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禾》同很多現實主義藝術片一樣，關注一種小範圍事件，但正是因為這種小範圍事件，反而能傳遞出大感情和大思考。它的格局很小，主要將鏡頭對準一對母子，但以小見大，通過母親帶著自閉症兒童喜禾，尋求上學機會的主線，勾連起社會上的學校、家長、媒體等單位。它首先擴開我們對自閉症兒童的認識邊際，而後也讓我們反思這個社會的問題。
這是導演張唯自《一個人的皮影戲》、《打工老闆》到《喜禾》一直延續的母題，它有著社會學家見微知著的能力，讓我們聚焦被忽視的邊緣人群，比如皮影戲手藝人、民營企業老闆、自閉症兒童，但又借這樣的小標本放大到更為廣闊的社會層面，讓我們去體察和思考身處的社會出了什麼病症。
電影作為社會觀察者、社會記錄者的動能，在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諸如《偷自行車的人》、《擦鞋童》等片，都借一些底層人物，去勾畫整個戰後意大利社會的面貌。同時，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也自成一套視聽語言，影響了很多後繼者，印度電影大師薩蒂亞吉特·雷伊、伊朗電影新浪潮等無不受其影響。
導演張唯同樣汲取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營養，用電影去記錄當下中國的社會邊緣人群，去呈現當下社會現實的複雜性，以毫不修飾的樸實影像，毫不煽情的細膩筆觸，在真實記錄的維度上開拓著。在此意義上，導演張唯是一個當下的記錄者，而這種記錄，又不是紀錄片式的，而是劇情片，它首先保護了被攝人群，其次也給予創作者藝術處理的空間。
《喜禾》的攝影機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一樣，搬到了大街小巷上。在深圳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城市，導演的視點卻落在一個自閉症兒童身上，本身已經形成一種反差，中國經濟騰飛了，人民富裕了，但仍有很多社會問題需要面對。
這是與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或廢墟電影所不同的一點，戰後的殘敗社會狀況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提供了很多可供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導演挖掘的素材，而在當下的中國，現實問題並不是沒有，只是當和平與發展成為主流時，現實問題遭到了忽視。當一個舉世皆濁我獨清的人出現，他所具備的洞若觀火的能力，將為世人打開社會鮮為人知的一面。
《喜禾》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很少在銀幕上反映的社會問題，在中國目前有180萬自閉症兒童，每109個孩子中就有一個自閉症兒童，世界衛生組織的這個統計顯示了這個問題的嚴峻性，但普羅大眾對於自閉症兒童的瞭解可能僅僅是表層和概念上的。
在《喜禾》中，自閉症兒童的舉止，譬如不愛跟人說話、注意力單一、發作後脾氣火爆等，得到精緻細微的呈現，與此同時，《喜禾》對於自閉症家庭的呈現，才是真正讓我們可以深入認知這樣一個群體及其背後的命運的鑰匙。
在喜禾的家庭中，喜禾媽媽田琳多年來一直把心血灌注在喜禾身上，她為了喜禾，不顧工作的失去和丈夫的生活曾進行幼兒園陪讀，不顧其他家長的反對執意送兒子進入正規學校上學……這是我們常人無法理解的一件事，她這麼執拗，只為她的兒子，卻不顧其他人，在我們看來這是錯的，但在她的立場上，卻是對的。但對錯本就是角度不同造成的，《喜禾》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母親在面對這樣的人生時，人性的受難和掙扎。
因為喜禾媽媽的舉動，產生了一個自閉症兒童的家庭與社會各界的矛盾：校方可以接納自閉症兒童，卻抵擋不了家長的阻攔；其他家長僅僅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良好的上學環境，只能將自閉症兒童驅逐出去；媒體進行報道更多是發現了一個奪人眼球的新聞，並不是真正理解自閉症兒童家庭的需要。
導演張唯呈現了現實的複雜性，而這種複雜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難以溝通，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問題。只不過，我們還是能看出導演的情感傾向。《喜禾》描述了一個殘酷的現實，但也為這個殘酷的現實做了一些事，即使看上去微不足道，即使電影並不應該承擔改變社會的功能，但這部影片通過記錄與呈現，還是給予了觀眾兩重很重要的思考。
它讓我們感受到一個自閉症兒童的命運是怎樣的。與喜禾和喜禾媽媽並置的，還有子翔和子翔奶奶，以及喜禾媽媽和他的哥哥。喜禾、子翔和舅舅三者的年齡差幾乎跨越了一生，他們的命運在象徵層面捆綁在了一起。當喜禾見到自己被關籠子的舅舅時，兩人一起在鐵欄上敲打著，命運在一剎那間連通，這個象徵畫面表明，喜禾的未來，就是關在籠子裡的舅舅。這是撼動人心的一幕，不但喜禾媽媽驚魂失魄，同時也讓每一個觀眾沉重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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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它讓我們反思起整個社會給予自閉症兒童的態度。影片中，醫生對喜禾媽媽說：“其實小孩的自閉症並不可怕，關鍵是我們家長不能自閉，要不，我們這個社會不就封閉了嗎。”這是一種理想的說辭，但真實情況是，無論學校、家長都難以接納。面對教室裡抵制喜禾上課的家長們，面對下跪的家長和無力的校方，喜禾媽媽只能無奈而氣憤地說出：“你們就這麼容不下一個自閉症的孩子嗎，他只需要一張課桌而已。”僅僅一張課桌，這個社會也不會給予的，因為，這個社會本身就患有自閉症。或許導演想傳遞出這樣一條訊息，因為每一個正常人的自閉，這個社會才無法容納自閉症病人的存在，真正患病的，也許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