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楊浦，江灣體育場、上海體育學院主樓、長海醫院以及一系列“國”、“政”字打頭的路名，是1930年代《大上海計劃》留下的歷史痕跡。1940年代，上海結束100年租界歷史之後，“大上海都市計劃”（以下簡稱：“計劃”）歷經4年籌備應運而生，這是中國大城市編制的第一部現代城市總體規劃，集聚了當年一批留學歸國社會精英的經驗與才智，採用了當時世界一流的“有機疏散”、“控制人口”、“快速幹道”和“區域規劃”等理念。由於“計劃”最終未能實施，所以至今鮮為人知。
正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展出的《鮑立克與大上海都市計劃》將這段塵封已久的都市規劃史再度挖掘，引發了不小的反響。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為此專訪了展覽主要籌備人之一、《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後規劃與重建》作者、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侯麗。
一部沒能實現的“計劃”為何魅力存續至今？如何看待它與《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的關係？它對當今規劃者又有怎樣的借鑑意義？
技術專家的“戰風車”精神與重建之夢
“這部規劃放在當時是極具理想主義的，背後有很多生動的故事。”侯麗說，一部規劃得以流傳至今， 不少是得益於“人”的作用。1946年8月，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匯聚了一批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志同道合的建築師、規劃師、市政工程師和政治家們，抱著重建國際大都市之夢，共同編制了“大上海都市計劃”，在戰火之中描繪未來50年的大上海發展藍圖。
外界對於這樣的“烏托邦”舉動不免質疑，時任上海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吳國楨解釋道，“為復興工作，也要先確定都市建設標準……若談到花園都市，那麼更要有計劃了。”時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的潘公展也感慨：“大的事不能不有理想，不能不顧到將來，國家建設亦復如是。”
“這個委員會匯聚了一批當時所謂的社會精英，除了留學歸國的技術人才、知名的行業人士，還邀請了一批外國專家。”侯麗說。上海都市計劃委員會成員、港口專項研究負責人韓布葛（W. G. Hamburger）表示，這個團隊是“極其摩登和新派的”。吳國楨還力邀編制了立足戰後修復的“大倫敦規劃”專家艾伯克隆比來滬討論，因其工作繁忙未能實現，但艾伯克隆比推薦了得意門生、我國著名城市規劃專家陳佔祥。“這批規劃者目的很明確，哪怕他們有爭執，方向還是一致的，就是一心一意為上海的未來做好規劃，因此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
侯麗舉了一個例子，技術專家團隊有一位來自德國的聖約翰大學老師，名叫鮑立克。他是當時滬上知名建築師，曾主持了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室內設計，並設計過上海北站火車站以及一批名人居所。1946年，他在九江路103號作公開講演，提出對“大上海都市計劃”的基本思路，對上海的社會經濟發展與土地空間資源關係、人口規模作出預測，比如“25年後人口將達到700萬”，對此，委員會成員、中國紡織機器製造有限公司總經理黃伯樵提出反對，認為“絕對不可能”，為此產生爭執。但他非常認可鮑立克對上海國際地位的觀點。
理查德·鮑立克 圖片來源：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計劃”總圖初稿
這批規劃者在1946年完成初稿，期間經歷了種種人員變動和外界變化，但團隊堅持在1949年6月完成了三稿。“這種‘戰風車’的精神讓人動容，成為現在很多規劃工作者的榜樣。”侯麗指出，儘管方案沒能實現，但團隊培育出了一批人才，才讓這樣的規劃精神得以延續。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首任院長李德華、我國知名規劃專家程世撫和金經昌當年都曾作為普通技師和工程師參與其中，日後一直活躍在上海的規劃界。
規劃師們在繪製三稿草圖（左一：程世撫，右一：金經昌）
從控制人口到釋放浦江岸線為“市民公用”
侯麗指出，海內外學者一直認為“計劃”具有比肩“大倫敦規劃”的價值。她花了6年時間，在中、美、德三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蒐集了大量史料並發現：“很多規劃理念具有超乎時代的前瞻性，而且剖析得相當精準，甚至在今天的上海也能看到‘計劃’的影子。”
大上海人口分層發展圖：對不同圈層區域理想人口密度的設定
20世紀40年代，上海只有400萬人口，區域不到900平方公里，而“計劃”預測50年後的人口是1500萬。“這些預測在日後被證明是準確的，1999年上海的常住人口接近1500萬。”侯麗說。市中心的承載量只有700萬人，那麼剩餘人口該如何處理？“計劃”二稿提出，要在市界以外建造“衛星市鎮”來解決，並稱之為“有機疏散”。“用規劃來解決人口過於集中的問題，在這版規劃中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些理念承襲自當時前沿的外國規劃理論，已經展現出與國際對標的抱負。
“計劃”土地使用及幹路系統圖二稿
如今，人們對洋山深水港，內環路、延安路高架的存在已經習以為常，但鮮有人知，這些大型項目的規劃理念早在70年前就已經誕生。“計劃”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未來港口的位置，而港口的位置選擇不應只看重技術問題，更要從經濟效益上去考量。“當時上海的碼頭散落在浦江兩岸，而鮑立克認為中心城區不能集聚所有功能，要向外疏散，所以主張在杭州灣建立另設集中式的深水良港。” 那麼空出的浦江兩岸作為何用？當時的外國技術專家韓布葛提出要釋放浦江岸線“留作市民公用之途”。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鮑立克在道路建設上強調功能和效率，這與當時流行的形式美觀完全背道而馳，由此遭到不少質疑。但他堅持認為要區分對外交通、快速交通、普通地面交通體系，在市中心儘量多造高架快速幹道。對於浦東發展，鮑立克指出，若要發展工業，必須設橋過江。“這些理念很宏大，耗資幾乎是天文數字，在當時看來是完全脫離了實際。”最終，這些方案由於財政緊缺而擱置。
“計劃”三稿初稿
“計劃”的理性嚴謹與公眾參與
這部具有傳奇色彩的“計劃”有什麼樣的借鑑意義？侯麗認為，這是一部“很有節奏”的規劃，一方面規劃理念與國際接軌，同時兼顧上海的實際問題，同時還遵循著嚴謹和理性的原則。
從1945年開始籌備到1949年完成編制，每一次工作會議都嚴格按照流程進行。當時的參與者有著不同的專業背景，有喝了“洋墨水”的歸國學生，也有深諳上海城市問題的外國人，還有土生土長的其它行業從業人員，幾乎每一個重大議題都不可避免地帶來激烈爭論。“但是，他們一直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一旦方案確定，就會立刻進行細化研究。”儘管各方意見不斷碰撞彼此妥協，但是“將上海打造為世界航運和貿易中心”的立足點一直不變。“計劃”分為初稿、二稿和三稿，類似於現代城市規劃的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和修建性詳細規劃。在三稿中，專家們提出了要權衡容積率、建築密度和綠地面積，以及汙染工廠需要搬離市區的建議。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關於“計劃”的日照間距、區域與營建法則的介紹 圖片來源：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關於《閘北西區重建計劃》的介紹 圖片來源：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值得一提的是，“計劃”中的“衛星市鎮”概念和“上海2040”規劃理念頗為類似：衛星市鎮，全部是具有完整功能的單位，包括工業、居住、商業娛樂等，“完全按照市區標準，而非按照郊區標準”，人口需要就近工作，以減少市鎮和市區之間的交通。“計劃”還特別強調“公共”的概念，不僅參與者來自包括醫生在內的各行各業，初稿和二稿還曾向公眾公開徵詢意見，甚至公開了所有的工作會議記錄。“這種規劃面向公眾的初衷和‘上海2040’是相似的。”侯麗也指出，不過“計劃”對城市歷史建築保護和文化發展的敘述是一片空白，這是它和“上海2040”的顯著差別。
在侯麗看來，“計劃”是一種精神，一種專業，還是一份城市歸屬感：規劃的發展遵循著歷史脈絡，把過去、現在和未來銜接，可以讓市民讓瞭解這座城市，就像70年前的這批規劃者一樣，熱愛上海。
（欄目主編：張奕，編輯郵箱：[email protected]，未署名圖片均選自《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後規劃與重建》侯麗著，圖片編輯：笪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