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22
正如馬克思本人所說,批判哲學不是“在開始一項新的工作”。在西方哲學史的語境中,批判是蘇格拉底之後西方哲學的重要甚至首要特徵的觀點幾乎已是一個常識。蘇格拉底把批判作為對靈魂的審視,提出了“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度過”的千古名言。在18世紀啟蒙的語境中,康德首次把批判作為一切思想觀念和法權制度的公開檢驗。康德在1781年《純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說:我們的時代是真正的批判時代,一切都必須經受批判。通常,宗教憑藉其神聖性,而立法憑藉其權威,想要逃脫批判。但這樣一來,它們就激起了對自身的正當的懷疑,並無法要求人們不加偽飾的敬重,理性只會把這種尊重給予那經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開檢驗的事物。
康德三大批判出版後,風靡一時。在德國哲學語境中,自耶拿大學1787年設立批判哲學教席後,“批判哲學”成為康德哲學的代名詞,德國哲學家無不在與康德的意義上談論自己的“批判”。黑格爾敏銳地看到批判哲學的衰落傾向。他說:康德哲學出現之前,公眾還是跟得上的,哲學還喚起了一種普遍的興趣,哲學的大門是敞開的,人們對於哲學有探討的熱情,哲學是屬於一般有教養的人的。以前商人、政治家都喜歡從事哲學的探討;但現在,碰到了康德的哲學,他們學習哲學的翅膀就不能展開了。……特別是自費希特以後,很少人從事於思辨哲學的研究了。通過康德和耶可比的哲學,公眾的意見在這一點上又加強了……後來在各種詩意的和預言式的、仰望式的傾向裡,以誇大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小邏輯》第40節,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哲學作出全面批評,試圖用“思辨哲學”抵消批判哲學對公眾思維的負面影響。青年黑格爾派變本加厲地用“絕對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的名義,鼓吹“哲學家、思維著的人本身自古以來就是在歷史上佔統治地位”的唯心史觀,並把批判矛頭指向人民群眾。馬克思開始意識到他們“全部破壞性工作的結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學”,針鋒相對地重提“批判哲學”(kritischePilosophie)的概念。
1843年9月,馬克思在致盧格的信中闡述創辦《德法年鑑》的理念,結尾處寫道:我們就能用一句話表明我們雜誌的傾向:對當代的鬥爭和願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批判的哲學)。這是一項既為了世界,也為了我們的工作。它只能是聯合起來的事業。
馬克思後來的重要作品可以說都貫穿“批判哲學”的設想。早年設想用後期著作的術語表達,就是四點:
其一,批判哲學的主體是無產階級(此信中“聯合起來的事業”即哲學與無產階級的聯合);批判哲學的任務是喚醒工人階級的自覺意識(此信表述為“當代鬥爭的自我闡明[Selbstverstndigung]”);
其二,批判哲學的重要對象是意識形態(此信表述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種只要它意識就便能真正掌握的東西”);
其三,批判哲學的結果是實踐與理論的統一(此信表述為“把批判和實際鬥爭看作同一件事情”);
其四,批判哲學要求徹底性與科學性(此信表述為“這種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衝突”)。
我們必須拆除“青年馬克思”與“老年馬克思”的人為藩籬,打破“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學科界限,把“批判哲學”作為標示馬克思的品格、學說和實踐的一面旗幟。相對於康德和其他人的批判哲學,馬克思的批判哲學的特色表現為以下六個特別鮮明的性質。
01
特別迫切的時代問題
意識馬克思的批判哲學同康德的批判哲學截然有別,但與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的批判精神相一致。馬克思1842年說: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的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
馬克思在這裡指出了以時代問題的意識為導向是批判哲學的一般特徵。康德的批判哲學要回答的問題是人的自由和尊嚴,費希特批判的問題是自我的能動性和民族精神的自覺,謝林批判的問題是自我的創造性,黑格爾批判的問題是精神的自我發展和實現,費爾巴哈的問題是基督教的本質和人的本質。德國古典哲學家以問題域為中心構造各自的體系,每一個哲學家通過對前人或同時代的體系的批判證明自己體系的合理性。每一個體系的代表性格言成為代表時代精神的呼聲。比如,康德的“人為自然界立法”“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費希特的“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就會選擇什麼樣的哲學;一個哲學體系因擁有它的人的靈魂而充滿生氣”,謝林的“歷史的主要特點在於它表現了自由與必然的統一”,黑格爾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等等,都是時代的格言。
談論馬克思批判的問題域似乎是一個見仁見智、沒有答案的宏大話語;但如果用“人的異化和解放”的命題來歸總,大概不會離題。1894年,意大利的一個名叫卡內帕的社會主義者要恩格斯用一句話來概括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他說,但丁曾用“一些人統治,一些人受難”來概括舊社會,但還沒有人用一句話概括新社會。恩格斯回答說:除了用《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這句話,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每個人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馬克思和他同時代人共同思考的時代迫切問題,馬克思的回答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因為他圍繞這個問題域,對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學說和實踐進行堅持不懈、步步深入的批判,從而闡明瞭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的具體途徑。
02
特別明確的批判領域
“批判”在德國哲學的語境中,特別是康德和黑格爾的著作中,從來都有否定和肯定、拋棄和保留、排斥和吸取等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馬克思的批判哲學更是如此,馬克思的批判不是理論體系,而是創立理論的方法、途徑和工具。通過對時代問題的批判性分析,馬克思把一個問題深化為另一個問題,把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案擴展為另一個方案。每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構成馬克思批判哲學積極的、肯定性的理論觀點。
馬克思批判性的理論探索大致可分三個領域,每一個領域的批判分析特定的現實和理論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
第一個領域是政治批判。馬克思早期屬於青年黑格爾派,但從一開始就與重點批判德國宗教現狀的青年黑格爾派不同,青年馬克思在《萊茵報》期間對德國宗教的根源———德國專制的政治制度進行猛烈批判,故而通常被稱作革命民主主義者。從批判哲學的角度看,馬克思批判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政治批判。在前引1843年的信中,馬克思堅定地說:什麼也阻礙不了我們把政治批判,把明確的政治立場,因而把實際鬥爭作為我們的批判的出發點,並把批判和實際鬥爭看作同一件事情。
在《德法年鑑》時期,馬克思對青年黑格爾派的宗教批判和神學批判提出反批判,要求批判前提的根本轉變,即“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馬克思認識到,政治批判需要超越市民社會的政治解放,轉變為“使人的世界和人的關係迴歸於人自身”的“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馬克思認識到批判哲學的載體和物質力量是無產階級:“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哲學只有與無產階級聯合才能實現人的社會解放。從此,馬克思恩格斯把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用唯物史觀制定和指導工人階級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策略,評論歐洲和世界的時政,總結工人運動的經驗。
第二個領域是意識形態批判。如《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副標題所示:“對費爾巴哈、布·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以及各式各樣先知所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判”。但意識形態批判不侷限於那幾個人物的思想,而是歷史和現實的全部意識形態。馬克思說:德國唯心主義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識形態沒有任何特殊的區別。後者也同樣認為世界是受觀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決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隻有哲學家們才能理解物質世界的奧祕。
意識形態不僅是唯心史觀的虛假意識,而且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謀求階級利益的主觀訴求。唯物史觀在批判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形成、發展和豐富、體現。無論是對形形色色的假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內部各種謬誤和偏差進行不調和鬥爭,還是對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抨擊,或是對資產階級學者的理論批判,馬克思恩格斯總是揭露他們意識形態的偏見、私利或卑鄙動機。
第三個領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對古典經濟學、當代的庸俗經濟學以及普魯東的批判,馬克思按照辯證法的邏輯方法,分析政治經濟學範疇的矛盾,創立自己的經濟科學。1867年《資本論》的出版標誌著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剩餘價值學說的完成。
《資本論》代表了馬克思的最高成就,但它的證明畢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英國這個實驗室裡進行。馬克思知道,剩餘價值增值的無休止運動必定從國內市場衝向國際市場,主要從英國取得例證的剩餘價值學說在國際資本主義條件下需要進一步證明和說明。比如,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有何變化?商品的需求、生產、分工、流通和資本的利潤、貨幣在國際貿易條件下如何運行?國際資本主義對資本輸出國的經濟危機趨勢有何影響?資本主義如何改變非資本主義民族的社會進程和文化傳統?非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動和民族解放鬥爭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如何互動?唯物史觀一般原理是否符合不同民族社會形態的具體演化和發展趨勢?
1870年代之後,馬克思在未完成的《資本論》手稿中,在關於俄羅斯農業公社的通信,以及研究原始社會和東方社會的“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中,對這些問題進行批判性探索。馬克思最後十多年的思考沒有形成一部令他滿意的解決方案。但是,馬克思運用批判哲學的方法,在世界歷史的圖景中,綜合地運用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資料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的經驗材料,為唯物史觀的科學解釋,為正確理解行將到來的全球化時代的特點、趨勢和實踐,提供了種種可能性和可行的案例分析,為馬克思主義的各國的發展開拓了空間。馬克思的學說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這首先是因為馬克思哲學是批判的,批判哲學的問題是先行的,其領域是開放的。
03
特別徹底的探索過程
康德的《判斷力批判》(1790年)第40節論述“普通人類理智的準則”:1.自行思維(Denken für sich selbst);2.在每個別人的位置上思維;3.任何時候都與自己一致地思維。第一條是擺脫成見的思維方式的準則,第二條是擴展的思維方式的準則,第三條是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的準則。康德還說,這三條思維原則有遞進關係,後一條原則以前面的原則為基礎,第三條即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的原則“最難達到,也只有通過結合前兩條準則並對它們經常遵守變得熟練之後才能達到”。
康德的這三條思維準則是批判哲學的通則。馬克思把其中“最難達到”的“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的準則”表述為理論的徹底性。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在回答“德國能不能實現有原則的實踐”即“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革命的高度”的問題的語境中,提出了理論的徹底性的要求。他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這段話中“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對應於《神聖家族》中所說“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這段話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何以能夠實現思想?馬克思實際上使用了下列一個前件推理: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人的根本即人本身→理論徹底→理論說服人→理論掌握群眾→理論變成物質力量的武器→“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人的高度的革命”。批判哲學的根本是人本身,這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康德一開始就明示他的批判哲學要回答人能夠知道什麼、應當做什麼、可以希望什麼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也就認識了人本身。康德和後來的德國古典哲學家把人的根本歸結為“自我”“純思維”“精神”的活動。馬克思比任何批判哲學家都自覺把理論當作摧毀反人道、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武器,因而要比他們更加徹底地抓住人的根本。
馬克思之所以把“唯靈論即思辨唯心主義”當作危險的敵人,因為“思辨的思維把現實的人看得無限渺小”,或者“談到人的時候,指的都不是具體的東西,而是抽象的東西,即理念、精神等等”。自詡為“人的批評家”的青年黑格爾派繼承了這一傳統,“意識和自我意識變成人的唯一本質”。馬克思曾相信費爾巴哈把基督教的本質歸結為人的本質,對思辨唯心論傳統進行徹底批判,但很快發現,費爾巴哈把人的本質歸結為自然屬性是不徹底的,他沒有一個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世界觀。馬克思回顧他的這段思想歷程時說:由於費爾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國理論面前就自然而然產生了一個費爾巴哈所沒有回答的問題:人們是這樣把這些幻想“塞進自己頭腦”的?這個問題甚至為德國理論家開闢了通向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道路,這種世界觀沒有前提是絕對不行的,它根據經驗去研究現實的物質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觀。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鑑”中,即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這兩篇文章中指出了。但當時由於這一切還是用哲學詞語來表達的,所以那裡所見到的一些習慣的哲學術語,如“人的本質”“類”等等,給了德國理論家們以可乘之機去不正確地理解真實的思想過程並以為這裡的一切都不過是他們的穿舊了的理論外衣的翻新。
馬克思在《德法年鑑》階段“根據經驗去研究現實的物質前提”,但仍然借用費爾巴哈“人的本質”“類”等術語,而給思辨哲學家以可乘之機。馬克思在1844年《巴黎手稿》中,從人類勞動和勞動的異化的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及其形成的勞動者與財產私有者的社會關係,得出一個終生受益的結論: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係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因此,我們通過分析,從外化勞動這一概念,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一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一概念。從異化勞動對私有關係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並不是因為這裡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馬克思沒有停留在對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的批判性反思,而是進一步探索異化勞動的私有制所採取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規律,由此創立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對人的本質的一般定義是“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進而對人的社會關係具體地描述為這樣的社會結構: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以及經濟結構和豎立其上的政治法律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唯物史觀按照這樣的社會結構描述歷史不同時期的物質生產和精神活動的發展過程。
為了探索論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規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用社會經驗和邏輯分析,具體地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和規律,努力論證其必然導致的後果和可能的發展方向。雖然留下有待解決的問題,馬克思的批判哲學通過連續不斷、逐步深化的畢生探索,在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的階段,達到了人的本質和解放的根本。
04
特別無情的批判風格
在1843年對批判哲學的表述中,馬克思強調“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馬克思說:“所謂無情,就是說,這種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衝突。”“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指自我批判,“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衝突”指對現存既得利益的批判。馬克思以“極端的社會主義者”為例說:當批評家闡明代議制度比等級制度優越時,他實際上就接觸到一大批人的利益。批評家把代議制度從政治形式提升到普遍形式,並指出這種制度的真正的基本意義,也就迫使這些人超出自身的範圍,因為他們的勝利同時就是他們的失敗。
這些激進社會主義批判家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對等級制的批判觸及統治者的利益,他們不畏懼外部的政治壓力,在理論上佔優勢;但是,當他們滿足於代議制優越於等級制的結論,把資產階級民主代議制當作普遍的根本的社會制度,他們在理論上也就失敗了。馬克思看到“內部的困難幾乎比外部的障礙更嚴重”,不敢與自己現有的結論進行批判是教條主義態度。他說:新思潮的優點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地預見未來,而只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我們的口號必須是:意識改革不是靠教條,而是靠分析連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祕意識,不管這種意識是以宗教的形式還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現。
馬克思“靠分析連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祕意識”而把批判進行到底。青年黑格爾派揭開了德國專制制度所披戴的宗教的神祕外衣,但又把宗教和政治披上神祕的意識和自我意識。費爾巴哈揭開了宗教所披戴的天國的奧祕,但仍然“停留在理論領域內”,用“抽象的人”“感性對象”掩蓋人的“感性活動”,“重新陷入唯心主義”。在與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徹底決裂,創立了唯物史觀之後,馬克思又從分析“商品的神祕性質”入手,創立了剩餘價值學說。
馬克思以知行合一的態度踐履自己的理論承諾,他既不害怕德國和西歐反動勢力政治迫害和造謠汙衊,以及貧困交加等外部障礙,更不放棄對自己相信的已有結論或在同一陣營中流行的觀點的批判。在多數場合,他的批判首先針對周圍的人的觀點,這些人當中有的曾是他的朋友,如鮑威爾、盧格、普魯東、拉薩爾。恩格斯說:“馬克思和我,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鬥爭比其他任何人都多”。馬克思恩格斯對過去的朋友和同道的批判嚴厲得似乎“不近人情”,這裡沒有什麼個人恩怨。既然他們的意識形態無理,休怪馬克思的批判無情。
即使對待像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樣對馬克思哲學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刻影響的哲學家,馬克思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言簡意賅,每一條都打中費爾巴哈和舊唯物主義共有的要害,從而一舉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哲學根基。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態度走了一段“之”字形的道路。黑格爾是馬克思進入哲學殿堂的引路人,黑格爾闡述的自由意志的“客觀精神”是馬克思在《萊茵報》上表達的自由思想的推力。有感於黑格爾法哲學的理論與普魯士專制的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筆記中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祕主義,以及掩蓋、調和矛盾的國家哲學,進行了尖銳激烈的批判。但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未能完成,因為他沒有觸及黑格爾所有權和市民社會學說的核心。在隨後的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發現了黑格爾辯證法“神祕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黑格爾的否定、揚棄、勞動、異化和自然等概念中,幫助馬克思捋清了市民社會中人與自然、人與物、個人與社會、工人與資產者關係的本質。在1859年全面表述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間接承認了對黑格爾法哲學對自己思想成熟的積極啟發: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分析……這個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在撰寫《資本論》的過程中,馬克思承認黑格爾的《邏輯學》“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幫了我的大忙”。《資本論》出版後,德國評論家攻擊它是“黑格爾的詭辯”。在1872年第二版“跋”中,馬克思對自己批判和吸收黑格爾辯證法的一生做了“蓋棺論定”式的總結:將近30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祕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一卷時,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憤澈的、自負的、平庸的模仿者們,卻已高興地像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鬆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做一條“死狗”了。因此,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祕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祕外殼中的合理內核。文中“30年以前”顯然指1843年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的批判,在寫《資本論》時馬克思系統地、熟練地運用黑格爾《邏輯學》的邏輯範疇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成為當之無愧的黑格爾學生。
05
特別嚴格的自我批評
馬克思的批判不僅是針對他人,更多的是無情的自我批判。馬克思說,他和恩格斯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目的“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通過對自己過去思想的徹底清算,馬克思得以在該書中第一次表述唯物史觀的原理。他風趣地說:“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寧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生涯從1844年到逝世前夕,長達四十多年,他留下的100多本經濟學筆記,見證了這個“思想實驗室”裡的內心狂瀾。MAGA2專家尤根·羅楊介紹說:我們傾向於把馬克思的工作看作是持續終生的、未完成的研究過程,而正是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筆記———記錄了那一過程。馬克思的摘錄筆記表現出他廣闊的研究範圍,其中包括大量不同的領域,如法學、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技術、農業、化學、地質學、物理學、數學和民族學。……有時,馬克思逐字逐句地抄寫相關的段落。他也常常用自己的話來概述冗長的段落,並把他的母語———德語,同英語、法語、俄語的表達混合起來……有時,他則更明確地中斷摘錄,代之以自己的評論。此外,他的筆記還包括著提綱、計劃以及初稿,這些都可以表明他打算如何運用相關資料,他的計劃將走向何方。基於這一原因,他的筆記也可以為從未實現的計劃提供信息。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所以是未竟的探索,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對待自己理論一絲不苟的嚴苛。恩格斯說:馬克思在公佈他的經濟學方面的偉大發現以前,是以多麼無比認真的態度,以多麼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力求使這些偉大發現達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使他的論述很少能夠做到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適應他的由於不斷進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擴大的眼界。
馬克思寫作和發表《資本論》第一卷的過程是他的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的明證。早在1851年6月27日,馬克思寫信給魏德邁:從早晨九點到晚上七點,我通常在英國博物館裡。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雖然竭盡一切力量,還是不能在六到八個星期內結束這一工作。……民主派“頭腦簡單的人們”靠“從天上”掉下來的靈感,當然不需要下這樣的工夫。這些幸運兒為什麼要用鑽研經濟和歷史資料來折磨自己呢?
馬克思用經驗的嚴格檢驗標準證偽各種學說,對自己的理論也不例外。他在1856年預言:1857年底將會爆發一場大的金融危機,這一次事情具有以前從未有過的全歐規模,我不認為我們還能長久地在這裡當旁觀者。甚至我終於又找到了住宅並弄回了自己的書這一點也使我相信,“動員”我們的人的日子不遠了。
正如馬克思預計的那樣,1857年發生資本主義歷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馬克思和恩格斯興奮地交流經濟危機的信息。1857年12月9日,他告訴恩格斯:我現在發狂似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問題搞清楚。
1858年2月22日寫信給拉薩爾說,表達了他在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過程中盼望即將到來的世界風暴驗證他尚未完成的理論的複雜心情:是在外部的鬥爭接受考驗,還是在書齋裡平靜地寫作?這是一個矛盾。馬克思寫道:最近幾個月來我都在進行最後的加工,但是進展緩慢,因為多年來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些題目,一旦想最後清算它們,總是又出現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慮。我預感到,在我進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後的今天,當我能夠動筆的時候,也許會受到外部暴風雨般的運動的妨礙。這沒有關係。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關心這類東西,那顯然是我自己的過錯。最近的將來將是一個風暴的時代。假如我只是從自己的個人愛好出發,我也許會希望這種表面上的寧靜再繼續幾年。無論如何,這是從事科學工作的最好的時候。
1862年4月28日在寫給拉薩爾信中談到1861—1863年手稿的寫作情況:至於我的書,沒有兩個月是完不成的。……我還有這樣一個特點:要是每隔一個月重看自己所寫的一些東西,就會感到不滿意,於是又得全部改寫。無論如何,這部著作不會因此而受到什麼損失。1866年2月13日,馬克思告訴恩格斯:(《資本論》)手稿雖已完成,但它現在的篇幅十分龐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連你在內都不能編纂出版。我正好於1月1日開始謄寫和潤色,工作進展得非常順利,因為經過這麼長的產痛以後,我自然樂意於舔淨這孩子。但是癰又出現了,以致直到現在工作也沒有取得更多的進展,而事實上只能對已經按計劃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實而已。
1865年8月5日,馬克思問恩格斯,是把《資本論》“一部分手稿謄寫清楚寄給出版社,還是先把這個著作完成?由於許多原因,我寧願選擇後者”。這引起恩格斯的疑慮:“好像你又碰到一個意外的轉折點,可能使一切都拖延到不知哪一天去。”恩格斯催促馬克思儘快刊印《資本論》第一卷,他1866年2月10日致信馬克思:在目前情況下,大陸可能發生迅速的變化……當事變驚動我們的時候,你即使已經寫完了你的書的最後幾章,然而卻未能把第一卷付印,那有什麼用處呢?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1873年一場持續5年的經濟危機在美國和德國爆發,並波及英國。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並未如同馬克思恩格斯預計的那樣崩潰;相反,資本主義世界進入了30年的和平發展期,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持續增長,國民總產值翻番。面對與《資本論》第一卷結論不盡符合的新形勢,馬克思思考新的問題。1879年4月10日馬克思寫信給丹尼爾遜說,即使《資本論》第二卷因為德國政治制度而不能出版,他也不會感到驚奇和氣憤,“其原因在於”,他說:在英國目前的工業危機還沒有達到頂峰之前,我決不出版第二卷。因此,必須注視目前事件的進程,直到它們完全成熟,然後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我的意思是“理論上”。
馬克思不但擱置《資本論》第二卷的出版和第三卷的寫作,而且計劃對第一卷進行較大修改。1881年12月15日,馬克思寫信給丹尼爾遜談到計劃對《資本論》第三版要作的修改:無論如何,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對第三版只作儘量少的修改和補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將要求他這一次只印一千冊,而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印三千冊。將來作為第三版的這一千冊售完的時候,我也許能夠對該書作出目前如換一種情況本來要作的那些修改。
馬克思未能實現對《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作出修改和補充的願望。我們也不曉得他要作的“如換一種情況本來要作的那些修改”究竟多麼重要,但從馬克思後期筆記涉及的問題來看,資本主義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和殖民地民族產生的經濟基礎變化和相應的社會變革,將成為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發展的新課題。
06
特別犀利的批判文風
無論在哪一個階段,思考什麼領域的問題,馬克思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胸襟坦白地表明鮮明的、不妥協的立場;他不在思辨玄想中製造問題,而是直面實際問題的實踐解決;他的寫作沒有思想庸人時常玩弄的貌似深刻、實質上一團糊塗的文字遊戲,有的只是尖銳犀利、直指要害的論戰;他不費心堆砌體系,而務求理論的徹底性。他的批判嚴於律己,拒絕平庸。
人們可以不贊同他的觀點,但很難不承認馬克思的批判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魅力。比如,自由主義者伊賽克·柏林抱著不友善的態度寫《馬克思傳》,但也不得不承認:就氣質而言,他是一個理論家,一個知識分子,本能地避免直接接觸人民大眾,而他的全部生活卻致力於研究人民大眾的利益……他大部分的經濟學說,是在對工人的演講中首先表達出來的。在這些情況下,他的講解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透徹簡練的典範。但他的寫作卻是緩慢而痛苦的,正如有時發生在敏捷而多產的思想家身上那樣,寫作難以配合得上自己思想的速度,並且即刻又不得不準備和一種新的學說交流,對每一種可能產生的異議都預加防範。知識分子華而不實和情感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愚鈍不化和自鳴得意同樣令他厭惡。在他看來,前者似乎往往是毫無目標的饒舌胡吹,遠離現實,無論其是真誠的還是虛假的,都一樣令人討厭;後者根本就是虛偽,自欺欺人,由於著迷於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對時代的突出的社會特徵視而不見。儘管按其意圖是訴諸理性,他的語言卻是先驅者預言家式的,與其說是以人類的名義,不如說是以普通法則的名義發出的,他所致力的不是拯救,也不是改善,而是警告和譴責,是顯示真理,以及首先是駁斥謬誤。“我將摧毀,我將建設”,普魯東寫在他的一本著作前的題詞,更為貼切地描繪了馬克思對自己被賦予的任務所持的觀念。
這些話比較逼真地呈現了馬克思批判的思想、寫作和語詞的特殊文風。在我看來,第一段比較適用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段比較適用於意識形態批判,而第三段比較適用於馬克思畢生致力的政治批判。伊賽克·柏林借用普魯東的先知格言描繪馬克思的使命,他不知道馬克思本人的表達更加理性:我們必須徹底揭露舊世界,並積極建立新世界。
來源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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