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大省山東，為何沒有一個超級城市？'

山東，作為老牌經濟大省，日漸顯露的發展疲態引來各界諸多熱議。許多專家學者做了詳實的經濟分析，我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探討山東民營經濟的真實現狀與問題所在。

然而，經濟現象從來都是錯綜複雜，換個角度去揣度審視，常常會有新的認知和體會，而這也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深刻地“透過現象看本質”，真正理解其中的奧祕。

本文的寫作動因即在於此——這次，我們從區域與城市的角度，對山東經濟再做一番深入考究，以期給各位讀者一些新的啟示。

1

山東是經濟大省，這是不爭的事實。

早在戰爭年代，山東就是重要的軍糧供應地。改革開放後，藉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東風，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被激發，山東的農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在1982~1985年期間，全省的GDP穩居全國榜首。

進入新世紀，在重化工業建設狂飆的時段，山東抓住了發展機遇，以石化、煉油等為代表的重工業蒸蒸日上，崛起之勢肉眼可見，而其經濟總量也在工業化進程引領下，一直保持在全國第二、三名的高水準排位。

山東經濟令人稱道的絕不僅有這些。深入到城市層面，我們會驚奇地發現，論經濟體量，山東境內每一個城市都不是泛泛之輩。

近期，隨著各地上半年經濟統計數據的陸續發佈完畢，一份《2019年上半年城市GDP百強榜》也適時地進入大眾視野。從榜單上看，山東省16個地級市中居然有15個進入百強，上榜率高達93.75%，是全國擁有百強城市最多的省份（參見表1）——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唯一沒有上榜的日照市，其GDP在全國也排在第101名。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東。儘管廣東省經濟總量高居全國榜首，但全省21個地級市，只有11個入圍百強榜單，上榜率為52.4%。除了珠三角之外，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的城市經濟體量均表現平平，墊底的雲浮市上半年僅創造出425.5億元的GDP，只比山東日照的1/3稍多，很難想象它是位於全國頭號經濟大省之中。

更進一步，如果把山東和廣東經濟總量最大的兩個城市分別剔除，可以看到的是，不包含青島與濟南的山東GDP幾乎依然可以擠進全國三甲，但不包含深圳與廣州的廣東GDP排名則會下滑三位。這也再度佐證了山東各城市經濟發展的均衡，以及廣東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

事實上，隨著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多經濟大省都出現了區域發展不均的問題，除廣東外，江蘇省內“蘇南＞蘇中＞蘇北”的經濟版圖、浙江省內杭州寧波“兩城獨大”的城市格局等等，都是備受爭議的存在。相比之下，山東省諸城市雖然經濟發展階段不盡相同，但遠不及廣東、江蘇、浙江那般相差懸殊。

從這個角度看，山東內部的均衡發展，著實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2

然而，倘若從國家層面來重新審視，各城市間的均衡發展，似乎並沒有給山東省帶來什麼實質性的好處，反倒是接二連三地同國家重大政策的傾斜失之交臂，以至於一再錯失發展機遇。

例如，2017年2月，國務院出臺了《“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提出要“重點打造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深圳、成都-重慶4個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建設昆明、烏魯木齊、哈爾濱、西安、鄭州、武漢、大連、廈門8個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山東沒有城市位列其中。

再如，儘管濟南和青島都提出了“爭創國家中心城市”，但是目前國家認定的9個“國家中心城市”之中，暫沒有出現山東城市。

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在於，山東缺少一個強有力的超級城市來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讀到這裡，相信很多人會心生疑問：山東不是有濟南和青島這對“雙子星”坐鎮嗎？

不錯，單看這兩個城市，一個是底蘊深厚的千年古城，一個是近代開埠的國際港口；一個是儒家農業文化的傳承，一個是海洋商業文明的代表。加之數不清的頭銜和榮譽，人們很自然會認為，二者就是山東的“超級城市”與領頭羊。

然而，倘若跳出山東省的侷限，站在全國層面來橫向比較，情況就會全然不同。我們不妨基於“量”和“質”兩個維度來分別討論，先說前者。

身為省會城市的濟南，似乎從來都不是山東的經濟重心。從省內格局上看，濟南的經濟總量非但長期坐不上頭把交椅，甚至還被煙臺壓制了十幾年之久（參見圖1），這與傳統“一城獨大式”的省會相比，難免有些“尷尬”；倘若放大視角，濟南在全國各省會城市經濟首位度排名中長期位列倒數，甚至還不及石家莊、呼和浩特等城市。若非今年年初，濟南將萊蕪併入其中，使得GDP瞬間大幅上漲且直逼萬億規模，這種“尷尬”恐怕還要持續好久。

再看青島，其經濟總量已於2016年突破萬億規模，成功躋身“萬億俱樂部”城市行列，人口規模也超過了900萬。這些成績固然可喜，可若是從《全國城市GDP百強榜》上看，這座全國第三經濟大省的頭號經濟強市，卻未能擠進前十名，只排在了第12位。反觀第一經濟大省廣東，廣州和深圳兩座城市分列榜單第3、第4位；而第二經濟大省江蘇的蘇州和南京兩大城市，也獲得了第7和第11的良好排名。對山東來說，這樣的局面著實不太理想。

不難發現，山東雖然各個地級市之間的發展較為均衡，但並沒有一個在經濟體量上處於絕對引領地位的超級城市出現。或許以下數據的對比可以更直觀地說明問題（參見圖2）：

說完“量”的維度，再來看“質”。

一般認為，超級城市區別於一般大型城市的地方，除了經濟體量、人口規模等基礎因素之外，較高質量的產業集群同樣是頗為重要的衡量指標。放眼全球，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實力雄厚，舊金山、柏林們擁有強大的高新技術產業；而國內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杭州等城市，都已經形成了令人稱道的現代產業集群，相應的明星企業也是一個賽一個。

相比之下，山東的濟南和青島要遜色不少。

作為典型的重工業經濟省份，山東現有的且較為成熟產業集群大都集中於石化、能源等傳統領域，而代表未來經濟發展方向的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電子信息技術、節能環保、高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卻沒有形成足夠的規模，各個城市均是如此。

濟南不必多說，能叫上名字的幾家公司，幾乎沒有把新興經濟領域作為主營業務的。至於青島，即便是擁有海爾、海信、澳柯瑪這樣的家電明星企業，卻也不得不面臨轉型的陣痛；與此同時，它們有半數以上的零配件都要從廣東、江蘇、浙江等省份採購，這從側面反映出，青島家電產業較為突出的“頭大身子短”問題，致使其難以發揮出足夠的引領輻射作用——更何況，家電本身同屬傳統經濟領域，新興領域的短板肉眼可見，高質量產業集群遠未成氣候。

也正因為上述種種，去年7月有關部門在結束了第一輪巡視整改後，較為罕見地對全國7個副省級城市點名批評，理由為“龍頭作用不夠”“引領帶動作用不夠”“中心城市作用不夠”。而山東在7個城市中佔據兩席，濟南、青島悉數在列，主要意見反饋為：

（1）濟南市落實新發展理念不夠有力；

（2）青島市存在“小富即安”心態，“頭雁效應”不夠強，“關鍵少數”沒有充分發揮帶頭作用。

所以說，這對“雙子星”，顯然還算不上山東經濟的領頭羊，與超級城市的咖位同樣相去甚遠。

3

究其原因，錯綜複雜。其中有先天性因素的影響，那就是黃河的泛濫。

黃河，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孕育了五千年燦爛的華夏文明，自遠古時期開始就有我們的祖先在數千裡的黃河流域繁衍生息。然而，這位“母親”的脾氣似乎並不溫和，因泥沙含量大，黃河中下游河道極不穩定，時常會出現氾濫與改道的情況。據歷史文獻記載，從先秦到民國的2500多年間，黃河下游共決堤氾濫1500餘次，大的改道26次；每次氾濫都會導致數以萬計的居民流離失所，物質財富遭受巨大損失。

山東，正好位於黃河氾濫的核心地帶。由於飽受黃河氾濫肆虐之苦，不同於長江下游的自古富庶，山東很多地方遲遲無法形成厚實有效的經濟積累，而很多居民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背井離鄉，前往更安全的遠方避禍求生，久而久之，必定難以形成持續吸引資源和人才的向心力，超級城市自然難以誕生。

不過，考慮到建國之後對黃河的治理頗有成效，故黃河氾濫不能算作是主因。說到底，還是山東自身的經濟發展模式出了問題，主要表現有三：

一來，各地產業發展同質化明顯。

放眼全省各城市，整體上呈現出產業“大而全”的面貌，即從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樣樣都有，特色產業不夠鮮明。此外，各地的主導產業也頗為趨同，例如，山東最大的三家民營紡織公司分別坐落於濱州、東營和濟寧，某種意義上也可理解為濱州、東營和濟寧的紡織產業都是當地主導產業之一。這也是各地產業同質化的一個縮影，其結果一定是誰都大，但又誰都不夠強。

二來，沒能形成具有足夠競爭力的產業集群。

這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事實上，除了濟南和青島外，山東其他城市同樣存在這一問題，即產業佈局較為分散，沒能形成類似於江浙那樣密集的產業集群，導致城市間的互補性較弱，產業銜接不夠緊密。大家各幹各的，難以形成足夠的凝聚力，這也弱化了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

三來，缺乏顛覆式創新。

革命性的發展往往離不開顛覆式創新，超級城市的崛起同樣如此。某種顛覆性創新的降臨，極有可能打破舊有的城市經濟格局與產業發展路徑，並通過開闢新的市場、形成新的產業來獲得彎道超車的資格，進而帶動城市經濟的飛躍。典型案例便是杭州，在電商興起的帶動下，其他互聯網經濟業態紛紛興起，而相應的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杭州也因此一躍成為僅次於北上廣深的“新一線”城市引領者。反觀山東，相對保守的發展理念，讓每個城市都傾向於沿著固有的路徑前行，卻因缺乏顛覆式創新而一再與新經濟失之交臂，難有超級城市的脫穎而出也就在情理之中。

讀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問：本文為何要一再強調超級城市？

其實很簡單。試想，某高科技公司以300萬年薪聘請一位國際上享有盛譽的科學家，或者以30萬年薪聘請10位科班出身的技術人員，哪個意義更大？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正所謂“蛇無頭不行，鳥無頭不飛”，一座超級城市給所在省份乃至整個國家帶來的東西，絕非普通城市可以比擬：

第一，超級城市能夠形成更為強大的資源集聚效應，而全球範圍內優質高端的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將會給城市的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二，超級城市能夠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並有效降低信息獲取成本，有助於市場分工的細化與個體發展空間的拓展；

第三，超級城市能夠發揮出強大的輻射能力，並帶動周邊城市和地區的發展。

于山東而言，由於超級城市的缺乏，使其對資源的吸引力度明顯偏弱。再加上地處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長三角城市群的中間，西部面臨鄭州、武漢、西安等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勢崛起，各地對於人才、資金、技術的爭奪已經趨於白熱化。而當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對山東產生“虹吸”，讓這個疲態顯露的經濟大省繼續“失血”。

這或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在如火如荼的“搶人大戰”之中，山東城市的存在感如此之低。事實上，山東不光是“搶人”難，“留人”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據齊魯晚報的報道，2019年山東全省16市畢業生平均留存率僅為23.54%，青島、濟南兩地畢業生留存情況姑且還算樂觀，留存率分別為62.59%和53.33%；可是對於其他城市來說，留住自己人已著實不易，有10座城市留存率低於全省平均值，聊城、濟寧兩市畢業生留存率甚至不足一成。流失的畢業生中，有七成去了京津冀或者長三角。

山東真的需要一個超級城市。

4

所幸的是，山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2016年，河南鄭州上榜“國家中心城市”，時任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評價說：“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很大的刺激，以鄭州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還包納了山東兩個市。我們再不奮起直追，很有可能形成中間塌陷。”到了2019年伊始，濟南正式合併萊蕪，標誌著濟南向著超級城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超級城市絕非簡單的“做加法”就能煉成的，後面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

話說回來，眼下的山東也有著其他省份無可比擬的優勢，那便是青島、濟南和煙臺三個經濟大市——可以預見的是，假以時日，濟南和煙臺都將成功躋身“萬億俱樂部”，而一個省份能同時擁有三個GDP萬億量級的城市，無疑是極其幸福的事情。

不過需要提醒的是，城市之間不管如何競爭，協同發展終歸是大勢所趨，我們應該具備“城市圈格局”，以更加宏大的思維和著眼於未來的視野來定位城市經濟發展，即不侷限於單一大城市本身的資源稟賦與技術優勢，而是應同時考慮周邊城市的相關要素和特點，將上下游結合起來，合理配置要素，通過互通有無、取長補短來降低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並取得更大的效益。

誠如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教授所言：“單打獨鬥的城市沒有未來。”試問，強如粵港澳大灣區與長三角等超級城市群，都在不遺餘力地深化聯動以謀求協同發展，山東半島諸城市又怎能置身事外呢？

從這個角度看，山東亦是幸運的，因為“三核協同引領”背後蘊藏的能量，要遠比一個超級城市更加令人驚歎。

如何下好這盤大棋，或許將會是山東經濟困局的一個絕佳破題點。

本文由蘇寧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