間、地點、人物、情節、角度全變，那幾乎完全是借殼下蛋，它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南宋滅亡了，皇帝在死前託孤於大臣張惕，元兵四處搜尋，必欲斬草除根之下，張惕決定用自己的兒子頂替，但是他妻子伊達梅卻斥責他有悖父道，堅決反對。
伊達梅愛丈夫，也愛兒子，她最終向成吉思汗說明了真相。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曾經追求過伊達梅，但遭到拒絕，這一次，他本來是帶著報復之火來的，但是他一見到伊達梅，就舊情復燃。
成吉思汗以皇子、張惕、伊達梅兒子三人的性命相威脅，奈何伊達梅不為所動。她不肯為大義犧牲兒子，也不肯因小節犧牲皇子，背叛丈夫，她先供出皇子，後又搭救皇子，一切皆無可能之後，選擇了大家同死。
最後，成吉思汗感動了，所有人一律赦免，還任命張惕為官，專門傳授漢文化，幫他治理國家。
《中國孤兒》的時間，由春秋變為元初；情節，由屠、趙兩大家族的忠奸之戰，變為民族間的文化之戰；核心，由搜孤救孤復仇，變為搜孤救孤融合；跨度，由數十年，變為一夜之間；倫理道德，由慷慨赴死，義當如此，變為大義、小節，君臣、父子、人性、人情，國家、個人、大我、小我的衝突……它們雖然都同樣在宣揚儒家精神，仁義道德，但卻已經遠遠超出了原著那種善惡之爭，表現為一種更高的中國精神。
那麼伏爾泰作為一個法國人，為什麼會如此改編《趙氏孤兒》呢？他為什麼要將時間設定在元初？為什麼要將孤兒改變為皇子，將時代變為成吉思汗時代？為什麼要宣揚這樣一種中國精神？他到底想做什麼？
這首先要從當時的環境說起。
伏爾泰所處的時代，是法國君主專制嚴重、宗教特別黑暗，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面臨重大危機，啟蒙思想正蓬勃興起的時代，他對這個時代深惡痛絕。
當時，法國出於各種目的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一面給中國帶去西方文明，一面也給歐洲帶回中國文明，因為他們的翻譯作品和遊記越來越多，中國正日益為西方所認識，中國熱、孔子熱幾乎遍佈了整個歐洲。
那些翻譯、介紹作品，無疑是各種理解，各種目的下的肢解、分裂、切割、取捨、解讀、詮釋、再造，有意無意地美化與醜化兼而有之，於是這就把西方人分成了兩派。
一部分人對中國的崇拜幾乎是狂熱的，這就像波瓦伏爾在他的《哲學家遊記》中所說：“如果中華帝國的法律成了各國的法律，那麼世界將會成為什麼樣子，中國提供了這樣一幅誘人的圖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強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備的形象。”
而另一部分人則痛加批判，就比如孟德鳩斯，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而厭惡一切君主政體的盧梭，則認為中國的聖賢之教，無異為中國的落後。當然，這裡面出語最“毒”的，還當是較晚於他們的黑格爾。黑格爾等立足於歐洲中心論，乾脆說中國“是一個我們古代就認識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樣的國家”，“中國人是永遠靜止的人民”，“中國的歷史本身並沒有什麼發展”。
很顯然，這兩派如果能夠中和一下的話，倒還可能較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中國的現實，只可惜，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雖然大都只能從孤立有限的翻譯文字中瞭解中國，卻幾乎個個武斷得很。
這就像伏爾泰雖然從來沒說過那句，“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卻並不耽誤大眾傳訛一樣，德國18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因茲，當然也不妨以這句中國人絕不知道的孔子語錄來教誨全城居民：“為人公正，信仰自由。”
孔子是中國精神文化的代表與象徵，孔子即中國，孔子卻也是“歐洲人的孔子”，這種文化傳播現象屢見不鮮，故而不通漢語，高卓如斯的伏爾泰，也不免會很大程度地陷入這種困局。更何況他還有反專制、反宗教黑暗，建造、呼籲理想道德、制度的需要。
伏爾泰出於需要，對中國歷史、文化、政體、宗教等等，倒的確曾做過很長時間的系統研究，這使他對中國的認識遠不同於一般人物。但他因為對美德和社會改變的強烈追求，及隔空遙望，卻到底還是把中國的倫理道德理想化，甚至神聖化了，所以他就有了這種表現：
伏爾泰當年在《關於<百科全書>的問題》中，曾說：“我認識一位哲人，在他的小書房裡只懸掛著孔子的肖像；下面還題有這樣四句詩：他只傳授補益人之大理，點撥眾人，從不譁眾取寵，他只以智者的身份講話，從不冒充先知，然而誰都相信他，即使在他的祖國。”這說的其實是他自己。言必稱孔子的伏爾泰，就因此與盧梭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盧梭）
伏爾泰看到，或者說願意看到的古老中國，是偉大而文明，一片祥和的，不但代表了君主制的至高理想，甚至也代表了法國乃至全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而盧梭則認為科學與藝術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文明發展的結果必定是道德淪喪、國家衰亡，中國的幾場改朝換代正是文明亡國的最好證明，所以他們最終就掐起來了。
長者伏爾泰一開始對盧梭很寬容，循循善誘，只做理論上的探討，他們兩個鬧翻是以後的事。至少，伏爾泰在1750年後寫作的《中國孤兒》，算是對盧梭很溫和的一次回答。這意思就是，科學與藝術必定戰勝野蠻與愚昧，這是歷史的發展趨勢，我要讓你看看文明是如何勝利的，中華帝國與征服者，到底是誰征服了誰。
於是，《中國孤兒》的產生與表達，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第一，為迴應盧梭，闡明、證明並衛護自己的觀點，教育社會。
第二，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產生於元初，成吉思汗時期，程嬰等忠臣義士，是作為民族戰爭的英雄來寓意和謳歌的，它無疑給了伏爾泰另造的啟發。
伏爾泰本人，在《中國孤兒》獻詞中就曾說，他是因為讀了馬若瑟翻譯的《趙氏孤兒》，萌發創作念頭的，他還稱它是寶貴的大作，體現的正是中國精神，人們對中國曾作和將作的一切陳述都不及它。
然後，他又在寫給黎世留公爵的信中，曾說，這個劇本成於成吉思汗朝，是一個新證據，“證明韃靼的勝利者不改變戰敗民族的風俗；他們保護著在中國建立起的一切藝術；他們接受著它一切法規。”
伏爾泰早就發現，中國文化具有驚人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它有時雖然不能與武力外侵相抗，最終卻能夠同化勝利者，反敗為勝。這一切無疑使伏爾泰無限著迷，無限崇拜。
伏爾泰最終認為，這種勝利，正是中國文化、中國倫理道德、中國文明的勝利，重氣節、講情義、明大理、輕生死這些東西，正是中國精神的代表，所以他那時要藉助於《趙氏孤兒》的外殼，來書寫中國精神，文明結果，也就不難理解了。
皇子，代表的不只是帝國的繼承，他也是民族的繼承，一種價值傳遞，成吉思汗的搜孤，無非為滅絕這種價值，張惕等的救孤，無疑是為拯救民族傳統、民族文化、民族價值，而中國人為此所得到的勝利，當然就是中國精神的勝利——文明終能戰勝野蠻。
《趙氏孤兒》最早見於《春秋左傳》，後經司馬遷、元雜劇的改造加工，越發魅力無窮。
一場搜孤救孤，故事曲折富有張力，公孫忤臼、程嬰的那場對話，以及他們的作為，正表現為生與義的選擇，道德力量的崇高，犧牲的豪邁與純粹，以及悲劇之美，故而它能夠引發廣泛的共鳴，征服的不只是中國人。
西方最早翻譯《趙氏孤兒》的，是法國傳教士馬若瑟，時間在1731年，後於1735年，被收入杜赫德所編的《中國通志》。而其所本，正是元代劇作家紀君祥所寫的《趙氏孤兒》。
它與《竇娥冤》、《漢宮秋》、《梧桐雨》並列，號為元雜劇四大悲劇之一，自然是難得的藝術精品。
然而馬若瑟雖然是著名的漢學家，卻不通韻文，還覺得它難懂，所以他在翻譯時，就刪去了其中唱詞，使它只成為一個故事。
將中國藝術與音樂之美丟失，這是極其令人遺憾之事，好在這個故事本身已相當迷人，於是它在西方也就依舊引起廣泛關注。這之後，許多國家都翻譯了這個故事，做過改編，這其中最為顯眼的，無疑是伏爾泰的改編。
說它最顯眼，這當然不只是因為伏爾泰集哲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於一身，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一位偉人，一向有“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等美譽，雨果曾稱他代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整整一個時代，以及伏爾泰因為熱愛中國文化，是孔子在西方最大的粉絲，又與“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一樣，都曾被人稱為“歐洲的孔夫子”。
更因為，他的改編出人意料，轟動一時，是一種伏爾泰、法國、歐洲式的“中國精神”，一種時代折射、特殊解讀，大有意味。
伏爾泰改編的《趙氏孤兒》，名為《中國孤兒》，時間、地點、人物、情節、角度全變，那幾乎完全是借殼下蛋，它講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南宋滅亡了，皇帝在死前託孤於大臣張惕，元兵四處搜尋，必欲斬草除根之下，張惕決定用自己的兒子頂替，但是他妻子伊達梅卻斥責他有悖父道，堅決反對。
伊達梅愛丈夫，也愛兒子，她最終向成吉思汗說明了真相。成吉思汗早年流落北京，曾經追求過伊達梅，但遭到拒絕，這一次，他本來是帶著報復之火來的，但是他一見到伊達梅，就舊情復燃。
成吉思汗以皇子、張惕、伊達梅兒子三人的性命相威脅，奈何伊達梅不為所動。她不肯為大義犧牲兒子，也不肯因小節犧牲皇子，背叛丈夫，她先供出皇子，後又搭救皇子，一切皆無可能之後，選擇了大家同死。
最後，成吉思汗感動了，所有人一律赦免，還任命張惕為官，專門傳授漢文化，幫他治理國家。
《中國孤兒》的時間，由春秋變為元初；情節，由屠、趙兩大家族的忠奸之戰，變為民族間的文化之戰；核心，由搜孤救孤復仇，變為搜孤救孤融合；跨度，由數十年，變為一夜之間；倫理道德，由慷慨赴死，義當如此，變為大義、小節，君臣、父子、人性、人情，國家、個人、大我、小我的衝突……它們雖然都同樣在宣揚儒家精神，仁義道德，但卻已經遠遠超出了原著那種善惡之爭，表現為一種更高的中國精神。
那麼伏爾泰作為一個法國人，為什麼會如此改編《趙氏孤兒》呢？他為什麼要將時間設定在元初？為什麼要將孤兒改變為皇子，將時代變為成吉思汗時代？為什麼要宣揚這樣一種中國精神？他到底想做什麼？
這首先要從當時的環境說起。
伏爾泰所處的時代，是法國君主專制嚴重、宗教特別黑暗，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面臨重大危機，啟蒙思想正蓬勃興起的時代，他對這個時代深惡痛絕。
當時，法國出於各種目的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一面給中國帶去西方文明，一面也給歐洲帶回中國文明，因為他們的翻譯作品和遊記越來越多，中國正日益為西方所認識，中國熱、孔子熱幾乎遍佈了整個歐洲。
那些翻譯、介紹作品，無疑是各種理解，各種目的下的肢解、分裂、切割、取捨、解讀、詮釋、再造，有意無意地美化與醜化兼而有之，於是這就把西方人分成了兩派。
一部分人對中國的崇拜幾乎是狂熱的，這就像波瓦伏爾在他的《哲學家遊記》中所說：“如果中華帝國的法律成了各國的法律，那麼世界將會成為什麼樣子，中國提供了這樣一幅誘人的圖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強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備的形象。”
而另一部分人則痛加批判，就比如孟德鳩斯，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而厭惡一切君主政體的盧梭，則認為中國的聖賢之教，無異為中國的落後。當然，這裡面出語最“毒”的，還當是較晚於他們的黑格爾。黑格爾等立足於歐洲中心論，乾脆說中國“是一個我們古代就認識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樣的國家”，“中國人是永遠靜止的人民”，“中國的歷史本身並沒有什麼發展”。
很顯然，這兩派如果能夠中和一下的話，倒還可能較大程度地接近古代中國的現實，只可惜，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雖然大都只能從孤立有限的翻譯文字中瞭解中國，卻幾乎個個武斷得很。
這就像伏爾泰雖然從來沒說過那句，“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卻並不耽誤大眾傳訛一樣，德國18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因茲，當然也不妨以這句中國人絕不知道的孔子語錄來教誨全城居民：“為人公正，信仰自由。”
孔子是中國精神文化的代表與象徵，孔子即中國，孔子卻也是“歐洲人的孔子”，這種文化傳播現象屢見不鮮，故而不通漢語，高卓如斯的伏爾泰，也不免會很大程度地陷入這種困局。更何況他還有反專制、反宗教黑暗，建造、呼籲理想道德、制度的需要。
伏爾泰出於需要，對中國歷史、文化、政體、宗教等等，倒的確曾做過很長時間的系統研究，這使他對中國的認識遠不同於一般人物。但他因為對美德和社會改變的強烈追求，及隔空遙望，卻到底還是把中國的倫理道德理想化，甚至神聖化了，所以他就有了這種表現：
伏爾泰當年在《關於<百科全書>的問題》中，曾說：“我認識一位哲人，在他的小書房裡只懸掛著孔子的肖像；下面還題有這樣四句詩：他只傳授補益人之大理，點撥眾人，從不譁眾取寵，他只以智者的身份講話，從不冒充先知，然而誰都相信他，即使在他的祖國。”這說的其實是他自己。言必稱孔子的伏爾泰，就因此與盧梭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盧梭）
伏爾泰看到，或者說願意看到的古老中國，是偉大而文明，一片祥和的，不但代表了君主制的至高理想，甚至也代表了法國乃至全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而盧梭則認為科學與藝術是一切罪惡的淵藪，文明發展的結果必定是道德淪喪、國家衰亡，中國的幾場改朝換代正是文明亡國的最好證明，所以他們最終就掐起來了。
長者伏爾泰一開始對盧梭很寬容，循循善誘，只做理論上的探討，他們兩個鬧翻是以後的事。至少，伏爾泰在1750年後寫作的《中國孤兒》，算是對盧梭很溫和的一次回答。這意思就是，科學與藝術必定戰勝野蠻與愚昧，這是歷史的發展趨勢，我要讓你看看文明是如何勝利的，中華帝國與征服者，到底是誰征服了誰。
於是，《中國孤兒》的產生與表達，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第一，為迴應盧梭，闡明、證明並衛護自己的觀點，教育社會。
第二，紀君祥的《趙氏孤兒》產生於元初，成吉思汗時期，程嬰等忠臣義士，是作為民族戰爭的英雄來寓意和謳歌的，它無疑給了伏爾泰另造的啟發。
伏爾泰本人，在《中國孤兒》獻詞中就曾說，他是因為讀了馬若瑟翻譯的《趙氏孤兒》，萌發創作念頭的，他還稱它是寶貴的大作，體現的正是中國精神，人們對中國曾作和將作的一切陳述都不及它。
然後，他又在寫給黎世留公爵的信中，曾說，這個劇本成於成吉思汗朝，是一個新證據，“證明韃靼的勝利者不改變戰敗民族的風俗；他們保護著在中國建立起的一切藝術；他們接受著它一切法規。”
伏爾泰早就發現，中國文化具有驚人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它有時雖然不能與武力外侵相抗，最終卻能夠同化勝利者，反敗為勝。這一切無疑使伏爾泰無限著迷，無限崇拜。
伏爾泰最終認為，這種勝利，正是中國文化、中國倫理道德、中國文明的勝利，重氣節、講情義、明大理、輕生死這些東西，正是中國精神的代表，所以他那時要藉助於《趙氏孤兒》的外殼，來書寫中國精神，文明結果，也就不難理解了。
皇子，代表的不只是帝國的繼承，他也是民族的繼承，一種價值傳遞，成吉思汗的搜孤，無非為滅絕這種價值，張惕等的救孤，無疑是為拯救民族傳統、民族文化、民族價值，而中國人為此所得到的勝利，當然就是中國精神的勝利——文明終能戰勝野蠻。
第三，伏爾泰所想要的表達，當然還不止於此。
《趙氏孤兒》中程嬰的孩子，是理所應當的犧牲品，而《中國孤兒》中張惕的孩子，卻因為伊達梅的反對，表現為人性價值。
伏爾泰在《風俗論》中曾說：“（中國）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我們這裡是君父之國，兒女要愛父親，父親也要愛兒女，所以他按照西方倫理觀念，和對於中國倫理的理解，就無法不安排這種衝突。
大義、小節皆有，高尚情操、自然情感都不丟失，有國有君有父母有夫婦有子女，才能產生一個完整的倫理系統，才可一概歸於大義，這便是伏爾泰理解的，或修改的，中西結合的中國精神。
顯而易見，伏爾泰本人並無法拋棄母性、個人情感、自然情感，只顧所謂大義，他是因為對兩者同時肯定，才讓伊達梅選擇同死之局的。個人、自然不失，貞節不失，大義不失，既恰好吻合了中國的三綱五常、仁義道德、捨生取義，又恰好暴露了伏爾泰的矛盾。
他是什麼都想要的完美派，他並不知道在古代中國，什麼才是第一，不同條件下，會有多少個第一，中國人是無論什麼，都應該服務於某個第一的。
第四，伏爾泰式中國精神，在這個劇本中是如此勝利的，這是伏爾泰最想表達的東西：
第四幕，成吉思汗的一位將軍如此讚美寧死不屈的張惕：“他冷豔觀望著酷刑，嘴裡重複的只有責任和正義；他無視我們的勝利，那講話的語調，就如同他是法官，向我們傳授著法律。”
第五幕，成吉思汗偷聽了伊達梅與丈夫的話，深為他們的壯舉而震撼：“勝利使我登上王位，統治你們，頭罩光環卻使我深感羞愧……你們戰勝了武力，它該向你們深表敬意；我將成為榜樣，身為統治者，我武器在手，歸順於你們的法律。”
最後，它甚至還有這樣一個對話：“伊達梅：誰使您變成這樣？成吉思汗：你們的美德良俗。”伏爾泰的這種表達，無疑正符合他一貫的人性觀點：“人性不曾墮落；因此，它不需要救世主。”他故意抹去原著中的復仇情節，生命代價，卻是在呼喚賢明君主，讚美人性的力量。
但他也正因此陷於巨大的缺陷。
伏爾泰對中國文化征服異族的力量認識，無疑是深刻的、真實的、準確的，他的改編當然也大有新意，他多年來對於中國文化的傳播更作用巨大，但他寄希望於賢明君主，過分誇大人性之美，儒家實用，感化作用，和美化侵略者本心的做法，卻透著虛假、生造、軟弱，並不高明。
所以《中國孤兒》，它歸根結底還是一部法國劇，伏爾泰劇，伏爾泰交的這份漢學答卷，並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分量很足。
文 | 九鴉
圖 |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