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原始社會，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非常低，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與氏族部落能否不斷髮展密切相關。所以，先民們把生育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並且崇拜女性的生育力量，進而製造出象徵女性生育能力的器物，並對其頂禮膜拜。雙體陶罐就屬於這種情況。
2. 與其他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相比，雙體陶罐紋飾精美，製作工藝也極為複雜，先民們如此用心製作出來的器物，不太可能作為日常物品使用，而更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的禮器。在原始社會，先民們已經產生了通過施行巫術，而與自然神靈溝通的宗教觀念。人類學家、宗教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就提到過，先民們出於對自然萬物的恐懼和崇拜而實施巫術，試圖通過一些祭祀活動，實現與自然萬物的溝通，進而獲取豐收，免去災禍。有學者從一點出發，進而指出，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就在祭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一件神聖的禮器，用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對話，可見，雙體陶罐對原始先民而言有著特殊的宗教意義。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原始社會，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非常低，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與氏族部落能否不斷髮展密切相關。所以，先民們把生育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並且崇拜女性的生育力量，進而製造出象徵女性生育能力的器物，並對其頂禮膜拜。雙體陶罐就屬於這種情況。
2. 與其他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相比，雙體陶罐紋飾精美，製作工藝也極為複雜，先民們如此用心製作出來的器物，不太可能作為日常物品使用，而更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的禮器。在原始社會，先民們已經產生了通過施行巫術，而與自然神靈溝通的宗教觀念。人類學家、宗教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就提到過，先民們出於對自然萬物的恐懼和崇拜而實施巫術，試圖通過一些祭祀活動，實現與自然萬物的溝通，進而獲取豐收，免去災禍。有學者從一點出發，進而指出，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就在祭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一件神聖的禮器，用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對話，可見，雙體陶罐對原始先民而言有著特殊的宗教意義。
3. 部分學者猜想，雙體陶罐是用來儲藏農作物種子的器皿，之所以製造出兩個瓶身，是取豐饒富足的寓意。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農耕作業，出土文物中出現石制農具以及粟米種子，就是明證。要獲得農業豐收，自然離不開農作物的種子。先民們把農作物種子放在這種造型飽滿、成雙出現的陶罐裡，便寄託了自己美好的心願：希望種子能夠獲得旺盛的生長力，給人們帶來大豐收。畢竟，農作物的豐收關係到氏族部落的生存。先民們的這種思維方式，還是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
（三）雙體陶罐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昌都卡若地區，位於瀾滄江邊，此處與四川、雲南等地相接，雖然遠古時期的先民不具備先進的交通工具，但先民們依然保持著往來，不同地區的文化也在相互交流之中得以不斷髮展。
考古學家從卡若文化遺址發現的文物，與周邊地區出土的其他文物相比，發現它們具有諸多的相似性。比如，同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出土了“凹背直刀石”，而這種造型的器物，在卡若文化遺址裡也被挖掘出土。可見，原始時期的卡若地區與周邊地區，始終保持著文化上的往來，卡若文化中的器物，自然也帶有其他地區文化的某些特徵。
所以，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便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原始社會，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非常低，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與氏族部落能否不斷髮展密切相關。所以，先民們把生育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並且崇拜女性的生育力量，進而製造出象徵女性生育能力的器物，並對其頂禮膜拜。雙體陶罐就屬於這種情況。
2. 與其他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相比，雙體陶罐紋飾精美，製作工藝也極為複雜，先民們如此用心製作出來的器物，不太可能作為日常物品使用，而更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的禮器。在原始社會，先民們已經產生了通過施行巫術，而與自然神靈溝通的宗教觀念。人類學家、宗教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就提到過，先民們出於對自然萬物的恐懼和崇拜而實施巫術，試圖通過一些祭祀活動，實現與自然萬物的溝通，進而獲取豐收，免去災禍。有學者從一點出發，進而指出，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就在祭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一件神聖的禮器，用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對話，可見，雙體陶罐對原始先民而言有著特殊的宗教意義。
3. 部分學者猜想，雙體陶罐是用來儲藏農作物種子的器皿，之所以製造出兩個瓶身，是取豐饒富足的寓意。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農耕作業，出土文物中出現石制農具以及粟米種子，就是明證。要獲得農業豐收，自然離不開農作物的種子。先民們把農作物種子放在這種造型飽滿、成雙出現的陶罐裡，便寄託了自己美好的心願：希望種子能夠獲得旺盛的生長力，給人們帶來大豐收。畢竟，農作物的豐收關係到氏族部落的生存。先民們的這種思維方式，還是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
（三）雙體陶罐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昌都卡若地區，位於瀾滄江邊，此處與四川、雲南等地相接，雖然遠古時期的先民不具備先進的交通工具，但先民們依然保持著往來，不同地區的文化也在相互交流之中得以不斷髮展。
考古學家從卡若文化遺址發現的文物，與周邊地區出土的其他文物相比，發現它們具有諸多的相似性。比如，同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出土了“凹背直刀石”，而這種造型的器物，在卡若文化遺址裡也被挖掘出土。可見，原始時期的卡若地區與周邊地區，始終保持著文化上的往來，卡若文化中的器物，自然也帶有其他地區文化的某些特徵。
所以，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便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第一，雙體陶罐上的菱形圖案以硃色和墨色區別開來。朱墨兩色的搭配，有著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這種紅黑二種色彩相間的紋飾，多見於馬家窯文化中晚期，這一藝術特徵，正是卡若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相互影響的明證。難怪有學者表示：卡若文化中的雙體陶罐，是多元文化互動結出的藝術果實。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原始社會，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非常低，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與氏族部落能否不斷髮展密切相關。所以，先民們把生育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並且崇拜女性的生育力量，進而製造出象徵女性生育能力的器物，並對其頂禮膜拜。雙體陶罐就屬於這種情況。
2. 與其他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相比，雙體陶罐紋飾精美，製作工藝也極為複雜，先民們如此用心製作出來的器物，不太可能作為日常物品使用，而更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的禮器。在原始社會，先民們已經產生了通過施行巫術，而與自然神靈溝通的宗教觀念。人類學家、宗教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就提到過，先民們出於對自然萬物的恐懼和崇拜而實施巫術，試圖通過一些祭祀活動，實現與自然萬物的溝通，進而獲取豐收，免去災禍。有學者從一點出發，進而指出，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就在祭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一件神聖的禮器，用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對話，可見，雙體陶罐對原始先民而言有著特殊的宗教意義。
3. 部分學者猜想，雙體陶罐是用來儲藏農作物種子的器皿，之所以製造出兩個瓶身，是取豐饒富足的寓意。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農耕作業，出土文物中出現石制農具以及粟米種子，就是明證。要獲得農業豐收，自然離不開農作物的種子。先民們把農作物種子放在這種造型飽滿、成雙出現的陶罐裡，便寄託了自己美好的心願：希望種子能夠獲得旺盛的生長力，給人們帶來大豐收。畢竟，農作物的豐收關係到氏族部落的生存。先民們的這種思維方式，還是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
（三）雙體陶罐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昌都卡若地區，位於瀾滄江邊，此處與四川、雲南等地相接，雖然遠古時期的先民不具備先進的交通工具，但先民們依然保持著往來，不同地區的文化也在相互交流之中得以不斷髮展。
考古學家從卡若文化遺址發現的文物，與周邊地區出土的其他文物相比，發現它們具有諸多的相似性。比如，同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出土了“凹背直刀石”，而這種造型的器物，在卡若文化遺址裡也被挖掘出土。可見，原始時期的卡若地區與周邊地區，始終保持著文化上的往來，卡若文化中的器物，自然也帶有其他地區文化的某些特徵。
所以，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便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第一，雙體陶罐上的菱形圖案以硃色和墨色區別開來。朱墨兩色的搭配，有著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這種紅黑二種色彩相間的紋飾，多見於馬家窯文化中晚期，這一藝術特徵，正是卡若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相互影響的明證。難怪有學者表示：卡若文化中的雙體陶罐，是多元文化互動結出的藝術果實。
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
第二，卡若文化代表器物雙體陶罐，周身遍佈幾何形狀的刻劃紋。這些幾何形狀的刻劃紋，線條流暢、有力，技巧嫻熟。這種幾何形狀的刻劃紋，是卡若文化中的一大亮點，在卡若文化遺址挖掘出土的其他陶器上，也有這樣的紋飾。可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審美能力和製作陶器的工藝技巧。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原始社會，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非常低，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與氏族部落能否不斷髮展密切相關。所以，先民們把生育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並且崇拜女性的生育力量，進而製造出象徵女性生育能力的器物，並對其頂禮膜拜。雙體陶罐就屬於這種情況。
2. 與其他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相比，雙體陶罐紋飾精美，製作工藝也極為複雜，先民們如此用心製作出來的器物，不太可能作為日常物品使用，而更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的禮器。在原始社會，先民們已經產生了通過施行巫術，而與自然神靈溝通的宗教觀念。人類學家、宗教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就提到過，先民們出於對自然萬物的恐懼和崇拜而實施巫術，試圖通過一些祭祀活動，實現與自然萬物的溝通，進而獲取豐收，免去災禍。有學者從一點出發，進而指出，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就在祭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一件神聖的禮器，用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對話，可見，雙體陶罐對原始先民而言有著特殊的宗教意義。
3. 部分學者猜想，雙體陶罐是用來儲藏農作物種子的器皿，之所以製造出兩個瓶身，是取豐饒富足的寓意。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農耕作業，出土文物中出現石制農具以及粟米種子，就是明證。要獲得農業豐收，自然離不開農作物的種子。先民們把農作物種子放在這種造型飽滿、成雙出現的陶罐裡，便寄託了自己美好的心願：希望種子能夠獲得旺盛的生長力，給人們帶來大豐收。畢竟，農作物的豐收關係到氏族部落的生存。先民們的這種思維方式，還是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
（三）雙體陶罐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昌都卡若地區，位於瀾滄江邊，此處與四川、雲南等地相接，雖然遠古時期的先民不具備先進的交通工具，但先民們依然保持著往來，不同地區的文化也在相互交流之中得以不斷髮展。
考古學家從卡若文化遺址發現的文物，與周邊地區出土的其他文物相比，發現它們具有諸多的相似性。比如，同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出土了“凹背直刀石”，而這種造型的器物，在卡若文化遺址裡也被挖掘出土。可見，原始時期的卡若地區與周邊地區，始終保持著文化上的往來，卡若文化中的器物，自然也帶有其他地區文化的某些特徵。
所以，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便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第一，雙體陶罐上的菱形圖案以硃色和墨色區別開來。朱墨兩色的搭配，有著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這種紅黑二種色彩相間的紋飾，多見於馬家窯文化中晚期，這一藝術特徵，正是卡若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相互影響的明證。難怪有學者表示：卡若文化中的雙體陶罐，是多元文化互動結出的藝術果實。
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
第二，卡若文化代表器物雙體陶罐，周身遍佈幾何形狀的刻劃紋。這些幾何形狀的刻劃紋，線條流暢、有力，技巧嫻熟。這種幾何形狀的刻劃紋，是卡若文化中的一大亮點，在卡若文化遺址挖掘出土的其他陶器上，也有這樣的紋飾。可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審美能力和製作陶器的工藝技巧。
【結語】
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凝聚了如此多的信息點。它既是一件藝術品，展現出史前藏族先民的高超技藝，同時，它也是一件充滿宗教儀式感的禮器，承載著藏族先民對富足生活的嚮往。
通過這件雙體陶罐，我們能夠猜想到生活在瀾滄江畔上古村莊裡的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通過件雙體陶罐，我們可以確信，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藏族先民們就已經創造出了燦爛的農耕文明。
正如四川大學教授霍巍先生，在《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會研究的新起點》一文中所寫：
“昌都卡若遺址的科學考古發掘，是西藏曆史上的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它從此奠定了西藏原始社會研究新的起點，揭開了以真實可信的實物資料來重新‘書寫’西藏遠古歷史的新的篇章”。
你看，這件雙體陶罐作為考古資料，證實了史前藏文化的絢麗多姿。所以說，它是西藏博物館裡當之無愧的鎮館之寶。
參考資料：候石柱《西藏考古大綱》弗雷澤《金枝》霍巍《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會研究的新起點》
在西藏自治區拉薩市羅布林卡的東南角，坐落著西藏博物館，這是西藏地區第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展廳主要分為史前文化、不可分割的歷史、文化藝術，以及民俗文化這樣四個部分。
西藏博物館內精品文物眾多，其中有一件文物，堪稱是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便是昌都卡若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這件雙體陶罐，製造於新石器時代，被學界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西藏地區陶器藝術的巔峰之作。
那麼，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雙體陶罐，到底有何特別之處，能夠成為西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呢？這就要從它的實用性、器物的象徵意義以及藝術特色，這樣三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了。
今天文章的主角：卡若文化的代表器物雙體陶罐
（一）雙體陶罐具有突出的實用性
根據候石柱在《西藏考古大綱》中的說法：在距今2千年一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已遍佈西藏的各個地區。而陶器的出現，則標誌著人類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意味著人類文明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就在西藏各地陸續挖掘出遠古人類的活動遺蹟，這些古人類活動遺蹟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可見，青藏高原此地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出現了初級的人類文明。在這之後，考古工作者又對卡若遺址分別進行了幾次挖掘工作，並將挖掘出土的遺蹟命名為“卡若文化”。
位於西藏自治區昌都市卡若區的卡若遺址，就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文化形態，它與曲貢文化遺址和藏北細石器文化，並稱為“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遺址”。
在卡若遺址的挖掘工作中，考古人員挖掘出大型石器約7000件，此外還有骨器、陶片、陶器、動物骨骼、大量穀物，以及簡單的房屋建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當時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已逐漸進入定居時代，創造出農耕文明。
在這些出土文物中，有一個造型奇特的雙體陶罐，引起了考古學家們的注意。
雙體陶罐與我們常見的單體陶罐有著極大區別：雙體陶罐只有一個瓶口，卻有兩個連接在一起的瓶身，這兩個瓶身的造型完全一樣。雙體陶罐瓶身上繪有一些圖案，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圖案已有些模糊，但依然能夠分辨出瓶身上的菱形紋路。
雙體陶罐不僅造型奇特，而且它還具有突出的實用性。在雙體陶罐的兩肩部位各有一個孔器鈕，通過這一對孔器鈕，可以用來穿皮繩。這樣一來，雙體陶罐就如同水壺一般，可以被人攜帶在身上，而人們也能夠解放雙手，去做其他的事情。雖然，這只是學者做出的猜想，但結合著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石制切割器等）來看，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切割器可以把獸皮做成皮繩，有了皮繩自然就可以穿過雙體陶罐的孔器鈕。
以往，學界普遍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青藏高原地區，生產力水平低下，氏族部落成員的勞動力十分有限。但是，這件雙體陶罐的出土卻證明了，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其實非常注重通過增加器物的實用性，從而提高生活水平和勞動生產力。這也說明，史前社會的先民們，具有豐富的勞動實踐經驗。
（二）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有學者提出，從造型和紋飾來看，這件雙體陶罐被製作得如此精美，並不像普通的日常用品，或許它還有具有其他的功能，比如用來祭祀，求得豐收，又或者是先民們女性崇拜以及生育崇拜的產物。
看來，這件雙體陶罐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1.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產生了早期的宗教信仰，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又以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為主要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卡若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這件雙體陶罐，從形狀上來看與女性的臀部非常相似。在很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出土文物裡（比如紅山文化考古中發現的女性塑像），就體現出原始先民對生育、對女性的崇拜。
在原始社會，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非常低，而人口數量的多少則與氏族部落能否不斷髮展密切相關。所以，先民們把生育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並且崇拜女性的生育力量，進而製造出象徵女性生育能力的器物，並對其頂禮膜拜。雙體陶罐就屬於這種情況。
2. 與其他同時代的出土文物相比，雙體陶罐紋飾精美，製作工藝也極為複雜，先民們如此用心製作出來的器物，不太可能作為日常物品使用，而更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的禮器。在原始社會，先民們已經產生了通過施行巫術，而與自然神靈溝通的宗教觀念。人類學家、宗教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一書中就提到過，先民們出於對自然萬物的恐懼和崇拜而實施巫術，試圖通過一些祭祀活動，實現與自然萬物的溝通，進而獲取豐收，免去災禍。有學者從一點出發，進而指出，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就在祭祀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一件神聖的禮器，用來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溝通對話，可見，雙體陶罐對原始先民而言有著特殊的宗教意義。
3. 部分學者猜想，雙體陶罐是用來儲藏農作物種子的器皿，之所以製造出兩個瓶身，是取豐饒富足的寓意。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開始了農耕作業，出土文物中出現石制農具以及粟米種子，就是明證。要獲得農業豐收，自然離不開農作物的種子。先民們把農作物種子放在這種造型飽滿、成雙出現的陶罐裡，便寄託了自己美好的心願：希望種子能夠獲得旺盛的生長力，給人們帶來大豐收。畢竟，農作物的豐收關係到氏族部落的生存。先民們的這種思維方式，還是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
（三）雙體陶罐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昌都卡若地區，位於瀾滄江邊，此處與四川、雲南等地相接，雖然遠古時期的先民不具備先進的交通工具，但先民們依然保持著往來，不同地區的文化也在相互交流之中得以不斷髮展。
考古學家從卡若文化遺址發現的文物，與周邊地區出土的其他文物相比，發現它們具有諸多的相似性。比如，同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馬家窯文化，出土了“凹背直刀石”，而這種造型的器物，在卡若文化遺址裡也被挖掘出土。可見，原始時期的卡若地區與周邊地區，始終保持著文化上的往來，卡若文化中的器物，自然也帶有其他地區文化的某些特徵。
所以，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便體現出濃郁的藝術特色：
第一，雙體陶罐上的菱形圖案以硃色和墨色區別開來。朱墨兩色的搭配，有著強烈的視覺衝擊力。這種紅黑二種色彩相間的紋飾，多見於馬家窯文化中晚期，這一藝術特徵，正是卡若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相互影響的明證。難怪有學者表示：卡若文化中的雙體陶罐，是多元文化互動結出的藝術果實。
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
第二，卡若文化代表器物雙體陶罐，周身遍佈幾何形狀的刻劃紋。這些幾何形狀的刻劃紋，線條流暢、有力，技巧嫻熟。這種幾何形狀的刻劃紋，是卡若文化中的一大亮點，在卡若文化遺址挖掘出土的其他陶器上，也有這樣的紋飾。可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民們，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審美能力和製作陶器的工藝技巧。
【結語】
卡若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體陶罐，凝聚了如此多的信息點。它既是一件藝術品，展現出史前藏族先民的高超技藝，同時，它也是一件充滿宗教儀式感的禮器，承載著藏族先民對富足生活的嚮往。
通過這件雙體陶罐，我們能夠猜想到生活在瀾滄江畔上古村莊裡的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通過件雙體陶罐，我們可以確信，在新石器時代晚期，藏族先民們就已經創造出了燦爛的農耕文明。
正如四川大學教授霍巍先生，在《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會研究的新起點》一文中所寫：
“昌都卡若遺址的科學考古發掘，是西藏曆史上的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它從此奠定了西藏原始社會研究新的起點，揭開了以真實可信的實物資料來重新‘書寫’西藏遠古歷史的新的篇章”。
你看，這件雙體陶罐作為考古資料，證實了史前藏文化的絢麗多姿。所以說，它是西藏博物館裡當之無愧的鎮館之寶。
參考資料：候石柱《西藏考古大綱》弗雷澤《金枝》霍巍《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會研究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