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完人——竺可楨

竺可楨是中國氣象學界和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也是享譽中外的傑出教育家，曾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達13年之久，是浙江大學史上任職時間最長、聲譽最高、貢獻最大的一位校長，曾被譽為浙江大學的“保姆”，其貢獻和聲望無人可以替代。

竺可楨

竺可楨在浙江大學校長任期內創造了一個神話，使浙江大學由一所規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學，迅速崛起併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學，浙江大學至今仍佔據著中國大學排行榜的前幾位，早在抗戰時期就曾被英國著名科學技術史家李約瑟博士譽為“東方的劍橋”。

竺可楨（1890—1974）字藕舫，原名竺兆熊，浙江上虞人，1890年3月7日出生於浙江上虞東關鎮一個米商之家，父親竺嘉祥曾經營著一家米行鋪子，母親顧金娘性情賢惠且勤勞持家，竺可楨上有兩個哥哥和三個姐姐，儘管他從小身體孱弱，卻是聰穎過人。

竺可楨讀私塾時就深得先生的喜愛，竺可楨之名就是私塾先生所起，認為這小子將來一定是個棟樑之才，他父親望子成龍心切，曾以自己米行三分之一的收入，為竺可楨聘請當地出名的私塾先生章景臣進行家教，以期望自己的小兒子將來能夠光宗耀祖。

1899年東關鎮“毓菁小學堂”建成開學，這是在維新變法思想影響下，當地開明士紳捐資興學創辦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式學堂，第一屆招收了100餘名學生，竺可楨以優異成績考入了“毓菁小學堂”。

1905年，竺可楨以第一名成績從“毓菁小學堂”畢業，百餘名學生能夠拿到高小畢業文憑者還不足10人，可見這所學堂教學之嚴格，竺可楨在這所新式學堂接受了良好的現代教育啟蒙。

1905年秋天，竺可楨在章景臣的資助下，孤身一人來到上海，考入了浙江商人葉澄衷創辦的“澄衷學堂”，這是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一所民辦學校，當年在上海極富盛名。

澄衷學堂舊址

李四光、胡適、豐子愷、夏衍等人都曾在這所新式學堂讀書，竺可楨與胡適還是同班同學，由於竺可楨品學兼優且為人熱情正直，還被同學推舉為班長。

1908年春，“澄衷學堂”因學潮、罷課等原因一度停辦，胡適去“中國公學”讀書，而竺可楨則轉入“復旦公學”繼續求學，“復旦公學”是著名教育家馬相伯創辦的中國第一所民辦官助的高等學校，極其重視外語教學。

1909年，竺可楨考入“唐山路礦學堂”學習土木工程，這是中國早期的理工學堂之一，後來逐漸發展為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學”，也就是現在西南交通大學的前身。

1910年8月，竺可楨赴北京參加了第二屆“庚子賠款”留美官費生的選拔考試，當年有400多人蔘加了考試，最終只錄取了70人，竺可楨的成績位列第28名，就讀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農學院，，但後來卻轉換了專業方向。

第二屆“庚子賠款”留美生合影

竺可楨於1913年又考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專攻氣象學專業，不久由任鴻雋、楊杏佛、趙元任、胡明覆、周仁等人發起成立的“科學社”和創辦的月刊《科學》，從康奈爾大學轉到了哈佛大學，竺可楨立即參與了“科學社”的活動，並積極為《科學》月刊撰寫文章。

1915年10月，“科學社”正式更名為“中國科學社”，竺可楨不但是第一批成員，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於1917年就被美國地理學會接納為會員，成為該學會第一個中國會員，1918年以《遠東臺風的新分類》論文獲得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

竺可楨

1918年秋，竺可楨回到了闊別八年的祖國，應聘到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擔任地理學和氣象學教授，由於該校學生大多都是湖北、湖南人，學生幾乎聽不懂竺可楨的浙江方言，課下交流也比較困難，而學生只能通過講義來搞懂學習內容，竺可楨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刻印講義。

當時武昌高師的教員中，以留日學者居多，而竺可楨是留美的，他的許多教育觀點和教育主張，得不到同仁的理解和支持，這讓竺可楨感到十分的孤獨與苦悶。

1920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力邀竺可楨加盟南京高師，聘其為文史地部教授，主講氣象學和地理學，當時南京高師雲集了一大批留美學者，而學生大都是江浙一帶的學子，身處這樣的教學環境之中，竺可楨可謂是如魚得水。

1921年，竺可楨在剛籌備成立的國立東南大學創辦了地學系並出任系主任，這是中國大學中第一個地學系，竺可楨的創辦理由是，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俄國以720萬美元將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都是當時執政者缺乏地理知識所致。

竺可楨

當時只有上海、香港等地有外國人建立的測候所，而國土面積與中國差不多的美國，卻建立了200多個測候所，中國亟待建立權威的氣象觀測站，竺可楨決心為國家培養自己的氣象學和地理學方面的專業人才。

竺可楨在東南大學執教時期，相繼發表了有關東南亞颱風、天氣型、歷史上氣候變遷和闡述發展科學地理學等一系列專著和論文。

由於與學校領導層發生矛盾，竺可楨曾離開國立東南大學，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還在私立南開大學任教一年，並曾短暫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兼地學系主任。

1927年4月，竺可楨應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之邀，在南京北極閣籌建了“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並出任所長，創建了“北極閣氣象臺”的地面和高空觀測、天氣預報和氣象廣播等，推動全國各地氣象臺、站的建設，培訓氣象人才，開展氣象研究，並出版了中國第一本近代《氣象學》專著，還屢次當選“中國氣象學會”會長。

1934年，竺可楨又與翁文灝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地理學會”，並派人在西藏拉薩設立了拉薩測候所。

1935年底，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國立浙江大學也受到了波及和影響，浙大學生和杭州各校學生舉行示威遊行，時任浙江大學校長郭任遠招來軍警鎮壓學生，激起學校師生的強烈不滿，浙大師生開始了“驅郭運動”。

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竺可楨於1936年4月25日正式出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從此開啟了“竺可楨時代”，當時國立浙江大學僅設有文理、工、農三個學院16個系，在校學生500餘人，與國內同類大學相比，尚屬於地方性國立大學。

竺可楨

竺可楨在就職演說中，是這樣闡述自己的辦學思想和宗旨的：“辦中國的大學，當然須知道中國的歷史，洞察中國的現狀。我們應該憑藉中國的文化基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華，才能養成有用的專門人才。”

竺可楨自擔任校長伊始，就提出了著名的“竺可楨之問？”——“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做什麼樣的人？”

竺可楨就這兩個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諸君到大學裡來，萬勿存心只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而是要為拯救中華做社會的砥柱。”

自竺可楨掌校伊始，“竺可楨之問”就影響著一代代浙大學子，浙江大學也始終堅持把“竺可楨之問”印在大學錄取通知書上和畢業紀念冊上，由此可見竺可楨教育思想的影響力。

竺可楨根據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採取了一系列整肅措施，以校務委員會和各專門委員會為學校最高權力機構，凡重大校務問題，概由校務委員會和專門委員會審議決定，而各專業委員會主任都是由他主持遴選在師生中有威望的人擔任。

竺可楨認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大學實施教育，教授人選最為重要。”為了加強浙大的教授陣容，充分發揮教授的作用，他千方百計地在國內外延聘人才，經常三顧茅廬恭請知名學者到浙大任教，對在學校任教的教授和講師關心備至，從工作和生活上幫助解決一些實際困難，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並培養和大膽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資歷不足，也同樣委以重任，發揮他們的作用。

竺可楨聘馬一浮時合影

在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上，強化通才教育，以此拓寬學生的知識領域，加強基礎教育，動員一些知名教授為一年級新生講授基礎課。

竺可楨特別注重學術研究、科研和教學工作的相互促進，學校和各學院經常舉辦各種學術研討會和報告會，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一些學術成果在國內外都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竺可楨掌校期間，可謂是浙江大學的“黃金時代”，學校已經發展為文、理、工、農、師、法、醫七個學院30個學系、10個研究所，副教授以上教師隊伍增至200餘名，在校學生已達2000多人，躋身於國內名校行列，成為大師雲集、學子竟相報考的著名國立大學，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

抗日戰爭爆發後，浙江大學被迫西遷，竺可楨親率近千名師生和眷屬，攜帶2000多箱圖書儀器，輾轉浙、贛、湘、粵、桂、黔、閔等七省山水之間，行程2600多公里，先後更換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校址，歷時兩年有餘，最終於1940年1月在貴州遵義、湄潭落腳生根，並堅持辦學七年。

浙江大學西遷途中

浙大西遷之時，竺可楨還肩負著一項重要使命，要把杭州文瀾閣所藏的《四庫全書》共三萬六千餘冊、140箱進行保護性轉移，《四庫全書》共有七部，其中三部在清末已毀，抗日戰爭期間又損毀二部，竺可楨不辱使命，將這部中華國寶成功轉移至貴陽黔靈山地母洞存放。

正是在浙大西遷期間，由於無暇顧及家人，竺可楨還經歷了喪妻失子之痛，浙大西遷過程中所經歷的艱辛萬苦難以盡述，可謂是一所大學的“文軍長征史”，而竺可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幾乎都是在顛沛流離的西遷過程中實施和完成的。

1938年11月19日，根據竺可楨的提議，浙江大學校務委員會確定以“求是”為校訓，竺可楨以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科學發展的歷史經驗，將“求是”解釋為“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他以自己的處世準則和生活體驗，提出“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作為“求是”的行動準則，浙大“求是”校訓，對塑造學子的道德品質起到了相當大的主導作用。

竺可楨題詞

竺可楨儘管素有浙江大學“保姆”之稱，但他對校長一職並不執著和留戀，在其十三年的任期裡，竺可楨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辭呈，但無論是誰出任教育部部長，對竺可楨都是極盡挽留，甚至還動議請竺可楨轉任中央大學校長，以對竺可楨辦學業績的肯定和褒獎，國家需要竺可楨這樣有聲望、能服眾的校長來執掌大學。

而浙江大學師生更是不願意竺可楨離開浙江大學，全校師生極力熱情挽留竺可楨繼續執掌浙江大學，也曾發生過許許多多感人的故事。

竺可楨（左二）與友人合影

當時全國許多大學都發生過“驅逐校長”的風波，而像浙江大學師生多次熱情挽留校長的情況，還是相當罕見的，可見浙江大學師生對竺可楨的不捨、留戀與愛戴。

1949年4月，竺可楨黯然離開了執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學，其心情是十分複雜的，既有幾分脫離“苦海”的慶幸，也有對浙大的不捨和留戀。

1949年11月，新中國剛剛建立僅一個月，中國科學院就宣告成立，竺可楨被任命為中科院副院長，由此走上國家級科研領導崗位。

竺可楨（前排左四）參加自然科學工作者籌備會

1955年，竺可楨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而早在1948年，竺可楨就被中央研究院評選為院士，第一屆共評選了81名院士，都是中國學術界的精英人物。

1972年，已是愈古稀之年的竺可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晚年又發表了集其畢生研究成果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專著，引起世界學術界的轟動，1974年2月7日，竺可楨因患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晚年的竺可楨

縱觀竺可楨的一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絕無僅有的異數，他憑藉自己獨特的學術領域、學術成果和人格魅力，叱吒於中國現代歷史的政治和科學舞臺，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竺可楨在哈佛大學開始涉足氣象學學習和研究時，就因專業學習的需要，養成了每天記日記的習慣，由於生活動盪的原因，竺可楨的日記只保存了從1936年到1974年間的日記，總計38年零37天，這期間沒有一天中斷過，這些日記都是用蠅頭小楷寫就，共計800多萬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人間奇蹟。

《竺可楨日記》

《竺可楨日記》是竺可楨留給這個世界最寶貴的資料，讀者可以從這些日記的細微之處，能夠看出許許多多曾經被遮蔽的歷史細節，以及一個科學家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一段波瀾壯闊的忠實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