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玉忠] 來源：[作者惠賜] 2019-08-26

通過對中華文明原典的研究，我們不僅發現了中國古典哲學、政治經濟思想的核心，我們還發現了一個迥異於西方學術的學術體系，這種學術體系已在東亞大地上存在數千年，有以下三方面特點：

首先，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生成背景不同，她出自王官學。

中國的學術皆出於官學，而西方學術則出於私學。文獻學家餘嘉錫先生（1884~1955年）言“周秦古書，皆不題撰人”，所以我們讀中國的經典學術著作，千萬不要以為《黃帝內經》就是黃帝作的，《商君書》就是商鞅作的，這些書是一代代中國知識精英學術成果層層累積的結晶。比如《商君書》是晉法家商鞅學派的代表作，其中應有商鞅本人的作品，但也包括許多商鞅弟子、後學的多次整理、附益和增飾，書中的一些事件是商鞅死後才發生的。

中國學術出於官學還能從《尚書》、《逸周書》、《周禮》這樣的西周官方文獻中看出來，《逸周書》可謂中國學術之母——政治、經濟、兵學、小說……無所不包。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都城由鎬京遷到洛邑，窮得沒錢辦喪事，各類職官就帶著經典奔向各諸侯國，王官學同時下移至各地諸侯。

諸子百家實際只是官學的不同方面，大體是以道家為哲學基礎，以法家為政治經濟架構，我們能從西漢統一後諸子百家陸沉，黃老治世理念中清晰地看出來。漢以後中華原生文明儒化，官學的這個特點變得模糊了。

西方學術不同，從古希臘時代起，學術就為有閒階層私人壟斷。讀亞里士多德的書，作者就是亞里士多德，讀《幾何原本》，作者就是歐幾里得，“知識產權”清晰。當然西方的政治家也曾影響過學術，但西方學術的主流從來就不是官學。

中國學術著作的作者常弄不清究竟是誰，於是在有些人眼裡中國學術都成了非學術，最多是“術”。比如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吧，絕對不能叫經濟學，最多叫理財之術，桑弘羊，陳雲則為理財家。這些人不清楚，《九章算術》並不比《幾何原本》落後，《孫子兵法》可以同西方任何一本戰爭理論媲美——中國學術是先人智慧層層累積的有機整體，是我們的國魂！

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第二個不同點是他們的概念體系和學術範式不同。

西方學術受柏拉圖及其於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創辦的學園（Academy）的影響，注重反映事物共相的抽象概念並按照嚴格的邏輯尋求真理。年輕時歐幾里得曾在柏拉圖學園裡攻讀過幾何，他的《幾何原本》後來成為西方學術的標準範式。

據說在柏拉圖學園的大門口刻有“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幾個字，西方學術的泛數理化傾向也在那裡形成。不是說柏拉圖提倡數學教育有什麼錯，而是因為他不依賴對天象的觀察，主張憑藉純粹的數和圖形來研究天體運動的學術方法。西方現代經濟學數理化已經荒唐到了這樣的地步，學完經濟學的大學畢業生甚至看不懂公司的財務報表——歷史事實是，數理化最初幾乎僅限於經濟應用領域，而不是經濟理論本身。

中國學術不重視抽象概念的定義以及嚴密的邏輯推理，她重視感知和意悟，對知識內容的直接闡發，而且常常用類比和比喻的方法。今天我們讀《韓非子》、《墨子》，就知道它們不是用西方學術論文的體裁，而是用散文體寫成的，語言極為優美，道理極為深刻。

比如中國學術中講產權要公私相分，不是從什麼“天賦人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之類的假定開始推理，而是講了一個“百人逐兔”的故事，要人們理解政治經濟體系中公私分明的重要意義。《呂氏春秋·慎勢篇》引《慎子》雲：“‘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分定而已矣。”

中國學術重視感知和意悟，不是說它沒有科學精神。同現代科學一樣，中國學術認為只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理論才具有真理性。韓非子稱之為“參驗”，他指出，對於一種理論來說，不用事實加以檢驗就作出判斷，那是愚蠢；不能正確判斷就引為根據，那是欺騙！所謂：“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韓非子·顯學》）

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的第三個不同點是二者的治學目的不同。

如果說神話是人類學術的胚胎，那麼東西方學術的分野最早可追溯到神話時代。在西方傳統的基督教神話中，世界是他創的，神在他所創的世界體系之外，這是西方二元論的最初思維形態。

中國典型的神話則不是這樣，世界是神自創的，神的軀體構成了我們的世界。如盤古創世傳說，三國時吳國太常卿徐整在其著《五運歷年紀》載：“天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佈元氣，乃孕中和，是為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筋脈為地裡，肌肉為田土，發髭為星辰，皮毛為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氓。”

所以，受二元論浸淫的西方哲學家習慣於將可以感知的具體事物和理念分離開來，知識目的是尋求這種超越現實的真實理念。在柏拉圖影響深遠的“洞穴喻”裡，人不過是感覺世界（洞穴）中被捆得死死的囚徒，看到真實世界就要走出洞穴，才能看到世界的本原。

中國哲學最典型的形態是道論。金文中已確認有“道”字，《貉子卣》上的“道”字，由“行”與“首”兩個部件組成，即道路之意。後來“道”字被中國哲學家引申開去，具有了豐富的內涵。在老子《道德經》中，道是最高的哲學範疇。中國諸子百家所指的道是自我生成的，不是與現實世界相對的理念世界的產物——他們尋求的是“現世”的知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何星亮先生在《中西治學目的之差異》（http://www.enweiculture.com/culture/dsptext.asp?lmdm=030102&wddm=0079&file=20038190301020079.htm）一文中將中西學術治學目的不同歸納為：一是“求知”與“求用”差異，二是“求法則”與“求事實”的差異，可謂精當——中國數學領先世界千載，但《九章算術》和《幾何原理》的行文結構完全不同，前者的每一章都以實用問題的解決為目的，後者則建立了用定義、公理、定理、證明構成的演繹邏輯體系。

中國學術與西方學術生成背景、學術範式和治學目的不同，就說中國沒有學術，或中國古代知識不是學術是不對的。理解中國學術特點，承認中國本土學術體系的存在，是我們研究中國學術，復興中華文明的起點。

國魂兮——何時歸來？！

（節選自翟玉忠先生《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一書，該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出版。）

點擊右上方的關注，小編將會每天定時更新，同大家一起學習中華文化智慧。

『瞭解更多中國文化智慧，請關注本頭條或添加微信公眾號、百度搜索新法家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