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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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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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說起中國的近代史,王闓運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是咸豐七年的舉人,雖然以後不曾再中進士、點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卻遠勝過那些並無籍籍之名的進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學問甚優,文筆極好,著作甚豐,乃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文壇耆宿。

王闓運簡史

據王闓運之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中的記載,王闓運原名開運,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時築室隱居衡陽西鄉,恰好有另一個名叫王開運的人來本地任縣令。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諱,他才改名叫王闓運,字壬秋。至於人稱之為“王湘綺”或“湘綺老人”,則是因為他曾建“湘綺樓”,以及以湘綺樓之名名其文集詩集,所以後人亦以此為其別號相稱。

王闓運的家境並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貧而棄儒從商,所以王闓運小時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師的叔父王麟教讀,居然能以經史詞章蜚聲鄉里,實則完全得力於他自己的聰明與好學。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抄讀。”因無錢買書而必須手自抄錄,養成了他從小抄書讀書的好習慣。到後來雖然家境漸裕,亦不改當年所養成的抄書習慣。據年譜記載,王闓運的讀書習慣是:“日必抄書,道途寒暑不少輟。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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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說起中國的近代史,王闓運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是咸豐七年的舉人,雖然以後不曾再中進士、點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卻遠勝過那些並無籍籍之名的進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學問甚優,文筆極好,著作甚豐,乃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文壇耆宿。

王闓運簡史

據王闓運之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中的記載,王闓運原名開運,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時築室隱居衡陽西鄉,恰好有另一個名叫王開運的人來本地任縣令。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諱,他才改名叫王闓運,字壬秋。至於人稱之為“王湘綺”或“湘綺老人”,則是因為他曾建“湘綺樓”,以及以湘綺樓之名名其文集詩集,所以後人亦以此為其別號相稱。

王闓運的家境並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貧而棄儒從商,所以王闓運小時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師的叔父王麟教讀,居然能以經史詞章蜚聲鄉里,實則完全得力於他自己的聰明與好學。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抄讀。”因無錢買書而必須手自抄錄,養成了他從小抄書讀書的好習慣。到後來雖然家境漸裕,亦不改當年所養成的抄書習慣。據年譜記載,王闓運的讀書習慣是:“日必抄書,道途寒暑不少輟。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文化界,不但以詩詞著名當世,在經學與史學方面的造詣亦卓有可觀,觀此當可知其學問的根基實在全有勤勉力學中來。

據統計,王闓運生平著作有數十種之多,但能夠讓他在學術文化方面佔有一席之地的,還得歸功於他在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著作——《湘軍志》與《湘綺樓文集》。奇怪的是,王闓運為何要著《湘軍志》呢?

被曾國藩指定為湘軍史的編撰人

所謂《湘軍志》是記述湘軍始末的一部歷史大作。自太平天國革命事起,清朝政府所依賴的八旗和綠營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完全靠曾國藩的湘軍戡平大難,使清政府轉危為安,延續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軍之起,實在是清朝軍制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不可以沒有專書記載其始末經過及各種制度原委。

光緒元年十一月,王闓運由衡陽至長沙,開始策劃議修《湘軍志》之事。其時曾國藩已經故世多年,距同治三年湘軍克復金陵,也有十年之久。由於王闓運被公認為當時湖南人中文筆最好的,所以湘軍有關人物一致認為,撰修《湘軍志》一書,非王闓運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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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說起中國的近代史,王闓運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是咸豐七年的舉人,雖然以後不曾再中進士、點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卻遠勝過那些並無籍籍之名的進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學問甚優,文筆極好,著作甚豐,乃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文壇耆宿。

王闓運簡史

據王闓運之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中的記載,王闓運原名開運,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時築室隱居衡陽西鄉,恰好有另一個名叫王開運的人來本地任縣令。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諱,他才改名叫王闓運,字壬秋。至於人稱之為“王湘綺”或“湘綺老人”,則是因為他曾建“湘綺樓”,以及以湘綺樓之名名其文集詩集,所以後人亦以此為其別號相稱。

王闓運的家境並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貧而棄儒從商,所以王闓運小時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師的叔父王麟教讀,居然能以經史詞章蜚聲鄉里,實則完全得力於他自己的聰明與好學。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抄讀。”因無錢買書而必須手自抄錄,養成了他從小抄書讀書的好習慣。到後來雖然家境漸裕,亦不改當年所養成的抄書習慣。據年譜記載,王闓運的讀書習慣是:“日必抄書,道途寒暑不少輟。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文化界,不但以詩詞著名當世,在經學與史學方面的造詣亦卓有可觀,觀此當可知其學問的根基實在全有勤勉力學中來。

據統計,王闓運生平著作有數十種之多,但能夠讓他在學術文化方面佔有一席之地的,還得歸功於他在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著作——《湘軍志》與《湘綺樓文集》。奇怪的是,王闓運為何要著《湘軍志》呢?

被曾國藩指定為湘軍史的編撰人

所謂《湘軍志》是記述湘軍始末的一部歷史大作。自太平天國革命事起,清朝政府所依賴的八旗和綠營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完全靠曾國藩的湘軍戡平大難,使清政府轉危為安,延續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軍之起,實在是清朝軍制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不可以沒有專書記載其始末經過及各種制度原委。

光緒元年十一月,王闓運由衡陽至長沙,開始策劃議修《湘軍志》之事。其時曾國藩已經故世多年,距同治三年湘軍克復金陵,也有十年之久。由於王闓運被公認為當時湖南人中文筆最好的,所以湘軍有關人物一致認為,撰修《湘軍志》一書,非王闓運莫屬。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本是曾國藩的摯友之一,曾國藩生前就曾說過:“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亦或未敢多讓。”也就是說,曾國藩生前,以平定太平天國的功業自詡,至於這撰述湘軍功績史實的責任,他已經早就看中王闓運了。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公誼私交及為地方著想,王闓運都責無旁貸。於是他毅然承擔下此一為湘軍記述平寇功業的偉大撰述之責。

《湘軍志》的撰述,始於光緒三年五月,告成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前後費時四年又三個月。全書共分為《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后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共十六篇,九萬餘字。光緒七年十月初刻於四川,其後又在四川重刻一次。

湖南湘陰的郭嵩燾、郭昆燾兄弟,在湘軍初起時,均曾參與謀議,和湘軍的關係極深。王闓運的《湘軍志》撰成後,二人加以評閱,其結論是:“為文謗譎奇恣肆,往聞之曾忠襄,幾欲得此老而甘心。”張笠臣亦說:“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

原來郭嵩燾以及湘軍主要人物之所以主張撰寫《湘軍志》一書,目的是希望藉此表揚湖南人之豐功偉績,以為鄉邦不朽之榮譽。不料王闓運對此並不十分在意,反倒效仿太史公的筆法秉筆直書,自成一家之言。而筆鋒所及,對於那些名震一時功成受封的湘軍大人物,反倒時有譏諷的口吻,難怪湖南人要為此群起而攻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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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說起中國的近代史,王闓運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是咸豐七年的舉人,雖然以後不曾再中進士、點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卻遠勝過那些並無籍籍之名的進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學問甚優,文筆極好,著作甚豐,乃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文壇耆宿。

王闓運簡史

據王闓運之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中的記載,王闓運原名開運,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時築室隱居衡陽西鄉,恰好有另一個名叫王開運的人來本地任縣令。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諱,他才改名叫王闓運,字壬秋。至於人稱之為“王湘綺”或“湘綺老人”,則是因為他曾建“湘綺樓”,以及以湘綺樓之名名其文集詩集,所以後人亦以此為其別號相稱。

王闓運的家境並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貧而棄儒從商,所以王闓運小時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師的叔父王麟教讀,居然能以經史詞章蜚聲鄉里,實則完全得力於他自己的聰明與好學。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抄讀。”因無錢買書而必須手自抄錄,養成了他從小抄書讀書的好習慣。到後來雖然家境漸裕,亦不改當年所養成的抄書習慣。據年譜記載,王闓運的讀書習慣是:“日必抄書,道途寒暑不少輟。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文化界,不但以詩詞著名當世,在經學與史學方面的造詣亦卓有可觀,觀此當可知其學問的根基實在全有勤勉力學中來。

據統計,王闓運生平著作有數十種之多,但能夠讓他在學術文化方面佔有一席之地的,還得歸功於他在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著作——《湘軍志》與《湘綺樓文集》。奇怪的是,王闓運為何要著《湘軍志》呢?

被曾國藩指定為湘軍史的編撰人

所謂《湘軍志》是記述湘軍始末的一部歷史大作。自太平天國革命事起,清朝政府所依賴的八旗和綠營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完全靠曾國藩的湘軍戡平大難,使清政府轉危為安,延續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軍之起,實在是清朝軍制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不可以沒有專書記載其始末經過及各種制度原委。

光緒元年十一月,王闓運由衡陽至長沙,開始策劃議修《湘軍志》之事。其時曾國藩已經故世多年,距同治三年湘軍克復金陵,也有十年之久。由於王闓運被公認為當時湖南人中文筆最好的,所以湘軍有關人物一致認為,撰修《湘軍志》一書,非王闓運莫屬。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本是曾國藩的摯友之一,曾國藩生前就曾說過:“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亦或未敢多讓。”也就是說,曾國藩生前,以平定太平天國的功業自詡,至於這撰述湘軍功績史實的責任,他已經早就看中王闓運了。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公誼私交及為地方著想,王闓運都責無旁貸。於是他毅然承擔下此一為湘軍記述平寇功業的偉大撰述之責。

《湘軍志》的撰述,始於光緒三年五月,告成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前後費時四年又三個月。全書共分為《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后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共十六篇,九萬餘字。光緒七年十月初刻於四川,其後又在四川重刻一次。

湖南湘陰的郭嵩燾、郭昆燾兄弟,在湘軍初起時,均曾參與謀議,和湘軍的關係極深。王闓運的《湘軍志》撰成後,二人加以評閱,其結論是:“為文謗譎奇恣肆,往聞之曾忠襄,幾欲得此老而甘心。”張笠臣亦說:“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

原來郭嵩燾以及湘軍主要人物之所以主張撰寫《湘軍志》一書,目的是希望藉此表揚湖南人之豐功偉績,以為鄉邦不朽之榮譽。不料王闓運對此並不十分在意,反倒效仿太史公的筆法秉筆直書,自成一家之言。而筆鋒所及,對於那些名震一時功成受封的湘軍大人物,反倒時有譏諷的口吻,難怪湖南人要為此群起而攻之了。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然而,一般輿論卻未必完全同湖南人一樣。如費行簡所撰的《王闓運傳》,就對《湘軍志》十分推崇,說它:“是非之公,為唐後良史第一。而驕將惡其筆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又,黎庶昌評論此書雲:“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飾,其是非頗有鹹、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兩相比較,就可知道《湘軍志》並不像湖南人所一致評論的那樣惡劣。

就事論事,王闓運確實對湘軍中那些驕兵悍將曾以譏諷的口吻嘲弄,然而卻未必不是事實。如在評價湘軍第一猛將鮑超時就說:“超之戰專剽銳,其持重堅忍不如多隆阿,而終未嘗敗沒。其軍在湘軍為無紀律,然亦能相維繫,乃竟以功名終。”

王闓運的《湘軍志》,一心想效仿太史公之《史記》筆法,以簡練生動為目標,雖然忠於事實,卻因不肯回護鄉人而故作曲筆,所以一度被視為“謗書”,其實這是很冤枉的。

放蕩不羈的習性,驚世駭俗的言行

王闓運文才卓越,在經史方面具有極高的造詣,理應在功名仕途方面有飛黃騰達的機會。但卻因失意於會試之故,始終只是一個舉人而已。封建時代最重功名,與他交遊同時的同鄉友人,如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不是早已在科舉考試中得意,便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之戰中以軍功自顯,先後成為封疆大吏,高官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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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說起中國的近代史,王闓運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是咸豐七年的舉人,雖然以後不曾再中進士、點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卻遠勝過那些並無籍籍之名的進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學問甚優,文筆極好,著作甚豐,乃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文壇耆宿。

王闓運簡史

據王闓運之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中的記載,王闓運原名開運,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時築室隱居衡陽西鄉,恰好有另一個名叫王開運的人來本地任縣令。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諱,他才改名叫王闓運,字壬秋。至於人稱之為“王湘綺”或“湘綺老人”,則是因為他曾建“湘綺樓”,以及以湘綺樓之名名其文集詩集,所以後人亦以此為其別號相稱。

王闓運的家境並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貧而棄儒從商,所以王闓運小時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師的叔父王麟教讀,居然能以經史詞章蜚聲鄉里,實則完全得力於他自己的聰明與好學。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抄讀。”因無錢買書而必須手自抄錄,養成了他從小抄書讀書的好習慣。到後來雖然家境漸裕,亦不改當年所養成的抄書習慣。據年譜記載,王闓運的讀書習慣是:“日必抄書,道途寒暑不少輟。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文化界,不但以詩詞著名當世,在經學與史學方面的造詣亦卓有可觀,觀此當可知其學問的根基實在全有勤勉力學中來。

據統計,王闓運生平著作有數十種之多,但能夠讓他在學術文化方面佔有一席之地的,還得歸功於他在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著作——《湘軍志》與《湘綺樓文集》。奇怪的是,王闓運為何要著《湘軍志》呢?

被曾國藩指定為湘軍史的編撰人

所謂《湘軍志》是記述湘軍始末的一部歷史大作。自太平天國革命事起,清朝政府所依賴的八旗和綠營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完全靠曾國藩的湘軍戡平大難,使清政府轉危為安,延續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軍之起,實在是清朝軍制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不可以沒有專書記載其始末經過及各種制度原委。

光緒元年十一月,王闓運由衡陽至長沙,開始策劃議修《湘軍志》之事。其時曾國藩已經故世多年,距同治三年湘軍克復金陵,也有十年之久。由於王闓運被公認為當時湖南人中文筆最好的,所以湘軍有關人物一致認為,撰修《湘軍志》一書,非王闓運莫屬。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本是曾國藩的摯友之一,曾國藩生前就曾說過:“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亦或未敢多讓。”也就是說,曾國藩生前,以平定太平天國的功業自詡,至於這撰述湘軍功績史實的責任,他已經早就看中王闓運了。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公誼私交及為地方著想,王闓運都責無旁貸。於是他毅然承擔下此一為湘軍記述平寇功業的偉大撰述之責。

《湘軍志》的撰述,始於光緒三年五月,告成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前後費時四年又三個月。全書共分為《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后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共十六篇,九萬餘字。光緒七年十月初刻於四川,其後又在四川重刻一次。

湖南湘陰的郭嵩燾、郭昆燾兄弟,在湘軍初起時,均曾參與謀議,和湘軍的關係極深。王闓運的《湘軍志》撰成後,二人加以評閱,其結論是:“為文謗譎奇恣肆,往聞之曾忠襄,幾欲得此老而甘心。”張笠臣亦說:“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

原來郭嵩燾以及湘軍主要人物之所以主張撰寫《湘軍志》一書,目的是希望藉此表揚湖南人之豐功偉績,以為鄉邦不朽之榮譽。不料王闓運對此並不十分在意,反倒效仿太史公的筆法秉筆直書,自成一家之言。而筆鋒所及,對於那些名震一時功成受封的湘軍大人物,反倒時有譏諷的口吻,難怪湖南人要為此群起而攻之了。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然而,一般輿論卻未必完全同湖南人一樣。如費行簡所撰的《王闓運傳》,就對《湘軍志》十分推崇,說它:“是非之公,為唐後良史第一。而驕將惡其筆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又,黎庶昌評論此書雲:“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飾,其是非頗有鹹、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兩相比較,就可知道《湘軍志》並不像湖南人所一致評論的那樣惡劣。

就事論事,王闓運確實對湘軍中那些驕兵悍將曾以譏諷的口吻嘲弄,然而卻未必不是事實。如在評價湘軍第一猛將鮑超時就說:“超之戰專剽銳,其持重堅忍不如多隆阿,而終未嘗敗沒。其軍在湘軍為無紀律,然亦能相維繫,乃竟以功名終。”

王闓運的《湘軍志》,一心想效仿太史公之《史記》筆法,以簡練生動為目標,雖然忠於事實,卻因不肯回護鄉人而故作曲筆,所以一度被視為“謗書”,其實這是很冤枉的。

放蕩不羈的習性,驚世駭俗的言行

王闓運文才卓越,在經史方面具有極高的造詣,理應在功名仕途方面有飛黃騰達的機會。但卻因失意於會試之故,始終只是一個舉人而已。封建時代最重功名,與他交遊同時的同鄉友人,如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不是早已在科舉考試中得意,便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之戰中以軍功自顯,先後成為封疆大吏,高官顯要。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只有王闓運,始終不能由舉人、山長之上更進一步,雖然文名遍天下,卻無救於他的落拓失意。在這樣的情形下,王闓運的行為不免流於不羈,他的態度不免近於玩世,這應當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傳,曾國藩不肯舉薦他,是因為他曾建議曾國藩當趁兵權在手之時,以武力驅除清廷,光復漢人故業。曾國藩聽了,覺得十分不對路,視其為“狂人”,從此不肯加以吸引。但若以當時人的思想觀點而論,由於對現實不滿而狂傲縱恣,固是才子本色。

王闓運才氣橫溢,處處流露出目中無人的狂傲之態,才使當時那些達官貴人不敢十分親近。所以,他的許多後輩後來都成了朝中顯貴,他依舊還只能做著衡陽船山書院的山長,以發牢騷、寫文章度其生涯。

王闓運有兩娶,原配蔡氏,與咸豐三年結婚,時王闓運二十二歲。一妾姓莫名六雲,原系廣州歌妓,同治三年歸王闓運。但是這一妻一妾都先他而死——光緒十一年莫氏先死,到光緒十六年時,妻蔡氏亦卒。這一年,王闓運五十九歲。

王闓運卒於民國五年,享壽八十五歲,者中間還有二十六年,不能沒有人照顧他的生活起居,而他此後又未再娶妻納妾,於是乎便出現了許多充滿桃色笑料的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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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說起中國的近代史,王闓運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是咸豐七年的舉人,雖然以後不曾再中進士、點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卻遠勝過那些並無籍籍之名的進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學問甚優,文筆極好,著作甚豐,乃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文壇耆宿。

王闓運簡史

據王闓運之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中的記載,王闓運原名開運,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時築室隱居衡陽西鄉,恰好有另一個名叫王開運的人來本地任縣令。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諱,他才改名叫王闓運,字壬秋。至於人稱之為“王湘綺”或“湘綺老人”,則是因為他曾建“湘綺樓”,以及以湘綺樓之名名其文集詩集,所以後人亦以此為其別號相稱。

王闓運的家境並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貧而棄儒從商,所以王闓運小時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師的叔父王麟教讀,居然能以經史詞章蜚聲鄉里,實則完全得力於他自己的聰明與好學。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抄讀。”因無錢買書而必須手自抄錄,養成了他從小抄書讀書的好習慣。到後來雖然家境漸裕,亦不改當年所養成的抄書習慣。據年譜記載,王闓運的讀書習慣是:“日必抄書,道途寒暑不少輟。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文化界,不但以詩詞著名當世,在經學與史學方面的造詣亦卓有可觀,觀此當可知其學問的根基實在全有勤勉力學中來。

據統計,王闓運生平著作有數十種之多,但能夠讓他在學術文化方面佔有一席之地的,還得歸功於他在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著作——《湘軍志》與《湘綺樓文集》。奇怪的是,王闓運為何要著《湘軍志》呢?

被曾國藩指定為湘軍史的編撰人

所謂《湘軍志》是記述湘軍始末的一部歷史大作。自太平天國革命事起,清朝政府所依賴的八旗和綠營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完全靠曾國藩的湘軍戡平大難,使清政府轉危為安,延續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軍之起,實在是清朝軍制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不可以沒有專書記載其始末經過及各種制度原委。

光緒元年十一月,王闓運由衡陽至長沙,開始策劃議修《湘軍志》之事。其時曾國藩已經故世多年,距同治三年湘軍克復金陵,也有十年之久。由於王闓運被公認為當時湖南人中文筆最好的,所以湘軍有關人物一致認為,撰修《湘軍志》一書,非王闓運莫屬。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本是曾國藩的摯友之一,曾國藩生前就曾說過:“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亦或未敢多讓。”也就是說,曾國藩生前,以平定太平天國的功業自詡,至於這撰述湘軍功績史實的責任,他已經早就看中王闓運了。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公誼私交及為地方著想,王闓運都責無旁貸。於是他毅然承擔下此一為湘軍記述平寇功業的偉大撰述之責。

《湘軍志》的撰述,始於光緒三年五月,告成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前後費時四年又三個月。全書共分為《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后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共十六篇,九萬餘字。光緒七年十月初刻於四川,其後又在四川重刻一次。

湖南湘陰的郭嵩燾、郭昆燾兄弟,在湘軍初起時,均曾參與謀議,和湘軍的關係極深。王闓運的《湘軍志》撰成後,二人加以評閱,其結論是:“為文謗譎奇恣肆,往聞之曾忠襄,幾欲得此老而甘心。”張笠臣亦說:“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

原來郭嵩燾以及湘軍主要人物之所以主張撰寫《湘軍志》一書,目的是希望藉此表揚湖南人之豐功偉績,以為鄉邦不朽之榮譽。不料王闓運對此並不十分在意,反倒效仿太史公的筆法秉筆直書,自成一家之言。而筆鋒所及,對於那些名震一時功成受封的湘軍大人物,反倒時有譏諷的口吻,難怪湖南人要為此群起而攻之了。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然而,一般輿論卻未必完全同湖南人一樣。如費行簡所撰的《王闓運傳》,就對《湘軍志》十分推崇,說它:“是非之公,為唐後良史第一。而驕將惡其筆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又,黎庶昌評論此書雲:“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飾,其是非頗有鹹、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兩相比較,就可知道《湘軍志》並不像湖南人所一致評論的那樣惡劣。

就事論事,王闓運確實對湘軍中那些驕兵悍將曾以譏諷的口吻嘲弄,然而卻未必不是事實。如在評價湘軍第一猛將鮑超時就說:“超之戰專剽銳,其持重堅忍不如多隆阿,而終未嘗敗沒。其軍在湘軍為無紀律,然亦能相維繫,乃竟以功名終。”

王闓運的《湘軍志》,一心想效仿太史公之《史記》筆法,以簡練生動為目標,雖然忠於事實,卻因不肯回護鄉人而故作曲筆,所以一度被視為“謗書”,其實這是很冤枉的。

放蕩不羈的習性,驚世駭俗的言行

王闓運文才卓越,在經史方面具有極高的造詣,理應在功名仕途方面有飛黃騰達的機會。但卻因失意於會試之故,始終只是一個舉人而已。封建時代最重功名,與他交遊同時的同鄉友人,如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不是早已在科舉考試中得意,便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之戰中以軍功自顯,先後成為封疆大吏,高官顯要。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只有王闓運,始終不能由舉人、山長之上更進一步,雖然文名遍天下,卻無救於他的落拓失意。在這樣的情形下,王闓運的行為不免流於不羈,他的態度不免近於玩世,這應當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傳,曾國藩不肯舉薦他,是因為他曾建議曾國藩當趁兵權在手之時,以武力驅除清廷,光復漢人故業。曾國藩聽了,覺得十分不對路,視其為“狂人”,從此不肯加以吸引。但若以當時人的思想觀點而論,由於對現實不滿而狂傲縱恣,固是才子本色。

王闓運才氣橫溢,處處流露出目中無人的狂傲之態,才使當時那些達官貴人不敢十分親近。所以,他的許多後輩後來都成了朝中顯貴,他依舊還只能做著衡陽船山書院的山長,以發牢騷、寫文章度其生涯。

王闓運有兩娶,原配蔡氏,與咸豐三年結婚,時王闓運二十二歲。一妾姓莫名六雲,原系廣州歌妓,同治三年歸王闓運。但是這一妻一妾都先他而死——光緒十一年莫氏先死,到光緒十六年時,妻蔡氏亦卒。這一年,王闓運五十九歲。

王闓運卒於民國五年,享壽八十五歲,者中間還有二十六年,不能沒有人照顧他的生活起居,而他此後又未再娶妻納妾,於是乎便出現了許多充滿桃色笑料的緋聞。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日記中透露出的桃色緋聞

清代時北方各省,有所謂的“上炕老媽子”的說法。“老媽子”其實就是女傭,但這種女傭與一般女傭不同,晚間得為男主人侍寢而“上炕”。其傭資高下,視其人之年齡與姿色而定,雙方自願,習以為常,也是法律所認可的。

王闓運的日記向來以文言寫作,在他晚年的日記中從不諱言,常有“某嫗”之稱,這指的就是“上炕老媽子”。而這些日記內容,就是各種緋聞的來源。

《湘綺樓日記》光緒五年閏三月初八日記:“鄉民婦羅來執役。昨翰仙方譏餘不踐言,今即踐之,令留供縫紉。此事了不奇,以世人多鄙暗之行,故以此為怪也。”

光緒五年時,王闓運年四十八歲,單身男子,在外獨居,當然免不了要有些風流韻事。但是在時隔十餘年之後,他的日記中居然還一再出現“某嫗”的名字,以及各種含義晦澀的記事,便不能不使人覺得,他和女傭之間的風流韻事。如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的日記中,便有以下一段記事,說:

“房嫗勞困,劓於臥側,餘避入內。坐未定,外報干將軍來,披衣出迎。方與嫗話,若早一刻,直入臥內,必有可觀也。”

此所謂“勞困”,所謂“必有可觀”,均是隱隱綽綽的極妙文字,作者雖未明言,讀者仍不難從中體會。王闓運晚年所用的女傭,在《湘綺樓日記》中可以查明的就有六人之多,其桃色緋聞之多也就見怪不怪了。

結論

王闓運卒於民國五年九月,由於他生前的文名鼎盛,一旦去世,識者莫不哀悼,其輓聯多到數以千計。在這些多到使人目不暇接的輓聯中,當以王闓運湘潭同鄉吳熙所撰的輓聯寫的最為出色,曰:

文章不能與氣數相爭,時際末流,大名高壽皆為累。

人物總看輕宋唐以下,學成別派,霸才雄筆固無倫。

"

“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雲。”這是錢基博所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開頭部分的一句話。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說起中國的近代史,王闓運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他是咸豐七年的舉人,雖然以後不曾再中進士、點翰林,但其文名之盛,卻遠勝過那些並無籍籍之名的進士、翰林之流。原因是他的學問甚優,文筆極好,著作甚豐,乃是具有真才實學的文壇耆宿。

王闓運簡史

據王闓運之子代功所編《湘綺府君年譜》中的記載,王闓運原名開運,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三十五歲時築室隱居衡陽西鄉,恰好有另一個名叫王開運的人來本地任縣令。為了敬避本地父母官之名諱,他才改名叫王闓運,字壬秋。至於人稱之為“王湘綺”或“湘綺老人”,則是因為他曾建“湘綺樓”,以及以湘綺樓之名名其文集詩集,所以後人亦以此為其別號相稱。

王闓運的家境並不富裕。其父士璠,因家貧而棄儒從商,所以王闓運小時只是靠他那位做蒙師的叔父王麟教讀,居然能以經史詞章蜚聲鄉里,實則完全得力於他自己的聰明與好學。

《湘綺府君年譜》中記載:“時家中無書,省城求書亦至艱。往往展轉假借,擇要抄讀。”因無錢買書而必須手自抄錄,養成了他從小抄書讀書的好習慣。到後來雖然家境漸裕,亦不改當年所養成的抄書習慣。據年譜記載,王闓運的讀書習慣是:“日必抄書,道途寒暑不少輟。五十年中,書字以萬萬計。蓋自二千年以來,學人抄錄之勤,未有盛於府君者也。”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文化界,不但以詩詞著名當世,在經學與史學方面的造詣亦卓有可觀,觀此當可知其學問的根基實在全有勤勉力學中來。

據統計,王闓運生平著作有數十種之多,但能夠讓他在學術文化方面佔有一席之地的,還得歸功於他在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著作——《湘軍志》與《湘綺樓文集》。奇怪的是,王闓運為何要著《湘軍志》呢?

被曾國藩指定為湘軍史的編撰人

所謂《湘軍志》是記述湘軍始末的一部歷史大作。自太平天國革命事起,清朝政府所依賴的八旗和綠營毫無抵抗能力,最後完全靠曾國藩的湘軍戡平大難,使清政府轉危為安,延續了五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湘軍之起,實在是清朝軍制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不可以沒有專書記載其始末經過及各種制度原委。

光緒元年十一月,王闓運由衡陽至長沙,開始策劃議修《湘軍志》之事。其時曾國藩已經故世多年,距同治三年湘軍克復金陵,也有十年之久。由於王闓運被公認為當時湖南人中文筆最好的,所以湘軍有關人物一致認為,撰修《湘軍志》一書,非王闓運莫屬。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王闓運本是曾國藩的摯友之一,曾國藩生前就曾說過:“著述當屬之王君,功業亦或未敢多讓。”也就是說,曾國藩生前,以平定太平天國的功業自詡,至於這撰述湘軍功績史實的責任,他已經早就看中王闓運了。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公誼私交及為地方著想,王闓運都責無旁貸。於是他毅然承擔下此一為湘軍記述平寇功業的偉大撰述之責。

《湘軍志》的撰述,始於光緒三年五月,告成於光緒七年閏七月,前後費時四年又三個月。全書共分為《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後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后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陝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共十六篇,九萬餘字。光緒七年十月初刻於四川,其後又在四川重刻一次。

湖南湘陰的郭嵩燾、郭昆燾兄弟,在湘軍初起時,均曾參與謀議,和湘軍的關係極深。王闓運的《湘軍志》撰成後,二人加以評閱,其結論是:“為文謗譎奇恣肆,往聞之曾忠襄,幾欲得此老而甘心。”張笠臣亦說:“楚人讀之慘傷,天下之人無不爽心快目。”

原來郭嵩燾以及湘軍主要人物之所以主張撰寫《湘軍志》一書,目的是希望藉此表揚湖南人之豐功偉績,以為鄉邦不朽之榮譽。不料王闓運對此並不十分在意,反倒效仿太史公的筆法秉筆直書,自成一家之言。而筆鋒所及,對於那些名震一時功成受封的湘軍大人物,反倒時有譏諷的口吻,難怪湖南人要為此群起而攻之了。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然而,一般輿論卻未必完全同湖南人一樣。如費行簡所撰的《王闓運傳》,就對《湘軍志》十分推崇,說它:“是非之公,為唐後良史第一。而驕將惡其筆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又,黎庶昌評論此書雲:“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飾,其是非頗有鹹、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兩相比較,就可知道《湘軍志》並不像湖南人所一致評論的那樣惡劣。

就事論事,王闓運確實對湘軍中那些驕兵悍將曾以譏諷的口吻嘲弄,然而卻未必不是事實。如在評價湘軍第一猛將鮑超時就說:“超之戰專剽銳,其持重堅忍不如多隆阿,而終未嘗敗沒。其軍在湘軍為無紀律,然亦能相維繫,乃竟以功名終。”

王闓運的《湘軍志》,一心想效仿太史公之《史記》筆法,以簡練生動為目標,雖然忠於事實,卻因不肯回護鄉人而故作曲筆,所以一度被視為“謗書”,其實這是很冤枉的。

放蕩不羈的習性,驚世駭俗的言行

王闓運文才卓越,在經史方面具有極高的造詣,理應在功名仕途方面有飛黃騰達的機會。但卻因失意於會試之故,始終只是一個舉人而已。封建時代最重功名,與他交遊同時的同鄉友人,如曾國藩、郭嵩燾、左宗棠、彭玉麟等人,不是早已在科舉考試中得意,便是在平定太平天國之戰中以軍功自顯,先後成為封疆大吏,高官顯要。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只有王闓運,始終不能由舉人、山長之上更進一步,雖然文名遍天下,卻無救於他的落拓失意。在這樣的情形下,王闓運的行為不免流於不羈,他的態度不免近於玩世,這應當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傳,曾國藩不肯舉薦他,是因為他曾建議曾國藩當趁兵權在手之時,以武力驅除清廷,光復漢人故業。曾國藩聽了,覺得十分不對路,視其為“狂人”,從此不肯加以吸引。但若以當時人的思想觀點而論,由於對現實不滿而狂傲縱恣,固是才子本色。

王闓運才氣橫溢,處處流露出目中無人的狂傲之態,才使當時那些達官貴人不敢十分親近。所以,他的許多後輩後來都成了朝中顯貴,他依舊還只能做著衡陽船山書院的山長,以發牢騷、寫文章度其生涯。

王闓運有兩娶,原配蔡氏,與咸豐三年結婚,時王闓運二十二歲。一妾姓莫名六雲,原系廣州歌妓,同治三年歸王闓運。但是這一妻一妾都先他而死——光緒十一年莫氏先死,到光緒十六年時,妻蔡氏亦卒。這一年,王闓運五十九歲。

王闓運卒於民國五年,享壽八十五歲,者中間還有二十六年,不能沒有人照顧他的生活起居,而他此後又未再娶妻納妾,於是乎便出現了許多充滿桃色笑料的緋聞。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日記中透露出的桃色緋聞

清代時北方各省,有所謂的“上炕老媽子”的說法。“老媽子”其實就是女傭,但這種女傭與一般女傭不同,晚間得為男主人侍寢而“上炕”。其傭資高下,視其人之年齡與姿色而定,雙方自願,習以為常,也是法律所認可的。

王闓運的日記向來以文言寫作,在他晚年的日記中從不諱言,常有“某嫗”之稱,這指的就是“上炕老媽子”。而這些日記內容,就是各種緋聞的來源。

《湘綺樓日記》光緒五年閏三月初八日記:“鄉民婦羅來執役。昨翰仙方譏餘不踐言,今即踐之,令留供縫紉。此事了不奇,以世人多鄙暗之行,故以此為怪也。”

光緒五年時,王闓運年四十八歲,單身男子,在外獨居,當然免不了要有些風流韻事。但是在時隔十餘年之後,他的日記中居然還一再出現“某嫗”的名字,以及各種含義晦澀的記事,便不能不使人覺得,他和女傭之間的風流韻事。如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的日記中,便有以下一段記事,說:

“房嫗勞困,劓於臥側,餘避入內。坐未定,外報干將軍來,披衣出迎。方與嫗話,若早一刻,直入臥內,必有可觀也。”

此所謂“勞困”,所謂“必有可觀”,均是隱隱綽綽的極妙文字,作者雖未明言,讀者仍不難從中體會。王闓運晚年所用的女傭,在《湘綺樓日記》中可以查明的就有六人之多,其桃色緋聞之多也就見怪不怪了。

結論

王闓運卒於民國五年九月,由於他生前的文名鼎盛,一旦去世,識者莫不哀悼,其輓聯多到數以千計。在這些多到使人目不暇接的輓聯中,當以王闓運湘潭同鄉吳熙所撰的輓聯寫的最為出色,曰:

文章不能與氣數相爭,時際末流,大名高壽皆為累。

人物總看輕宋唐以下,學成別派,霸才雄筆固無倫。

曾國藩指定王闓運撰寫《湘軍志》,為何成書後卻被湘軍人物攻擊?

​在短短四十個字中,將王闓運的文章才學與其一生遭遇都作了一番簡明扼要又十分得體的批評,實在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用此輓聯來作為結語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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