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以身試藥：癌症患者的“絕地求生”》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以身試藥：癌症患者的“絕地求生”》
2010年4月4日，美國馬里蘭州大笑瑜伽課堂的癌症患者群體。這種瑜伽被大家認為可以釋放壓力，緩解病痛
腫瘤消失了
“你來太晚了！”醫生的口吻已經說明了一切，但韓靖哲仍不願朝最壞的方面設想。醫生給了一張條子，讓她留下電話號碼，醫生說要馬上住院準備手術，但床位得等消息。她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CA”字樣，學外語的她明白，這是“cancer”的縮寫，就是癌症。
“怎麼可能？是不是搞錯了？”每一個被癌症找上的人在得知不幸時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發問，有時問醫生，有時只能問自己。韓靖哲平時很少生病，性格開朗樂觀，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家裡的煤氣罐，她一口氣能扛上五樓。她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得癌症。
日期、天氣、出門去醫院的時間、坐的公交線路……確診的這一天以極其精確的形式留在了韓靖哲的生命記憶裡。2003年8月8日，週五，那天立秋，下著小雨，很涼快，她一個人起了個大早，5點多鐘就出了門，坐108路從亞運村到了協和醫院。醫院6點半開始掛號，韓靖哲到的時候隊伍已經繞著圈排了很長，她沒掛到號，好在一個熟識的醫生中午替她加了一個號。醫生一看片子就知道情況十分嚴重，但他沒有立即將病情和盤托出。
後來韓靖哲知道，自己是乳腺癌晚期，腫瘤有7cm×7cm，雞蛋那麼大。那時，59歲的她正式退休才兩年，天倫之樂的生活剛剛開始，“癌症”這個恐怖的字眼不由分說地飄入她的生活，在此後的十幾年裡，成為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
發現身體異樣是在2003年5月，北京城因“非典”引發的恐慌仍未散去，韓靖哲不敢隨便出門。5月到8月期間，癌細胞正在她體內不斷分裂、再生，她毫無察覺。1992年，她在單位體檢時被查出子宮肌瘤，為防止惡變摘除了子宮，她覺得身體的異樣可能是手術的後遺症，從沒想過任何與腫瘤有關的字眼。對她來說，腫瘤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
事實上，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統計，2008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高達138萬，46萬女性因此死亡。在中國，乳腺癌也已成為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下，早期乳腺癌經過得當的治療可以抑制乃至治癒，但韓靖哲這樣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會大打折扣。
不過，在影像圖裡，她的腫瘤如今已消失不見，只有腫瘤曾經肆虐的地方仍殘留著陰影。在醫生看來，這是個不小的奇蹟，源於她一次親身試藥的經歷。2007年，韓靖哲加入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稱“醫科院腫瘤醫院”）的一個臨床試驗組，使用上代號為“HKI-272”的抗腫瘤新藥。這是惠氏公司研發的一種靶向藥，主要用於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HER2陽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險的類型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國每年有16.9萬名患者被新確診為乳腺癌，其中，20%～30%的人群罹患的便是HER2陽性乳腺癌。
“HKI-272”正在進行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醫科院腫瘤醫院作為中方臨床研究機構之一參與了這一項目，十幾名晚期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從該院入組，其中就包括韓靖哲。她所在的第二組使用的是赫賽汀（當時已經上市的靶向藥）與“HKI-272”的聯合治療方案，以驗證後者的輔助治療效果。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以身試藥：癌症患者的“絕地求生”》
2010年4月4日，美國馬里蘭州大笑瑜伽課堂的癌症患者群體。這種瑜伽被大家認為可以釋放壓力，緩解病痛
腫瘤消失了
“你來太晚了！”醫生的口吻已經說明了一切，但韓靖哲仍不願朝最壞的方面設想。醫生給了一張條子，讓她留下電話號碼，醫生說要馬上住院準備手術，但床位得等消息。她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CA”字樣，學外語的她明白，這是“cancer”的縮寫，就是癌症。
“怎麼可能？是不是搞錯了？”每一個被癌症找上的人在得知不幸時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發問，有時問醫生，有時只能問自己。韓靖哲平時很少生病，性格開朗樂觀，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家裡的煤氣罐，她一口氣能扛上五樓。她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得癌症。
日期、天氣、出門去醫院的時間、坐的公交線路……確診的這一天以極其精確的形式留在了韓靖哲的生命記憶裡。2003年8月8日，週五，那天立秋，下著小雨，很涼快，她一個人起了個大早，5點多鐘就出了門，坐108路從亞運村到了協和醫院。醫院6點半開始掛號，韓靖哲到的時候隊伍已經繞著圈排了很長，她沒掛到號，好在一個熟識的醫生中午替她加了一個號。醫生一看片子就知道情況十分嚴重，但他沒有立即將病情和盤托出。
後來韓靖哲知道，自己是乳腺癌晚期，腫瘤有7cm×7cm，雞蛋那麼大。那時，59歲的她正式退休才兩年，天倫之樂的生活剛剛開始，“癌症”這個恐怖的字眼不由分說地飄入她的生活，在此後的十幾年裡，成為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
發現身體異樣是在2003年5月，北京城因“非典”引發的恐慌仍未散去，韓靖哲不敢隨便出門。5月到8月期間，癌細胞正在她體內不斷分裂、再生，她毫無察覺。1992年，她在單位體檢時被查出子宮肌瘤，為防止惡變摘除了子宮，她覺得身體的異樣可能是手術的後遺症，從沒想過任何與腫瘤有關的字眼。對她來說，腫瘤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
事實上，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統計，2008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高達138萬，46萬女性因此死亡。在中國，乳腺癌也已成為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下，早期乳腺癌經過得當的治療可以抑制乃至治癒，但韓靖哲這樣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會大打折扣。
不過，在影像圖裡，她的腫瘤如今已消失不見，只有腫瘤曾經肆虐的地方仍殘留著陰影。在醫生看來，這是個不小的奇蹟，源於她一次親身試藥的經歷。2007年，韓靖哲加入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稱“醫科院腫瘤醫院”）的一個臨床試驗組，使用上代號為“HKI-272”的抗腫瘤新藥。這是惠氏公司研發的一種靶向藥，主要用於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HER2陽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險的類型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國每年有16.9萬名患者被新確診為乳腺癌，其中，20%～30%的人群罹患的便是HER2陽性乳腺癌。
“HKI-272”正在進行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醫科院腫瘤醫院作為中方臨床研究機構之一參與了這一項目，十幾名晚期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從該院入組，其中就包括韓靖哲。她所在的第二組使用的是赫賽汀（當時已經上市的靶向藥）與“HKI-272”的聯合治療方案，以驗證後者的輔助治療效果。
圖：2011年9月21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某醫院，醫生正與一名即將接受雙乳房切除術的患者談話，她是一名乳腺癌護士領航員，職責為幫助患者選擇治療方案
服藥兩個週期後，大部分患者腫瘤得到控制，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約80%的患者腫瘤縮小。現在十餘年過去，當初同組的數名患者仍在組用藥，而同期入組的國外其他患者或離世，或因耐性出組，試驗組早已不復存在。這個結果甚至引起了研發藥企的關注，他們不相信中國還有患者仍在生存，特意派人來稽查數據，結果發現這些患者的確很好地活了下來。
其實，韓靖哲也曾一度徘徊在生死邊緣。確診後，她轉到了醫科院腫瘤醫院，由於腫瘤太大不宜馬上手術，她只能先住院化療。化療藥物給身體帶來的副作用異常強烈，噁心嘔吐，吃不下飯。她一個人扛了過來。那時老伴還沒退休，兒子兒媳工作也忙，家人請假來陪她，來了兩次就被她轟回去了，大家工作壓力大，請假又扣工資又扣獎金，老太太覺得犯不著為自己耽擱。1944出生的她經歷了1949年後的一場場政治運動，風風雨雨，上山下鄉，再艱苦的日子都過來了，她覺得自己扛得住。腫瘤醫院裡，人們會看到老太太一個人舉著輸液瓶去食堂打飯，化療之後縱使沒胃口，她也會強忍著嚥下飯菜。韓靖哲告訴我，和腫瘤鬥爭不僅需要醫藥，更需要營養和意志。
化療了兩個多月，腫瘤縮小，具備了手術條件。趁著手術還沒開始，韓靖哲還把搬家的事給辦了，她親自去建材市場選購裝修材料，一個人去監工，家中行李也是她一包包裝好，一拖到新家客廳，包裹還未拆開，她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手術很順利，腫瘤被切除，為了掃除殘餘的癌細胞，術後又進行了放療，韓靖哲的病情穩定下來。這時她才知道，老伴在她確診後不久也被查出惡性基底細胞癌，為了讓她專心治療，向她隱瞞了病情。兩位老人都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考上大學沒多久碰上“文革”，在學校待了九年才畢業分配，做翻譯出身的他們平時聚少離多，退休以後原本想能在一起安度晚年，不料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一臺手術完畢，另一臺手術開始，惡性基底細胞癌偏良性，發生轉移的可能性較低，老伴的手術很順利，一家人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韓靖哲沒太多奢求，只盼望能多抱幾年孫子，多陪陪家人。
然而，癌細胞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半後，2005年第三次複查時，韓靖哲的腫瘤被發現轉移至肺部，給韓家又一次重擊。對癌症患者而言，最可怕的情況莫過於發生轉移，這意味著癌細胞再次掙脫人類醫學手段的控制，以更加凶狠的態勢向人體發動攻擊。化療、手術、放療，人類目前針對癌症的三大治療手段都宣告無效。面對再度襲來的癌細胞，留給她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條。
入組試藥
“我真的無藥可用了嗎？”韓靖哲陷入絕境。這時，醫生給她指向了另一條路——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為了確定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新藥往往需要在人體進行藥物系統性研究，上市前一般須經過I、II、III期臨床試驗，其中I期臨床主要是初步的臨床藥理學、人體安全性評價試驗及藥代動力學試驗；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初步評價階段；I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確證階段。
抗癌是一條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試藥同樣要面臨許多未知的風險。但對於無路可退的癌症患者而言，試，就意味著機會。醫生給韓靖哲推薦了當時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一款新藥“埃博黴素（Epothilone）”。剛開始用後對腫瘤起到了很好的抑制效果，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卻令她十分痛苦。手腳麻木，渾身關節疼痛，容易發燒，夏天還要穿棉褲棉襖，晚上睡覺蓋兩床被子，即使這樣還會覺得冷。因無法忍受藥物帶來的副作用，第十個週期後，她只能退出試驗組。直到現在，還留下了手腳麻木的後遺症，“摸東西像摸沙子一樣”。
面對腫瘤的步步緊逼，她選擇繼續試藥。2007年，她被推薦到另一個臨床試驗組，但幾個月後招募受試者，入組條件發生變化，乳腺癌晚期患者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醫生讓她去另一個代號為“HKI-272”的試驗組，從頭到腳檢查一遍後，簽下知情同意書後，韓靖哲被允許入組試藥。藥物、檢查都是免費的，她也有權隨時退出試驗。
入組以後，她每週五去醫院輸赫賽汀，每天口服試驗藥。因為刺激性強，她是在早餐吃一半的時候，再服下藥物，試圖減小對腸胃的刺激，但沒用，腹痛腹瀉依舊厲害，一天拉十幾次，被折磨得虛弱不堪。為了避免其他藥物干擾試驗數據，受試者不能私自吃藥止瀉，醫院倒是開了一種藥，但根本止不住。對不良反應，她早有心理準備，幸運的是，新藥的效果很快顯現出來。55天后去醫院做CT，腫瘤從1釐米縮小為0.3釐米，韓靖哲看到了希望，但不敢掉以輕心。
她堅持服藥，隨著時間慢慢流逝，藥物副作用也逐漸減弱，儘管還是會腹瀉，但次數減少了很多，老人家笑稱這反而有了減肥效果。一晃10年過去，試驗藥從一開始的膠囊換成了片劑，劑量也發生了變化，專利權幾經倒手，從惠氏到美國彪馬生物科技。2017年，HIK-272終於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其正式名稱為“來那替尼”。作為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參與者，韓靖哲成為它的最直接受益者，既拯救了自己，又為後來的患者用到新藥做出了貢獻。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以身試藥：癌症患者的“絕地求生”》
2010年4月4日，美國馬里蘭州大笑瑜伽課堂的癌症患者群體。這種瑜伽被大家認為可以釋放壓力，緩解病痛
腫瘤消失了
“你來太晚了！”醫生的口吻已經說明了一切，但韓靖哲仍不願朝最壞的方面設想。醫生給了一張條子，讓她留下電話號碼，醫生說要馬上住院準備手術，但床位得等消息。她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CA”字樣，學外語的她明白，這是“cancer”的縮寫，就是癌症。
“怎麼可能？是不是搞錯了？”每一個被癌症找上的人在得知不幸時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發問，有時問醫生，有時只能問自己。韓靖哲平時很少生病，性格開朗樂觀，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家裡的煤氣罐，她一口氣能扛上五樓。她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得癌症。
日期、天氣、出門去醫院的時間、坐的公交線路……確診的這一天以極其精確的形式留在了韓靖哲的生命記憶裡。2003年8月8日，週五，那天立秋，下著小雨，很涼快，她一個人起了個大早，5點多鐘就出了門，坐108路從亞運村到了協和醫院。醫院6點半開始掛號，韓靖哲到的時候隊伍已經繞著圈排了很長，她沒掛到號，好在一個熟識的醫生中午替她加了一個號。醫生一看片子就知道情況十分嚴重，但他沒有立即將病情和盤托出。
後來韓靖哲知道，自己是乳腺癌晚期，腫瘤有7cm×7cm，雞蛋那麼大。那時，59歲的她正式退休才兩年，天倫之樂的生活剛剛開始，“癌症”這個恐怖的字眼不由分說地飄入她的生活，在此後的十幾年裡，成為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
發現身體異樣是在2003年5月，北京城因“非典”引發的恐慌仍未散去，韓靖哲不敢隨便出門。5月到8月期間，癌細胞正在她體內不斷分裂、再生，她毫無察覺。1992年，她在單位體檢時被查出子宮肌瘤，為防止惡變摘除了子宮，她覺得身體的異樣可能是手術的後遺症，從沒想過任何與腫瘤有關的字眼。對她來說，腫瘤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
事實上，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統計，2008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高達138萬，46萬女性因此死亡。在中國，乳腺癌也已成為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下，早期乳腺癌經過得當的治療可以抑制乃至治癒，但韓靖哲這樣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會大打折扣。
不過，在影像圖裡，她的腫瘤如今已消失不見，只有腫瘤曾經肆虐的地方仍殘留著陰影。在醫生看來，這是個不小的奇蹟，源於她一次親身試藥的經歷。2007年，韓靖哲加入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稱“醫科院腫瘤醫院”）的一個臨床試驗組，使用上代號為“HKI-272”的抗腫瘤新藥。這是惠氏公司研發的一種靶向藥，主要用於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HER2陽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險的類型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國每年有16.9萬名患者被新確診為乳腺癌，其中，20%～30%的人群罹患的便是HER2陽性乳腺癌。
“HKI-272”正在進行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醫科院腫瘤醫院作為中方臨床研究機構之一參與了這一項目，十幾名晚期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從該院入組，其中就包括韓靖哲。她所在的第二組使用的是赫賽汀（當時已經上市的靶向藥）與“HKI-272”的聯合治療方案，以驗證後者的輔助治療效果。
圖：2011年9月21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某醫院，醫生正與一名即將接受雙乳房切除術的患者談話，她是一名乳腺癌護士領航員，職責為幫助患者選擇治療方案
服藥兩個週期後，大部分患者腫瘤得到控制，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約80%的患者腫瘤縮小。現在十餘年過去，當初同組的數名患者仍在組用藥，而同期入組的國外其他患者或離世，或因耐性出組，試驗組早已不復存在。這個結果甚至引起了研發藥企的關注，他們不相信中國還有患者仍在生存，特意派人來稽查數據，結果發現這些患者的確很好地活了下來。
其實，韓靖哲也曾一度徘徊在生死邊緣。確診後，她轉到了醫科院腫瘤醫院，由於腫瘤太大不宜馬上手術，她只能先住院化療。化療藥物給身體帶來的副作用異常強烈，噁心嘔吐，吃不下飯。她一個人扛了過來。那時老伴還沒退休，兒子兒媳工作也忙，家人請假來陪她，來了兩次就被她轟回去了，大家工作壓力大，請假又扣工資又扣獎金，老太太覺得犯不著為自己耽擱。1944出生的她經歷了1949年後的一場場政治運動，風風雨雨，上山下鄉，再艱苦的日子都過來了，她覺得自己扛得住。腫瘤醫院裡，人們會看到老太太一個人舉著輸液瓶去食堂打飯，化療之後縱使沒胃口，她也會強忍著嚥下飯菜。韓靖哲告訴我，和腫瘤鬥爭不僅需要醫藥，更需要營養和意志。
化療了兩個多月，腫瘤縮小，具備了手術條件。趁著手術還沒開始，韓靖哲還把搬家的事給辦了，她親自去建材市場選購裝修材料，一個人去監工，家中行李也是她一包包裝好，一拖到新家客廳，包裹還未拆開，她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手術很順利，腫瘤被切除，為了掃除殘餘的癌細胞，術後又進行了放療，韓靖哲的病情穩定下來。這時她才知道，老伴在她確診後不久也被查出惡性基底細胞癌，為了讓她專心治療，向她隱瞞了病情。兩位老人都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考上大學沒多久碰上“文革”，在學校待了九年才畢業分配，做翻譯出身的他們平時聚少離多，退休以後原本想能在一起安度晚年，不料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一臺手術完畢，另一臺手術開始，惡性基底細胞癌偏良性，發生轉移的可能性較低，老伴的手術很順利，一家人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韓靖哲沒太多奢求，只盼望能多抱幾年孫子，多陪陪家人。
然而，癌細胞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半後，2005年第三次複查時，韓靖哲的腫瘤被發現轉移至肺部，給韓家又一次重擊。對癌症患者而言，最可怕的情況莫過於發生轉移，這意味著癌細胞再次掙脫人類醫學手段的控制，以更加凶狠的態勢向人體發動攻擊。化療、手術、放療，人類目前針對癌症的三大治療手段都宣告無效。面對再度襲來的癌細胞，留給她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條。
入組試藥
“我真的無藥可用了嗎？”韓靖哲陷入絕境。這時，醫生給她指向了另一條路——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為了確定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新藥往往需要在人體進行藥物系統性研究，上市前一般須經過I、II、III期臨床試驗，其中I期臨床主要是初步的臨床藥理學、人體安全性評價試驗及藥代動力學試驗；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初步評價階段；I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確證階段。
抗癌是一條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試藥同樣要面臨許多未知的風險。但對於無路可退的癌症患者而言，試，就意味著機會。醫生給韓靖哲推薦了當時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一款新藥“埃博黴素（Epothilone）”。剛開始用後對腫瘤起到了很好的抑制效果，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卻令她十分痛苦。手腳麻木，渾身關節疼痛，容易發燒，夏天還要穿棉褲棉襖，晚上睡覺蓋兩床被子，即使這樣還會覺得冷。因無法忍受藥物帶來的副作用，第十個週期後，她只能退出試驗組。直到現在，還留下了手腳麻木的後遺症，“摸東西像摸沙子一樣”。
面對腫瘤的步步緊逼，她選擇繼續試藥。2007年，她被推薦到另一個臨床試驗組，但幾個月後招募受試者，入組條件發生變化，乳腺癌晚期患者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醫生讓她去另一個代號為“HKI-272”的試驗組，從頭到腳檢查一遍後，簽下知情同意書後，韓靖哲被允許入組試藥。藥物、檢查都是免費的，她也有權隨時退出試驗。
入組以後，她每週五去醫院輸赫賽汀，每天口服試驗藥。因為刺激性強，她是在早餐吃一半的時候，再服下藥物，試圖減小對腸胃的刺激，但沒用，腹痛腹瀉依舊厲害，一天拉十幾次，被折磨得虛弱不堪。為了避免其他藥物干擾試驗數據，受試者不能私自吃藥止瀉，醫院倒是開了一種藥，但根本止不住。對不良反應，她早有心理準備，幸運的是，新藥的效果很快顯現出來。55天后去醫院做CT，腫瘤從1釐米縮小為0.3釐米，韓靖哲看到了希望，但不敢掉以輕心。
她堅持服藥，隨著時間慢慢流逝，藥物副作用也逐漸減弱，儘管還是會腹瀉，但次數減少了很多，老人家笑稱這反而有了減肥效果。一晃10年過去，試驗藥從一開始的膠囊換成了片劑，劑量也發生了變化，專利權幾經倒手，從惠氏到美國彪馬生物科技。2017年，HIK-272終於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其正式名稱為“來那替尼”。作為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參與者，韓靖哲成為它的最直接受益者，既拯救了自己，又為後來的患者用到新藥做出了貢獻。
李樹婷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GCP中心辦公室原主任，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已經20多年（於楚眾 攝）
“一個新藥從研發到走完臨床試驗上市，通常需要7年到10年的時間。對一名晚期癌症患者來說，如果對其他藥物已經產生耐藥性，你又沒去參加試驗，很難有機會等到新藥上市。”臨床研究促進公益基金祕書長李樹婷告訴本刊。她是醫科院腫瘤醫院GC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中心辦公室的原主任，2016年退休。韓靖哲參加的臨床試驗項目就是李樹婷一手推動的。2007年他們與惠氏公司建立了早期研發中心（ECDC），並開展了多項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而此前，國外腫瘤藥進入國內一般是三期臨床，如果等到三期入組試藥，往往要滯後幾年。這個時間，許多患者等不起。
李樹婷是國內第一批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的醫務工作者。她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國成為ICH（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的觀察員國，從這時開始在臨床研究方面主動與國際接軌。後來選取了10家醫院進行臨床試驗規範性試點，醫科院腫瘤醫院是其中一家。李樹婷當時還在門診部當主任，因為英語比較好被院裡選中來做GCP。她告訴我，自己那會也對臨床試驗規範沒什麼概念，只能硬著頭皮上。
臨床試驗工作的開展需要倫理委員會的參與，這在當時中國醫學界還是個陌生的組織。1996年，醫科院腫瘤醫院組建倫理委員會時，國內沒有相應的章程或文件可供參考，李樹婷和同事通過翻譯國外的材料，寫出了自己的章程。此後的數十年裡，中國的臨床試驗發展迅速，國內充足的病源和較低的試驗成本吸引了羅氏、惠氏、輝瑞、阿斯利康等一批跨國醫藥巨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開展臨床試驗項目。但在患者群體中，臨床試驗的認知度並不高。早年間，中國患者一聽說“試驗”兩個字就臉色大變，認為說者不安好心，要自己去當小白鼠，就算自己願意，家屬也不幹。為了找受試者，李樹婷那時候只能一個個去講解。
“我們國家只有3%的癌症患者參加了臨床試驗，90%多的患者沒有。”這個數字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李樹婷說，這不僅是因為患者認知度較低，也與不同的試驗機構之間缺乏消息溝通平臺有關。很多試驗項目招募不到合適的患者，而很多想參加的患者找不到合適的項目，這一錯位失去的往往不只是試驗機會，更是生存機會。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以身試藥：癌症患者的“絕地求生”》
2010年4月4日，美國馬里蘭州大笑瑜伽課堂的癌症患者群體。這種瑜伽被大家認為可以釋放壓力，緩解病痛
腫瘤消失了
“你來太晚了！”醫生的口吻已經說明了一切，但韓靖哲仍不願朝最壞的方面設想。醫生給了一張條子，讓她留下電話號碼，醫生說要馬上住院準備手術，但床位得等消息。她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CA”字樣，學外語的她明白，這是“cancer”的縮寫，就是癌症。
“怎麼可能？是不是搞錯了？”每一個被癌症找上的人在得知不幸時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發問，有時問醫生，有時只能問自己。韓靖哲平時很少生病，性格開朗樂觀，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家裡的煤氣罐，她一口氣能扛上五樓。她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得癌症。
日期、天氣、出門去醫院的時間、坐的公交線路……確診的這一天以極其精確的形式留在了韓靖哲的生命記憶裡。2003年8月8日，週五，那天立秋，下著小雨，很涼快，她一個人起了個大早，5點多鐘就出了門，坐108路從亞運村到了協和醫院。醫院6點半開始掛號，韓靖哲到的時候隊伍已經繞著圈排了很長，她沒掛到號，好在一個熟識的醫生中午替她加了一個號。醫生一看片子就知道情況十分嚴重，但他沒有立即將病情和盤托出。
後來韓靖哲知道，自己是乳腺癌晚期，腫瘤有7cm×7cm，雞蛋那麼大。那時，59歲的她正式退休才兩年，天倫之樂的生活剛剛開始，“癌症”這個恐怖的字眼不由分說地飄入她的生活，在此後的十幾年裡，成為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
發現身體異樣是在2003年5月，北京城因“非典”引發的恐慌仍未散去，韓靖哲不敢隨便出門。5月到8月期間，癌細胞正在她體內不斷分裂、再生，她毫無察覺。1992年，她在單位體檢時被查出子宮肌瘤，為防止惡變摘除了子宮，她覺得身體的異樣可能是手術的後遺症，從沒想過任何與腫瘤有關的字眼。對她來說，腫瘤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
事實上，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統計，2008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高達138萬，46萬女性因此死亡。在中國，乳腺癌也已成為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下，早期乳腺癌經過得當的治療可以抑制乃至治癒，但韓靖哲這樣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會大打折扣。
不過，在影像圖裡，她的腫瘤如今已消失不見，只有腫瘤曾經肆虐的地方仍殘留著陰影。在醫生看來，這是個不小的奇蹟，源於她一次親身試藥的經歷。2007年，韓靖哲加入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稱“醫科院腫瘤醫院”）的一個臨床試驗組，使用上代號為“HKI-272”的抗腫瘤新藥。這是惠氏公司研發的一種靶向藥，主要用於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HER2陽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險的類型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國每年有16.9萬名患者被新確診為乳腺癌，其中，20%～30%的人群罹患的便是HER2陽性乳腺癌。
“HKI-272”正在進行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醫科院腫瘤醫院作為中方臨床研究機構之一參與了這一項目，十幾名晚期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從該院入組，其中就包括韓靖哲。她所在的第二組使用的是赫賽汀（當時已經上市的靶向藥）與“HKI-272”的聯合治療方案，以驗證後者的輔助治療效果。
圖：2011年9月21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某醫院，醫生正與一名即將接受雙乳房切除術的患者談話，她是一名乳腺癌護士領航員，職責為幫助患者選擇治療方案
服藥兩個週期後，大部分患者腫瘤得到控制，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約80%的患者腫瘤縮小。現在十餘年過去，當初同組的數名患者仍在組用藥，而同期入組的國外其他患者或離世，或因耐性出組，試驗組早已不復存在。這個結果甚至引起了研發藥企的關注，他們不相信中國還有患者仍在生存，特意派人來稽查數據，結果發現這些患者的確很好地活了下來。
其實，韓靖哲也曾一度徘徊在生死邊緣。確診後，她轉到了醫科院腫瘤醫院，由於腫瘤太大不宜馬上手術，她只能先住院化療。化療藥物給身體帶來的副作用異常強烈，噁心嘔吐，吃不下飯。她一個人扛了過來。那時老伴還沒退休，兒子兒媳工作也忙，家人請假來陪她，來了兩次就被她轟回去了，大家工作壓力大，請假又扣工資又扣獎金，老太太覺得犯不著為自己耽擱。1944出生的她經歷了1949年後的一場場政治運動，風風雨雨，上山下鄉，再艱苦的日子都過來了，她覺得自己扛得住。腫瘤醫院裡，人們會看到老太太一個人舉著輸液瓶去食堂打飯，化療之後縱使沒胃口，她也會強忍著嚥下飯菜。韓靖哲告訴我，和腫瘤鬥爭不僅需要醫藥，更需要營養和意志。
化療了兩個多月，腫瘤縮小，具備了手術條件。趁著手術還沒開始，韓靖哲還把搬家的事給辦了，她親自去建材市場選購裝修材料，一個人去監工，家中行李也是她一包包裝好，一拖到新家客廳，包裹還未拆開，她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手術很順利，腫瘤被切除，為了掃除殘餘的癌細胞，術後又進行了放療，韓靖哲的病情穩定下來。這時她才知道，老伴在她確診後不久也被查出惡性基底細胞癌，為了讓她專心治療，向她隱瞞了病情。兩位老人都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考上大學沒多久碰上“文革”，在學校待了九年才畢業分配，做翻譯出身的他們平時聚少離多，退休以後原本想能在一起安度晚年，不料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一臺手術完畢，另一臺手術開始，惡性基底細胞癌偏良性，發生轉移的可能性較低，老伴的手術很順利，一家人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韓靖哲沒太多奢求，只盼望能多抱幾年孫子，多陪陪家人。
然而，癌細胞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半後，2005年第三次複查時，韓靖哲的腫瘤被發現轉移至肺部，給韓家又一次重擊。對癌症患者而言，最可怕的情況莫過於發生轉移，這意味著癌細胞再次掙脫人類醫學手段的控制，以更加凶狠的態勢向人體發動攻擊。化療、手術、放療，人類目前針對癌症的三大治療手段都宣告無效。面對再度襲來的癌細胞，留給她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條。
入組試藥
“我真的無藥可用了嗎？”韓靖哲陷入絕境。這時，醫生給她指向了另一條路——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為了確定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新藥往往需要在人體進行藥物系統性研究，上市前一般須經過I、II、III期臨床試驗，其中I期臨床主要是初步的臨床藥理學、人體安全性評價試驗及藥代動力學試驗；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初步評價階段；I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確證階段。
抗癌是一條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試藥同樣要面臨許多未知的風險。但對於無路可退的癌症患者而言，試，就意味著機會。醫生給韓靖哲推薦了當時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一款新藥“埃博黴素（Epothilone）”。剛開始用後對腫瘤起到了很好的抑制效果，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卻令她十分痛苦。手腳麻木，渾身關節疼痛，容易發燒，夏天還要穿棉褲棉襖，晚上睡覺蓋兩床被子，即使這樣還會覺得冷。因無法忍受藥物帶來的副作用，第十個週期後，她只能退出試驗組。直到現在，還留下了手腳麻木的後遺症，“摸東西像摸沙子一樣”。
面對腫瘤的步步緊逼，她選擇繼續試藥。2007年，她被推薦到另一個臨床試驗組，但幾個月後招募受試者，入組條件發生變化，乳腺癌晚期患者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醫生讓她去另一個代號為“HKI-272”的試驗組，從頭到腳檢查一遍後，簽下知情同意書後，韓靖哲被允許入組試藥。藥物、檢查都是免費的，她也有權隨時退出試驗。
入組以後，她每週五去醫院輸赫賽汀，每天口服試驗藥。因為刺激性強，她是在早餐吃一半的時候，再服下藥物，試圖減小對腸胃的刺激，但沒用，腹痛腹瀉依舊厲害，一天拉十幾次，被折磨得虛弱不堪。為了避免其他藥物干擾試驗數據，受試者不能私自吃藥止瀉，醫院倒是開了一種藥，但根本止不住。對不良反應，她早有心理準備，幸運的是，新藥的效果很快顯現出來。55天后去醫院做CT，腫瘤從1釐米縮小為0.3釐米，韓靖哲看到了希望，但不敢掉以輕心。
她堅持服藥，隨著時間慢慢流逝，藥物副作用也逐漸減弱，儘管還是會腹瀉，但次數減少了很多，老人家笑稱這反而有了減肥效果。一晃10年過去，試驗藥從一開始的膠囊換成了片劑，劑量也發生了變化，專利權幾經倒手，從惠氏到美國彪馬生物科技。2017年，HIK-272終於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其正式名稱為“來那替尼”。作為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參與者，韓靖哲成為它的最直接受益者，既拯救了自己，又為後來的患者用到新藥做出了貢獻。
李樹婷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GCP中心辦公室原主任，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已經20多年（於楚眾 攝）
“一個新藥從研發到走完臨床試驗上市，通常需要7年到10年的時間。對一名晚期癌症患者來說，如果對其他藥物已經產生耐藥性，你又沒去參加試驗，很難有機會等到新藥上市。”臨床研究促進公益基金祕書長李樹婷告訴本刊。她是醫科院腫瘤醫院GC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中心辦公室的原主任，2016年退休。韓靖哲參加的臨床試驗項目就是李樹婷一手推動的。2007年他們與惠氏公司建立了早期研發中心（ECDC），並開展了多項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而此前，國外腫瘤藥進入國內一般是三期臨床，如果等到三期入組試藥，往往要滯後幾年。這個時間，許多患者等不起。
李樹婷是國內第一批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的醫務工作者。她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國成為ICH（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的觀察員國，從這時開始在臨床研究方面主動與國際接軌。後來選取了10家醫院進行臨床試驗規範性試點，醫科院腫瘤醫院是其中一家。李樹婷當時還在門診部當主任，因為英語比較好被院裡選中來做GCP。她告訴我，自己那會也對臨床試驗規範沒什麼概念，只能硬著頭皮上。
臨床試驗工作的開展需要倫理委員會的參與，這在當時中國醫學界還是個陌生的組織。1996年，醫科院腫瘤醫院組建倫理委員會時，國內沒有相應的章程或文件可供參考，李樹婷和同事通過翻譯國外的材料，寫出了自己的章程。此後的數十年裡，中國的臨床試驗發展迅速，國內充足的病源和較低的試驗成本吸引了羅氏、惠氏、輝瑞、阿斯利康等一批跨國醫藥巨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開展臨床試驗項目。但在患者群體中，臨床試驗的認知度並不高。早年間，中國患者一聽說“試驗”兩個字就臉色大變，認為說者不安好心，要自己去當小白鼠，就算自己願意，家屬也不幹。為了找受試者，李樹婷那時候只能一個個去講解。
“我們國家只有3%的癌症患者參加了臨床試驗，90%多的患者沒有。”這個數字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李樹婷說，這不僅是因為患者認知度較低，也與不同的試驗機構之間缺乏消息溝通平臺有關。很多試驗項目招募不到合適的患者，而很多想參加的患者找不到合適的項目，這一錯位失去的往往不只是試驗機會，更是生存機會。
法國薩瓦省，一名乳腺癌患者被推入醫院放療中心的掃描儀內進行檢查
患者訴求與科研利益
今年4月，韓靖哲的藥被停了。自2011年，來那替尼的專利權被轉賣給彪馬生物科技後，藥企方面已經多次給出終止試驗，停止供藥的信號。去年，來那替尼獲准上市後，仍在組試藥的中國患者們已經預感到，斷供隨時可能發生。
作為全球範圍內碩果僅存的一期受試者，藥已經成為她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如果自費購買，一年至少要十幾萬元，這對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來說實在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受試者希望繼續供藥，於情於理都沒錯。但藥企的確有終止試驗的權力，李樹婷告訴我，如今臨床試驗已經完成，藥物也已上市，停止供藥也並不違規。
除了藥企利益，在試驗中，患者的個人訴求也常常與科研目的產生矛盾。韓靖哲使用的來那替尼最典型的副作用是腹瀉和手足綜合徵，對肝功能和心臟也會有損害。在試驗方案中，為避免數據干擾，受試者不能私自服用其他藥物，醫院開的藥止不住腹瀉，受試者只能自己適應。
而且，參加試驗的頭幾年，韓靖哲每55天要去醫院做核磁、CT、骨掃描等全套檢查、化驗，一年6次。她擔心輻射太多，引起別的病變，曾向試驗組提出少做幾次，但沒有獲得迴應。按照我國《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規定，臨床試驗的開展必須依循經過批准的試驗方案，要調整必須經過審批，不能隨意更改，試驗人員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後來，韓靖哲見到李樹婷時提及此事，在倫理委員會的推動下，定期檢查才改為每半年一次。
李樹婷曾遇到過一個項目，試驗藥物對腫瘤抑制效果十分顯著，但對患者肝功能損傷厲害。而對癌症患者而言，良好的肝功能對後續治療非常重要，李樹婷要求肝功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損傷時立即停止用藥，但醫生不同意，因為“藥一停，腫瘤就長起來了”。到底是先護肝，還是先對付腫瘤，這樣的糾結常發生在試驗過程中。李樹婷說：“我是站在倫理委員會的角度，特別注重患者的安全，但醫生是在和腫瘤抗爭的第一線，尤其想把腫瘤給控制住。”
一面是安全，一面是療效，都事關受試者生命健康，如何平衡成為臨床研究人員與倫理委員會之間經常面臨的一個問題。“其實大家都是在和疾病鬥爭，不光是申辦方、倫理委員會，還有研究者，我們都想讓患者以最小的損傷獲得最大收益。”
試驗過程中最害怕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但很多晚期病人已經面臨無藥可用的絕境，臨床試驗是他們最後的機會。李樹婷告訴我，曾有受試者在用藥不久後產生耐藥性，一檢查發現腫瘤進展，回去就自殺了，還有人堅持不願意退組，跪下來求醫生讓他繼續吃藥。“現在有的試驗是第一次檢查病人腫瘤有進展後，如果醫生認為患者臨床上還能獲益的話，會再讓他吃一段時間，第二次檢查如果還沒有進展，就只能給他停藥。”
有些患者還會為了繼續用藥而隱瞞不良反應。“他忍著不說，就想繼續用藥，但是忍到最後問題太重了。”李樹婷告訴我，有一次，她看見一個女孩走路姿勢奇怪，輕手輕腳地，像是怕踩著什麼，一問才知道是藥物產生了副作用，損傷了手腳的末梢神經，手腳脫皮很嚴重，皮膚全沒了，一伸出來看得見鮮紅的肉。
除了藥物的副作用，很多癌症患者不願參與臨床試驗的一個顧慮是害怕被分到安慰劑組，接受不到治療不說還白白耽誤了病情。李樹婷解釋稱，在臨床試驗設計中，除非患者已經沒有其他有效的治療方案，才會使用安慰劑，否則不會單純使用安慰劑。比如韓靖哲參加的試驗，赫賽汀被證明是治療HER2陽性偏晚期乳腺癌的有效藥物，試驗方案便採用的是聯合用藥的方式，對照組為赫賽汀加沒有藥物成分的輔料，而試驗組為赫賽汀加來那替尼，即使是分到對照組，依然是當時已有的最有效的治療方案。李樹婷說：“腫瘤治療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沒有什麼藥可以說百分之百有效，我們做試驗的基本原則是假定藥物無效，通過臨床數據來證明它有效。”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以身試藥：癌症患者的“絕地求生”》
2010年4月4日，美國馬里蘭州大笑瑜伽課堂的癌症患者群體。這種瑜伽被大家認為可以釋放壓力，緩解病痛
腫瘤消失了
“你來太晚了！”醫生的口吻已經說明了一切，但韓靖哲仍不願朝最壞的方面設想。醫生給了一張條子，讓她留下電話號碼，醫生說要馬上住院準備手術，但床位得等消息。她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CA”字樣，學外語的她明白，這是“cancer”的縮寫，就是癌症。
“怎麼可能？是不是搞錯了？”每一個被癌症找上的人在得知不幸時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發問，有時問醫生，有時只能問自己。韓靖哲平時很少生病，性格開朗樂觀，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家裡的煤氣罐，她一口氣能扛上五樓。她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得癌症。
日期、天氣、出門去醫院的時間、坐的公交線路……確診的這一天以極其精確的形式留在了韓靖哲的生命記憶裡。2003年8月8日，週五，那天立秋，下著小雨，很涼快，她一個人起了個大早，5點多鐘就出了門，坐108路從亞運村到了協和醫院。醫院6點半開始掛號，韓靖哲到的時候隊伍已經繞著圈排了很長，她沒掛到號，好在一個熟識的醫生中午替她加了一個號。醫生一看片子就知道情況十分嚴重，但他沒有立即將病情和盤托出。
後來韓靖哲知道，自己是乳腺癌晚期，腫瘤有7cm×7cm，雞蛋那麼大。那時，59歲的她正式退休才兩年，天倫之樂的生活剛剛開始，“癌症”這個恐怖的字眼不由分說地飄入她的生活，在此後的十幾年裡，成為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
發現身體異樣是在2003年5月，北京城因“非典”引發的恐慌仍未散去，韓靖哲不敢隨便出門。5月到8月期間，癌細胞正在她體內不斷分裂、再生，她毫無察覺。1992年，她在單位體檢時被查出子宮肌瘤，為防止惡變摘除了子宮，她覺得身體的異樣可能是手術的後遺症，從沒想過任何與腫瘤有關的字眼。對她來說，腫瘤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
事實上，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統計，2008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高達138萬，46萬女性因此死亡。在中國，乳腺癌也已成為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下，早期乳腺癌經過得當的治療可以抑制乃至治癒，但韓靖哲這樣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會大打折扣。
不過，在影像圖裡，她的腫瘤如今已消失不見，只有腫瘤曾經肆虐的地方仍殘留著陰影。在醫生看來，這是個不小的奇蹟，源於她一次親身試藥的經歷。2007年，韓靖哲加入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稱“醫科院腫瘤醫院”）的一個臨床試驗組，使用上代號為“HKI-272”的抗腫瘤新藥。這是惠氏公司研發的一種靶向藥，主要用於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HER2陽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險的類型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國每年有16.9萬名患者被新確診為乳腺癌，其中，20%～30%的人群罹患的便是HER2陽性乳腺癌。
“HKI-272”正在進行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醫科院腫瘤醫院作為中方臨床研究機構之一參與了這一項目，十幾名晚期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從該院入組，其中就包括韓靖哲。她所在的第二組使用的是赫賽汀（當時已經上市的靶向藥）與“HKI-272”的聯合治療方案，以驗證後者的輔助治療效果。
圖：2011年9月21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某醫院，醫生正與一名即將接受雙乳房切除術的患者談話，她是一名乳腺癌護士領航員，職責為幫助患者選擇治療方案
服藥兩個週期後，大部分患者腫瘤得到控制，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約80%的患者腫瘤縮小。現在十餘年過去，當初同組的數名患者仍在組用藥，而同期入組的國外其他患者或離世，或因耐性出組，試驗組早已不復存在。這個結果甚至引起了研發藥企的關注，他們不相信中國還有患者仍在生存，特意派人來稽查數據，結果發現這些患者的確很好地活了下來。
其實，韓靖哲也曾一度徘徊在生死邊緣。確診後，她轉到了醫科院腫瘤醫院，由於腫瘤太大不宜馬上手術，她只能先住院化療。化療藥物給身體帶來的副作用異常強烈，噁心嘔吐，吃不下飯。她一個人扛了過來。那時老伴還沒退休，兒子兒媳工作也忙，家人請假來陪她，來了兩次就被她轟回去了，大家工作壓力大，請假又扣工資又扣獎金，老太太覺得犯不著為自己耽擱。1944出生的她經歷了1949年後的一場場政治運動，風風雨雨，上山下鄉，再艱苦的日子都過來了，她覺得自己扛得住。腫瘤醫院裡，人們會看到老太太一個人舉著輸液瓶去食堂打飯，化療之後縱使沒胃口，她也會強忍著嚥下飯菜。韓靖哲告訴我，和腫瘤鬥爭不僅需要醫藥，更需要營養和意志。
化療了兩個多月，腫瘤縮小，具備了手術條件。趁著手術還沒開始，韓靖哲還把搬家的事給辦了，她親自去建材市場選購裝修材料，一個人去監工，家中行李也是她一包包裝好，一拖到新家客廳，包裹還未拆開，她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手術很順利，腫瘤被切除，為了掃除殘餘的癌細胞，術後又進行了放療，韓靖哲的病情穩定下來。這時她才知道，老伴在她確診後不久也被查出惡性基底細胞癌，為了讓她專心治療，向她隱瞞了病情。兩位老人都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考上大學沒多久碰上“文革”，在學校待了九年才畢業分配，做翻譯出身的他們平時聚少離多，退休以後原本想能在一起安度晚年，不料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一臺手術完畢，另一臺手術開始，惡性基底細胞癌偏良性，發生轉移的可能性較低，老伴的手術很順利，一家人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韓靖哲沒太多奢求，只盼望能多抱幾年孫子，多陪陪家人。
然而，癌細胞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半後，2005年第三次複查時，韓靖哲的腫瘤被發現轉移至肺部，給韓家又一次重擊。對癌症患者而言，最可怕的情況莫過於發生轉移，這意味著癌細胞再次掙脫人類醫學手段的控制，以更加凶狠的態勢向人體發動攻擊。化療、手術、放療，人類目前針對癌症的三大治療手段都宣告無效。面對再度襲來的癌細胞，留給她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條。
入組試藥
“我真的無藥可用了嗎？”韓靖哲陷入絕境。這時，醫生給她指向了另一條路——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為了確定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新藥往往需要在人體進行藥物系統性研究，上市前一般須經過I、II、III期臨床試驗，其中I期臨床主要是初步的臨床藥理學、人體安全性評價試驗及藥代動力學試驗；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初步評價階段；I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確證階段。
抗癌是一條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試藥同樣要面臨許多未知的風險。但對於無路可退的癌症患者而言，試，就意味著機會。醫生給韓靖哲推薦了當時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一款新藥“埃博黴素（Epothilone）”。剛開始用後對腫瘤起到了很好的抑制效果，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卻令她十分痛苦。手腳麻木，渾身關節疼痛，容易發燒，夏天還要穿棉褲棉襖，晚上睡覺蓋兩床被子，即使這樣還會覺得冷。因無法忍受藥物帶來的副作用，第十個週期後，她只能退出試驗組。直到現在，還留下了手腳麻木的後遺症，“摸東西像摸沙子一樣”。
面對腫瘤的步步緊逼，她選擇繼續試藥。2007年，她被推薦到另一個臨床試驗組，但幾個月後招募受試者，入組條件發生變化，乳腺癌晚期患者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醫生讓她去另一個代號為“HKI-272”的試驗組，從頭到腳檢查一遍後，簽下知情同意書後，韓靖哲被允許入組試藥。藥物、檢查都是免費的，她也有權隨時退出試驗。
入組以後，她每週五去醫院輸赫賽汀，每天口服試驗藥。因為刺激性強，她是在早餐吃一半的時候，再服下藥物，試圖減小對腸胃的刺激，但沒用，腹痛腹瀉依舊厲害，一天拉十幾次，被折磨得虛弱不堪。為了避免其他藥物干擾試驗數據，受試者不能私自吃藥止瀉，醫院倒是開了一種藥，但根本止不住。對不良反應，她早有心理準備，幸運的是，新藥的效果很快顯現出來。55天后去醫院做CT，腫瘤從1釐米縮小為0.3釐米，韓靖哲看到了希望，但不敢掉以輕心。
她堅持服藥，隨著時間慢慢流逝，藥物副作用也逐漸減弱，儘管還是會腹瀉，但次數減少了很多，老人家笑稱這反而有了減肥效果。一晃10年過去，試驗藥從一開始的膠囊換成了片劑，劑量也發生了變化，專利權幾經倒手，從惠氏到美國彪馬生物科技。2017年，HIK-272終於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其正式名稱為“來那替尼”。作為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參與者，韓靖哲成為它的最直接受益者，既拯救了自己，又為後來的患者用到新藥做出了貢獻。
李樹婷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GCP中心辦公室原主任，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已經20多年（於楚眾 攝）
“一個新藥從研發到走完臨床試驗上市，通常需要7年到10年的時間。對一名晚期癌症患者來說，如果對其他藥物已經產生耐藥性，你又沒去參加試驗，很難有機會等到新藥上市。”臨床研究促進公益基金祕書長李樹婷告訴本刊。她是醫科院腫瘤醫院GC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中心辦公室的原主任，2016年退休。韓靖哲參加的臨床試驗項目就是李樹婷一手推動的。2007年他們與惠氏公司建立了早期研發中心（ECDC），並開展了多項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而此前，國外腫瘤藥進入國內一般是三期臨床，如果等到三期入組試藥，往往要滯後幾年。這個時間，許多患者等不起。
李樹婷是國內第一批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的醫務工作者。她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國成為ICH（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的觀察員國，從這時開始在臨床研究方面主動與國際接軌。後來選取了10家醫院進行臨床試驗規範性試點，醫科院腫瘤醫院是其中一家。李樹婷當時還在門診部當主任，因為英語比較好被院裡選中來做GCP。她告訴我，自己那會也對臨床試驗規範沒什麼概念，只能硬著頭皮上。
臨床試驗工作的開展需要倫理委員會的參與，這在當時中國醫學界還是個陌生的組織。1996年，醫科院腫瘤醫院組建倫理委員會時，國內沒有相應的章程或文件可供參考，李樹婷和同事通過翻譯國外的材料，寫出了自己的章程。此後的數十年裡，中國的臨床試驗發展迅速，國內充足的病源和較低的試驗成本吸引了羅氏、惠氏、輝瑞、阿斯利康等一批跨國醫藥巨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開展臨床試驗項目。但在患者群體中，臨床試驗的認知度並不高。早年間，中國患者一聽說“試驗”兩個字就臉色大變，認為說者不安好心，要自己去當小白鼠，就算自己願意，家屬也不幹。為了找受試者，李樹婷那時候只能一個個去講解。
“我們國家只有3%的癌症患者參加了臨床試驗，90%多的患者沒有。”這個數字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李樹婷說，這不僅是因為患者認知度較低，也與不同的試驗機構之間缺乏消息溝通平臺有關。很多試驗項目招募不到合適的患者，而很多想參加的患者找不到合適的項目，這一錯位失去的往往不只是試驗機會，更是生存機會。
法國薩瓦省，一名乳腺癌患者被推入醫院放療中心的掃描儀內進行檢查
患者訴求與科研利益
今年4月，韓靖哲的藥被停了。自2011年，來那替尼的專利權被轉賣給彪馬生物科技後，藥企方面已經多次給出終止試驗，停止供藥的信號。去年，來那替尼獲准上市後，仍在組試藥的中國患者們已經預感到，斷供隨時可能發生。
作為全球範圍內碩果僅存的一期受試者，藥已經成為她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如果自費購買，一年至少要十幾萬元，這對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來說實在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受試者希望繼續供藥，於情於理都沒錯。但藥企的確有終止試驗的權力，李樹婷告訴我，如今臨床試驗已經完成，藥物也已上市，停止供藥也並不違規。
除了藥企利益，在試驗中，患者的個人訴求也常常與科研目的產生矛盾。韓靖哲使用的來那替尼最典型的副作用是腹瀉和手足綜合徵，對肝功能和心臟也會有損害。在試驗方案中，為避免數據干擾，受試者不能私自服用其他藥物，醫院開的藥止不住腹瀉，受試者只能自己適應。
而且，參加試驗的頭幾年，韓靖哲每55天要去醫院做核磁、CT、骨掃描等全套檢查、化驗，一年6次。她擔心輻射太多，引起別的病變，曾向試驗組提出少做幾次，但沒有獲得迴應。按照我國《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規定，臨床試驗的開展必須依循經過批准的試驗方案，要調整必須經過審批，不能隨意更改，試驗人員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後來，韓靖哲見到李樹婷時提及此事，在倫理委員會的推動下，定期檢查才改為每半年一次。
李樹婷曾遇到過一個項目，試驗藥物對腫瘤抑制效果十分顯著，但對患者肝功能損傷厲害。而對癌症患者而言，良好的肝功能對後續治療非常重要，李樹婷要求肝功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損傷時立即停止用藥，但醫生不同意，因為“藥一停，腫瘤就長起來了”。到底是先護肝，還是先對付腫瘤，這樣的糾結常發生在試驗過程中。李樹婷說：“我是站在倫理委員會的角度，特別注重患者的安全，但醫生是在和腫瘤抗爭的第一線，尤其想把腫瘤給控制住。”
一面是安全，一面是療效，都事關受試者生命健康，如何平衡成為臨床研究人員與倫理委員會之間經常面臨的一個問題。“其實大家都是在和疾病鬥爭，不光是申辦方、倫理委員會，還有研究者，我們都想讓患者以最小的損傷獲得最大收益。”
試驗過程中最害怕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但很多晚期病人已經面臨無藥可用的絕境，臨床試驗是他們最後的機會。李樹婷告訴我，曾有受試者在用藥不久後產生耐藥性，一檢查發現腫瘤進展，回去就自殺了，還有人堅持不願意退組，跪下來求醫生讓他繼續吃藥。“現在有的試驗是第一次檢查病人腫瘤有進展後，如果醫生認為患者臨床上還能獲益的話，會再讓他吃一段時間，第二次檢查如果還沒有進展，就只能給他停藥。”
有些患者還會為了繼續用藥而隱瞞不良反應。“他忍著不說，就想繼續用藥，但是忍到最後問題太重了。”李樹婷告訴我，有一次，她看見一個女孩走路姿勢奇怪，輕手輕腳地，像是怕踩著什麼，一問才知道是藥物產生了副作用，損傷了手腳的末梢神經，手腳脫皮很嚴重，皮膚全沒了，一伸出來看得見鮮紅的肉。
除了藥物的副作用，很多癌症患者不願參與臨床試驗的一個顧慮是害怕被分到安慰劑組，接受不到治療不說還白白耽誤了病情。李樹婷解釋稱，在臨床試驗設計中，除非患者已經沒有其他有效的治療方案，才會使用安慰劑，否則不會單純使用安慰劑。比如韓靖哲參加的試驗，赫賽汀被證明是治療HER2陽性偏晚期乳腺癌的有效藥物，試驗方案便採用的是聯合用藥的方式，對照組為赫賽汀加沒有藥物成分的輔料，而試驗組為赫賽汀加來那替尼，即使是分到對照組，依然是當時已有的最有效的治療方案。李樹婷說：“腫瘤治療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沒有什麼藥可以說百分之百有效，我們做試驗的基本原則是假定藥物無效，通過臨床數據來證明它有效。”
圖：2016年1月28日，印度人正在購買仿製藥。作為世界第三大仿製藥生產國，印度生產了全球20%的仿製藥，有“發展中國家的藥房”之稱
“遲來的靶向藥就是諷刺”
與韓靖哲一起入組試藥的病友大多已經去世。她算了一下，當時一共三個組，第一組還在用藥的有三個，第三組9名受試者只剩一人，而她所在的第二組一共有7位受試者，現在還剩三人。她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檢查時，同組一位受試者是坐輪椅去的醫院，她出現了骨轉移，藥物已經對她體內的癌細胞失效，沒過多久她就退組了，很快人就走了。
其實，大多數受試者都會因為耐藥性，腫瘤復發或轉移而不得不出組。在另一層現實裡，更多人被嚴格的入組標準擋在了門外。尹強的母親2011年被查出肺腺癌晚期，由於病情嚴重，已經錯失了手術機會。化療結束後，醫生建議他給母親吃靶向藥，但對做科研工作的他而言，一年數十萬元的藥費太過昂貴。他曾想過讓母親入組試藥，2012年，有一個特羅凱的靶向藥臨床試驗組，2015年，又遇到PD-1的國產藥臨床試驗，他覺得都不錯，但母親被排除在外。
根據國家癌症中心2017年發佈的最新數據，中國每年新增癌症患者達360多萬，其中能參加臨床試驗的畢竟是少數。尹強走的是另一條路——購買印版（印度版）、孟版（孟加拉版）仿製藥和原料藥，在大熱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中，這條抗癌道路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同時也招來質疑。有評論指出，這本質上還是在侵害藥企的知識產權，不利於腫瘤藥的創新和研發。尹強不在乎這些，不過他知道，每次抗癌藥話題引起關注後，緊隨而來的就是收縮的用藥環境，在他管理的患者群內，患者和家屬每逢此時都會相互轉告，加緊囤藥。
“遲來的正義也許是正義，但遲來的靶向藥就是諷刺。”尹強對站在道德高地的言論不屑一顧，也不相信昂貴的靶向藥真能納入醫保。他告訴我，這些患者的哲學就是活著，入組試藥是為了活著，購買仿製藥、原料藥也是為了活著，殊途同歸。曾經死磨硬泡之下，醫生告訴他母親只有8個月的時間。現在，還有半個月，母親就跨越7個年頭，他認為，這才是意義。
疾病沒有國界，但抗癌藥有。國內藥物研發能力不足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一款進口創新藥要進入國內市場須經過重重審批。這一制度設計初衷本在於確保藥物對本國公民的安全性，但實踐過程中，它卻成為患者延續生命的一大障礙，不僅推遲了患者獲取藥物的時間，也提高了藥物成本。
2007年發佈的《藥品註冊管理辦法》規定，新藥臨床試驗審批的時間不得超過90天，但實際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1.1類新藥（即在國內外首次上市銷售的化學合成藥品）、3.1類新藥（即已在國外上市銷售但未在國內銷售的製劑及其原料藥）及6類新藥（即已有國家藥品標準的原料藥或者製劑）申報臨床試驗的平均審評時間為14個月、28個月和28個月。放在美國，申報者向FDA提出新藥臨床試驗申請後，若30天內沒有收到FDA做出暫停臨床研究的決定，便意味著通過審批。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標題《以身試藥：癌症患者的“絕地求生”》
2010年4月4日，美國馬里蘭州大笑瑜伽課堂的癌症患者群體。這種瑜伽被大家認為可以釋放壓力，緩解病痛
腫瘤消失了
“你來太晚了！”醫生的口吻已經說明了一切，但韓靖哲仍不願朝最壞的方面設想。醫生給了一張條子，讓她留下電話號碼，醫生說要馬上住院準備手術，但床位得等消息。她一眼就看到了上面的“CA”字樣，學外語的她明白，這是“cancer”的縮寫，就是癌症。
“怎麼可能？是不是搞錯了？”每一個被癌症找上的人在得知不幸時幾乎都會有這樣的發問，有時問醫生，有時只能問自己。韓靖哲平時很少生病，性格開朗樂觀，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家裡的煤氣罐，她一口氣能扛上五樓。她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得癌症。
日期、天氣、出門去醫院的時間、坐的公交線路……確診的這一天以極其精確的形式留在了韓靖哲的生命記憶裡。2003年8月8日，週五，那天立秋，下著小雨，很涼快，她一個人起了個大早，5點多鐘就出了門，坐108路從亞運村到了協和醫院。醫院6點半開始掛號，韓靖哲到的時候隊伍已經繞著圈排了很長，她沒掛到號，好在一個熟識的醫生中午替她加了一個號。醫生一看片子就知道情況十分嚴重，但他沒有立即將病情和盤托出。
後來韓靖哲知道，自己是乳腺癌晚期，腫瘤有7cm×7cm，雞蛋那麼大。那時，59歲的她正式退休才兩年，天倫之樂的生活剛剛開始，“癌症”這個恐怖的字眼不由分說地飄入她的生活，在此後的十幾年裡，成為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
發現身體異樣是在2003年5月，北京城因“非典”引發的恐慌仍未散去，韓靖哲不敢隨便出門。5月到8月期間，癌細胞正在她體內不斷分裂、再生，她毫無察覺。1992年，她在單位體檢時被查出子宮肌瘤，為防止惡變摘除了子宮，她覺得身體的異樣可能是手術的後遺症，從沒想過任何與腫瘤有關的字眼。對她來說，腫瘤離自己的生活很遙遠。
事實上，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統計，2008年，全球女性乳腺癌新發病例高達138萬，46萬女性因此死亡。在中國，乳腺癌也已成為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在目前的醫學水平下，早期乳腺癌經過得當的治療可以抑制乃至治癒，但韓靖哲這樣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率會大打折扣。
不過，在影像圖裡，她的腫瘤如今已消失不見，只有腫瘤曾經肆虐的地方仍殘留著陰影。在醫生看來，這是個不小的奇蹟，源於她一次親身試藥的經歷。2007年，韓靖哲加入了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以下稱“醫科院腫瘤醫院”）的一個臨床試驗組，使用上代號為“HKI-272”的抗腫瘤新藥。這是惠氏公司研發的一種靶向藥，主要用於治療HER-2陽性乳腺癌。HER2陽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險的類型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中國每年有16.9萬名患者被新確診為乳腺癌，其中，20%～30%的人群罹患的便是HER2陽性乳腺癌。
“HKI-272”正在進行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醫科院腫瘤醫院作為中方臨床研究機構之一參與了這一項目，十幾名晚期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從該院入組，其中就包括韓靖哲。她所在的第二組使用的是赫賽汀（當時已經上市的靶向藥）與“HKI-272”的聯合治療方案，以驗證後者的輔助治療效果。
圖：2011年9月21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某醫院，醫生正與一名即將接受雙乳房切除術的患者談話，她是一名乳腺癌護士領航員，職責為幫助患者選擇治療方案
服藥兩個週期後，大部分患者腫瘤得到控制，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約80%的患者腫瘤縮小。現在十餘年過去，當初同組的數名患者仍在組用藥，而同期入組的國外其他患者或離世，或因耐性出組，試驗組早已不復存在。這個結果甚至引起了研發藥企的關注，他們不相信中國還有患者仍在生存，特意派人來稽查數據，結果發現這些患者的確很好地活了下來。
其實，韓靖哲也曾一度徘徊在生死邊緣。確診後，她轉到了醫科院腫瘤醫院，由於腫瘤太大不宜馬上手術，她只能先住院化療。化療藥物給身體帶來的副作用異常強烈，噁心嘔吐，吃不下飯。她一個人扛了過來。那時老伴還沒退休，兒子兒媳工作也忙，家人請假來陪她，來了兩次就被她轟回去了，大家工作壓力大，請假又扣工資又扣獎金，老太太覺得犯不著為自己耽擱。1944出生的她經歷了1949年後的一場場政治運動，風風雨雨，上山下鄉，再艱苦的日子都過來了，她覺得自己扛得住。腫瘤醫院裡，人們會看到老太太一個人舉著輸液瓶去食堂打飯，化療之後縱使沒胃口，她也會強忍著嚥下飯菜。韓靖哲告訴我，和腫瘤鬥爭不僅需要醫藥，更需要營養和意志。
化療了兩個多月，腫瘤縮小，具備了手術條件。趁著手術還沒開始，韓靖哲還把搬家的事給辦了，她親自去建材市場選購裝修材料，一個人去監工，家中行李也是她一包包裝好，一拖到新家客廳，包裹還未拆開，她就被推進了手術室。
手術很順利，腫瘤被切除，為了掃除殘餘的癌細胞，術後又進行了放療，韓靖哲的病情穩定下來。這時她才知道，老伴在她確診後不久也被查出惡性基底細胞癌，為了讓她專心治療，向她隱瞞了病情。兩位老人都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考上大學沒多久碰上“文革”，在學校待了九年才畢業分配，做翻譯出身的他們平時聚少離多，退休以後原本想能在一起安度晚年，不料壞消息一個接一個傳來。一臺手術完畢，另一臺手術開始，惡性基底細胞癌偏良性，發生轉移的可能性較低，老伴的手術很順利，一家人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韓靖哲沒太多奢求，只盼望能多抱幾年孫子，多陪陪家人。
然而，癌細胞沒有就此罷休。一年半後，2005年第三次複查時，韓靖哲的腫瘤被發現轉移至肺部，給韓家又一次重擊。對癌症患者而言，最可怕的情況莫過於發生轉移，這意味著癌細胞再次掙脫人類醫學手段的控制，以更加凶狠的態勢向人體發動攻擊。化療、手術、放療，人類目前針對癌症的三大治療手段都宣告無效。面對再度襲來的癌細胞，留給她的似乎只有死路一條。
入組試藥
“我真的無藥可用了嗎？”韓靖哲陷入絕境。這時，醫生給她指向了另一條路——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為了確定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新藥往往需要在人體進行藥物系統性研究，上市前一般須經過I、II、III期臨床試驗，其中I期臨床主要是初步的臨床藥理學、人體安全性評價試驗及藥代動力學試驗；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初步評價階段；III期臨床是治療作用確證階段。
抗癌是一條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試藥同樣要面臨許多未知的風險。但對於無路可退的癌症患者而言，試，就意味著機會。醫生給韓靖哲推薦了當時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一款新藥“埃博黴素（Epothilone）”。剛開始用後對腫瘤起到了很好的抑制效果，伴隨而來的副作用卻令她十分痛苦。手腳麻木，渾身關節疼痛，容易發燒，夏天還要穿棉褲棉襖，晚上睡覺蓋兩床被子，即使這樣還會覺得冷。因無法忍受藥物帶來的副作用，第十個週期後，她只能退出試驗組。直到現在，還留下了手腳麻木的後遺症，“摸東西像摸沙子一樣”。
面對腫瘤的步步緊逼，她選擇繼續試藥。2007年，她被推薦到另一個臨床試驗組，但幾個月後招募受試者，入組條件發生變化，乳腺癌晚期患者被拒之門外。無奈之下，醫生讓她去另一個代號為“HKI-272”的試驗組，從頭到腳檢查一遍後，簽下知情同意書後，韓靖哲被允許入組試藥。藥物、檢查都是免費的，她也有權隨時退出試驗。
入組以後，她每週五去醫院輸赫賽汀，每天口服試驗藥。因為刺激性強，她是在早餐吃一半的時候，再服下藥物，試圖減小對腸胃的刺激，但沒用，腹痛腹瀉依舊厲害，一天拉十幾次，被折磨得虛弱不堪。為了避免其他藥物干擾試驗數據，受試者不能私自吃藥止瀉，醫院倒是開了一種藥，但根本止不住。對不良反應，她早有心理準備，幸運的是，新藥的效果很快顯現出來。55天后去醫院做CT，腫瘤從1釐米縮小為0.3釐米，韓靖哲看到了希望，但不敢掉以輕心。
她堅持服藥，隨著時間慢慢流逝，藥物副作用也逐漸減弱，儘管還是會腹瀉，但次數減少了很多，老人家笑稱這反而有了減肥效果。一晃10年過去，試驗藥從一開始的膠囊換成了片劑，劑量也發生了變化，專利權幾經倒手，從惠氏到美國彪馬生物科技。2017年，HIK-272終於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其正式名稱為“來那替尼”。作為第一期臨床試驗的參與者，韓靖哲成為它的最直接受益者，既拯救了自己，又為後來的患者用到新藥做出了貢獻。
李樹婷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GCP中心辦公室原主任，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已經20多年（於楚眾 攝）
“一個新藥從研發到走完臨床試驗上市，通常需要7年到10年的時間。對一名晚期癌症患者來說，如果對其他藥物已經產生耐藥性，你又沒去參加試驗，很難有機會等到新藥上市。”臨床研究促進公益基金祕書長李樹婷告訴本刊。她是醫科院腫瘤醫院GC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中心辦公室的原主任，2016年退休。韓靖哲參加的臨床試驗項目就是李樹婷一手推動的。2007年他們與惠氏公司建立了早期研發中心（ECDC），並開展了多項國際多中心I期試驗，而此前，國外腫瘤藥進入國內一般是三期臨床，如果等到三期入組試藥，往往要滯後幾年。這個時間，許多患者等不起。
李樹婷是國內第一批從事臨床試驗規範工作的醫務工作者。她介紹，上世紀90年代，中國成為ICH（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議）的觀察員國，從這時開始在臨床研究方面主動與國際接軌。後來選取了10家醫院進行臨床試驗規範性試點，醫科院腫瘤醫院是其中一家。李樹婷當時還在門診部當主任，因為英語比較好被院裡選中來做GCP。她告訴我，自己那會也對臨床試驗規範沒什麼概念，只能硬著頭皮上。
臨床試驗工作的開展需要倫理委員會的參與，這在當時中國醫學界還是個陌生的組織。1996年，醫科院腫瘤醫院組建倫理委員會時，國內沒有相應的章程或文件可供參考，李樹婷和同事通過翻譯國外的材料，寫出了自己的章程。此後的數十年裡，中國的臨床試驗發展迅速，國內充足的病源和較低的試驗成本吸引了羅氏、惠氏、輝瑞、阿斯利康等一批跨國醫藥巨頭在華設立研發中心，開展臨床試驗項目。但在患者群體中，臨床試驗的認知度並不高。早年間，中國患者一聽說“試驗”兩個字就臉色大變，認為說者不安好心，要自己去當小白鼠，就算自己願意，家屬也不幹。為了找受試者，李樹婷那時候只能一個個去講解。
“我們國家只有3%的癌症患者參加了臨床試驗，90%多的患者沒有。”這個數字遠低於歐美髮達國家，李樹婷說，這不僅是因為患者認知度較低，也與不同的試驗機構之間缺乏消息溝通平臺有關。很多試驗項目招募不到合適的患者，而很多想參加的患者找不到合適的項目，這一錯位失去的往往不只是試驗機會，更是生存機會。
法國薩瓦省，一名乳腺癌患者被推入醫院放療中心的掃描儀內進行檢查
患者訴求與科研利益
今年4月，韓靖哲的藥被停了。自2011年，來那替尼的專利權被轉賣給彪馬生物科技後，藥企方面已經多次給出終止試驗，停止供藥的信號。去年，來那替尼獲准上市後，仍在組試藥的中國患者們已經預感到，斷供隨時可能發生。
作為全球範圍內碩果僅存的一期受試者，藥已經成為她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如果自費購買，一年至少要十幾萬元，這對一個普通的工薪家庭來說實在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受試者希望繼續供藥，於情於理都沒錯。但藥企的確有終止試驗的權力，李樹婷告訴我，如今臨床試驗已經完成，藥物也已上市，停止供藥也並不違規。
除了藥企利益，在試驗中，患者的個人訴求也常常與科研目的產生矛盾。韓靖哲使用的來那替尼最典型的副作用是腹瀉和手足綜合徵，對肝功能和心臟也會有損害。在試驗方案中，為避免數據干擾，受試者不能私自服用其他藥物，醫院開的藥止不住腹瀉，受試者只能自己適應。
而且，參加試驗的頭幾年，韓靖哲每55天要去醫院做核磁、CT、骨掃描等全套檢查、化驗，一年6次。她擔心輻射太多，引起別的病變，曾向試驗組提出少做幾次，但沒有獲得迴應。按照我國《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規定，臨床試驗的開展必須依循經過批准的試驗方案，要調整必須經過審批，不能隨意更改，試驗人員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後來，韓靖哲見到李樹婷時提及此事，在倫理委員會的推動下，定期檢查才改為每半年一次。
李樹婷曾遇到過一個項目，試驗藥物對腫瘤抑制效果十分顯著，但對患者肝功能損傷厲害。而對癌症患者而言，良好的肝功能對後續治療非常重要，李樹婷要求肝功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損傷時立即停止用藥，但醫生不同意，因為“藥一停，腫瘤就長起來了”。到底是先護肝，還是先對付腫瘤，這樣的糾結常發生在試驗過程中。李樹婷說：“我是站在倫理委員會的角度，特別注重患者的安全，但醫生是在和腫瘤抗爭的第一線，尤其想把腫瘤給控制住。”
一面是安全，一面是療效，都事關受試者生命健康，如何平衡成為臨床研究人員與倫理委員會之間經常面臨的一個問題。“其實大家都是在和疾病鬥爭，不光是申辦方、倫理委員會，還有研究者，我們都想讓患者以最小的損傷獲得最大收益。”
試驗過程中最害怕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但很多晚期病人已經面臨無藥可用的絕境，臨床試驗是他們最後的機會。李樹婷告訴我，曾有受試者在用藥不久後產生耐藥性，一檢查發現腫瘤進展，回去就自殺了，還有人堅持不願意退組，跪下來求醫生讓他繼續吃藥。“現在有的試驗是第一次檢查病人腫瘤有進展後，如果醫生認為患者臨床上還能獲益的話，會再讓他吃一段時間，第二次檢查如果還沒有進展，就只能給他停藥。”
有些患者還會為了繼續用藥而隱瞞不良反應。“他忍著不說，就想繼續用藥，但是忍到最後問題太重了。”李樹婷告訴我，有一次，她看見一個女孩走路姿勢奇怪，輕手輕腳地，像是怕踩著什麼，一問才知道是藥物產生了副作用，損傷了手腳的末梢神經，手腳脫皮很嚴重，皮膚全沒了，一伸出來看得見鮮紅的肉。
除了藥物的副作用，很多癌症患者不願參與臨床試驗的一個顧慮是害怕被分到安慰劑組，接受不到治療不說還白白耽誤了病情。李樹婷解釋稱，在臨床試驗設計中，除非患者已經沒有其他有效的治療方案，才會使用安慰劑，否則不會單純使用安慰劑。比如韓靖哲參加的試驗，赫賽汀被證明是治療HER2陽性偏晚期乳腺癌的有效藥物，試驗方案便採用的是聯合用藥的方式，對照組為赫賽汀加沒有藥物成分的輔料，而試驗組為赫賽汀加來那替尼，即使是分到對照組，依然是當時已有的最有效的治療方案。李樹婷說：“腫瘤治療本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沒有什麼藥可以說百分之百有效，我們做試驗的基本原則是假定藥物無效，通過臨床數據來證明它有效。”
圖：2016年1月28日，印度人正在購買仿製藥。作為世界第三大仿製藥生產國，印度生產了全球20%的仿製藥，有“發展中國家的藥房”之稱
“遲來的靶向藥就是諷刺”
與韓靖哲一起入組試藥的病友大多已經去世。她算了一下，當時一共三個組，第一組還在用藥的有三個，第三組9名受試者只剩一人，而她所在的第二組一共有7位受試者，現在還剩三人。她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檢查時，同組一位受試者是坐輪椅去的醫院，她出現了骨轉移，藥物已經對她體內的癌細胞失效，沒過多久她就退組了，很快人就走了。
其實，大多數受試者都會因為耐藥性，腫瘤復發或轉移而不得不出組。在另一層現實裡，更多人被嚴格的入組標準擋在了門外。尹強的母親2011年被查出肺腺癌晚期，由於病情嚴重，已經錯失了手術機會。化療結束後，醫生建議他給母親吃靶向藥，但對做科研工作的他而言，一年數十萬元的藥費太過昂貴。他曾想過讓母親入組試藥，2012年，有一個特羅凱的靶向藥臨床試驗組，2015年，又遇到PD-1的國產藥臨床試驗，他覺得都不錯，但母親被排除在外。
根據國家癌症中心2017年發佈的最新數據，中國每年新增癌症患者達360多萬，其中能參加臨床試驗的畢竟是少數。尹強走的是另一條路——購買印版（印度版）、孟版（孟加拉版）仿製藥和原料藥，在大熱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中，這條抗癌道路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同時也招來質疑。有評論指出，這本質上還是在侵害藥企的知識產權，不利於腫瘤藥的創新和研發。尹強不在乎這些，不過他知道，每次抗癌藥話題引起關注後，緊隨而來的就是收縮的用藥環境，在他管理的患者群內，患者和家屬每逢此時都會相互轉告，加緊囤藥。
“遲來的正義也許是正義，但遲來的靶向藥就是諷刺。”尹強對站在道德高地的言論不屑一顧，也不相信昂貴的靶向藥真能納入醫保。他告訴我，這些患者的哲學就是活著，入組試藥是為了活著，購買仿製藥、原料藥也是為了活著，殊途同歸。曾經死磨硬泡之下，醫生告訴他母親只有8個月的時間。現在，還有半個月，母親就跨越7個年頭，他認為，這才是意義。
疾病沒有國界，但抗癌藥有。國內藥物研發能力不足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一款進口創新藥要進入國內市場須經過重重審批。這一制度設計初衷本在於確保藥物對本國公民的安全性，但實踐過程中，它卻成為患者延續生命的一大障礙，不僅推遲了患者獲取藥物的時間，也提高了藥物成本。
2007年發佈的《藥品註冊管理辦法》規定，新藥臨床試驗審批的時間不得超過90天，但實際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1.1類新藥（即在國內外首次上市銷售的化學合成藥品）、3.1類新藥（即已在國外上市銷售但未在國內銷售的製劑及其原料藥）及6類新藥（即已有國家藥品標準的原料藥或者製劑）申報臨床試驗的平均審評時間為14個月、28個月和28個月。放在美國，申報者向FDA提出新藥臨床試驗申請後，若30天內沒有收到FDA做出暫停臨床研究的決定，便意味著通過審批。
4月24日，在江蘇連雲港開發區內的原創化學藥創新中心I期臨床試驗中心，工作人員在進行相關試驗工作
背後有兩組數字被很多人拿來對比：2014年，中國食藥監局機關行政編制為345人，而根據官方數據，在2013年，FDA僅藥品與評估中心的員工就有3600餘人。零氪科技首席臨床運營官李麗平曾長期在CRO（合同研究組織，專門提供藥物研發外部服務）工作，她介紹，美國的審批制度是“寬進嚴出”，對申請者的審查較為寬鬆，但一旦出現違法違規問題，懲罰極為嚴厲；中國則是“嚴進寬出”，申請者需提交大量的材料，且必須經過國家和省級藥監管理部門的兩級審批，獲得批件後，方可進行臨床試驗。而且，儘管國家文件規定，臨床試驗項目只要獲得牽頭單位的倫理委員會通過，其他參與機構可以直接通過，但在具體執行中，試驗項目仍要一家家醫院提交審查。
冗長的審批程序大大拉長了藥物上市的戰線，很多癌症患者在新藥上市前已經抱憾而終。2017年6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將有序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藥在境內上市審批。這對癌症患者而言是一個好消息。不過，國內臨床試驗中存在的問題遠非一紙文件即可改觀。目前，大部分臨床試驗在大城市的三甲醫院進行，負責醫生往往是醫院的主任醫師——他們權高位重，但是醫院最忙的一群人，能分配給患者或受試者的時間少得可憐，更難以要求他們親自把關試驗的進展。而這只是醫療體系之痼疾在臨床試驗中的一重投射。
李樹婷去美國考察時曾到一家醫院的臨床試驗中心，獨立寬敞的辦公區，100多名工作人員，可人家一年做的試驗項目才20多個，反觀自己帶領的GCP中心，她打趣說只能算三個半工作人員，小小的一間辦公室，人多了都沒處站，而她退休那年，中心手頭有524個臨床項目。“沒法比，人家做得特別專業，特別精細，我們就這麼幾個人。”
她曾向國家藥監部門的朋友直言不諱地“建議”：“你們要是去一線臨床待一待，看看患者們的眼睛，就知道新藥的研發和試驗多麼重要。”這不是玩笑之言，在臨床試驗一線工作20多年裡，她接待過無數找上門來的患者，他們希望用到新藥，但並不是每一個都能立刻入組試藥。李樹婷只能讓他們留下電話，回家等消息，但往往最後電話打過去，人已經不在了。
如今，與癌細胞抗爭了15年後，韓靖哲已經從日常的柴米油鹽中找到了另一種與腫瘤共處的方式。已74歲高齡的她，每天上午仍要一個人從小區走到菜場，買完菜後再步行回去，15分鐘裡，一個人默默地走，沒有人能看出她曾與癌細胞殊死搏鬥。
但是，醫生不敢斷言韓靖哲獲得了最終的勝利，或許癌細胞只是沉睡了15年，是否會、何時會捲土重來，人類目前的醫學水平尚無力左右。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我們無法保證還有另一道藥物構築的防線可供抵擋。
（尹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