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者姚大中的名字早有耳聞，對於此次新書《姚著中國史》更是期待已久，我向來崇敬這樣的歷史學家，能夠忍受足夠的漫長的枯燥，在舊紙堆裡與歲月抗衡，他們的見識廣博，思維流暢，更符合我心中對讀書人的期許，見往事而知如今，輕描淡寫的一筆背後經歷了人生多久的磨練已不為人知，在此借細讀此書向所有歷史學者們致敬，求解我惑，求明我知。
據說姚大中先生為這套書傾注了一生的精力，期間涉及的不僅僅的歷史的整理，更囊括了亞洲文明的覺醒，主線和支線的清晰融合賦予了整套書的靈魂，這種一反眾多歷史書籍套路的架構，讓閱讀者可以輕鬆比對中國任何一個時期的面貌，而文筆的流暢又帶著錢穆的影子，這種全面而直觀地審視歷史的態度，望而敬畏。若將華夏五千年文明分個階段，秦漢便是其一，可是秦之前三千年，華夏部落的遷徙演變浩浩蕩蕩。之後“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種群擁有狩獵和農業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生活架構，以及權力誕生出的夏商周代表著的上古封建制度王朝此處不提，作者著重為我們講述了春秋戰國以及秦漢帝國崛起的故事。
無數國家的興起衰敗總是離不開戰爭和血腥。科技水平逐漸提高，人口的增加，食物的匱乏，人們對於權力的慾望愈加加深，諸侯間爭鬥明顯，都導致了冶煉行業飛速進步，因為戰爭需要武器，耕地需要工具。而周王朝的自取滅亡導致下屬諸侯間紛爭四起，春秋戰國拉開了帷幕。
姚大中先生在書中把春秋寫為“從都市國家到領土國家”，城市國家便如同城邦，到紀元前八世紀，國君佔有屬地擴大，人口流動增加，形成了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農村為一國的形態，而春秋便是過渡。到得戰國，弱小的國家相繼被吞併整合，以齊楚燕韓趙魏秦命名的戰國七雄開始了秦國統一之前最後的混戰。而作者其實並不拘泥於介紹歷史，他平行推進了同時期發展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體系，由殷墟挖掘出的甲骨文到更為成型的文字；陶器到銅器到鐵器的相繼出現預示著中國人在冶煉技術的進步；哲學的萌芽到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對撞等等，都在他的筆下清晰平穩的展開。
而百家爭鳴所體現的中國人思想的更一步覺醒以及人們對禮儀、價值觀、恥辱感的界定更是不得不提。其實讓人驚訝的是，同時期，全球範圍內，南亞的印度教和佛教，地中海東部出現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等等幾乎同時興起，這足夠稱得上是思想大爆炸的年代。人們開始找需到一種普世的行為準則來約束自己，道德倫理的誕生，代表著人們在更高的精神方面擁有了述求，我們不甘心成為一個只為食物而活著的人，我們需要理想和偉大的人物引領我們找到實現人生價值的方法。
接下來便進入了真正的帝國時代，由秦統一六國而創造的中華民族大一統，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國家正式開始屹立在世界版圖之上。短短數十載的帝國命運在歷史這條線上不值一提，但它所代表的意義，以及為後人提供的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影響足以讓這個王朝載入歷冊。
這套書的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國》，沒有延續第一卷的時間軸，而是另闢蹊徑，稍微淡化中原歷史，側重描述中國北部與西部的歷史。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傳統史書記載往往使地域範圍固定在長城以南，記敘也以漢族為主體。對於長城以北的人物風俗等都不過是簡略述及，古代之“中國”，或指中原地區，或指長城以南之地，卻遠不是今日“中國”之概念，這自然是與因歷史變更而產生的地域變動的關係密不可分。
以長城為界，似乎就形成了一道天障。長城以南由於近海，水汽較為充足，故形成了農耕文明；長城以北由於遠離海洋，水汽難以浸及，遂形成了與後世所謂的中華民族主體文明差距甚大的草原遊牧文明
北方的遊牧文明與中原文明也時常發生衝突，長城地區恆久是個戰場，不是漢族越過長城攻擊草原，便是遊牧民族突入侵略中原。但在這種相互的對抗中，無論是草原遊牧文明還是農耕文明，都沒有哪一方取得最終徹底的勝利，漢族無法將自己的文明徹底移植到草原上去，遊牧民族也無法摧毀漢族的農耕文明，進而在中原移植自己的文明。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就猶如兩個世界，誰也無法徹底消滅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便是一個典型的失敗案例。但遊牧民族與漢族並不僅僅存在對立。在和平時期，雙方也是有不少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兩種文明正是在這種對立與融合中逐漸實現了各自的成長。
轉換視角，對準漢族中國西部。西方世界的發現與接觸，“通西域”一詞用得最為廣泛。絲綢之路便是無數的“通西域”者共同開拓的一條通往西方的“聖道”。從“通西域”到“西域經營”，其間歷經百來年的歷史風雲變幻，曾經繁盛一時的“西域”大多已淪為荒涼的戈壁沙漠，古老的西域王國在歷史塵埃中逐漸被湮沒。姚大中教授基於對各種史料的綜合比對分析，重新給人們展現出來漢族中國西部遊牧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文明發展脈絡，在今昔對比中引人深思。
一部北西中國史，其實就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共生融合史。
臺灣學者姚大中的名字早有耳聞，對於此次新書《姚著中國史》更是期待已久，我向來崇敬這樣的歷史學家，能夠忍受足夠的漫長的枯燥，在舊紙堆裡與歲月抗衡，他們的見識廣博，思維流暢，更符合我心中對讀書人的期許，見往事而知如今，輕描淡寫的一筆背後經歷了人生多久的磨練已不為人知，在此借細讀此書向所有歷史學者們致敬，求解我惑，求明我知。
據說姚大中先生為這套書傾注了一生的精力，期間涉及的不僅僅的歷史的整理，更囊括了亞洲文明的覺醒，主線和支線的清晰融合賦予了整套書的靈魂，這種一反眾多歷史書籍套路的架構，讓閱讀者可以輕鬆比對中國任何一個時期的面貌，而文筆的流暢又帶著錢穆的影子，這種全面而直觀地審視歷史的態度，望而敬畏。若將華夏五千年文明分個階段，秦漢便是其一，可是秦之前三千年，華夏部落的遷徙演變浩浩蕩蕩。之後“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種群擁有狩獵和農業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生活架構，以及權力誕生出的夏商周代表著的上古封建制度王朝此處不提，作者著重為我們講述了春秋戰國以及秦漢帝國崛起的故事。
無數國家的興起衰敗總是離不開戰爭和血腥。科技水平逐漸提高，人口的增加，食物的匱乏，人們對於權力的慾望愈加加深，諸侯間爭鬥明顯，都導致了冶煉行業飛速進步，因為戰爭需要武器，耕地需要工具。而周王朝的自取滅亡導致下屬諸侯間紛爭四起，春秋戰國拉開了帷幕。
姚大中先生在書中把春秋寫為“從都市國家到領土國家”，城市國家便如同城邦，到紀元前八世紀，國君佔有屬地擴大，人口流動增加，形成了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農村為一國的形態，而春秋便是過渡。到得戰國，弱小的國家相繼被吞併整合，以齊楚燕韓趙魏秦命名的戰國七雄開始了秦國統一之前最後的混戰。而作者其實並不拘泥於介紹歷史，他平行推進了同時期發展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體系，由殷墟挖掘出的甲骨文到更為成型的文字；陶器到銅器到鐵器的相繼出現預示著中國人在冶煉技術的進步；哲學的萌芽到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對撞等等，都在他的筆下清晰平穩的展開。
而百家爭鳴所體現的中國人思想的更一步覺醒以及人們對禮儀、價值觀、恥辱感的界定更是不得不提。其實讓人驚訝的是，同時期，全球範圍內，南亞的印度教和佛教，地中海東部出現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等等幾乎同時興起，這足夠稱得上是思想大爆炸的年代。人們開始找需到一種普世的行為準則來約束自己，道德倫理的誕生，代表著人們在更高的精神方面擁有了述求，我們不甘心成為一個只為食物而活著的人，我們需要理想和偉大的人物引領我們找到實現人生價值的方法。
接下來便進入了真正的帝國時代，由秦統一六國而創造的中華民族大一統，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國家正式開始屹立在世界版圖之上。短短數十載的帝國命運在歷史這條線上不值一提，但它所代表的意義，以及為後人提供的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影響足以讓這個王朝載入歷冊。
這套書的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國》，沒有延續第一卷的時間軸，而是另闢蹊徑，稍微淡化中原歷史，側重描述中國北部與西部的歷史。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傳統史書記載往往使地域範圍固定在長城以南，記敘也以漢族為主體。對於長城以北的人物風俗等都不過是簡略述及，古代之“中國”，或指中原地區，或指長城以南之地，卻遠不是今日“中國”之概念，這自然是與因歷史變更而產生的地域變動的關係密不可分。
以長城為界，似乎就形成了一道天障。長城以南由於近海，水汽較為充足，故形成了農耕文明；長城以北由於遠離海洋，水汽難以浸及，遂形成了與後世所謂的中華民族主體文明差距甚大的草原遊牧文明
北方的遊牧文明與中原文明也時常發生衝突，長城地區恆久是個戰場，不是漢族越過長城攻擊草原，便是遊牧民族突入侵略中原。但在這種相互的對抗中，無論是草原遊牧文明還是農耕文明，都沒有哪一方取得最終徹底的勝利，漢族無法將自己的文明徹底移植到草原上去，遊牧民族也無法摧毀漢族的農耕文明，進而在中原移植自己的文明。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就猶如兩個世界，誰也無法徹底消滅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便是一個典型的失敗案例。但遊牧民族與漢族並不僅僅存在對立。在和平時期，雙方也是有不少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兩種文明正是在這種對立與融合中逐漸實現了各自的成長。
轉換視角，對準漢族中國西部。西方世界的發現與接觸，“通西域”一詞用得最為廣泛。絲綢之路便是無數的“通西域”者共同開拓的一條通往西方的“聖道”。從“通西域”到“西域經營”，其間歷經百來年的歷史風雲變幻，曾經繁盛一時的“西域”大多已淪為荒涼的戈壁沙漠，古老的西域王國在歷史塵埃中逐漸被湮沒。姚大中教授基於對各種史料的綜合比對分析，重新給人們展現出來漢族中國西部遊牧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文明發展脈絡，在今昔對比中引人深思。
一部北西中國史，其實就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共生融合史。
經歷了四百年的漢朝，最終倒在了歷史的塵埃裡。之後的黃巾起義，三國鼎立，開始了分裂多於統一的日子。司馬家族西晉坐大，又經東晉十六國，包含劉宋、南齊、南樑、南陳在內的南朝以及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的北朝，三百年更迭，戰爭從未止歇。
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尤其南方六朝，政治史上儘管為低潮時代，文化史上卻大放異彩。
在這些政權走馬燈似的更替下，更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那時的雅士清談，哪怕放諸當下依舊是個讓人羨慕的時代。這一現象便要歸功於思想的解放和宗教的普及，漢朝的獨尊儒術到得那時已經不再有前人風光，佛教盛行，道教也開始擁有自己的體系，新的文化、風俗、流行、文學接連的出現，讀書人的風流盡顯無疑。
而另一方面被作者提到的，便是中國文化圈的成立，南方越南、東方朝鮮與日本，皆因中華文明而崛起，中國文明作為東方的代表，在歷史上的地位顯而易見，哪怕到得今日，這些國家在民間習俗，文字應用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依舊有跡可循。這便是超越王朝循環的力量，方使得我華夏之光千年不墮。
作為東亞文明的軸心，當時的中國影響著周圍各國家的走向，無數番邦來華夏之地朝拜上供，並帶回先進的文化。到唐代，科技、文化、經濟、藝術均呈現多元化的態勢 ，在詩、書、畫各方面湧現了大量的名家，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顏筋柳骨的顏真卿、柳公權，畫聖吳道子、李思訓，音樂家李龜年等 。而唐朝文化又兼容幷蓄，接納海內外各民族文化進行交流學習，形成開放的國際文化。唐朝與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並列為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聲譽遠揚海外，與亞歐國家均有往來。唐朝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也便來自於此。
然而盛極而衰，黃巢之亂後唐朝的崩塌也是在所難免，在此之後中國又開始了新時代誕生的陣痛期——五代十國。直至 960年，後周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篡後周建立北宋，五代結束。
宋朝一直以來的評說都存在爭議，從軍事上來，他們從沒有真正意義上統一中國，再現秦隋時期的盛況。在書中，作者詳盡介紹了兩宋時期周邊國家的發展，北亞細亞突厥巨潮使得中亞細亞突厥化，而西南地區又有吐蕃、佛教與喇嘛法王，雲南五個世紀的獨立時代——南詔、大理，更另有西夏、以及契丹、女真兩族相繼建立王朝。
臺灣學者姚大中的名字早有耳聞，對於此次新書《姚著中國史》更是期待已久，我向來崇敬這樣的歷史學家，能夠忍受足夠的漫長的枯燥，在舊紙堆裡與歲月抗衡，他們的見識廣博，思維流暢，更符合我心中對讀書人的期許，見往事而知如今，輕描淡寫的一筆背後經歷了人生多久的磨練已不為人知，在此借細讀此書向所有歷史學者們致敬，求解我惑，求明我知。
據說姚大中先生為這套書傾注了一生的精力，期間涉及的不僅僅的歷史的整理，更囊括了亞洲文明的覺醒，主線和支線的清晰融合賦予了整套書的靈魂，這種一反眾多歷史書籍套路的架構，讓閱讀者可以輕鬆比對中國任何一個時期的面貌，而文筆的流暢又帶著錢穆的影子，這種全面而直觀地審視歷史的態度，望而敬畏。若將華夏五千年文明分個階段，秦漢便是其一，可是秦之前三千年，華夏部落的遷徙演變浩浩蕩蕩。之後“新石器時代”的原始種群擁有狩獵和農業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生活架構，以及權力誕生出的夏商周代表著的上古封建制度王朝此處不提，作者著重為我們講述了春秋戰國以及秦漢帝國崛起的故事。
無數國家的興起衰敗總是離不開戰爭和血腥。科技水平逐漸提高，人口的增加，食物的匱乏，人們對於權力的慾望愈加加深，諸侯間爭鬥明顯，都導致了冶煉行業飛速進步，因為戰爭需要武器，耕地需要工具。而周王朝的自取滅亡導致下屬諸侯間紛爭四起，春秋戰國拉開了帷幕。
姚大中先生在書中把春秋寫為“從都市國家到領土國家”，城市國家便如同城邦，到紀元前八世紀，國君佔有屬地擴大，人口流動增加，形成了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農村為一國的形態，而春秋便是過渡。到得戰國，弱小的國家相繼被吞併整合，以齊楚燕韓趙魏秦命名的戰國七雄開始了秦國統一之前最後的混戰。而作者其實並不拘泥於介紹歷史，他平行推進了同時期發展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體系，由殷墟挖掘出的甲骨文到更為成型的文字；陶器到銅器到鐵器的相繼出現預示著中國人在冶煉技術的進步；哲學的萌芽到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對撞等等，都在他的筆下清晰平穩的展開。
而百家爭鳴所體現的中國人思想的更一步覺醒以及人們對禮儀、價值觀、恥辱感的界定更是不得不提。其實讓人驚訝的是，同時期，全球範圍內，南亞的印度教和佛教，地中海東部出現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等等幾乎同時興起，這足夠稱得上是思想大爆炸的年代。人們開始找需到一種普世的行為準則來約束自己，道德倫理的誕生，代表著人們在更高的精神方面擁有了述求，我們不甘心成為一個只為食物而活著的人，我們需要理想和偉大的人物引領我們找到實現人生價值的方法。
接下來便進入了真正的帝國時代，由秦統一六國而創造的中華民族大一統，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國家正式開始屹立在世界版圖之上。短短數十載的帝國命運在歷史這條線上不值一提，但它所代表的意義，以及為後人提供的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影響足以讓這個王朝載入歷冊。
這套書的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國》，沒有延續第一卷的時間軸，而是另闢蹊徑，稍微淡化中原歷史，側重描述中國北部與西部的歷史。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傳統史書記載往往使地域範圍固定在長城以南，記敘也以漢族為主體。對於長城以北的人物風俗等都不過是簡略述及，古代之“中國”，或指中原地區，或指長城以南之地，卻遠不是今日“中國”之概念，這自然是與因歷史變更而產生的地域變動的關係密不可分。
以長城為界，似乎就形成了一道天障。長城以南由於近海，水汽較為充足，故形成了農耕文明；長城以北由於遠離海洋，水汽難以浸及，遂形成了與後世所謂的中華民族主體文明差距甚大的草原遊牧文明
北方的遊牧文明與中原文明也時常發生衝突，長城地區恆久是個戰場，不是漢族越過長城攻擊草原，便是遊牧民族突入侵略中原。但在這種相互的對抗中，無論是草原遊牧文明還是農耕文明，都沒有哪一方取得最終徹底的勝利，漢族無法將自己的文明徹底移植到草原上去，遊牧民族也無法摧毀漢族的農耕文明，進而在中原移植自己的文明。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就猶如兩個世界，誰也無法徹底消滅誰。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便是一個典型的失敗案例。但遊牧民族與漢族並不僅僅存在對立。在和平時期，雙方也是有不少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兩種文明正是在這種對立與融合中逐漸實現了各自的成長。
轉換視角，對準漢族中國西部。西方世界的發現與接觸，“通西域”一詞用得最為廣泛。絲綢之路便是無數的“通西域”者共同開拓的一條通往西方的“聖道”。從“通西域”到“西域經營”，其間歷經百來年的歷史風雲變幻，曾經繁盛一時的“西域”大多已淪為荒涼的戈壁沙漠，古老的西域王國在歷史塵埃中逐漸被湮沒。姚大中教授基於對各種史料的綜合比對分析，重新給人們展現出來漢族中國西部遊牧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文明發展脈絡，在今昔對比中引人深思。
一部北西中國史，其實就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共生融合史。
經歷了四百年的漢朝，最終倒在了歷史的塵埃裡。之後的黃巾起義，三國鼎立，開始了分裂多於統一的日子。司馬家族西晉坐大，又經東晉十六國，包含劉宋、南齊、南樑、南陳在內的南朝以及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的北朝，三百年更迭，戰爭從未止歇。
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尤其南方六朝，政治史上儘管為低潮時代，文化史上卻大放異彩。
在這些政權走馬燈似的更替下，更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那時的雅士清談，哪怕放諸當下依舊是個讓人羨慕的時代。這一現象便要歸功於思想的解放和宗教的普及，漢朝的獨尊儒術到得那時已經不再有前人風光，佛教盛行，道教也開始擁有自己的體系，新的文化、風俗、流行、文學接連的出現，讀書人的風流盡顯無疑。
而另一方面被作者提到的，便是中國文化圈的成立，南方越南、東方朝鮮與日本，皆因中華文明而崛起，中國文明作為東方的代表，在歷史上的地位顯而易見，哪怕到得今日，這些國家在民間習俗，文字應用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依舊有跡可循。這便是超越王朝循環的力量，方使得我華夏之光千年不墮。
作為東亞文明的軸心，當時的中國影響著周圍各國家的走向，無數番邦來華夏之地朝拜上供，並帶回先進的文化。到唐代，科技、文化、經濟、藝術均呈現多元化的態勢 ，在詩、書、畫各方面湧現了大量的名家，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顏筋柳骨的顏真卿、柳公權，畫聖吳道子、李思訓，音樂家李龜年等 。而唐朝文化又兼容幷蓄，接納海內外各民族文化進行交流學習，形成開放的國際文化。唐朝與當時的阿拉伯帝國並列為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聲譽遠揚海外，與亞歐國家均有往來。唐朝以後海外多稱中國人為唐人也便來自於此。
然而盛極而衰，黃巢之亂後唐朝的崩塌也是在所難免，在此之後中國又開始了新時代誕生的陣痛期——五代十國。直至 960年，後周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篡後周建立北宋，五代結束。
宋朝一直以來的評說都存在爭議，從軍事上來，他們從沒有真正意義上統一中國，再現秦隋時期的盛況。在書中，作者詳盡介紹了兩宋時期周邊國家的發展，北亞細亞突厥巨潮使得中亞細亞突厥化，而西南地區又有吐蕃、佛教與喇嘛法王，雲南五個世紀的獨立時代——南詔、大理，更另有西夏、以及契丹、女真兩族相繼建立王朝。
可以說，宋朝的江山從未真正穩固過，但另一面他的政治體系又使得本國人民安居樂業，其經濟文化的繁榮程度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史學家陳寅恪評價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他們對於軍事的管制使得戰力脆弱，而大力推行文治又讓這個國家無比和諧，曾有人言，宋朝立國的三百餘年，二度傾覆，皆緣外患，是唯獨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 可以說宋朝的存在代表著歷史中的中國從漢族為主要管理者向多民族形態發展的轉型，如今我國所能看到的多民族共同攜手便在此時留下伏筆。
宋朝之後，草原上興起的大元帝國踏平了他們目所能及的所有土地，這個遊牧民族的後代讓馬背的人第一次徹徹底底的成為了國家的主人，當然，縱觀全人類，蒙古的強盛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征服，他們的馬蹄統治力橫跨亞歐大陸，國土面積達四千多萬平方公里。東西方的交流在這一時刻顯得格外快捷，由戰爭引發的交流如今想來並不友好，但它的巨大作用確實無可替代。
元朝以後，中國的封建統治到了明清這最後的篇章，短暫的漢人奪回政權到另一股遊牧民族的力量攻入長城，快六百年的時間讓封建王朝走到了盡頭，本套書的故事也結束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