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即在宋教仁的主持下，面對長江流域高漲的革命新形勢，精心籌劃大舉。
為此，宋教仁等人做了充分準備，在長江流域各省遍設分會。
首先，由譚人鳳親自赴武漢，調解當地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與文學社的矛盾，促成了兩派的聯合，從而成立了湖北分會。
接著，宋教仁又派曾傑赴長沙，與焦達峰會商，組成湖南分會。
又派範洪仙等建立安徽分會。
此外，還對四川、陝西、江西、福建、南京以及上海都做了周密佈置，從而造成了整個長江流域首尾一貫、連通一氣的有利形勢。
如此一來，一旦某地發難、即可四方響應，而不至於重蹈以前歷次起義總是孤軍作戰的覆轍。
在宋教仁制定的具體的戰略方針中，他最重視的是武昌和南京兩地，而後來的歷史變化也果然證明了他的遠見。
有一則資料說，早在漳江書院讀書時，年剛弱冠（20歲）的宋教仁就曾對著他的同窗發表“宏論”：“有英雄起，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寧，北出武勝關，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擊鄂督頭於肘後，庶可得志於天下。”當時，同窗們都說他是“狂生”，至辛亥革命後方“歎服其雄略”。
假如這則資料不是事後附會的話，那隻能說明在見識方面，宋教仁確實很早就突過他人。
然而，再有遠略，若無時勢配合，亦屬枉然。
宋教仁等人的一系列佈置，之所以能在不久之後就起到重大的作用，只是因為，與黃花崗起義之時相比，短短几個月，風雲變幻，原本推行新政頗有可觀的朝廷突然之間就搞得天怒人怨，因而武昌槍聲一響，牆倒眾人推，大清王朝也就在數月之間徹底垮臺了。
這幾個月裡，到底發生了什麼，會突然之間對革命黨造成如此有利的形勢？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也許我們得從下面幾件事情說起。
第一件事情就是朝廷的預備立憲。
庚子之役後，在各方面的壓力下，朝廷不得不改弦更張，啟動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司法等全方位的改革。
其中，君主立憲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
對於當時的朝廷來說，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時代大潮流，不是革命，而是立憲。
雖然也有孫、黃一類的“綠眉毛強盜”四處造反，十分鬧心，但在朝廷眼裡，他們此時還不足為致命之患。讓朝廷真正念茲在茲迫在眉睫的難題，是舉國（士紳）一致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制的壓力。
因而，朝廷雖然有顧慮，還是不得不啟動“憲政改革”。
於是，先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
考察團第一次出使因革命黨吳樾的行刺而被迫延期，時在1905年9月24日。
次年1月14日，考察團再次出發，此行十分順利。夏秋之季，考察團回國後進呈了一份強國必先實行憲政的報告。這份報告出於考察團隨員熊希齡之手，而他主要參考的則是此時流亡東京的梁啟超和楊度所寫的憲政文章。
所以，在後世史家的筆下，對這一幕就作出瞭如下不無誇張而有些失真的演義：
“五大臣出國被刺，再出國，那樁鬧劇，毋煩贅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遊歐美，歐美媒體，記載彌詳。他們看電影，聽歌劇，看勇士鬥牛、舞女大腿……，憲法何從考察起呢？……但是這五位長辮子、掛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對憲法雖一無所知。回國之後，總得寫篇‘考察報告’。他們自知不能寫，因此在出國公費旅遊之前，就早在尋覓捉刀人。——那時的留學生也沒幾個能執筆啊！誰知最後的撰寫人，竟是大叛國犯粱啟超，和小投機客楊度，豈不可笑哉？”（唐德剛：《晚清七十年》）（按：五大臣及其隨員中實亦不乏有心人，五大臣之一戴鴻慈回國後不久即發表《出使九國日記》，記錄沿途所見、所聞，十分詳細，也很“專業”，可見，歷史終究不能隨便“演義”，即使博學強記如唐德剛先生，一時不慎，也可能失察。）
然而，不管如何，這份考察報告確實推動了朝廷立憲的腳步。
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詔頒佈預備仿行立憲，此後逐步在中央設立資政院，在各省設立諮議局。
同時，張謇、湯壽潛等各地立憲派，亦紛紛成立各種立憲團體，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以張謇為領導核心的預備立憲公會，以及以大叛國犯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政聞社（後被朝廷查禁）。
可是，朝廷頒佈預備立憲，終究不是心甘情願的結果，而其目的，也只是為了更好地鞏固手中權力。
一開始，朝廷宣佈的預備立憲的時間，長達九年。後世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出於為當時的最高執政者慈禧考慮。
雖然，立憲派一直“忽悠”朝廷，實行憲政之後，可以江山永固，但是慈禧豈是一般人，儘管她並不懂立憲是個啥玩意，但憑著她對權力天生的敏感性，她知道立憲對於執掌最高權柄的人未必是個好事。所以，把預備立憲的時間設定為九年，完全是為此時已經年過七十的慈禧量身打造：老孃在的時候，還是按老規矩辦；老孃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然而，立憲派的激情一旦煥發出來，對於朝廷的改革停滯，也是不可能善罷甘休的。
於是，慈禧尚未瞑目，各地立憲派便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
慈禧死後，要求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更是不顧朝廷的強力彈壓，愈加轟轟烈烈地進行，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朝廷，請求“俯從輿論，速開國會”。
這個時候，掌握朝廷大權的滿清王室子弟們，終於意識到了“大事不妙”。
雖說，此前朝廷不改革，是等死；但是，現在朝廷改革，也就幾乎相當於是找死。
在舉國一致的壓力面前，再不開國會是搪塞不過去了。
八旗子弟痛定思痛，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方針，此即“皇族內閣”的出臺。
1911年5月8日，在立憲派的壓力之下，朝廷不得已頒佈了《新訂內閣官制》，下令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成立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
然而，這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屆“責任內閣”的名單一公佈，立刻導致舉國輿論譁然，立憲派對朝廷徹底絕望，迅速與革命黨合流，清朝也就離垮臺不遠了。
為何會如此？
請看如下內閣名單：
總理大臣奕劻（宗室），協理大臣那桐（滿）和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樑敦彥（漢），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載澤（宗室），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宗室），司法大臣紹昌（宗室），農工商大臣溥倫（宗室），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宗室）。
內閣總共13人，滿族即佔到9人，其中皇族7人，漢族竟然只有4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八旗子弟在倒行逆施肆意妄為“抓權”，真是於立憲乎何有？這樣一來，“皇族內閣”也就弄得臭名遠揚，舉世皆知了。
其實，朝廷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搞立憲，可以，但是不能侵犯君權。眼見立憲派“咄咄逼人”，所以，八旗子弟才要使勁抓權。
八旗子弟的憂慮其實很有“道理”。因為立憲派確實別有懷抱，雖然他們在“忽悠”朝廷時常用德日兩國君主立憲君權穩固的例子，但他們心目中的榜樣其實是英國的虛君立憲。
然而，當時天下的大勢，已不是八旗子弟掌控得了的了。在立憲派的一些頭面人物想來，若是朝廷能識時務，為了立憲運動和平順利進行，保留滿清皇室，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權力掌控者天生的稟性，是幾乎不可能主動放棄手中權力的（無論歷史與現實，都很少例外）。
但八旗子弟不識時務地瘋狂抓權，也就堵塞了立憲派和平改良的道路，剩下的道路，也就只好通向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