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崇拜”到“鄙夷”，古代中國在西方人眼中是如何一落千丈的？'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瓷器
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遇冷
18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變革後，進入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長足發展階段，而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變革，而歐洲已經開始以科學的進步衡量國家歷史的優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國特使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攜帶大批禮物訪華，卻因外交禮儀問題，未能達成訪問目的，使團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東南沿海做了大量調查，外交接觸中，清朝官員的傲慢態度以及拒絕與英國貿易加重使團人員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這些人回去寫了大量與以前利瑪竇他們截然不同的中國報道。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瓷器
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遇冷
18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變革後，進入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長足發展階段，而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變革，而歐洲已經開始以科學的進步衡量國家歷史的優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國特使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攜帶大批禮物訪華，卻因外交禮儀問題，未能達成訪問目的，使團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東南沿海做了大量調查，外交接觸中，清朝官員的傲慢態度以及拒絕與英國貿易加重使團人員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這些人回去寫了大量與以前利瑪竇他們截然不同的中國報道。
乾隆
早在17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開始有了質疑和貶低中國的聲音，英國皇家協會的語言學家約翰·威爾金斯認為中國語言複雜難懂，意義模糊，是不完善的哲學語言，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將儒家的自然理性與無神論視若等同，指出儒家思想“不過是由一些從歷史提煉出來的簡單句子和事例組成，沒有經過人類行動與情感目的的檢驗”。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後，各國使團、商人、旅行家紛至沓來，爭相執筆書寫中國見聞，這時，批評清朝政府和中國社會，貶低中國政體和儒家傳統的聲音已經成為主流。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瓷器
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遇冷
18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變革後，進入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長足發展階段，而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變革，而歐洲已經開始以科學的進步衡量國家歷史的優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國特使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攜帶大批禮物訪華，卻因外交禮儀問題，未能達成訪問目的，使團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東南沿海做了大量調查，外交接觸中，清朝官員的傲慢態度以及拒絕與英國貿易加重使團人員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這些人回去寫了大量與以前利瑪竇他們截然不同的中國報道。
乾隆
早在17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開始有了質疑和貶低中國的聲音，英國皇家協會的語言學家約翰·威爾金斯認為中國語言複雜難懂，意義模糊，是不完善的哲學語言，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將儒家的自然理性與無神論視若等同，指出儒家思想“不過是由一些從歷史提煉出來的簡單句子和事例組成，沒有經過人類行動與情感目的的檢驗”。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後，各國使團、商人、旅行家紛至沓來，爭相執筆書寫中國見聞，這時，批評清朝政府和中國社會，貶低中國政體和儒家傳統的聲音已經成為主流。
鴉片戰爭
孟德斯鳩、孔多塞、狄德羅等啟蒙哲學家與思想家對奉行儒家道德的中華帝制進行重新闡釋，中國開始淪為歐洲人眼中腐敗和退化的文明，成為西方種族主義輕蔑和侮辱的對象，受到18世紀晚期哲學家的紛紛抨擊。康德說：整個東方根本找不到哲學······美德與道德的理念從未進入過中國人的頭腦。黑格爾將中國劃歸為“沒有歷史的民族”，崇拜與禮節方面毫無品味。英國現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更是直指中國看起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經過了幾個世紀，中國與馬可波羅出遊的時代沒有什麼區別。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上，下層人民的貧窮遠超過歐洲最窮困國家的人民。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瓷器
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遇冷
18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變革後，進入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長足發展階段，而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變革，而歐洲已經開始以科學的進步衡量國家歷史的優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國特使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攜帶大批禮物訪華，卻因外交禮儀問題，未能達成訪問目的，使團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東南沿海做了大量調查，外交接觸中，清朝官員的傲慢態度以及拒絕與英國貿易加重使團人員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這些人回去寫了大量與以前利瑪竇他們截然不同的中國報道。
乾隆
早在17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開始有了質疑和貶低中國的聲音，英國皇家協會的語言學家約翰·威爾金斯認為中國語言複雜難懂，意義模糊，是不完善的哲學語言，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將儒家的自然理性與無神論視若等同，指出儒家思想“不過是由一些從歷史提煉出來的簡單句子和事例組成，沒有經過人類行動與情感目的的檢驗”。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後，各國使團、商人、旅行家紛至沓來，爭相執筆書寫中國見聞，這時，批評清朝政府和中國社會，貶低中國政體和儒家傳統的聲音已經成為主流。
鴉片戰爭
孟德斯鳩、孔多塞、狄德羅等啟蒙哲學家與思想家對奉行儒家道德的中華帝制進行重新闡釋，中國開始淪為歐洲人眼中腐敗和退化的文明，成為西方種族主義輕蔑和侮辱的對象，受到18世紀晚期哲學家的紛紛抨擊。康德說：整個東方根本找不到哲學······美德與道德的理念從未進入過中國人的頭腦。黑格爾將中國劃歸為“沒有歷史的民族”，崇拜與禮節方面毫無品味。英國現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更是直指中國看起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經過了幾個世紀，中國與馬可波羅出遊的時代沒有什麼區別。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上，下層人民的貧窮遠超過歐洲最窮困國家的人民。
從語言始祖走向進步對立面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歐洲展開了一場圍繞語言與人類歷史和民族性格關係的科學考證。英國語言學家威廉·瓊斯推翻了萊布尼茨、培根等思想家推崇中國語言為人類始祖語的說法，推斷出印歐語系與印度梵語具有親緣關係，讓歐洲學者的東方興趣由中國轉至印度，印度成為了語言和文明的搖籃。從科學方法的語言學角度，中國語言與“鮮活”的歐洲語言相比而言，是已經“死去的語言”。瓊斯還認為，漢字是派生語，中國思想和宗教結構近似印度，儒家思想來自於《摩奴法典》，中國人是婆羅門一個名為“支那斯”（Chinas）的部落與韃靼人雜交的後代。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瓷器
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遇冷
18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變革後，進入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長足發展階段，而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變革，而歐洲已經開始以科學的進步衡量國家歷史的優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國特使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攜帶大批禮物訪華，卻因外交禮儀問題，未能達成訪問目的，使團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東南沿海做了大量調查，外交接觸中，清朝官員的傲慢態度以及拒絕與英國貿易加重使團人員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這些人回去寫了大量與以前利瑪竇他們截然不同的中國報道。
乾隆
早在17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開始有了質疑和貶低中國的聲音，英國皇家協會的語言學家約翰·威爾金斯認為中國語言複雜難懂，意義模糊，是不完善的哲學語言，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將儒家的自然理性與無神論視若等同，指出儒家思想“不過是由一些從歷史提煉出來的簡單句子和事例組成，沒有經過人類行動與情感目的的檢驗”。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後，各國使團、商人、旅行家紛至沓來，爭相執筆書寫中國見聞，這時，批評清朝政府和中國社會，貶低中國政體和儒家傳統的聲音已經成為主流。
鴉片戰爭
孟德斯鳩、孔多塞、狄德羅等啟蒙哲學家與思想家對奉行儒家道德的中華帝制進行重新闡釋，中國開始淪為歐洲人眼中腐敗和退化的文明，成為西方種族主義輕蔑和侮辱的對象，受到18世紀晚期哲學家的紛紛抨擊。康德說：整個東方根本找不到哲學······美德與道德的理念從未進入過中國人的頭腦。黑格爾將中國劃歸為“沒有歷史的民族”，崇拜與禮節方面毫無品味。英國現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更是直指中國看起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經過了幾個世紀，中國與馬可波羅出遊的時代沒有什麼區別。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上，下層人民的貧窮遠超過歐洲最窮困國家的人民。
從語言始祖走向進步對立面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歐洲展開了一場圍繞語言與人類歷史和民族性格關係的科學考證。英國語言學家威廉·瓊斯推翻了萊布尼茨、培根等思想家推崇中國語言為人類始祖語的說法，推斷出印歐語系與印度梵語具有親緣關係，讓歐洲學者的東方興趣由中國轉至印度，印度成為了語言和文明的搖籃。從科學方法的語言學角度，中國語言與“鮮活”的歐洲語言相比而言，是已經“死去的語言”。瓊斯還認為，漢字是派生語，中國思想和宗教結構近似印度，儒家思想來自於《摩奴法典》，中國人是婆羅門一個名為“支那斯”（Chinas）的部落與韃靼人雜交的後代。
摩奴法典
德國學者洪堡特對漢語與印歐語言比較後，認為漢語缺乏統一的語法規則，“不使用自反動詞，因此註定不能夠產生精準的思想。” 進而得出結論。作為象形詞形式的漢語，更為落後低等，是語言發展的原始階段。施萊格爾在其《語言的哲學》中認為漢語的書面語（文言文）艱澀難懂，而口頭語卻停留在孩提階段，極其簡單，缺乏語法規範。中國語言就這樣從最早被推崇的始祖語一落千丈。被定義為停頓、滯後的形象，成為進步、進化的對立面。一個幾乎不與歐洲西亞接觸，只按著自身發展的規律，自身發展出的文明，成為其他民族眼中複雜而難以理解的文明，也是一種文化的宿命。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瓷器
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遇冷
18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變革後，進入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長足發展階段，而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變革，而歐洲已經開始以科學的進步衡量國家歷史的優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國特使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攜帶大批禮物訪華，卻因外交禮儀問題，未能達成訪問目的，使團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東南沿海做了大量調查，外交接觸中，清朝官員的傲慢態度以及拒絕與英國貿易加重使團人員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這些人回去寫了大量與以前利瑪竇他們截然不同的中國報道。
乾隆
早在17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開始有了質疑和貶低中國的聲音，英國皇家協會的語言學家約翰·威爾金斯認為中國語言複雜難懂，意義模糊，是不完善的哲學語言，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將儒家的自然理性與無神論視若等同，指出儒家思想“不過是由一些從歷史提煉出來的簡單句子和事例組成，沒有經過人類行動與情感目的的檢驗”。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後，各國使團、商人、旅行家紛至沓來，爭相執筆書寫中國見聞，這時，批評清朝政府和中國社會，貶低中國政體和儒家傳統的聲音已經成為主流。
鴉片戰爭
孟德斯鳩、孔多塞、狄德羅等啟蒙哲學家與思想家對奉行儒家道德的中華帝制進行重新闡釋，中國開始淪為歐洲人眼中腐敗和退化的文明，成為西方種族主義輕蔑和侮辱的對象，受到18世紀晚期哲學家的紛紛抨擊。康德說：整個東方根本找不到哲學······美德與道德的理念從未進入過中國人的頭腦。黑格爾將中國劃歸為“沒有歷史的民族”，崇拜與禮節方面毫無品味。英國現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更是直指中國看起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經過了幾個世紀，中國與馬可波羅出遊的時代沒有什麼區別。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上，下層人民的貧窮遠超過歐洲最窮困國家的人民。
從語言始祖走向進步對立面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歐洲展開了一場圍繞語言與人類歷史和民族性格關係的科學考證。英國語言學家威廉·瓊斯推翻了萊布尼茨、培根等思想家推崇中國語言為人類始祖語的說法，推斷出印歐語系與印度梵語具有親緣關係，讓歐洲學者的東方興趣由中國轉至印度，印度成為了語言和文明的搖籃。從科學方法的語言學角度，中國語言與“鮮活”的歐洲語言相比而言，是已經“死去的語言”。瓊斯還認為，漢字是派生語，中國思想和宗教結構近似印度，儒家思想來自於《摩奴法典》，中國人是婆羅門一個名為“支那斯”（Chinas）的部落與韃靼人雜交的後代。
摩奴法典
德國學者洪堡特對漢語與印歐語言比較後，認為漢語缺乏統一的語法規則，“不使用自反動詞，因此註定不能夠產生精準的思想。” 進而得出結論。作為象形詞形式的漢語，更為落後低等，是語言發展的原始階段。施萊格爾在其《語言的哲學》中認為漢語的書面語（文言文）艱澀難懂，而口頭語卻停留在孩提階段，極其簡單，缺乏語法規範。中國語言就這樣從最早被推崇的始祖語一落千丈。被定義為停頓、滯後的形象，成為進步、進化的對立面。一個幾乎不與歐洲西亞接觸，只按著自身發展的規律，自身發展出的文明，成為其他民族眼中複雜而難以理解的文明，也是一種文化的宿命。
以法國貴族戈賓諾為首的知識界整合大量的人類學和科學知識文學，提出種族對文化的決定論觀點。戈賓諾把中華民族歸類為雅利安人、黃種人和馬來人的混交民族，封建體制從雅利安人入侵一直維持到秦始皇統治為止，統治者中的白人血統就開始消失殆盡。戈賓諾認為人類歷史演變中，種族混交不僅於人類進化無益，白人文明會逐漸退化乃至消失。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斯賓塞認為任何不同人種混交都會阻止現代民主的進步。他支持美國限制中國移民，避免混交落後的人種。
自西方有文字記載以來，東方就已經不是單純的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直與有關東方的神話和幻想緊密相連。東方作為人類古老智慧的源頭、西方靈感的源泉，其豐富絢爛的文明映襯著歐洲自身文化的不足。歐洲人大約從10世紀初開始記載中國，但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作品是《馬克·波羅遊記》，這是西方第一部將東西方文化接觸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的經典作品，到了地理大發現年代。隨著歐洲航海技術的發展和新航線的開通，以利瑪竇為首的傳教士源源不斷地湧向東方的中國。這個古老國度的神祕面紗即將被緩緩揭開。
歌劇《馬可波羅》
失之傳教，收之啟蒙，中國熱盛行
如果說馬可·波羅等中世紀的旅行家只是看到中國經濟富庶的外表，那麼利瑪竇則開始嘗試理解中國內在的倫理道德和政治精神。明清時期的中國是儒、道、佛三教一體的信仰體系，涇渭並不分明。經過利瑪竇等教士的分類解剖。發現佛教雖然強調慈善、寬容、苦修、來世，貌似與基督教相似，但其偶像崇拜與天主教背道而馳，於是否定佛教。卻在儒家學說中找到與基督教類似的理性光輝和道德光芒，於是推崇儒家思想。他們穿儒服，起中國名字，潛心學習漢語，閱讀中國典籍，結交權力階層的士儒大夫。自豪於已經融入中國社會。
利瑪竇與明朝官員
在利瑪竇的帶動下，《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國出版發行，書中全面闡述了《四書》和《五經》之於儒家思想的經典意義。儘管讓中國民眾皈依基督的傳教之夢破滅了，但利瑪竇及其後人所傳達的儒家道德哲學和理性修身等思想體系卻吸引了前啟蒙時期的哲學家。為歐洲現代思想和啟蒙精神的確立提供了藍圖和樣本。啟蒙思想家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布萊尼茨、英國的戈德史密斯等人紛紛加入推崇中國文化的陣營，掀起了席捲歐洲的“中國熱”。他們讚歎由賢明君主與文人學者構成的中國社會，甚至無神論者也找到知識支撐，非基督教的中國也可以理性、道德、秩序井然。
孔子與學生
這種“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思想領域，還體現在社會物質生活的各個方面，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大大影響了歐洲洛可可時期從裝飾、建築到繪畫的藝術風格。中國的陶瓷、絲綢、傢俱、繪畫等器物風靡歐洲，受到從市井百姓到王公大臣的普遍歡迎，人們紛紛收藏定製中國的藝術品，這一時期，歐洲的皇家園林也經常出現明顯的中國園林風格影響的痕跡。中國的哲學、藝術、用品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於創作的靈感。中國形象為他們展示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瓷器
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遇冷
18世紀末西方國家在經歷了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變革後，進入現代化高歌猛進的長足發展階段，而這個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清朝封建帝制，清政府固步自封、不思變革，而歐洲已經開始以科學的進步衡量國家歷史的優劣，以自由程度衡量文明程度的高低。1793年，英國特使以為乾隆皇帝祝壽為由，攜帶大批禮物訪華，卻因外交禮儀問題，未能達成訪問目的，使團一行人只能在北京、天津、東南沿海做了大量調查，外交接觸中，清朝官員的傲慢態度以及拒絕與英國貿易加重使團人員對中國的敵視態度。這些人回去寫了大量與以前利瑪竇他們截然不同的中國報道。
乾隆
早在17世紀下半葉就已經開始有了質疑和貶低中國的聲音，英國皇家協會的語言學家約翰·威爾金斯認為中國語言複雜難懂，意義模糊，是不完善的哲學語言，天主教及新教教徒將儒家的自然理性與無神論視若等同，指出儒家思想“不過是由一些從歷史提煉出來的簡單句子和事例組成，沒有經過人類行動與情感目的的檢驗”。英國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後，各國使團、商人、旅行家紛至沓來，爭相執筆書寫中國見聞，這時，批評清朝政府和中國社會，貶低中國政體和儒家傳統的聲音已經成為主流。
鴉片戰爭
孟德斯鳩、孔多塞、狄德羅等啟蒙哲學家與思想家對奉行儒家道德的中華帝制進行重新闡釋，中國開始淪為歐洲人眼中腐敗和退化的文明，成為西方種族主義輕蔑和侮辱的對象，受到18世紀晚期哲學家的紛紛抨擊。康德說：整個東方根本找不到哲學······美德與道德的理念從未進入過中國人的頭腦。黑格爾將中國劃歸為“沒有歷史的民族”，崇拜與禮節方面毫無品味。英國現在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更是直指中國看起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經過了幾個世紀，中國與馬可波羅出遊的時代沒有什麼區別。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上，下層人民的貧窮遠超過歐洲最窮困國家的人民。
從語言始祖走向進步對立面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歐洲展開了一場圍繞語言與人類歷史和民族性格關係的科學考證。英國語言學家威廉·瓊斯推翻了萊布尼茨、培根等思想家推崇中國語言為人類始祖語的說法，推斷出印歐語系與印度梵語具有親緣關係，讓歐洲學者的東方興趣由中國轉至印度，印度成為了語言和文明的搖籃。從科學方法的語言學角度，中國語言與“鮮活”的歐洲語言相比而言，是已經“死去的語言”。瓊斯還認為，漢字是派生語，中國思想和宗教結構近似印度，儒家思想來自於《摩奴法典》，中國人是婆羅門一個名為“支那斯”（Chinas）的部落與韃靼人雜交的後代。
摩奴法典
德國學者洪堡特對漢語與印歐語言比較後，認為漢語缺乏統一的語法規則，“不使用自反動詞，因此註定不能夠產生精準的思想。” 進而得出結論。作為象形詞形式的漢語，更為落後低等，是語言發展的原始階段。施萊格爾在其《語言的哲學》中認為漢語的書面語（文言文）艱澀難懂，而口頭語卻停留在孩提階段，極其簡單，缺乏語法規範。中國語言就這樣從最早被推崇的始祖語一落千丈。被定義為停頓、滯後的形象，成為進步、進化的對立面。一個幾乎不與歐洲西亞接觸，只按著自身發展的規律，自身發展出的文明，成為其他民族眼中複雜而難以理解的文明，也是一種文化的宿命。
以法國貴族戈賓諾為首的知識界整合大量的人類學和科學知識文學，提出種族對文化的決定論觀點。戈賓諾把中華民族歸類為雅利安人、黃種人和馬來人的混交民族，封建體制從雅利安人入侵一直維持到秦始皇統治為止，統治者中的白人血統就開始消失殆盡。戈賓諾認為人類歷史演變中，種族混交不僅於人類進化無益，白人文明會逐漸退化乃至消失。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斯賓塞認為任何不同人種混交都會阻止現代民主的進步。他支持美國限制中國移民，避免混交落後的人種。
薩伊德在《東方學》中指出，西方不同時期有關東方的著述，並不是歷史上客觀東方的再現，而是西方人“一系列慾望、壓抑、情感投射和預設”的文化構想物，是西方為了確證自我文化認同而構建出的他者。以中國為鏡，補其不足、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