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和明，相隔不到百年，為什麼看上去迥然不同？'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小結：明朝廢除宋朝眾多商品的專賣，減輕了百姓負擔，因此鹽、酒、茶、鐵等商品價格遠低於宋朝。另外，專賣收入的高低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經濟和稅收政策的差別，不能作為判斷經濟繁榮的標誌。
軍事上：明軍重現漢唐輝煌
宋代軍事軟弱，自從趙光義在高梁河連送2波，把後周以來積攢的精稅禁軍葬送殆盡後，宋朝就再也沒有跟草原民族剛正面的勇氣。既使是遼國“虛弱不堪、被女真人秋風掃落葉”的時候，幾萬宋軍仍被幾千遼兵殺得大敗。
再看朱元璋，白手起家，南征百戰，建立明朝。當黃金家族還在歐洲、中亞橫行的時候，徐達已經攻破大都。從什麼都沒有，到建國只有5萬匹馬，再到北逐蒙元入朔漠，最後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一氣呵成，重現漢人輝煌。甚至把唐末獨立、宋朝無法收復的雲南、貴州、寧夏、幽雲等地全部收歸版圖。
不過對吹捧者而言，明朝滅蒙元，就是敵人腐朽墮落；宋朝打不贏周邊國家，就是“缺馬、幽雲、敵太屌、部落封建二元制”的洗地言論，網上反駁的言論太多，不再贅述。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小結：明朝廢除宋朝眾多商品的專賣，減輕了百姓負擔，因此鹽、酒、茶、鐵等商品價格遠低於宋朝。另外，專賣收入的高低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經濟和稅收政策的差別，不能作為判斷經濟繁榮的標誌。
軍事上：明軍重現漢唐輝煌
宋代軍事軟弱，自從趙光義在高梁河連送2波，把後周以來積攢的精稅禁軍葬送殆盡後，宋朝就再也沒有跟草原民族剛正面的勇氣。既使是遼國“虛弱不堪、被女真人秋風掃落葉”的時候，幾萬宋軍仍被幾千遼兵殺得大敗。
再看朱元璋，白手起家，南征百戰，建立明朝。當黃金家族還在歐洲、中亞橫行的時候，徐達已經攻破大都。從什麼都沒有，到建國只有5萬匹馬，再到北逐蒙元入朔漠，最後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一氣呵成，重現漢人輝煌。甚至把唐末獨立、宋朝無法收復的雲南、貴州、寧夏、幽雲等地全部收歸版圖。
不過對吹捧者而言，明朝滅蒙元，就是敵人腐朽墮落；宋朝打不贏周邊國家，就是“缺馬、幽雲、敵太屌、部落封建二元制”的洗地言論，網上反駁的言論太多，不再贅述。
財政上：宋代重商稅和專賣，明朝重農業稅
宋代商稅和專賣收入佔比高。宋朝可以說是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熙寧10年（1077年）的財政總收入為6177萬貫，田賦只佔33%，商稅及專賣收入佔比67%。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小結：明朝廢除宋朝眾多商品的專賣，減輕了百姓負擔，因此鹽、酒、茶、鐵等商品價格遠低於宋朝。另外，專賣收入的高低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經濟和稅收政策的差別，不能作為判斷經濟繁榮的標誌。
軍事上：明軍重現漢唐輝煌
宋代軍事軟弱，自從趙光義在高梁河連送2波，把後周以來積攢的精稅禁軍葬送殆盡後，宋朝就再也沒有跟草原民族剛正面的勇氣。既使是遼國“虛弱不堪、被女真人秋風掃落葉”的時候，幾萬宋軍仍被幾千遼兵殺得大敗。
再看朱元璋，白手起家，南征百戰，建立明朝。當黃金家族還在歐洲、中亞橫行的時候，徐達已經攻破大都。從什麼都沒有，到建國只有5萬匹馬，再到北逐蒙元入朔漠，最後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一氣呵成，重現漢人輝煌。甚至把唐末獨立、宋朝無法收復的雲南、貴州、寧夏、幽雲等地全部收歸版圖。
不過對吹捧者而言，明朝滅蒙元，就是敵人腐朽墮落；宋朝打不贏周邊國家，就是“缺馬、幽雲、敵太屌、部落封建二元制”的洗地言論，網上反駁的言論太多，不再贅述。
財政上：宋代重商稅和專賣，明朝重農業稅
宋代商稅和專賣收入佔比高。宋朝可以說是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熙寧10年（1077年）的財政總收入為6177萬貫，田賦只佔33%，商稅及專賣收入佔比67%。
明朝主要靠農業稅。財政收入分成兩方面：1）貨幣收入，主要是鹽稅、銀課、商稅等，佔比很小；2）農業稅，主要是田賦的實物稅，以大米、小麥等糧食為主。宣德年間的財政收入為1193萬貫，其中農業稅891萬貫、佔比75%；專賣及商稅202萬貫，比佔25%。明朝廢除酒、茶、鐵的專賣，也不放貸款、收利息，自然是農業稅佔大頭。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小結：明朝廢除宋朝眾多商品的專賣，減輕了百姓負擔，因此鹽、酒、茶、鐵等商品價格遠低於宋朝。另外，專賣收入的高低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經濟和稅收政策的差別，不能作為判斷經濟繁榮的標誌。
軍事上：明軍重現漢唐輝煌
宋代軍事軟弱，自從趙光義在高梁河連送2波，把後周以來積攢的精稅禁軍葬送殆盡後，宋朝就再也沒有跟草原民族剛正面的勇氣。既使是遼國“虛弱不堪、被女真人秋風掃落葉”的時候，幾萬宋軍仍被幾千遼兵殺得大敗。
再看朱元璋，白手起家，南征百戰，建立明朝。當黃金家族還在歐洲、中亞橫行的時候，徐達已經攻破大都。從什麼都沒有，到建國只有5萬匹馬，再到北逐蒙元入朔漠，最後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一氣呵成，重現漢人輝煌。甚至把唐末獨立、宋朝無法收復的雲南、貴州、寧夏、幽雲等地全部收歸版圖。
不過對吹捧者而言，明朝滅蒙元，就是敵人腐朽墮落；宋朝打不贏周邊國家，就是“缺馬、幽雲、敵太屌、部落封建二元制”的洗地言論，網上反駁的言論太多，不再贅述。
財政上：宋代重商稅和專賣，明朝重農業稅
宋代商稅和專賣收入佔比高。宋朝可以說是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熙寧10年（1077年）的財政總收入為6177萬貫，田賦只佔33%，商稅及專賣收入佔比67%。
明朝主要靠農業稅。財政收入分成兩方面：1）貨幣收入，主要是鹽稅、銀課、商稅等，佔比很小；2）農業稅，主要是田賦的實物稅，以大米、小麥等糧食為主。宣德年間的財政收入為1193萬貫，其中農業稅891萬貫、佔比75%；專賣及商稅202萬貫，比佔25%。明朝廢除酒、茶、鐵的專賣，也不放貸款、收利息，自然是農業稅佔大頭。
千萬別被數字迷惑。同樣1文錢在宋朝和明朝的購買力是不一樣的，熙寧10年的糧價是700文/石，合7文/市斤。明朝的1石為150市斤，是宋朝的1.5倍，而明朝的糧價長期在300文/石左右，因此糧價才2文/市斤，可見明朝的物價低廉。實際上，明朝的貨幣購買力更強，1200萬貫的財政收入相當於宋代的4200萬貫。
文化上：從詩詞到小說
很多人說宋朝是文化的巔峰，當然這點存在分歧，唐詩在歷史上的地位是極高的，相較於宋詞的情情愛愛，唐詩更顯磅礴大氣。隨著造紙和印刷術（95%雕版）的普及，大量的宋詞在青樓、市井傳唱。應該說宋詞代表了高雅文化的頂峰，像蘇軾的《水調歌頭》至今仍是中秋詞曲的巔峰之作。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小結：明朝廢除宋朝眾多商品的專賣，減輕了百姓負擔，因此鹽、酒、茶、鐵等商品價格遠低於宋朝。另外，專賣收入的高低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經濟和稅收政策的差別，不能作為判斷經濟繁榮的標誌。
軍事上：明軍重現漢唐輝煌
宋代軍事軟弱，自從趙光義在高梁河連送2波，把後周以來積攢的精稅禁軍葬送殆盡後，宋朝就再也沒有跟草原民族剛正面的勇氣。既使是遼國“虛弱不堪、被女真人秋風掃落葉”的時候，幾萬宋軍仍被幾千遼兵殺得大敗。
再看朱元璋，白手起家，南征百戰，建立明朝。當黃金家族還在歐洲、中亞橫行的時候，徐達已經攻破大都。從什麼都沒有，到建國只有5萬匹馬，再到北逐蒙元入朔漠，最後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一氣呵成，重現漢人輝煌。甚至把唐末獨立、宋朝無法收復的雲南、貴州、寧夏、幽雲等地全部收歸版圖。
不過對吹捧者而言，明朝滅蒙元，就是敵人腐朽墮落；宋朝打不贏周邊國家，就是“缺馬、幽雲、敵太屌、部落封建二元制”的洗地言論，網上反駁的言論太多，不再贅述。
財政上：宋代重商稅和專賣，明朝重農業稅
宋代商稅和專賣收入佔比高。宋朝可以說是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熙寧10年（1077年）的財政總收入為6177萬貫，田賦只佔33%，商稅及專賣收入佔比67%。
明朝主要靠農業稅。財政收入分成兩方面：1）貨幣收入，主要是鹽稅、銀課、商稅等，佔比很小；2）農業稅，主要是田賦的實物稅，以大米、小麥等糧食為主。宣德年間的財政收入為1193萬貫，其中農業稅891萬貫、佔比75%；專賣及商稅202萬貫，比佔25%。明朝廢除酒、茶、鐵的專賣，也不放貸款、收利息，自然是農業稅佔大頭。
千萬別被數字迷惑。同樣1文錢在宋朝和明朝的購買力是不一樣的，熙寧10年的糧價是700文/石，合7文/市斤。明朝的1石為150市斤，是宋朝的1.5倍，而明朝的糧價長期在300文/石左右，因此糧價才2文/市斤，可見明朝的物價低廉。實際上，明朝的貨幣購買力更強，1200萬貫的財政收入相當於宋代的4200萬貫。
文化上：從詩詞到小說
很多人說宋朝是文化的巔峰，當然這點存在分歧，唐詩在歷史上的地位是極高的，相較於宋詞的情情愛愛，唐詩更顯磅礴大氣。隨著造紙和印刷術（95%雕版）的普及，大量的宋詞在青樓、市井傳唱。應該說宋詞代表了高雅文化的頂峰，像蘇軾的《水調歌頭》至今仍是中秋詞曲的巔峰之作。
隨著文化的普及，適合大眾百姓口味的小說在明朝廣為流傳。四大名著的《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都出自明朝，另外還有《封神榜》《金瓶梅》等影響深遠的小說。可以說，明朝的小說象徵著大眾文化的高峰。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小結：明朝廢除宋朝眾多商品的專賣，減輕了百姓負擔，因此鹽、酒、茶、鐵等商品價格遠低於宋朝。另外，專賣收入的高低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經濟和稅收政策的差別，不能作為判斷經濟繁榮的標誌。
軍事上：明軍重現漢唐輝煌
宋代軍事軟弱，自從趙光義在高梁河連送2波，把後周以來積攢的精稅禁軍葬送殆盡後，宋朝就再也沒有跟草原民族剛正面的勇氣。既使是遼國“虛弱不堪、被女真人秋風掃落葉”的時候，幾萬宋軍仍被幾千遼兵殺得大敗。
再看朱元璋，白手起家，南征百戰，建立明朝。當黃金家族還在歐洲、中亞橫行的時候，徐達已經攻破大都。從什麼都沒有，到建國只有5萬匹馬，再到北逐蒙元入朔漠，最後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一氣呵成，重現漢人輝煌。甚至把唐末獨立、宋朝無法收復的雲南、貴州、寧夏、幽雲等地全部收歸版圖。
不過對吹捧者而言，明朝滅蒙元，就是敵人腐朽墮落；宋朝打不贏周邊國家，就是“缺馬、幽雲、敵太屌、部落封建二元制”的洗地言論，網上反駁的言論太多，不再贅述。
財政上：宋代重商稅和專賣，明朝重農業稅
宋代商稅和專賣收入佔比高。宋朝可以說是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熙寧10年（1077年）的財政總收入為6177萬貫，田賦只佔33%，商稅及專賣收入佔比67%。
明朝主要靠農業稅。財政收入分成兩方面：1）貨幣收入，主要是鹽稅、銀課、商稅等，佔比很小；2）農業稅，主要是田賦的實物稅，以大米、小麥等糧食為主。宣德年間的財政收入為1193萬貫，其中農業稅891萬貫、佔比75%；專賣及商稅202萬貫，比佔25%。明朝廢除酒、茶、鐵的專賣，也不放貸款、收利息，自然是農業稅佔大頭。
千萬別被數字迷惑。同樣1文錢在宋朝和明朝的購買力是不一樣的，熙寧10年的糧價是700文/石，合7文/市斤。明朝的1石為150市斤，是宋朝的1.5倍，而明朝的糧價長期在300文/石左右，因此糧價才2文/市斤，可見明朝的物價低廉。實際上，明朝的貨幣購買力更強，1200萬貫的財政收入相當於宋代的4200萬貫。
文化上：從詩詞到小說
很多人說宋朝是文化的巔峰，當然這點存在分歧，唐詩在歷史上的地位是極高的，相較於宋詞的情情愛愛，唐詩更顯磅礴大氣。隨著造紙和印刷術（95%雕版）的普及，大量的宋詞在青樓、市井傳唱。應該說宋詞代表了高雅文化的頂峰，像蘇軾的《水調歌頭》至今仍是中秋詞曲的巔峰之作。
隨著文化的普及，適合大眾百姓口味的小說在明朝廣為流傳。四大名著的《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都出自明朝，另外還有《封神榜》《金瓶梅》等影響深遠的小說。可以說，明朝的小說象徵著大眾文化的高峰。
外交上：宋朝軟弱，明朝強硬
自從趙光義兩次北伐失敗後，宋朝皇帝就沒硬氣過，對北方大國極盡卑躬屈膝。看一下宋高宗趙構給金國的求和信，臣構言：“今來劃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既蒙恩造、許各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年為首，每春秋季搬送到泗州交納。…今臣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蔗使敞邑，永為憑焉。”
明朝就不多說了，歷代君王都遵守著“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祖訓。很多人總拿兩宋300多年的歷史證明宋朝比別的朝代好，單不說北宋150年就滅國了，就是這種苟且的精神，想不多存活幾年都難。如果明朝對待後金（清朝）和蒙古放低點姿態，拿出宋朝那種對西夏也是“打不贏、花錢買和平”的苟且精神，也不可能讓滿清順利壯大，明朝感覺也能多存50年。
【理性討論、數據說話，關注明析歷史，探究古代的經濟真相】
宋、明是最後兩個漢家王朝，所以常被人們放在一起比較。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兩個相隔百年的朝代應該有著大量的共同點才對，可實際兩者卻有大量的不同點，看上去像兩個完全不同的朝代。為什麼？筆者今天就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比較兩個朝代的不同。
政治上：口碑不同，士大夫不再免死
宋代士大夫的免死金牌。宋朝吸取唐朝“藩鎮割據、軍閥驕橫、濫殺文人”的教訓，制定“以文馭武、厚待士大夫”的政策，趙匡胤甚至將“不殺士大夫”刻到太廟的祖訓鐵牌中。因此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只要不做謀反（文人也沒法謀反）的事情，無論貪汙多少、犯多大的罪，最多隻是流放。
明朝則不同，誅殺士大夫毫不手軟。朱元璋對貪官極其痛恨，管你什麼士大夫，貪汙60兩銀子就要剝皮實草。單不說牽涉功臣武將的“藍玉案”和“李善長案”，朱元璋在“空印案、郭桓案”中就殺了數萬官員及家屬。朱棣上臺後，創造了古代滅族記錄，誅方孝儒十族。不過兩位強勢皇帝之後，明朝對文臣倒沒有酷烈的殺戮，不過也出現了英宗殺于謙、嘉靖殺夏言的著名冤案。明朝沒有不殺士大夫的說法，貪汙受賄、政治鬥爭都可能被殺，政治生態比宋代惡化不少。
史書握在文人手中，導致兩個朝代的口碑天差地別。宋代厚待文人，史書的評價非常高，給世人的感覺是寬厚、仁慈的印象。明朝對待文人就差遠了，工資待遇低，貪汙動不動就殺頭誅連，給人殘暴的觀感。
筆者認為，朱元璋和朱棣對官員是比較暴虐的，明朝往後的皇帝還算正常，不過仍達不到宋代的寬厚。既使在現代，官員貪汙、橫行不法，都是人們痛心疾首的罪行，就該治罪，憑什麼可以免死？相比明朝，宋朝就太過寬厚，甚至變成一種縱容。
官場上：鬥爭生態不同，太監的角色不同
宋代的官場生態是文官之間的黨爭。從宋仁宗開始，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革新派就與保守黨開始了漫長的政治鬥爭。等到了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新舊黨爭，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抓到機會就往死裡整對方，元祐黨籍案便是教訓。文官黨爭是北宋滅亡前五六十年的政治主線，變法最終淪為政治家攫取權力的工具，百姓生活則在新法和舊法的折騰中痛苦不堪。
明朝則是太監和文臣鬥爭的舞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沒給宦官干政的機會，直到大太監王振的閃亮登場，不但葬送20萬精銳大軍、附送一個皇帝，還改變了明朝的政治生態。從此文官和太監的鬥爭成為明朝政治的主旋律，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大太監一個個閃亮登場，展開與文官的精彩爭鬥。等到明末“閹黨與東林黨”登上歷史舞臺，黨爭迎來高潮。
同樣是黨爭，為什麼觀感差別巨大？首先，歷史掌握在文人手中，太監天生少了零件，生然形象差勁，文人與太監的黨爭立馬顯得掉了檔次。其次，明朝特有的東廠、錦衣衛制度，太監對付文臣，不但有筆，還有刀，加上TVB和香港電影的渲染，文臣往往被塑造成“受迫害者”形象。最後，宋代文臣的黨爭還有“惺惺相惜”的觀感，例如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個政治死對頭對付彼此毫不手軟，可都佩服對方的品德。
筆者認為，無論文官之間的黨爭，還是文官與太監的黨爭，都是國家內政的損耗，不存在哪個更高尚的問題，五十步笑百步罷了。宋代文人爭權奪利，同樣講究斬草除根，只是趙匡胤規定了不殺士大夫的下限，而明代太監手中握有東廠、錦衣衛兩把凶刀，下限更低一些。因此，任何朝代的黨爭最終都會變成爭權奪力，把為國為民的本心拋諸腦後。
經濟上：明朝出現倒退，商品經濟退回小農經濟
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從唐朝後期開始發展，宋朝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甚至出現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蒙元滅宋後，商品經濟受到權貴的打壓，商業變成色目人榨取百姓財富的工具。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恢復了漢家衣冠，卻沒有恢復宋代的經濟制度，重新走回漢唐小農經濟的老路。朱元璋也是怪人，一方面制定極低的商稅，另一方面極力打壓商人的地位，不準商人穿絲綢、參加科舉等。商品經濟在明朝中後期才重新恢復發展，特別是隆慶開海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東南沿海的手工業快速發展，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迎來了第二次“資本主義萌芽”的機遇。
商品經濟發展需要三大前提：1）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小商販和手工業者，農業與手工業發生分離；2）城市勞動者生產出紙張、鐵器、衣服、酒水、瓷器等小商品，創造商品供給；3）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軍人、小商販、勞動力等無產者，生活在城市，催生出商品需求。城市和農村不斷髮生小商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發生大量交易，從而誕生商品經濟。
北宋的優勢，可以分成三點：1）宋代不打壓土地兼併，因此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城市勞動力；2）宋朝實行募兵制，在饑荒時期招募流民成為廂兵，因此城市裡存在大量的脫產士兵，高峰時期的軍隊數量超過120萬；3）宋代厚待士大夫，官員數量龐大，宋徽宗時期達到4.8萬。因此，宋朝既有無產階級城市勞動力，又有皇室貴族、大地主、軍人和官僚的龐大消費群體，自然滋生商品經濟繁榮的土壤。
相比宋朝，明朝存在兩大不足。其一，明朝前150年的軍制是衛所制，士兵在平時在衛所種田，自給自足，而宋代士兵都是脫產者，形成龐大的城市購買力。需求減弱，手工業、小商品自然受到抑制。其二，明朝實行佔田制，打壓土地兼併，百姓很長時間能夠自給自足，不會跑到城市裡討生活，商品經濟的勞動力供給不足。因此明朝前期商品經濟發展不足，主要是制度的原因。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併加劇、商人限制減弱，到了明朝後期，商品經濟才重新發展起來。
小結：相對宋朝，明朝前期的經濟體制是退步的，士、農、工、商重新被限制在特定的圈子裡，城市發展受到阻礙。
稅收上：宋朝大搞專賣，明朝低稅養民
宋朝大搞商品專賣。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宋代每年要養至少80萬的軍隊，單靠田賦必定滿足不了軍費開支，因此宋朝的撈錢手段在歷代王朝中，無出其右。
明朝則相反，實行休養生息、低稅養民的政策。主要原因是明朝是衛所制，沒有龐大的軍費壓力，便廢除了酒水、茶葉和香料的專稅，稅率只有3.33%，基本只保留食鹽專賣。例如洪武28年，朱元璋廢除鐵的專賣：“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採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筆者在文章《深度剖析，為什麼宋代專賣和商稅遠大於明朝？》深入分析了宋、明兩個朝代的商稅及專賣差異：1）宋代專賣收入遠高於明朝，主要原因是物價高、稅率高，單位稅負重。特別是酒與茶的專賣，明朝放任民間經營，只收商稅，而宋代卻是重要的稅源。2）明朝免稅多，稅基小、商稅少。宋代的商稅遠高於明朝，因為宋代課稅對象無所不包，糧食、布帛、食鹽、茶葉等大宗商品對商稅的貢獻比例很高，34%至68%之間；而明朝大量交易是免稅的，只有商人長途轉運的交易要交關稅。
小結：明朝廢除宋朝眾多商品的專賣，減輕了百姓負擔，因此鹽、酒、茶、鐵等商品價格遠低於宋朝。另外，專賣收入的高低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不過是經濟和稅收政策的差別，不能作為判斷經濟繁榮的標誌。
軍事上：明軍重現漢唐輝煌
宋代軍事軟弱，自從趙光義在高梁河連送2波，把後周以來積攢的精稅禁軍葬送殆盡後，宋朝就再也沒有跟草原民族剛正面的勇氣。既使是遼國“虛弱不堪、被女真人秋風掃落葉”的時候，幾萬宋軍仍被幾千遼兵殺得大敗。
再看朱元璋，白手起家，南征百戰，建立明朝。當黃金家族還在歐洲、中亞橫行的時候，徐達已經攻破大都。從什麼都沒有，到建國只有5萬匹馬，再到北逐蒙元入朔漠，最後藍玉“捕魚兒海”大捷，一氣呵成，重現漢人輝煌。甚至把唐末獨立、宋朝無法收復的雲南、貴州、寧夏、幽雲等地全部收歸版圖。
不過對吹捧者而言，明朝滅蒙元，就是敵人腐朽墮落；宋朝打不贏周邊國家，就是“缺馬、幽雲、敵太屌、部落封建二元制”的洗地言論，網上反駁的言論太多，不再贅述。
財政上：宋代重商稅和專賣，明朝重農業稅
宋代商稅和專賣收入佔比高。宋朝可以說是搞專賣最多的朝代，鹽、鐵、茶、酒、香等重要商品統統專賣，專賣和商稅收入佔到財政總收入的2/3。熙寧10年（1077年）的財政總收入為6177萬貫，田賦只佔33%，商稅及專賣收入佔比67%。
明朝主要靠農業稅。財政收入分成兩方面：1）貨幣收入，主要是鹽稅、銀課、商稅等，佔比很小；2）農業稅，主要是田賦的實物稅，以大米、小麥等糧食為主。宣德年間的財政收入為1193萬貫，其中農業稅891萬貫、佔比75%；專賣及商稅202萬貫，比佔25%。明朝廢除酒、茶、鐵的專賣，也不放貸款、收利息，自然是農業稅佔大頭。
千萬別被數字迷惑。同樣1文錢在宋朝和明朝的購買力是不一樣的，熙寧10年的糧價是700文/石，合7文/市斤。明朝的1石為150市斤，是宋朝的1.5倍，而明朝的糧價長期在300文/石左右，因此糧價才2文/市斤，可見明朝的物價低廉。實際上，明朝的貨幣購買力更強，1200萬貫的財政收入相當於宋代的4200萬貫。
文化上：從詩詞到小說
很多人說宋朝是文化的巔峰，當然這點存在分歧，唐詩在歷史上的地位是極高的，相較於宋詞的情情愛愛，唐詩更顯磅礴大氣。隨著造紙和印刷術（95%雕版）的普及，大量的宋詞在青樓、市井傳唱。應該說宋詞代表了高雅文化的頂峰，像蘇軾的《水調歌頭》至今仍是中秋詞曲的巔峰之作。
隨著文化的普及，適合大眾百姓口味的小說在明朝廣為流傳。四大名著的《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都出自明朝，另外還有《封神榜》《金瓶梅》等影響深遠的小說。可以說，明朝的小說象徵著大眾文化的高峰。
外交上：宋朝軟弱，明朝強硬
自從趙光義兩次北伐失敗後，宋朝皇帝就沒硬氣過，對北方大國極盡卑躬屈膝。看一下宋高宗趙構給金國的求和信，臣構言：“今來劃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既蒙恩造、許各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年為首，每春秋季搬送到泗州交納。…今臣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蔗使敞邑，永為憑焉。”
明朝就不多說了，歷代君王都遵守著“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祖訓。很多人總拿兩宋300多年的歷史證明宋朝比別的朝代好，單不說北宋150年就滅國了，就是這種苟且的精神，想不多存活幾年都難。如果明朝對待後金（清朝）和蒙古放低點姿態，拿出宋朝那種對西夏也是“打不贏、花錢買和平”的苟且精神，也不可能讓滿清順利壯大，明朝感覺也能多存50年。
總結：宋和明，從內到外都是兩個不同的朝代
宋和明，雖然從文化和制度上有傳承，但從政治、官場、經濟、稅收、財政、軍事、文化和外交等多方面，兩個朝代都存在大量的不同，就跟人一樣，從氣質、容貌、學識、衣著都全然不同。宋朝和明朝，都是漢家王朝，看上去卻迥然不同，或許是中間隔了98年蒙元統治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