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清晨，從浦東機場出發的航班降落在巴黎戴高樂機場，高紅開始了自己為期一個月的世界盃觀賽之旅。
今年2月，當國際足聯官站上的女足世界盃售票窗口開啟後，她立刻選中其中的22場比賽，花費約1.5萬元。這是她第一次獨自上路。以往，她通常是作為中國足協調研組的一員參與世界大賽。
但身份的改變也賦予了她不同的經歷。一個月裡，獨自開著在機場租來的吉普車前往各片球場成為她的常態。球場和旅途中的見聞引發她陷入沉思，過往20年自己的球員和教練生涯伴隨中國女足的發展遞變，許多畫面一次次在她腦中交錯閃回。
晨報記者在世界盃期間與她進行了幾次長談，她親歷過中國女足的輝煌和低谷，有過奮鬥和掙扎，也曾確信和迷惘。當這些都褪去後，生命和事實的本質呈現在眼前。
時間☞6月8日晚10點
地點☞雷恩火車站附近餐廳
■“刀亮出來了，為何插不進去？”
她們能聽到這些聲音嗎？
中國女足第一場小組賽的賽地位於雷恩，一座地處布列塔尼的小城，距離巴黎大約三小時車程。很多在法國首都留學和生活的中國人自發趕來，這其中有一對老夫妻是高紅的朋友。
“樊大姐和肖大哥常年定居在巴黎，這次他們提前來到那裡，住酒店、坐高鐵，一路的費用都是自己承擔，而他們甚至都不是球迷。他們花錢花精力，只是為了來給這些素昧平生的中國女孩子加油，讓她們在異國他鄉依然能感受支持。”這是一份很淳樸的家國情懷，因為自然流露，所以更令她感動。
“我想到自己做運動員的時候，我們是很難接觸到普通球迷的。如果有一天可以開放一個口子，賽前進行互動，這能讓她們更直觀地瞭解到祖國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們一直在強調運動員要具備愛國精神，但這不應該成為一個框，把人禁錮住，而應該構成一個更開放和融合的氛圍，我想對於運動員的士氣會起到一些作用。”
高紅從國內給肖大哥帶了件印有中國足協會標的國家隊球衣來，七十多歲的老人立刻像孩子一樣興奮。“立馬穿上，不肯脫下來。比賽結束，肖大哥說雖然輸了，但中國踢得很好，我們一定要慶賀。他們挑了一家特別好的餐館，點了香檳，祝賀中國隊越來越好。我就在想，中國女足的姑娘們能聽到這些聲音嗎？如果她們知道有這麼多人默默站在自己身後，對自己沒有苛求只有溫柔和善意，該多好啊！就像我當初一樣，我們當年在洛杉磯準備決賽的時候，最後一星期是向球迷開放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給我們送餃子，做中國菜，這就讓我們感覺自己不再僅僅歸屬於一個隊，而是一個家庭，一個國家。這種國家的歸屬感和榮譽感一直延續到20年後的今天。”
比賽本身還是有些遺憾的，中國女足全場創造出兩三次很好的得分機會。“所以我就在想，哪個地方出問題了？使她們在最後一擊的時候無法像尖刀一樣直插對方心臟的東西是什麼？刀已經亮出來了，為什麼插不進去？”中國隊的反擊打得非常快非常嫻熟，中場搶斷以後直往前插，非常漂亮的反擊戰。但到了禁區以後遭遇對方對抗，就猶豫了。“比如古雅沙那個球，她在禁區邊沿已經領先半個身位了，你保持速度進入禁區，對手只要一碰你就是犯規，但禁區這條線，它的存在好像是個魔咒，大家都不知所措了。楊麗當時跟上來了，跟上來就是為了射門，但球傳給她的時候，她沒做好射門準備。”
顯然，到了禁區這一帶，中國隊員的思想凝固了。“強烈渴望勝利、要得分並且相信自己能得分的精神力量還太薄，它像層薄霧一樣覆蓋在她們的潛意識裡，一受干擾就沒有了。到禁區那兒要加速，要在高速下射門而不要減速，這層意識需要從球員小時候就培養起來。”
但這個問題不僅僅是這一屆中國女足的，它一直存在，中國女足歷來缺少一個真正的殺手。“孫雯那年世界盃進了七個球，獲得了金靴，但我個人認為她的最強項是傳關鍵球，這點和現在的王霜很像。現在我們更缺少一個世界頂級的殺手，而強隊一定有得分的突出選手，一定有決定比賽勝負的人。”
“我在帶幾批青少年球隊的時候感受到的是什麼？隊員怕得分，她們一直被緊張壓著。萬一這個球沒打進去呢？萬一我打了教練想讓我傳呢？她有很多負擔，被外部的聲音所幹擾。”這種心理陰影並非是當球員進入國家隊後才形成的，她們在整個成長的過程中就一直有。“我們需要那種性格堅定、冷靜，甚至於冷酷的射手，但這又需要從選材和培養開始著手。這種要求正是和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相違背的，老話說槍打出頭鳥，但這些鳥通常都是最勇敢的鳥。所以第二場李影打進這個球我真為她高興，我們需要這種殺手，那麼一點點的機會，那麼果斷一下打進去，我覺得她有這種潛力。”
作為中國隊進球最多的球員，王珊珊也具備這種殺手的潛力，但讓高紅疑惑的是，她在這次世界盃上沒有展現出來。“她為什麼沒有打出來？球隊應該在做總結的時候分析一下原因。我覺得這主要不是她的問題，因為球員歸根結底是受影響者，她不是影響別人的人，不是作出決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